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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边区的进步，主要的表现在民主，而这民主又是苏维埃在现阶段的发展物，现在各阶级，工农商学兵各界都可参加参议会。大事一定有人反对的，坏事有人反对，好事也有人反对的，那末怎样断定事之好坏呢？看问题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标准，这标准就是：凡是日本帝国主义、汉奸所反对的，那一定是好事。因之，我们要努力的干。
第二次是在1月18日的下午，毛泽东作关于目前政治形势的报告。他说：武汉失守了，但还没有进到敌我相持的新阶段，而是敌攻我守与敌我相持两个阶段中间的过渡时期。完成这个过渡需要三个条件：中国坚持持久抗战并增强抗日力量；敌人困难的增长；国际上更多的援助。共产党的任务，是要坚持抗战，巩固与扩大统一战线。八路军、新四军的任务，主要是在敌后拖“牛尾巴”，配合国民党军队的正面作战。陕甘宁边区要成为抗战的堡垒，民主的模范。
第三次是在2月4日的闭幕会上。毛泽东在讲话中驳斥国民党鼓吹的“一个主义”、“一个党”的谬论，批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所确定的反共、溶共方针，指出：“一个主义”论者，现在不对，过去也是不对。过去皇帝时代尚有几种信仰，现在“民国”时代反而没有，那简直是放屁。至于“一个党”，也是不对。有不同阶级，不同主义，当然有各党各派。过去有人唱一个歌，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这话说得相当对。所以“一个主义”、“一个党”这种话就应该取消，如果他再要讲，我们就要驳他。讲到溶化，应当溶化的是那些顽固分子，那些“发国难财”、“吃磨擦饭”的人，为国为民的共产党是绝对不能溶化的！
为《陕甘宁边区实录》的出版
《陕甘宁边区实录》一书初稿是由毛泽东办公室秘书长李六如和秘书和培元共同撰写的。陕甘宁边区准备出版这本书，向全国特别是国统区人民介绍陕甘宁边区的情况。
1939年1月22日，毛泽东给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厅长周扬写信。信中说：这本书“我全未看。因关系边区对外宣传甚大，不应轻率出版，必须内容形式都弄妥当方能出版。现请你全权负责修正此书，如你觉须全般改造，则全般改造之。虽甚劳你，意义是大的，最好于二月十五日前完稿，二月底能出书。”
后来，这本书因修改，于12月由延安解放社出版，毛泽东亲自为此书题写了书名并题词：“边区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是实施三民主义最彻底的地方。”
1939年2月的一天晚上，毛泽东会见美国合众社记者罗伯特？马丁，谈了两个多小时，当时请抗大校部交际科的吴青做翻译，马丁作了英文记录。事后马丁根据记录用英文写了毛主席的谈话要点43条，再由吴青译成中文，经毛泽东的秘书和培元交毛泽东审阅。
毛泽东说：中国需要民主才能坚持抗战，不单需要一个民选的议会，并且需要一个民选的政府。实行民主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并且必须减轻人民负担，减税减租，减利率，使人民乐业，努力生产。
毛泽东说：日本现在有骑虎难下之势，准备继续进攻西安等地。估计抗战第一阶段将结束在西安的失守，第二阶段是日军困驻于城镇的时期，第三阶段是驱逐日军出中国的时期。游击战争将继续发展，为驱逐日寇到城市里去，汉口、上海、南京、北平等地，让他在那里住上三年到七年。他们不得食、不能通商，那时把他们赶回东京去。
在谈到中国共产党纲领时，毛泽东说：共产党今日的纲领与三民主义没有基本上的冲突，但有不同点，废除私有财产制，是国共两党纲领的基本异点。到中国走上社会主义，如果那时英、美、法等国仍然是资本主义国家，如果这些国家不来打中国的话，那末，中国政府将对外来投资及外人在中国财产给以保障（付以代价）。中共在中国实行的纲领，是根据中国的需要，而不是共产国际对中共的统治。
1939年1月25日，毛泽东出席在延安举办的陕甘宁边区农产品展览会并讲话。他说：今天开边区农产品展览大会，意义是很大的。现在跟日本帝国主义打仗，需要多方面的努力，前方要有将士的英勇抗战，而这些将士们要饭吃，要衣穿，这就要依赖后方努力生产来解决。边区在过去生产运动已有了一些成绩，这次农展会就是成绩的代表。前方努力打仗，后方努力生产，打下去，一定可以打垮日本的。在我们边区，不仅老百姓要如此做，其他如学校、党政机关及部队都要参加生产运动。1939年开始的时候，就开这次大会，全边区的各机关学校部队和200万老百姓大家联合起来，全体动员，为完成生产任务而斗争。
