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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2日，毛泽东同王稼祥电示朱德、彭德怀：同意武安、涉县由卫立煌派县长，向卫再让一步。目前应力争八路军和中央军的和好团结。并嘱朱总能否与卫立煌一晤。同一天，毛泽东起草致朱德电报，告以见卫立煌谈话中心，在于强调团结抗战，缓和中央军中一部分顽固派的反共空气，向他们声明，只要中央军不打八路军，八路军决不打中央军。同一天，毛泽东还起草了致陈光、罗荣桓、彭雪枫、刘少奇等的电报，指出：当地方实力派进攻时，八路军、新四军应在不防害自己根本利益条件下，先让一步，求得妥协；当他们不顾一切向我进攻，防害我之根本利益时，应对其一部进行坚决打击，作为警告，然后求得妥协。只有中间派转变成了坚决的不可变化的顽固派，才采取完全决裂、彻底消灭的政策。毛泽东强调：国民党中央军来进攻时，八路军、新四军也应同样采取上述方针，决不能把中央军看成都是顽固派。
1940年4月9日，项英在致毛泽东的电报中，答复毛泽东4月3日来电询问皖南部队是否已做好应付突然事变的准备的问题。项英说，对袭击已有相当准备，但损失不可免。关于突围方向，项英说：“向南，为黄山、天［目］山，纯石山，人少粮缺；靠江，则须经过敌友之间，极不利；渡江，绝对不可能，敌在长江封锁更严，江北桂军已密布江边。”“向东，某方已有布置，须冲过两道封锁，经过几次战斗，才能与陈支会合。到苏南，地区不利，处在敌友夹击，地区狭小。只有在广德、宁国一带坚持，继续战斗。”
4月21日，陈毅、粟裕等致电中共中央，建议皖南部队东移苏南，电报说：“苏南为解决人、枪、款良好地区。皖南则地形好，为向苏浙赣发展战略要点。但目前坚持力量不够，应先放弃皖南，集中全力发展苏南，直到海边。”
4月2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项英、陈毅并告刘少奇、张云逸，指出：“皖南军部以移苏南为宜。”毛泽东在4月29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就目前应采取上山还是下山的问题说，现在一切偏僻地方都成为国民党的地区，我们不要上山，而要下水，深入敌后活动。
4月28日，陈毅致电毛泽东、王稼祥，建议皖南、苏南新四军合并，认为“合则两利，否则两面孤军，而且目前主要发展方向是向苏南”，“军部东移领导力量增强，干部加多，且可控制主力在手中以应付事变，并提高质量，故为比较稳当政策”。
5月4日，毛泽东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起草中央关于在抗日战争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对东南局及新四军的指示，强调应坚决执行中央多次提出的方针，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发展，不受国民党的限制，独立自主地放手扩大军队，坚决地建立根据地。
5月5日，毛泽东起草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新四军兵力部署问题致项英、陈毅电，指出：一、同意新四军军部、后方机关及皖南主力移至苏南，但皖南阵地仍须坚持并发展。二、新四军一、二、三支队主力的主要发展方向不是在溧阳、溧水、郎溪、广德等靠近中央军的地区，而是在苏南、苏北广大敌人后方直至海边的数十县，尤其是长江以北的地区。三、应在吴淞口至南京之间及芜湖以西长江两岸控制多数渡口，务不使被切断渡江交通。四、速令叶飞在长江北岸扩大部队，建立政权。
但是项英对速移苏南的部署犹豫不决，6月12日，项英在致中共中央的电中说：“军部移动已停滞。如自加移动，因由皖［南］至苏南中间地区在两河之间，彼方军队已布置，须两日半行程才能通过，加以这段地区地方工作最差，很可能为彼方借词进攻。这一带作战极不利，故目前只有作待机移动。”这样，中央关于皖南新四军速移苏南的部署被拖下来了，一直没有落实。
