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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你调查的九样都是一些次要的东西，把主要的东西都丢掉了，那末，仍旧是没有发言权的”。
《鲁忠才长征记》是高克林于1941年8月13日晚向县城关区副区长鲁忠才以及王毓贤、孔照庆进行调查后根据记录整理而成的。这个调查报告具体地记述了县城关区第一次运盐的经验，包括牲口数，往返日期，沿途的各站概况，生活情况及问题，经验教训等。
毛泽东看到这个调查报告，认为写得很好，而且开调查会的方法也很好，于是他在8月26日，为《鲁忠才长征记》写了个按语。按语说：“这是一个用简洁文字反映实际情况的报告，高克林同志写的，值得大家学习。现在必须把那‘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的作风扫掉。把那些主观主义，形式主义扫掉。高克林同志的这篇报告是在一个晚上开了一个三个人的调查会之后写出的，他的调查会开得很好，他的报告也写得很好。我们需要的是这类东西，而不是那些千篇一律的‘夸夸其谈’，而不是那些党八股。”
这个调查报告和毛泽东写的按语发表在9月14日的《解放日报》上。
1941年8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讨论党内教育方针问题时，毛泽东发言说：我党干部理论水平比内战时是提高了，但共产国际认为我党的理论水平还不高。现在干部中多看了些理论书籍，但对于理论运用到中国革命实际上还不够。我们还没有各种问题的专家，对于许多实际问题不能下笔。延安学校是一种概论学校，缺乏实际政策的教育。过去我们只教理论，没有教会如何运用理论，如只教斧头本身，而没有教会如何使用斧头去做桌子。延安研究哲学是空洞的研究，不研究中国革命的内容与形式，不研究中国革命的本质与现象。我们要培养行动的理论家。改造学习要采用革命的精神，对干部教育、学校教育、国民教育都要有一个大的改造。会议同意毛泽东的提议，彻底打破目前党内教学方法与思想方法上的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决定由张闻天等组成委员会，研究改造学习的办法，并起草一个决定。
8月29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会议决定：编辑马、恩、列、斯反对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言论，由毛泽东等11人组成编辑委员会。为加强中央对全党思想上的领导，由中央同志组成思想方法学习小组，毛泽东任组长。
10月3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思想方法问题》报告，以通俗的语言和生动的事例讲解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批判教条主义、主观主义。指出：理论、观念、概念、原理、原则，都是从实际中得来的，这叫做唯物论，这是马克思主义起码的一条。理论正确不正确，要拿到实践中去，“实践是真理标准”。只从书本出发，从主观幻想出发，不从实际出发，不顾现实，这就是教条主义、主观主义。一件事情没有一定的条件是做不到的，一切都要从客观实际情况出发。“矛盾和统一，分析和综合，这叫做方法论，也叫做辩证论”。“理论还是要学习的，而且要把理论与实践统一起来，不要做书面上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与方法分析新的事件，解决新的问题”。
毛泽东的秘书张如心于1941年9月18日写的《清算德波林主义，开展反主观主义的斗争》一文（发表于1942年3月17日延安《解放日报》）披露：“毛泽东同志在最近一次会议上明确地指出：德波林主义是我党近十年来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主要思想根源之一。”德波林是苏联哲学家。十月革命前曾参加孟什维克派，1929年后任苏联科学院院士。他否认矛盾的普遍性，否认差异就是矛盾，认为矛盾不是一开始就在过程中出现，鼓吹用对立面的“互相调和”来解决矛盾，反对对立面的斗争。德波林学派在苏联有一定的影响，但在30年代初就受到批判，认为他们犯了理论脱离实践、哲学脱离政治等唯心主义性质的错误。德波林主义无疑给中国思想界和中共党内过去的政治领导以重大的影响。毛泽东在1937年8月写的《矛盾论》中已经提出：“苏联哲学界在最近数年中批判了德波林学派的唯心论，这件事引起了我们的极大的兴趣。德波林的唯心论在中国共产党内发生了极坏的影响，我们党内的教条主义思想不能说和这个学派的作风没有关系。”张如心在文章中以自己为例：“我在苏联的学习就受了德波林派的强烈影响，回国之后，也曾经在出版界宣扬过德波林派哲学思想。不仅如此，德波林主义的思想及工作方法，支配着我长时期的活动，使我犯了不容许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错误。”张如心同时指出：苏维埃运动后期“左”倾机会主义的领导者，不管他们口头上文字上如何宣扬，实质上他们的思想和领导方法正是德波林主义的再版。