第二天，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讨论了生产运动。毛泽东在发言中指出三点：一、准备工作。现在到春耕还有两个月，要雷厉风行地不失时机地进行准备工作。二、进行生产动员。在2月1、2、3日进行生产动员，分配生产任务，各机关学校等单位组织生产委员会。三、总的生产委员会以林伯渠为主任。
2月2日，中共中央召开延安党政军生产动员大会。李富春在会上作题为《加紧生产，坚持抗战》的报告。毛泽东、张闻天、王明等出席大会并演讲。毛泽东指出：今天开生产动员大会，意义是很大的。要继续抗战，就需要动员全中国的人力物力。陕甘宁边区有200万居民，还有4万脱离生产的工作人员，要解决这204万人的穿衣吃饭问题，就要进行生产运动。这4万人在过去，不知道怎样生产，也没有工夫生产，而事实上也不必要生产。在中央苏区，各机关粮食多得很，因而也不必要工作人员去生产；同时，那时候的环境是非常紧张的，处在包围战争的环境中，各机关工作都很忙，部队在战斗中；再则，那时也没有经验，不知道怎样来生产。现在不同了，现在是处在新的抗日战争的环境中，又在历史所造成的落后经济的陕北，显然的，经济是较困难了。因此，就要自己来解决生活问题。现在虽同样是战争的环境，但这与过去是不同的；各机关的工作虽然一样很忙，但在新的环境，即在国内和平、对外战争的环境中，工作忙的程度也有些不同。讲到经验，现在也有了。去年留守兵团部分地进行了生产运动，他们日常生活改善了。冬天解决了鞋袜问题，过去有部队的战士们冻足冻手，现在这种现象消灭了，这也是进行生产之功。所以无论部队机关，这种生产运动必须开展起来。大家种菜喂猪，办合作社，进行一场伟大的经济战线上的斗争。
在日本帝国主义的诱降政策下，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于1938年12月18日潜逃越南河内。29日，汪精卫发表公开叛国投敌的“艳电”。1939年1月21日至30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五届五中全会，会议虽然声言仍要“坚持抗战到底”，但确定了“溶共”、“防共”、“反共”的方针，原则通过《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决定设置防共委员会，严密限制共产党和一切进步力量的言论与行动。国民党方面还大登张国焘的文章，广播张君劢的文章，鼓吹“一个党”，“一个主义”的谬论，利用二张攻击共产党。与此同时，各地磨擦事件增加。毛泽东在1月12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提出，对于磨擦问题，我们的原则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1939年2月5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作题为《反对投降主义》的讲话，指出：讲要不要共产党的问题，国民党方面说要把共产党溶化，共产党方面也有人说国民党与共产党没有区别，所以不要共产党，因这两方面的意思有些相近，都不要共产党，所以拿到一块儿讲。要达到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目的，中心任务就是要巩固和扩大民族统一战线。要巩固统一战线就要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反对关门主义与投降主义。国民党要溶化我们，我们就被溶化了吗？不能，绝对不能，那是投降主义。二中全会提出反对关门主义的同时又提出反对投降主义。统一与斗争是统一战线的原则问题；统一是统一战线的第一个基本原则；斗争是统一战线的不可缺少的原则，这点不能忘记的。现在国民党采取防共政策，要从政治上组织上瓦解共产党。我们的原则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要记取陈独秀投降主义使大革命遭受失败的教训，反对政治上的软弱症，使自己的力量增强起来，才能巩固与扩大民族统一战线，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会见印度援华医疗队
印度援华医疗队由五位大夫组成，即爱德、卓克、柯棣尼斯（柯棣华）、巴苏和木克吉。他们受印度国大党的派遣，来华帮助抗日战争。
