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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将领、东北挺进军总司令马占山，于1939年冬离重庆返回防地。途经甘泉时，马占山下车打猎，不料猎枪炸裂，伤了左手指，拇指炸飞，中指折断，血流如注。随从急忙把不省人事的马占山送往延安医院急救。延安立即组织抢救，使马占山安全脱险。毛泽东知道了立即前去看望，他对马占山说：我看你伤势很重，大夫医药，延安完全给你想办法，不会误了你的伤。接着又风趣地说：过几天你就回榆林吧，你是世界知名人士，万一死在延安，蒋介石会大作文章，给我带来洗不掉的污点。马占山也笑着说：不要紧，我死不了。毛泽东说：日本侵略军必定以失败告终。不过伪满地区还有其精锐部队，免不了要负隅顽抗，未来收复东北，要你搭个过渡桥。说到目前的投降危机，马占山说，投降很困难，但中国没有武装民众不能决定问题。
12月22日，毛泽东设宴欢迎马占山到延安。宴会后，毛泽东陪同马占山出席延安各界在中央大礼堂举行的欢迎晚会。在晚会上毛泽东说：今天开会欢迎始终如一抗战到底的马占山将军。中国古代社会即是欢迎有始有终的人，一直到今天都是这样，半途而废的人不被人所欢迎。抗日是一件大事，要始终如一，抗战到底。现在有些投降派，半途而废，他们是虎头蛇尾。我们要和马将军一道，和全国抗战的人一道，抗战到底。
马占山在延安住了两周多，伤势见好，已能活动，就在延安几位医生护士的护送下返回榆林。事后，马占山向毛泽东等写了表示感谢的信。
1941年9月，马占山的新兵队开入八路军防地，八路军误以为胡宗南部队进攻了，就包围缴了新兵先头部队约700人的枪。不久，毛泽东致电马占山表示歉意，大意是纯系误会，希即派员来接。马占山派人将新兵全部接回，枪支弹药完整无损。毛泽东还特地送了七八斤延安土产糖带给马占山。马占山复电毛泽东说：接兵部队已如期安全到达陕北防地哈拉寨，承你赐赠糖果和新兵过延安时期有劳关怀之处，在这里一并表示感谢，顺祝你健康愉快。
1939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新中华报》上发表向该报记者驳斥国民党军某战区司令长官部通报所散布的谣言。该通报称：“据报，毛泽东已由新疆返延安，在本月五日向其所属各负责人报告，李立三率领七百三十人，内有俄人及苏联飞机多架，将乘反攻敌人之际夺取中央政权，以兰州为中国之莫斯科”等语。毛泽东驳斥说：这种消息是日本人造的，怎样由中国的战区司令部发出来，未免奇怪。我又“由新疆返延安”了，可是我还没有准备去新疆。一切想挑动国共分裂准备投降日寇的人，造作了千百件情报，但这一件是最拙劣的。“夺取中央政权”，好大题目！明明是夺取边区，还在今年7月就把边区的旬邑夺取了，近日又夺取了边区的镇原、宁县两城，飞机大炮全使用上来了。据闻还要夺取边区的庆阳、合水、淳化、富县，打下夺取延安的基础。前面是日本人大块地夺取中国国土，后面是中国人小块地夺取陕甘宁边区。边区总共只有23县，现在剩下了20县，通通夺取干净也抵不上被日本人夺去的几分之一，然而总可谓勇敢矣。你们报馆里应作点文章，劝劝那些勇敢的先生们，叫他们稍为收敛一点，不要太横行霸道了，有勇敢到日本人面前献去，在内窝子里显劲，过去已有经验，到底显不出什么结果来的。
自晋西事变发生以后，毛泽东一直担心晋西北的领导问题。1939年12月9日，曾指派李井泉立即离开大青山支队，到晋西北加强政治领导。
1940年1月5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令贺龙、关向应直接负责晋西北对阎锡山旧军作战的指挥。同日，毛泽东同王稼祥致电告知聂荣臻、彭真、贺龙、关向应即赴晋西北指挥，晋西北关系全局，“吕梁山已失，靠夺取晋西北作战略枢纽”。
贺龙、关向应接到命令后，即率120师师部及主力五个团于2月2日至8日分批返回晋西北。120师主力返回晋西北，保证了晋西北斗争的胜利和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
自1939年4月至12月，国民党顽固派在陕甘宁边区制造了两次陇东事件。第二次陇东事件，国民党军胡宗南部出动3000余人，袭击八路军驻宁县、镇原城的770团，杀伤干部战士300余人，夺占宁县、镇原两城。为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团结抗战的罪行，12月下旬，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萧劲光致电蒋介石等，呼吁停止进攻边区，恢复团结，勿使事态扩大。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通电全国，反对枪口对内，进攻边区。同时陇东地区军民对国民党的进攻展开反击，打击了顽固势力，恢复了陇东大部地区。
毛泽东在这场斗争中非常重视以萧劲光名义发出的每封电报，这些电文多是通过毛泽东修改或是重新起草的。毛泽东在修改电文时，多次加了这样一些话：“边区二十三县范围为蒋委员长所指定”，我军“对于原定二十三县并未越出雷池一步”。
在修改萧劲光给蒋介石等人的一份通电中，毛泽东反复推敲，最后改写成这样一段话：“目前日寇以一师团之众大举西犯，柳林、军渡相继失守，我河防部队正尽一切力量，予以痛击，连日战斗甚为激烈。大敌当前，覆舟堪惧，后方纷争，实属不宜再有。苟一方拼死杀敌于前，他方复乘机争夺于后，则不啻以刃资敌，前途危险，何堪设想！？”
在修改萧劲光致程潜、朱绍良的一份电文时，毛泽东加了“据闻一切行动均系根据新颁处理共党问题方案，下级不过照此方案执行而已”。
在萧劲光致程潜的一份电文中，毛泽东写道：“镇宁两城虽被袭占，无辜官兵虽被牺牲，下级人员虽极愤慨，然劲光至今未增一兵，无非体钧座之意旨，本团结之大义，力求和平解决之道”。“职意公平处理，撤兵为先，进占镇宁两城之兵不撤，即无以示诚意而服人心。专员钟竞成实为肇祸之主谋，庆父不死，鲁难未已，施以撤惩，出自钧裁”。