国民党军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于1940年4月间多次提出要江北新四军全部南调，并要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到上饶谈判。4月中旬，袁、顾谈判开始。4月14日，项英向中共中央提出将江北新四军全部南调的意见。16日，中央军委复电项英，指出江北部队不应南调，应配合八路军向苏北发展。同日，项英又致电中共中央：“袁到上饶正求缓和，以我估计，江北部队不南调，冲突仍不免，全国局势日益恶化，我主张将近调之叶张两团（指叶飞领导的新四军第一支队原第六团和张道庸领导的新四军第二支队原第四团）全部急返江南，以应大事变。”20日，中共中央又致电项英，指出：蒋介石、顾祝同的阴谋是想把新四军江北、江南部队全部集中到苏南敌后狭小区域，隔断八路军与新四军之联系，尔后在适当时机消灭新四军。同时还强调指出：皖北、皖东、淮南、苏北是我军在全国最重要的战略地区之一，是击败蒋介石把八路军、新四军全部困在敌后，消灭新四军之阴谋的重要斗争地区。因此，在与顾祝同的谈判中，绝对不能答允四、五支队和叶、张两团南调。叶、张两团及苏北部队均暂归中原局指挥，调动应依照中央的电令。至于江南部队如何部署，可视情况自行决定。
为使项英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毛泽东于5月4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给东南局的关于在抗日战争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指示（简称“五四”指示，建国后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时，题目改为《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指示强调指出：在一切敌后地区和战争区域，应强调同一性，不应强调特殊性，否则就会是绝大的错误。不论在华北、华中或华南，不论在江北或江南，不论在平原地区、山岳地区或湖沼地区，也不论是八路军、新四军或华南游击队，虽然各有特殊性，但均有同一性，即均有敌人，均在抗战。因此，我们均能够发展，均应该发展。所谓发展，就是不受国民党的限制，独立自主地放手扩大军队，坚决建立根据地，在这种根据地上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政权，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发展。同时明确指出，由于国民党顽固派坚持执行防共反共限共政策，“我们应强调斗争，不应强调统一，否则就会是绝大的错误”。斗争是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巩固国共合作的最主要的方法，是应付可能的全国性的突然事变的正确方针，当然这种斗争应坚持有理、有
利、有节的原则。指示要求东南局和新四军军分会诸同志讨论中央的这一策略指示，并传达到党和军队的全体干部，坚决执行。
朱德于1940年5月26日从前线回到延安。5月27日，毛泽东出席延安各界在中央大礼堂举行的欢迎朱德从抗日前线回到延安的晚会。
5月2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听取朱德关于国共磨擦的报告。朱德在报告中说，从打退国民党这一次反共磨擦中，我们得到一个大的教训，这就是争取中间力量是非常重要的。他在报告中还提出，对顽固势力我们也要争取。毛泽东非常同意朱德的意见，他在会上发言说，朱总报告说得很对，我们还要争取中间势力，对顽固势力也要争取与分化，即使打了他们，也还要争取他们。不能把顽固派当作汉奸打，把中间派当作顽固派打。目前顽固派势力削弱，中间派的势力增大，要争取中间势力，就必须有统一战线的办法，如实行“三三制”的政权等，同时在理论上也要多作说明。
6月1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讨论怎样纪念“七七”抗战三周年，会议提出中央准备发表纪念宣言，并发一个指示，政治局的同志都要写纪念文章等。毛泽东在谈到写纪念文章时指出，要解答一些实际问题，例如政权问题，应当公开说明“三三制”问题，说明只有统一战线政权才能争取中间力量。目前党内错误倾向主要是“左”倾，表现在政权问题、土地问题、群众工作等方面，要发一个中央关于纠正“左”倾错误的指示。
