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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诺第一次访问延安是在1936年7月至10月。1939年9月，斯诺又来到陕北，在陕北第二次见到了毛泽东。9月24日，毛泽东邀请斯诺到家里做客，进行长谈，回答斯诺提出的问题。谈到陕甘宁边区，毛泽东说：从西安事变起，特别是从1937年行政院正式批准给予陕甘宁边区政府合法地位的法案时起，蒋介石先生就承认了边区政府。至于到现在还没有发表，还没有委任边区的官吏，这只是证明行政院办事未免太迟缓，中国政府的官僚主义作风实在太严重，要改变一下才好。谈到国民政府的阶级基础，毛泽东说：现在的国民政府，主要的还是地主与资本家的代表。作为抗战的政府，它的基础主要地应该放在也将不得不放在中等阶级与广大的农民之上。谈到中国革命，毛泽东说：中国革命有两篇文章，上篇和下篇：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一道进行民族民主革命，这是文章的上篇，我们现在正在做这一篇文章，并且一定要做好这一篇文章。但是，文章还有一篇，就是它的下篇，就是无产阶级领导农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一篇文章，我们也是一定要做的，并且也一定要做好的。不过，文章的上篇如果不做好，下篇是没有法子着手做的。谈到共产党对工农的领导，毛泽东说：可以分为政治上的领导和组织上的领导两方面。像在陕甘宁边区和在华北八路军游击区，这些地方的工人农民，共产党不但在政治上领导着，而且在组织上也领导了。其他区域，凡是赞成共产党的主张，他们就是接受了共产党的政治上的领导。如果组织起来了，那么，也已有了组织上的领导。谈到抗日与民主，毛泽东说：现在的中国，是一个不民主的国家，自抗战开始以来，国民政府在民主民生政策方面，至今还没有什么变化。抗日而没有民主，是不能胜利的，抗日与民主是一件事的两方面。有一些人，赞成抗日，而反对民主，这种人，实际上是不愿意抗日胜利的，是要引导抗日到失败的人。毛泽东还和斯诺谈了欧战爆发后的国际形势及政治格局。
9月29日，毛泽东设宴欢迎国民党军骑兵第二军军长何柱国、斯诺和苏联朋友等。宴会后，毛泽东又陪同他们出席延安各界在中央大礼堂举行的欢迎晚会。他在欢迎会上说：今天开这样盛大的晚会，热烈欢迎中国的、外国的许多朋友和来宾。国内的团结，再加上国际的团结，日本帝国主义一定会打倒的。毛泽东在介绍斯诺时说，1936年斯诺先生第一个到陕北苏区来。这次重来边区，我们热烈欢迎他。美国是一个大民族，人民大众是反对帝国主义，同情被压迫民族解放的。“斯诺先生是站在人民大众方面的，他是共产党的好朋友。希望经过斯诺先生，使中美两大民族亲密携手，帮助中国人民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1939年10月4日，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共产党人》创刊。这个刊物共出了19期，于1941年8月停刊。毛泽东为创刊号写了发刊词。建国后，以《〈共产党人〉发刊词》为题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毛泽东在发刊词中首先指出，中共中央创办《共产党人》的目的是，为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而起推动作用。毛泽东总结了18年来党的建设的丰富经验，指出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中国民主革命过程中的两个基本特点。党的建设的过程，就是在这个特殊的情况下进行的。党的失败和胜利，党的后退和前进，党的缩小和扩大，党的发展和巩固，都不能不联系于党同资产阶级的关系和党同武装斗争的关系。毛泽东由此得出结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是中国革命的三个基本问题。并阐明了三大法宝之间的关系，指出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基本问题及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
1939年11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通过《中央关于深入群众工作的决定》。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毛泽东发言指出：党有很大的发展，党与群众有好的联系，但党内也有脱离群众的现象。许多共产党员不知道脱离群众是一种罪恶。毛泽东指示这个决定必须阐明：一、党要进一步地依靠群众。当前克服投降危险更需要发动群众。二、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群众工作，要与国民党左派人士联合，要有步骤并要有长期深远的计划。要以群众工作的好坏作为判断党的工作好坏的主要条件。三、在八路军新四军活动区域的群众工作，要实行减租减息、减税，废除高利贷；群众团体要坚持照顾最大多数及发扬民主的原则；军队的政委和政治机关要帮助地方群众工作。四、群众工作是克服投降危险的决定性条件。
本日，政治局会议通过了这个决定。决定包括了毛泽东指示的四点，强调共产党必须进一步依靠群众，必须深入群众工作，才能克服投降与反共危险；才能在投降与反共危险没有克服以致发生突然事变时，使党与抗战避免意外的损失。
为刘岘木刻作品题词