1939年2月12日，医疗队到达延安。2月14日，毛泽东出席为印度援华医疗队到达延安举行的欢迎晚会。
2月15日，毛泽东在杨家岭住处会见印度援华医疗队全体成员。毛泽东首先代表中国人民感谢印度国民大会和印度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所给予的同情和支持；并回顾了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印传统友谊，指出这种友谊在目前团结反帝的斗争中达到了新的高峰，医疗队来到中国，传布了人民团结反帝的精神。在谈到甘地时，毛泽东表示他不赞成甘地的“非暴力抵抗”思想，并以中国历史为例，强调以革命暴力反对反革命暴力的必要性。谈话后，宾主共进午餐。进餐时，毛泽东说：我们吃的是小米，拿的是步枪，却满怀信心要战胜日本强大的武装。
3月18日，爱德、柯棣尼斯、巴苏被派往离延安35华里的拐医院工作，卓克、木克吉去张村驿卫校。后卓克回印度，木克吉患病，爱德等三人要求去前线。9月26日，毛泽东邀请医疗队的三位大夫去延安赴宴，并告诉他们：印度国大党已通过决议，反对德、意、日法西斯侵略战争。10月29日，爱德等三位大夫又到杨家岭看望毛泽东，再次要求去前线。在他们强烈要求下，决定派他们去晋东南八路军总部工作。医疗队于12月到达王家峪八路军总部，受到朱德总司令的热情欢迎。
1939年1月，聂荣臻写了一份关于晋察冀初创时期的情况报告，涉及的内容比较多，约有10万字。其中着重叙述了晋察冀边区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的情况。
毛泽东接到这个报告，读后觉得很好，决定把这个报告单独成书出版，亲自为它题写了书名：《抗日模范根据地——晋察冀边区》。3月2日，毛泽东还为这本书写序言。序言说：“晋察冀边区是华北抗战的堡垒”，“那里实行了互相联结不可分离的三民主义”。“唤起民众就是要实行民权民生主义，否则无从唤起，尤其是民权主义，真如大旱望云，一刻不可或缓”。“聂荣臻同志的这个小册子，有凭有据地述说了该区一年半如何实行三民主义与如何坚持游击战争的经验，不但足以击破汉奸及应声虫们的胡说，而且足以成为各地如何实行三民主义，如何唤起民众以密切配合抗战的模范”。
3月18日，毛泽东致信聂荣臻：“你著的书及送我的一本照片，还有你的信，均收到。这些都是十分宝贵的东西。书准备在延安重庆两处出版（我与王主任各作一序），照片正传观各同志。望努力奋斗、加深研究，写出更多的新作品。”
与马洪三问三题
1939年春，一天毛泽东到马列学院作《中国革命战争与战略问题》的报告。他因为早到了一会儿，就先到二班支部办公室休息。毛泽东一坐下来就问当时任二班党支部书记的马洪，学员们的思想、学习、生活等情况怎样。马洪一一回答后，毛泽东便很关切地问到马洪的年龄和经历，特别问到他的兴趣和爱好。马洪在回答了毛泽东的提问后便提出请毛泽东给二班支部题词。毛泽东很高兴地答应了，因为他在谈话中听马洪说很爱看报，于是就挥笔写下四个有力的大字：“看报有益”，并签上了毛泽东的名字。
毛泽东放下笔又与马洪谈学习。马洪说他从小读书少，文化不高，现在特别喜欢看书。毛泽东听了非常高兴，马上又挥笔写下“读书是好的。毛泽东”。
谈话继续进行。毛泽东接着问马洪留校工作的感想和学院工作的情况，马洪一一作了回答，毛泽东听了比较满意，他第三次提笔写下一幅“工作着是美好的”题词。
作报告的时间到了，马洪恋恋不舍地把毛泽东送出二班支部办公室来到讲台前，心情久久难以平静。
之后，马洪把三帧墨宝张贴在支部办公室，以勉励支部全体同志，因为他知道这是毛泽东对全体学员的关怀和希望。
国民精神总动员的政治方向
1939年3月11日，国民党在国防最高委员会下设立精神总动员会，由蒋介石任会长，并公布《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3月22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听取林伯渠关于一届三次国民参政会的报告。林伯渠在报告中说：蒋介石提出的精神总动员，不少内容是对付共产党的，企图在理论上与我党斗争。毛泽东的《论新阶段》在上海印了12万份，共产党的各种书籍在外面销售很快，国民党表示害怕。
4月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听取罗瑞卿关于抗大工作检查的报告。毛泽东在发言中提出，抗大今后教育要注意人格的教育和人格的陶冶，人格的教育即思想意识的锻炼。
