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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工作是出版一个油印的纯文艺的旬刊，名字也就叫做《文艺突击》。这个旬刊第一号已经编好，决于二十日以前出版。大家的意思要请你题一个报眉，大小是文艺突击。希望能马上替我们挥成。你近来很忙，如果有从前的文艺作品愿意给《文艺突击》，这将使我们如何兴奋！而且也将使不久以后的每一个读者如何兴奋！此致挚爱的敬礼！一个抗大工作者奚定怀9月17日。”
毛泽东在当天就接到这封信，并立即在附去的宣纸上挥就了三幅“文艺突击”，还在原信右上端批复：“写了几个字，不知可用否？”大家接到批复和报眉后，备受鼓舞，很快就出版了《文艺突击》创刊号。
在《文艺突击》出版之后，为了进一步发展群众性的大众文艺活动，抗大、马列学院等一些青年文学爱好者又自发组织了山脉文学社。这个组织的名称，是根据毛泽东开展敌后游击战的思想而来的。1938年5月，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指出：“山地建立根据地之有利是人人明白的，已经建立或正在建立或准备建立的长白山、五台山、太行山、泰山、燕山、茅山等根据地都是。这些根据地将是抗日游击战争最能长期支持的场所，是抗日战争的重要堡垒。”由此可见，山脉文学社，正是受此启发而产生的。山脉文学社成立之后，即着手编辑《山脉文学》。创刊号稿子编得差不多的时候，大家又想请毛泽东题写刊头。这样由奚定怀以山脉文学社的名义，于1938年10月20日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日前，我们给你一信，请你题‘山脉文学’四字。大概因为你近来事情非常之忙，所以没有动手来办这件事吧？近期之内，我们就准备把‘山脉文学’编出来，望你能替我们题下四个字‘山脉文学’。你一定支持我们吧！”
当时正值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召开期间，毛泽东的确十分忙碌，但仍于数日之后的1938年10月27日，题写了三个“山脉文学”的刊名，这三款竖行题字是写在来信的信尾空白处的。毛泽东又在来信的上面横行批了几句重要的话：“写下几个字，不知可用否？名称似以‘山头文学’为好。”这个批语完全是用商讨的口气，可惜当时这些革命青年文学爱好者还不理解它的重要含义，只是觉得毛主席很忙，既然已经题为“山脉文学”，不宜再去要求重题，所以就没有改动。后来当他们读到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其中有一段话说：“大众文化，实质上就是提高农民文化。抗日战争，实质上就是农民战争。现在是‘上山主义’的时候。大家开会、办事、上课、出报、著书、演剧，都在山头上，实质上都是为的农民。”这时候大家才领悟，毛主席是号召大家到山头上去，山头文学的方向，也就是革命的、战斗的大众文学的方向。这样理解，当然“山头文学”要比“山脉文学”更好些，因为它更通俗、更彻底、更为广大群众所接受。
后来，由于印刷条件未获解决，《山脉文学》未能出版，而是改出了油印的《山脉诗歌》。这样，便出现了“山脉诗歌社”。而山脉文学社的活动则持续到1940年9月。
1938年9月14日至27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实际上是六届六中全会的预备会议。在14日的会议上，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意见：认为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和困难的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明确指出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要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问题，领导机关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
在24日会议上，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他指出，共产国际的指示是这次政治局会议成功的保证，同时又是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和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指导原则，指示的最主要点是强调党内团结。毛泽东分析了武汉即将失陷后的形势，指出抗日战争将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相持阶段，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他论证了统一战线中统一同斗争的辩证关系。由于国共合作是对立阶级的政党的合作，所以斗争是严重的、不可避免的，具体表现是国民党顽固分子的磨擦和共产党的反磨擦。统一战线中统一是基本的原则，要贯彻到一切地方、一切工作中，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不能忘记统一；同时不能不辅助之以斗争的原则，因为斗争正是为了统一，没有斗争不能巩固与发展统一战线。在27日，也即最后一天会议上，毛泽东再次发言，指出这次政治局会议取得了伟大的成功，从而可以保证六届六中全会的成功，并建议在六中全会通过一个中央工作规则。这次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的议程，决定由毛泽东代表中央向全会作政治报告。
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桥儿沟召开。参加会议的中央委员和党中央各部门、全国各地区的领导干部共53人，是党的六大以来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全会。