刘岘原名王之兑，1915年生于河南省兰封（今兰考）县。1933年夏考入上海美专学习，同年10月发起成立无名木刻社，并开始了和鲁迅的交往。他常将自己的作品寄给鲁迅请他指教，鲁迅曾给他写过17封信，对其木刻作品予以认真的评述。1938年，刘岘投身新四军彭雪枫部。1939年调往延安鲁艺任木刻教授。这一时期，刘岘除教学外，创作热情极为高涨，在短短的几个月中，就创作了数十幅新作。他把这些作品手拓，贴在马兰草纸上，装订数册，分别呈送中共中央领导同志阅赏。
11月末，毛泽东阅后挥笔为刘岘木刻题词：“我不懂木刻的道理，但我喜欢看木刻。刘岘同志来边区时间不久，已有许多作品，希望继续努力，为创造中华民族的新艺术而奋斗。”这幅题词由鲁艺副院长赵毅敏转交刘岘。
1939年12月，毛泽东主持撰写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第一章、第二章定稿。这两章于1940年春先后在《共产党人》第四期和第五期上发表。建国后，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这本书原是由毛泽东主持和其他同志参加合作写的一个课本，原计划共写三章。第一章《中国社会》，是由其他同志起草，经过毛泽东修改的。第二章《中国革命》，是毛泽东自己写的。第三章准备写《党的建设》，因担任写作的同志没有完稿而停止。
第一章着重分析了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点和主要矛盾。毛泽东指出：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根据。第二章，毛泽东首先回顾了近百年来的革命运动，接着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和前途，指出：中国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日本武力侵入中国以后，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则是日本帝国主义和勾结日本公开投降或准备投降的一切汉奸和反动派。中国革命在现阶段的任务是对外推翻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的民族革命和对内推翻封建地主压迫的民主革命，而最主要的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无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最基本的动力，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是无产阶级可靠的同盟军，民族资产阶级则是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的同盟军。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它不同于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即一方面替资本主义扫清道路，另一方面又替社会主义创造前提的革命。中国革命的全部结果是：一方面有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另一方面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发展。而在当时环境的有利条件下，使其实现社会主义的前途更具有极大的可能性。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并在适当时候将其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上去，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全部革命任务。只有认清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联系和区别，才能正确领导中国革命。
1940年下半年，毛泽东根据反对第一次反共高潮的经验和当时的形势，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第二章作了重要修改，这些修改又对《新民主主义论》的一些观点作了重要的发展。
当时干部教育教材来源：一是翻译苏联的书；二是自己编写，最早编了一本教材题为《共产主义与中国共产党》。后来由毛泽东主持，几个同志合作撰写《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本书一共计划写三章，第一章《中国社会》，是由其他同志起草，经过毛泽东修改审定的。第二章《中国革命》，是毛泽东亲自写的。第三章《党的建设》，由李维汉等一些同志分头起草。
李维汉起草第三章中的两节，他把这两节的草稿送毛主席审读。第一节里说到共产党和群众的关系，李维汉说好比鱼和水的关系。毛泽东看到此处，作了一句顶批：“水可以没有鱼，鱼不能没有水”，进一步阐明党绝对不能脱离群众的深刻道理。李维汉知道后，很受教育和启发，以后他在讲课时多次讲到毛泽东的这条批语。第三章的第二节是写民主集中制。后来，因情况变化写作中止了，第三章未完全写完，所以《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只有两章。
1939年12月，诗人刘御给毛泽东写信，说“您在六届六次会上所倡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虽然是针对马列主义的学习与宣传而提出的，但我觉得，在文艺创作上也完全适用。我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解而在诗歌创作中进行尝试的，不知道我这样的看法和做法是否得当。”为了便于毛泽东了解情况，刘御还把他当时写的诗寄给毛泽东看。