4月2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讨论国民党提出的国民精神总动员问题。毛泽东发言指出：要用国民党提出的国民精神总动员在陕甘宁边区发动一个大的运动，反对纷纭错杂思想与贪生怕死等，说明只要国民党抗日，我们就能服从。中央书记处作出一个提纲，从5月1日到30日进行边区的大动员，动员反对反共，反对不民主，反对妥协，最重要的一点是强调反对反共。
中共中央在4月5日和4月27日先后发出两次指示，指出国民精神总动员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是抗日的，这是基本的；另一方面是防共的，我们要经过这一精神总动员的形式，支持、运用和发展其中积极的东西，对其抗日方面予以支持，批评其中包含的缺点，对其反共反人民方面予以抵制，揭露其压制人民抗日力量的企图，使这一动员成为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抗战，开展群众运动，要求民主的武器。
5月1日，延安各界三万人于南门外广场举行国民精神总动员及纪念五一劳动节大会，毛泽东在大会上发表题为《国民精神总动员的政治方向》的讲演。他指出，反对汉奸，拥护抗战，集中力量，集中意志，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把我们中国在危难中挽救过来，改造过来，变成一个新中国，就是今天开会的意义。凡利于抗战的，我们就要做，就要拥护；凡属妨碍打胜仗的，妨碍抗战的，就不要做，就要反对。汪派、托派、捣乱分子的活动，顽固分子和阴谋家的活动，我们统统要反对。我们民族历来有一种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要把它发扬起来。共产党历来更提倡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在抗战中间就要纠正一切不利于抗战的错误思想。这种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与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不能脱离的，没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就不能激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没有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也就不能执行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为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毛泽东于1939年4月下旬撰写《五四运动》一文。这篇文章首先发表在5月1日出版的《解放》第七十期上，建国后，以原题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文章指出：“二十年前的五四运动，表现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今天的抗日战争是其发展的又一个新的阶段，也是最伟大、最生动、最活跃的一个阶段。”“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然而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五四运动到现在已有了二十周年，抗日战争也快两周年了。全国的青年和文化界对于民主革命和抗日战争负有大的责任。我希望他们认识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动力，把自己的工作和工农民众结合起来，到工农民众中去，变为工农民众的宣传者和组织者。全国民众奋起之日，就是抗日战争胜利之时。全国青年们，努力啊！”
5月4日，毛泽东出席在抗大第五大队坪场举行的延安青年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大会，作关于青年运动的政治方向的演讲。这篇演讲稿在建国后，以《青年运动的方向》为题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毛泽东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