他们把我党真正的创造性马克思主义代表毛泽东同志称之为“狭隘经验主义者”，称之为“实行家而不是理论家”，然而实际上把1929年底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及《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的全部理论与实践，与五中全会以前及五中全会本身的决议文件比较研究一下，则代表真正彻底的马列主义的正是前者而不是后者。现在我党中央虽然已经对这种德波林式的主观主义政治领导有了根本上的纠正，然而德波林主义的余毒，在我党思想上远还没有肃清，老的传统影响顽固地阻止着党的前进。张如心的文章点明了毛泽东在9月的一次会议上再次提出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提出了准备在党内要彻底开展反对主观主义的思想斗争的艰巨任务。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九月会议）
1941年9月10日至10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延安召开，先后参加会议的有23人。毛泽东出席会议，并在9月10日作《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报告。
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前党中央领导所犯的错误是“路线错误”，它比立三路线的“左”倾，形态更完备，时间更长，后果更惨，其思想根源是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会议讨论并通过了毛泽东的报告。会议检讨了党在历史上特别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政治路线问题，肯定党中央从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这一段历史上，犯了“左”倾政治路线性质的错误。一些受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影响而犯过错误的同志作了自我批评。会议集中讨论了如何使全党干部掌握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一根本方向问题，讨论了如何使党的组织达到真正的团结和统一的问题。会议决定在全党发动思想革命，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会议还决定自9月16日起《解放日报》扩大为四版，增加反对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宣传教育内容；今后《解放日报》的文字，应力求生动活泼，尖锐有力，反对党八股；中央各部委工作同志要多给《解放日报》写文章，解释党的政策，介绍工作经验，使之真正成为全党反映实际领导工作的机关报。
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统一了党的高级干部对王明“左”倾政治路线的认识，提出了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的任务，为发动全党普遍整风奠定了基础。
1941年9月26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会议通过中央关于高级学习组（又称高级研究组）的决定等。同一天，中共中央发出经由毛泽东修改审定的《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决定指出，成立高级学习组的目的是“为提高党内高级干部的理论水平和政治水平”，“以理论与实践统一为方法，第一期半年，研究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论与我党二十年历史两个题目，然后再研究马恩列斯与中国革命的其他问题，以达克服错误思想（主观主义及形式主义），发展革命理论的目的”。决定还指出，延安及各地高级学习组统归中央学习组管理指导。中央学习组以中央委员为范围，毛泽东任组长，王稼祥任副组长。
9月29日，毛泽东起草以中央研究组组长毛泽东、副组长王稼祥的名义给中央研究组及高级研究组各同志的通知，全文如下：“本组研究方针，以理论与实际联系为目的。关于实际方面的材料，请各同志看六大以来的文件（要目另单）。关于理论方面，暂时以研究思想方法论为主，请各同志首先看下列材料：（一）《左派幼稚病》（用一九三九年解放社版）；（二）艾译《新哲学大纲》第八章‘认识的过程’（即哲学选辑第四章）；（三）李译《辩证唯物论教程》第六章‘唯物辩证法与形式论理学’；（四）河上肇《经济学大纲》的‘序说’（已油印发出）。”
10月4日，中共中央学习组发出通知：各地高级学习组暂不进行马恩列斯方法论的研究，本年内均先通读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的报告，列宁的《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与六大以来的文件选集，明年可进入研究阶段。
10月1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关于各地应即组织高级学习组的指示，指出：“请即根据中央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加以考虑，规定各地参加高级学习组的名单（注明现任职务及党龄）及其组长、副组长、秘书，电告中央，以便指定材料，开始学习（重庆高级学习组已经建立，共二十五人，周恩来为组长，董必武为副组长）。”