12月，毛泽东很快写来回信，说：信和习作均收到，迟复为歉。你的努力，很好很对。优秀的民族，大抵是千百年来群众的集体创作。多中要有些好的。诗歌以押韵为宜，无韵的诗歌，难于行运。抗战是大同，形式上风格上的差别是小异，凡小异而大同者均应兼容并包。
1939年12月3日，阎锡山部在永和附近袭击决死队第二纵队，破坏永和、石楼等地抗日民主政权及“牺盟会”等抗日群众团体，杀害洪洞县、蒲县县长及位于隰县的八路军晋西独立支队后方医院的伤病员，制造了晋西事变。
12月6日，毛泽东同王稼祥就晋西事变和我们的方针，急电朱德、左权、彭德怀、八路军晋西独立支队等，指出：“晋西南阎部新旧两军已发生严重武装冲突，表现着山西旧派投降日寇的表面化，其性质是对抗日的叛变。”“反新军反抗日的武装叛变可能在晋西南、晋西北再扩大化。”我们的方针是：“速即通知进步分子，立刻警惕，准备坚决应付事变。对叛军进攻绝不让步，坚决有力地给予还击，并立即由新派提出反对叛军口号，但不要反对阎”。“在新军内迅速巩固党的领导，不可靠者断然撤换”。“八路本身严加警戒，以防意外，并应给新军以鼓励、掩护和支持”。“晋西北晋西南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我们绝不能放弃”。
12月9日，为防止和对付晋西北武装冲突，毛泽东在给贺龙、关向应、李井泉的电报中提出要加强晋西北的政治领导，调李井泉任晋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统一地方党和军队的领导。
同一天，毛泽东同王稼祥再致电八路军总部、第120师、第129师、晋西独立支队等，补充说明对晋西事变的估计和我们的方针。电报指出：阎锡山发动晋西事变，其目的在向我们示威，取得我们让步，以便他能确实掌握晋西南、晋西北两区，压倒新派和我们的力量，以准备实行投降时的比较有利阵地。但目前阎本人对实行投降与公开反共，似尚未下最后决心。整个说来，现时局是布置投降的时期，未至实行投降的时期。电报强调晋西南、晋西北两区为华北与西北间之枢纽，必须掌握在抗战派手里。我们的方针是坚决反击阎之进攻，力争抗战派的胜利。应利用阎尚未下最后投降决心时机和旧派之间的矛盾。要估计新军可能打些败仗，发生叛变，并要准备打些败仗与一部分叛变。新军中、政权中、牺盟中的统一与决心第一要紧，一切真正不稳分子，必须开除出去。
在晋西事变发生的同时，阎部第七集团军总司令赵承绶采取威胁利诱、分化瓦解等手段，阴谋策动决死队第四纵队中部分反动军官发动叛乱。为此，决死队第四纵队在组织上采取果断措施，于12月13日，逮捕了阴谋暴乱的军官，从而粉碎了赵承绶破坏新军的阴谋。12月12日，毛泽东同王稼祥致电中共晋西北区委书记赵林，八路军120师358旅旅长彭绍辉、政委罗贵波等，指出：“你们对巩固四纵队的方针是根本妥当的，望坚决执行之”。“如果你们能够不失时机而方法又很恰当又很适宜地去巩固四纵队，则晋西北阵地就基本上巩固了，最好是能避免武装冲突，又能巩固四纵队”。电报还指示要经常与决死队第四纵队政委雷任民、新军暂编第一师师长续范亭联系。他们办法较多，要同他们多商量、讨论。要使雷任民能够直接指挥四纵队，号召四纵队的党员及新派团结在雷任民的周围，没有领导中心是不能胜利的。
12月23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这次的冲突，是新旧两派斗争的生死决斗问题，须严重注意，但不是短期能解决的。国民党自六中全会以后以军事反共为主了，与过去以政治溶共为主不同。我们对付的方针是反磨擦，但方法要灵活。现在新军虽然打了两次胜仗，但局面还很严重，要准备长期斗争。我们要提倡坚决顽强性。我们对陕甘宁边区须采取坚决争取的方针，一尺一寸也不放松。有磨擦也可以教育我们，实际上使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联系起来。
1938年3月底，毛泽东在延安凤凰山的窑洞里会见了加拿大胸外科专家白求恩大夫。4月，白求恩东渡黄河，前往晋察冀边区。他带着战地医疗队转战多个战场，冒着枪林弹雨，在极端艰难的环境中抢救了成千上万的伤病员，培养了大批的革命医疗战士，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白求恩在前线，曾多次给毛泽东写信，汇报他的工作情况，对医疗工作提出不少建议。毛泽东也非常关心白求恩的工作和生活。毛泽东在给晋察冀边区聂荣臻司令员的电报中指示：“请每月付白求恩一百元。白求恩报告称松岩口医院建设需款。请令该院照其计划执行。同意任白求恩为军区卫生顾问。对其意见、能力完全信任。一切请视伤员需要斟酌办理。”白求恩很感谢毛泽东对他的关心，他在复电中说：“我自己不需要钱。因为衣食等一切均已供给。该款若系由加拿大或美国汇给我私人的，请留作烟草费，专供伤员购买烟叶及纸烟之用。……”
1939年11月12日，白求恩在医治伤员时被感染，在河北定县不幸逝世。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仍怀着崇敬的心情，想念着毛泽东。他握着周围同志的手说：“请转告毛主席，感谢他和中国共产党给我的帮助。我相信，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中国人民一定会获得解放。”
毛泽东得知白求恩牺牲的消息后，非常悲痛。12月1日为延安各界追悼白求恩的大会，亲笔写了挽词：“学习白求恩同志的国际精神，学习他的牺牲精神，责任心与工作热忱。”12月21日，毛泽东为八路军政治部、卫生部于1940年出版的《诺尔曼？白求恩纪念册》撰写《学习白求恩》一文（建国后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时，题目改为《纪念白求恩》），高度赞扬了白求恩的共产主义、国际主义精神，号召每一个共产党员向他学习。毛泽东指出：“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