9月29日，六届六中全会开幕，毛泽东被推选为全会主席团成员，并在会上宣布全会议事日程。会上，六中全会主席团决定，以毛泽东名义写信给蒋介石。信中说：“敝党中央六次全会，一致认为抗战形势有渐渐进入一新阶段之趋势。此阶段之特点，将是一方面更加困难，然又一方面必更加进步，而其任务在于团结全民，巩固与扩大抗日阵线，坚持持久战争，动员新生力量，克服困难，准备反攻。”毛泽东的这封信，由周恩来在10月4日当面交给蒋介石。
10月12日下午，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六中全会作政治报告，题目是《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13日下午，14日下午和晚上，继续报告。报告分八个部分：一、五中全会到六中全会；二、抗战15个月的总结；三、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四、全民族的当前紧急任务；五、长期抗战与长期合作；六、中国反侵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运动；七、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八、党的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指出，在敌占武汉、广州后，必达一个战略进攻的终点，抗日战争将过渡到一个新阶段——战略相持阶段。在抗日战争的新阶段中，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必须以一种新的姿态出现，这种新姿态就是战线的广大的发展与高度的巩固。国共两党要以长期合作支持长期战争，以至合作建国。报告还提出要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强调全党要普遍地深入地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反对教条主义。毛泽东的这个报告，以《论新阶段》为题，发表在1938年11月25日出版的《解放》第五十七期上。其中第七部分编入建国后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二卷，题仍为《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
11月5日下午，毛泽东在会上作结论报告。6日下午，继续作结论报告。讲了五个问题：第一，六中全会的成功。这次会议总结了抗日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全部经验，科学地分析和估计了抗日战争的形势，规定了党的方针和任务。这次会议是一个好的会议，是党的历史上少有的，讨论的问题多，态度认真。我们党奋斗了17年，空前地进步了，党已能够更灵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第二，广州、武汉失守后的形势。在敌强我弱形势没有发生决定性变化的条件下，广州、武汉的放弃是正确的。这种战略退却虽一时表现了有利于敌而不利于我，但从整个形势看表现了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我们保存了实力，敌人的兵力更分散了。日军占领上海等地时是一鼓作气，占领武汉后它的力量就再而衰了，其战略进攻接近顶点，这是相持局面快要到来的象征。在相持阶段中，我方作战形式以游击战为主，运动战为辅。敌后游击战争应分为两大区域，在已经大大发展了游击战争的区域，应大力加以巩固；在没有充分发展或正在发展游击战争的区域，应迅速地广大地发展游击战争。所以，应当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和华南。第三，民族统一战线的长期性。为了长期合作，统一战线中的各党派实行互助互让是必须的，但应该是积极的，不是消极的。用长期合作支持长期战争，就是说使阶级斗争服从于今天抗日的民族斗争，这是统一战线的根本原则。在此原则下，保存党派和阶级的独立性，保存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否则就是将合作变成了混一，必然牺牲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是不对的，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第四，战争和战略问题。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革命的特点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游击战争在全战争中占着一个重要的战略地位，没有游击战争，忽视游击队和游击军的建设，忽视游击战的研究和指导，也将不能战胜日本。第五，其他问题。结论报告的第三、第四部分，建国后分别以《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与《战争和战略问题》为题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11月6日，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报告通过了《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等重要文件。同日，全会闭幕。
六届六中全会批准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基本上克服了抗战初期王明右倾错误，统一了全党的思想、推动了党的各项工作迅速发展。