7月7日，根据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精神，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政策的决定。决定指出，必须纠正在执行统一战线政策中的“左”倾错误，一年以来在反磨擦斗争中发生了许多“左”的错误，主要是：在军事斗争中有些地方没有坚持自卫原则；乱打汉奸；财经工作中侵犯商人财产，滥罚款滥征税；在政权问题上不执行“三三制”政策；对顽固分子上有斗争没有团结，甚至把顽固分子看作汉奸，把中间分子看作顽固分子等。
作家茅盾携全家由新疆到西安，1940年5月24日随朱德总司令的军队从西安出发，26日抵达延安。27日，延安各界在中央礼堂举行晚会，欢迎朱总司令、茅盾等。毛泽东出席欢迎晚会，他和茅盾等一一握手问好，并一起坐在第一排的长凳上，观看鲁艺演出的《黄河大合唱》。
28日，毛泽东在杨家岭的窑洞里接待前来探望的茅盾。茅盾谈了在新疆一年的经历，并把赵丹托付他帮助他们离开新疆的事向毛泽东讲了。毛泽东让茅盾找李维汉想想办法。
6月初的一天，毛泽东到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际处看望茅盾，交谈甚久，一起用了饭。毛泽东把一本刚出版的《新民主主义论》送给茅盾，并与茅盾畅谈中国古典文学，对《红楼梦》一书发表了许多精辟的见解。毛泽东问到茅盾今后的创作活动，建议他搬到鲁艺去。毛泽东说：鲁艺需要一面旗帜，你去当这面旗帜罢。茅盾忙说，旗帜我不够格，搬去住我乐意，因为我是搞文学的。当看到毛泽东烟抽得很厉害，劝毛泽东戒烟时，毛泽东幽默地说：戒不了啰，前几年医生命令我戒烟，我服从了，可是后来又抽上了。看来，在这个问题上，我是个顽固分子。
后来，大约是7月间，茅盾已经搬到鲁艺，毛泽东又把茅盾接到杨家岭长谈了一次。这一次毛泽东和茅盾谈的是30年代上海文坛的斗争以及抗战以来文艺运动的发展。
9月下旬，茅盾按照党的安排要去重庆工作，家眷包括两个孩子暂时留在延安。临行时他去杨家岭向毛泽东辞行，毛泽东风趣地说：你现在把两个包袱扔在这里，可以轻装上阵了。
南洋华侨领袖、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国民参政员陈嘉庚发起组织的“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于1940年2月在新加坡正式成立。陈嘉庚作为南侨总会主席，亲率慰劳团回国。
慰劳团在重庆逗留期间，受到中共驻渝办事处的热烈欢迎。在欢迎茶会上陈嘉庚询问：“若往延安，交通是否方便，行程如何？”叶剑英一一奉告，并说到西安后可到八路军十八集团军办事处联系，一切方便。事隔两天，陈嘉庚便接到毛泽东来电，邀他前往延安会晤。
5月31日下午5点多钟，陈嘉庚一行到达延安，受到5000多群众的热烈欢迎。第二天下午，毛泽东在杨家岭会见陈嘉庚，并与他亲切交谈。陈嘉庚首先表明海外华侨希望国共两党加强团结、一致对外的意愿。他对共产党进行反磨擦斗争不理解，他认为在国共两党关系的问题上，共产党应多做让步，要以团结求团结。毛泽东耐心向他解释：因为国民党中的顽固派企图消灭我们，他们日思夜想的是扫除共产党这个障碍，以便毫无顾忌地投降日寇。所以，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我们只有对他们的进攻给以适当的还击，才能使他们承认进步势力及各抗日党派、团体的地位，不敢轻易地同敌人妥协，不敢轻易发动全面内战。我们的政策是以斗争求团结。若以团结求团结，不但团结搞不成，进步势力会横遭摧残，统一战线也必将破裂，全国将重新陷入内战之中，还会亡党亡国。毛泽东还说：我们承认国民党是第一大党，拥护蒋委员长是全国抗战的领袖，拥护中央政府的领导。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是三民主义，组织基础就是国共两党，二者失去了任何一方，统一战线都不能设想。因此，我们的总方针是团结，但是只有在进步的基础上才能达到真正的团结。最后，毛泽东请陈嘉庚把共产党团结抗日的诚意转达蒋介石，并表示共产党将不负海外侨胞的愿望；希望陈嘉庚回南洋后，向海外侨胞据实报告在延安的见闻。陈嘉庚一一答应。谈话后，毛泽东设晚宴款待陈嘉庚等。宴会后，毛泽东还陪同陈嘉庚等出席延安各界举行的欢迎晚会。