经过一番交涉、斗争，双方均派出代表进行谈判。党中央和毛泽东决定选派陕甘宁边区副议长谢觉哉为代表同国民党进行谈判。1940年1月8日，毛泽东同王稼祥、萧劲光写信给谢觉哉，关于谈判条件：“（甲）陇东六县（环县、庆阳、合水、宁县、正宁、镇原）属边区二十三县范围，地方行政应即全部移交边区管辖，杜绝一切纠纷之源；（乙）边区及八路军保证不向六县境外越出一步；（丙）在上列两条基本原则下具体解决彼方从六县撤退军队保安队行政机关及此次纠纷中双方交换俘虏等事；（丁）如彼方不愿照此解决，则我只能承认双方停止冲突，暂维现状，交换俘虏，其他问题，由双方中央解决。”
谈判是在陇东西峰镇进行的，从1月中旬开始，持续到2月间，最后没有得到积极成果，只达成了像毛泽东在信中最后一条所说的“暂维现状，由双方中央解决”的协议。
1940年1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山西新旧军的磨擦问题。毛泽东在发言中指出，我们对山西新旧军的磨擦问题，采取强硬的方针是对的。我们反磨擦的方针，一方面在军事上我军占优势的区域要取攻势；另一方面在理论上也要采取攻势，批判资产阶级专政，说明它的不好，使顽固派孤立。毛泽东为此提议边区文协代表大会发表一个宣言，驳斥叶青等的错误言论。
叶青，原名任卓宣，中国共产党的叛徒。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先后主办《抗战向导》、《时代思潮》等刊物，写了一些小册子，搞所谓“三民主义研究及三民主义文化运动”，反对中国共产党，反对共产主义。毛泽东在1939年8月的一次政治局会议就批评叶青的三民主义和平转变论是错误的，指出三民主义本身不能发展到社会主义，有必要公开宣传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相同点和不同点。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就是在此背景下产生的。
毛泽东除指示要开展理论攻势外，也注意了采用宣传攻势。1月5日，他同王稼祥致电朱德、彭德怀、杨尚昆等，指示他们即日着手以牺盟会负责人的名义，写一本晋东南7县惨杀记，内容记载1939年12月8日至26日，国民党军第八集团军总司令孙楚奉阎锡山之命率独立第八旅进攻决死队第一、第三纵队，并破坏晋东南地区沁水、阳城、晋城、高平、陵川、壶关、长治等7县抗日民主政权，杀害共产党员及其他进步分子500余人的经过。书成后广发本地及西安、重庆，并送一本来延安。
阎锡山在1939年的秋林会议上曾暗示部下：“天要下雨，要赶快备雨伞，一落人后，就要吃大亏。”意思是国民党政府快要对日妥协了，山西要赶快做投降的准备。
1940年1月11日，毛泽东在致彭德怀的电报中说：目前国内的政治形势“还不是全国下雨之时，在全国任务还是组织进步力量，力争中间阶层，击破大资产阶级的动摇与反动，这种可能性现在还未丧失。目前最严重的问题，是阎锡山的反动，他就是目前大资产阶级中最反动的部分。他的阴谋十分恶毒，他已封锁了吕梁山与中条山。我们的对策，以贺关力量首先夺取晋西北的全部，至少是大部，以晋东南力量巩固晋东南未失阵地，争回已失阵地之一部，打开一条通洛阳的路十分要紧。然后由贺关与晋东南各出一部，向吕梁山攻击，至少恢复原有陈支队阵地及一条交通线，打通延水关。如果此时阎锡山愿意讲和（还未丧失此种可能），则让他占领吕梁山的大部，我只占一小部及一条交通线就此罢手，否则战事难免扩大”。
前一天，即1月10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上指出：目前国内时局，由于八路军的反磨擦斗争，汪精卫准备上台和日苏接近，有好转的可能。南方工作要加紧争取中产阶级，争取时局好转。毛泽东强调：争取中产阶级的工作大有文章可做。
同一天，毛泽东致电八路军驻山西办事处处长王世英，指出：“（甲）国共分裂之谣不可信，这是汉奸放的空气。（乙）你应对外表示八路拥护阎长官抗日建国一如往昔，但希望旧军停止进攻新军，双方和解，以利抗日。”
1940年1月9日，毛泽东出席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作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长篇演讲。这篇演讲，经过修改、补充而成文，于1月15日完稿，2月15日在延安出版的《中国文化》创刊号上发表，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2月20日出版的《解放》第九十八、九十九期合刊也刊载了这篇文章，题目改为《新民主主义论》，文内各部分加上了小标题。建国后，《新民主主义论》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毛泽东在文章中分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的特点及其基本矛盾后指出：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任何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就不再属于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范畴，而是属于新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即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也即新民主主义革命。它按其社会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但又是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扫清更广阔的道路。