1938年12月1日，毛泽东应邀在抗大第四期一、三、四大队15个队毕业典礼上讲话。他说：早几天有几个同学哭脸，武汉、广州失掉了，因为不愿意地方失掉，爱国，这个哭脸是好的，那些汉奸才不会掉泪哩。但我们要知道今天失掉个把城市是不要紧的，因为我们是长期战争，那些城市总归要失掉的。今天还有长沙、南昌，西安也差不多了，它要来，有什么办法呢？我们就是打下去！要打多少年？五年还是六年我们不算数目，问问日本帝国主义要多少年？我们总归打下去，一直到胡子白了，于是把枪交给儿子，儿子的胡子又白了，再把枪交给孙子，孙子再交给孙子的儿子，再交给孙子的孙子……总要打下去。日本帝国主义倒不倒？不倒也差不多了。中国古时候有个故事，有一个老头子他要搬山，因为一座山挡在他家的门口，讨厌得很，所以要搬掉它；他的儿子也跟着他挖。他的隔壁也有一个老头子，说：“你要搬掉这个山，真是太笨了。”他回答说：“你才是太笨哩。你想想，我现在来搬这个山，我搬不完还有儿子，儿子搬不完，还有儿子的儿子，还有儿子的孙子……我的儿子是不断的，是生的，是长的，然而山却是不长的。”……我们要走下去，不半路上开小差，不像张国焘半路上忽然不见了。……我们将来要永远以革命的面目相见。现在我们就订一个条约：不开小差，坚持长期斗争，长期学习，不怕艰苦，与我们的朋友长期合作下去，我们一定要建立一个自由幸福的新中国！
与国民党军邓宝珊部互通情报
1938年12月5日，毛泽东写信给国民党军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信中说：“近日敌侵西北之消息又有传闻，谅尊处早已得悉。不论迟早，敌攻西北之计划是要来的，因之准备不可或疏。高明如兄，谅有同情。”特嘱八路军留守兵团绥德警备区司令员陈奇涵向邓报告防务，并送去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决议、宣言等。当时邓宝珊部驻在榆林。我方获得的关于日军以及蒋介石顽固派在政治、军事方面的新动向情报，特别是关系到榆林的，都及时与邓宝珊通气。我党中央和边区政府的施政纲领，重大决策，也尽快地将主要精神告诉他们，以增强了解。这种关系是5月邓宝珊与毛泽东第一次见面后，逐渐建立起来的。
5月的一天，邓宝珊一行事先没有通知，突然途经延安，准备停留一下悄悄通过。毛泽东得知消息后，立即指示一定要予邓宝珊一行以热情的欢迎与优待，要想办法把他们留下来多住几天。盛情之下，邓宝珊不再推辞，答应当天不走，和中共党政军领导人见面。第二天一早，毛泽东同萧劲光等来到邓宝珊的住处，他们一见如故，谈得很融洽。接着毛泽东请邓宝珊等吃午饭。席间毛泽东与邓宝珊谈笑风生。毛泽东说：西北军的将领许多是爱国的，有与我党合作的民主革命的传统。现在国共重新合作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建立起来，只要我们共同坚持下去，并巩固发展下去，一定能够打败日本侵略者。邓先生在榆林，我们一定能合作得更好。邓宝珊也表示很有信心，他说：这是孙中山先生的遗愿，也是全国民众的共同要求。毛主席和周恩来先生在双十二事变中坚持和平解决的方针，促成了两党重新和好，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是深得人心的。从此总理生前的愿望，有实现的希望了。谈话中，毛泽东亲自挽留邓宝珊多住几天，到延安各处去参观、指导。邓宝珊被毛泽东的真挚情谊所感动，欣然决定改变计划，多住几天再走。结果邓宝珊在延安整整待了一个星期，到毛泽东的住处拜访了毛泽东，参观了抗大、陕北公学等学校，出席文艺晚会和群众大会，与其他党政军领导人也进行了交往。
邓宝珊自从与毛泽东这一次初交后，每次到西安、重庆去开会，途经延安时，都要逗留几天乃至旬日。每次来，都受到毛泽东等的优厚款待。从此，毛泽东与邓宝珊的信使往来和礼品互赠也频繁起来。
杨令德是《大公报》记者，“七七”事变后，驻榆林从事采访工作。1938年初，杨令德将其外甥袁尘影送到延安入陕北公学学习，没想到结业后因误会被拘押。杨令德当即给西北局的高岗和陕北公学校长成仿吾写信，同时也给毛泽东写信，请求释放袁尘影。
1938年12月14日，毛泽东复信杨令德：“先生两信均收到了，因开六中全会，久稽奉复，至以为歉！但袁尘影兄早嘱高岗同志令经手机关释放，谅已获悉。此事不但我不知，高岗、仿吾亦均不知。经手机关根据晋西北材料，遽尔如此处置，甚为抱歉！尔后此间有何缺陷，倘有所闻，尚祈见告，俾资改进，不胜盼祷！”
当时，杨令德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情给毛泽东写信的，觉得能得到毛泽东吩咐秘书给回个字，就是喜出望外了。毛泽东对于一个普普通通的新闻记者给他的信，竟是这样重视，亲笔作复，令杨令德非常感动。他马上提笔又写一信向毛泽东致谢。
1939年1月22日，毛泽东再次复信杨令德：“十二月二十四日，大示敬悉。令甥被屈事，能邀先生谅解，为之欣慰。如先生高兴来延安一游，甚表欢迎。此致抗战敬礼！”
杨令德一连得到毛泽东两封亲笔信，而且这两封亲笔信写得那样谦虚、诚挚，真使他万分钦佩和感激。杨令德先生认为，这是他终身感念的殊荣。
1943年6月，杨令德作为秘书随邓宝珊将军由榆林南下重庆，途经延安，停留一周。毛泽东在杨家岭大礼堂设宴招待邓宝珊一行。入席前，当邓宝珊介绍杨令德给毛泽东握手时，毛泽东以惊人的记忆马上想起四五年前的事，亲切地说：“噢，杨先生，我们还通过信呢。”
1939年1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建立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问题。毛泽东在发言中指出：六中全会后边区工作要有一个推动，要从边区议会做起，使边区能应付困难环境，造成对外有好的影响，因此边区议会要开。国民党攻击我们立异，我们为实行民主制度必须立异，否则不能表示我们的进步。议会名称仍用参议会好。边区问题解决必须坚持下列原则：（一）边区事情由我们办；（二）保证民主制度。
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于1月17日至2月4日在延安召开，毛泽东有三次重要讲话。第一次是在1月17日的开幕会上。毛泽东指出：边区是全中国的一个部分，但这里有些新的东西，如民权主义，别的地方很少，民生主义，别的地方根本没有，这就是边区和其他地方的不同之处。现在全国坚持抗战，开参政会等等，在实行着三民主义，我们边区的参议会也是其一。抗战一定要有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是相互配合的，没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就不能实行民族主义，抗战就不会胜利。边区的进步，主要的表现在民主，而这民主又是苏维埃在现阶段的发展物，现在各阶级，工农商学兵各界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