6月4日下午，毛泽东到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际处看望陈嘉庚，这一次交谈到夜里10时左右。毛泽东告辞陈嘉庚后，又来到住在隔壁房间陪同陈嘉庚来延安的国民党某科长的住处，同他交谈到深夜。对此，陈嘉庚感触尤深，认为共产党的主席竟与国民党的一个科长“长谈若是”，“足见其虚怀若谷”。
陈嘉庚一行在延安进行了实地参观、访问，并与从集美、厦大和南洋来到陕北参加革命的青年交谈，了解了延安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民生。6月8日，陈嘉庚一行离开延安。以后陈嘉庚每谈起延安之行，总是很兴奋。他说：“我未往延安时，对中国的前途甚为悲观，以为中国的救星尚未出世，或还在学校读书。其实此人已经四五十岁了，而且做了很多大事了，此人现在延安，他就是毛主席。”
延安新哲学会，是在毛泽东倡导下于1938年夏秋之际成立的。1940年6月21日下午，延安新哲学会在文化俱乐部举行第一届年会首次会议。毛泽东、张闻天、朱德、茅盾、艾思奇、张仲实等50余人参加。这次会，是为了总结研究新哲学的经验，交流研究成果，明确研究任务，提高研究水平，进一步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会期原计划开三个月，但并不是每天都开，规定每星期开会一次，由会员报告研究成果。
毛泽东在年会首次会议上讲话。他说：今天开这个会，我心里很高兴。回想前年开新哲学会成立会的那一天到现在，已两年了，工作有了成绩，今年开过这个年会以后，一定会更好。理论这件事是很重要的。中国革命有了许多年，但理论活动仍很落后，这是大缺憾。要知道革命如不提高革命理论，革命胜利是不可能的。过去我们注意的太不够，今后应加紧理论研究。现在人们的条件比过去好了，许多文化工作者与哲学家都会聚在这里。必须承认现在我们的理论水平还是很低，全国的理论水平还是很低，大家才能负起克服这种现象的责任。我们要求全国在这方面加以努力，首先要求延安的人多多努力。年会开了以后，新哲学的前途是光明的。
会议由何思敬致开幕词，艾思奇报告会务工作。张闻天、朱德，还有郭化若、张仲实等都相继在会上发了言。首次会议开得严肃活泼，从下午4点半开到了7点半。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在延安西北饭店，用他的稿费，摆了几桌简单的酒菜，请代表们吃晚餐。毛泽东首先举杯庆祝新哲学会年会的召开和成功，号召大家积极学习马列主义新哲学，把传播新哲学的活动进一步推广扩大。他走到每一桌去敬酒，和每个代表碰杯，大家受到了很大的鼓舞。
法国投降后谈形势
1940年5月14日，德军进攻法国色当、马其诺防线。英军赴法抵抗。26日，英法联军开始了敦刻尔克大撤退。6月22日，法国贝当政府的代表在希特勒强加的停战书上签字，法国正式投降。
6月26日、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两天召开会议。毛泽东在26日的会议上作“关于目前形势的估计”的报告，他指出：法国投降与英国失败，造成了两个对立的帝国主义阵线之间的极大的不平衡状态。这一形势，一方面将促进德意帝国主义扩大战争胜利的贪欲，促进日本帝国主义加紧进攻中国与侵略南洋的野心；另一方面，又将促进英国帝国主义加紧武装起来走上战争的轨道。目前帝国主义营垒中的形势是：一方面德、意、日扩大战争，一方面美国、英国及法国不得不对抗德、意、日。毛泽东指出：中国目前处在新的环境中，主要是：“从英、美、法方面发动的东方慕尼黑危险，已经不存在了，或至少可以说很大地减少了”，“中国投降危险的主要来源，已由英、美、法移至德、日、意，而日本是策动中国投降的最主要的外来力量”。共产党力量的发展，是迫使国民党主体“既不能投降又不能剿共”的最主要的国内因素。同时，国民党党内与党外存在着的广大中间势力，还保存着更多的抗日积极性。总之，中国目前的抗战形势：一方面投降危险空前地增长了，一方面好转的因素亦增长了，总的形势是于抗战有利的。虽然即使能好转，目前大体上也必然还是一个拖的局面。
27日，政治局会议讨论毛泽东的报告。讨论结束后，毛泽东作结论，讲了战争问题、革命问题、中国问题、党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