因此，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历史进程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本质特点的论述，揭穿了国民党顽固派宣扬“基马尔主义”的阴谋，也打破了民族资产阶级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幻想。毛泽东还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纲领，勾画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蓝图，指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国体是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是民主集中制。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实行“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国营经济“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但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一定要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其具体内涵就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1939年年底，毛泽东曾致信吴玉章，请吴阅读待发表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文，并提出修改意见。
1940年1月21日，毛泽东写信给周扬：“文章虽算写好了，但还待汇集意见加以最后修改，还得两三天才能将最后修正稿交你付印，累你等得太久了！现送上初稿一份，请加审阅、指正、批示，并退我为盼！”
1月23日，毛泽东又写信给周扬：“我的感冒还未好，字还要等两天才能写好送来。兹先将文章送上，请付印，清样打好后，请给我自己校对一次。你对此有何意见，仍请阅示，以便校对时修改。前送上的那一份，仍请退还。”
1956年3月14日，毛泽东在会见外宾的一次谈话中，针对《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从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的观点说：“《新民主主义论》初稿写到一半时，中国近百年历史前八十年是一阶段，后二十年是一阶段的看法，才逐渐明确起来，因此重新写起，经过反复修改才定了稿。”
1958年9月2日，毛泽东在同巴西记者马罗金和杜特列夫人谈话时，对《新民主主义论》中的一个观点作了修正。这个观点是：处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任何英雄好汉，要就是站在帝国主义战线方面，变为世界反革命力量的一部分；要就是站在反帝国主义战线方面，变为世界革命力量的一部分。二者必居其一，其他的道路是没有的。毛泽东指出：事实上，这种观点只适合于一部分国家。对于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却不通用，它们是民族主义国家。拉丁美洲也有许多这样的国家。这些国家既不站在帝国主义的一边，也不站在社会主义的一边，而站在中立的立场，不参加双方的集团，这是适合于它们现时情况的。
1940年1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在讨论1940年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问题时，毛泽东发言指出：我党过去的财经工作是有成绩的，特别是中央苏区。没有财政经济工作所造成的物质基础，要战胜敌人是不可能的。毛泽东发言阐述了财经工作中必要与可能、统一与独立、自力更生与争取外援、经济生产运动的政治与经济的意义等问题。毛泽东说：在一定意义上，没有经济工作人员便没有饭吃，所以总务处长是第一个英雄。他还说：对边区的公粮征收，要注意积蓄力量，不要一次征光，羊毛不能一次抽光了。动员人力也要如此。
3月22日下午，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秘书处召集的中央直属机关学校在职财政经济及各种技术工作干部会议，并在当天的晚会上作演讲，说召开这次会议，是向埋头苦干与艰苦奋斗的财经工作干部、技术工作干部表示慰问和敬意。
毛泽东非常担心各根据地财政经济工作还没有做好。4月11日，他在给彭德怀的电报中说：全国18个根据地工作，最差最无秩序最未上轨道的是财政经济工作，许多重要工作都接受了苏维埃时期的教训，独财经工作至今没有接受过去的教训，如不速加注意，必遭破产之祸。
1940年1月，项英主持召开东南局和新四军军分会联席会议，决定新四军在遇急变时向浙闽方向发展，并把这个情况报告中央。1月5日，毛泽东起草中共中央书记处致项英电，指出：“（甲）如遇急变不能向北，当然只有向南，你的决心是对的。（乙）陈毅仍应力争江北。（丙）蒋介石投降还不是马上的事，你们还来得及准备，但是内部秘密准备，不要露形迹。（丁）努力争取一切军队的同情者。（戊）一切自力更生，不要靠任何外援。”
毛泽东只同意在遇急变不能向北，只能向南的情况下，皖南的新四军向南，但陈毅部队必须力争江北。1月29日，毛泽东同王稼祥在致项英、叶挺的电报中，即明确提出：“你们主要出路在江北，虽已失去良机，但仍非力争江北不可。”“须秘密准备多数渡口，为紧急时用。”
为保证中央路线在新四军的贯彻实行，3月19日，毛泽东起草了同王稼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