10月24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讨论关于在职干部学习问题。会议决定：延安党与政治工作的高级干部，由中央学习组领导，先学习理论部分；各种专门干部，应将理论学习与自己的实际工作相联系。
11月1日，毛泽东同王稼祥给各地高级学习组发出通知，规定各地高级学习组理论部分的研究材料共10件，计有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报告结论及闭幕词、《联共党史》结束语、《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艾思奇译的《哲学大纲》第八章、李达译的《辩证唯物论教程》的第六章等。
11月3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关于延安高级学习组问题，会议确定134人为政治学习组组员；委托任弼时等审定提出参加思想方法学习组的名单；通知各学习组组员，今年12月底以前读完《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季米特洛夫报告及六大以来文件选集，明年1月进至深入学习阶段。
11月4日，毛泽东同王稼祥向各地高级学习组发出关于学习内容的通知。通知说：“第一步均以列宁主义的理论与我党六大以来的政治实践为中央学习组及各地高级研究组学习研究范围”。“现定在本年内，先将季米特洛夫在国际七次大会报告及列宁‘左派’幼稚病二书，与六大以来八十三个文件，通读一遍。这种通读的目的，在于获得初步概念，以便在明春可进到深入研究阶段”。“暂不进行关于思想方法论的研究”。
11月25日，毛泽东审批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高级学习组组织条例的规定。次日，为中央书记处起草关于实施高级学习组组织条例的通知，指出：“近因各地高级学习组组织或宽或严，未能一致；由中央逐一审查批准，势不可能，特制定高级学习组组织条例，各地收到后，即根据此条例加以审查，决定去取，除组长副组长秘书三人须向中央报告其姓名、业务外，其余可只报人数。”
1941年10月4日，毛泽东将季米特洛夫给中共中央的一封电报交给王明看，电报问在法西斯德国继续进攻苏联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准备采取什么措施能在中国战场上积极从军事上打击日本，使日本不可能开辟第二战场并进攻苏联。毛泽东让王明研究一下这份电报，第二天一起讨论如何复电。王明认为这封电报对自己有利，于是他以这封电报为契机，在此后提出了许多原则性的问题，对毛泽东等人在九月会议上的批评进行反扑。
10月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在发言中对此作了说明。他说，昨晚王明与我、稼祥、弼时等同志谈话，提出许多原则性问题，说我们现在只与中产阶级关系弄好，当现在苏联与中国异常困难的时期，还须要与大资产阶级弄好；说边区施政纲领与新民主主义只要民族资产阶级便不好，而要与大资产阶级关系弄好。王明认为我们过去的方针是错误的，认为我们太左了。恰好相反，我们认为王明的观点太右了，对大资产阶级让步太多了，只是让步是弄不好的。
在这次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王明不仅不检查自己的错误，反而进一步阐述了他的政治主张。王明发言后，与会同志立即对他进行批评帮助。毛泽东说，今晚他说的有些问题与昨晚谈的不同，经过了一些修改。王明同志在武汉时期许多错误，我们是等待了他许久，等待他慢慢地了解，直到现在还没有向国际报告过。最近我和王明谈过几次，但还没有谈通，现在又提出对目前时局的原则问题，我们大家来讨论是好的。王明在武汉时期的工作，我和他谈过下面几个问题上有错误：（1）对形势估计问题——主要表现乐观；（2）国共关系问题——忽视在统战下的独立性与斗争性；（3）军事策略问题——王明助长了反对洛川会议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方针；（4）组织问题——长江局与中央的关系极不正常的，常用个人名义打通电给中央与前总，有些是带有指示性的电报。不得到中央同意，用中央名义发了许多文件。这些都是极不对的。王稼祥发言说：关于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我的印象是共产国际没有说过不正确的话；季米特洛夫对王明说过，你回国要与国内同志弄好，就是他们推你当总书记，你也不要担任。任弼时发言说：我与恩来在莫斯科时，季米特洛夫找我们谈话，说到王明同志一些缺点，要我们告诉毛主席帮助王明改正。我们回来后对毛主席说过。前几次毛主席与王明同志谈他在武汉时期的错误，他还不愿意接受。昨晚他又提出新的原则问题。在今天书记处会议上，我不得不把季米特洛夫对我说的问题谈出来，帮助王明同志来了解问题。曼努意尔斯基问我：王明是否有企图把自己的意思当作中央的意见？是否想团结一部分人在自己的周围？季米特洛夫说：王明有些滑头的样子。有一次王明与米夫到一个地方参观，米夫向人介绍王明为中国党的总书记。张闻天插话：《救国时报》宣传王明为英明领袖。任弼时继续说：王明的主要问题是个人突出，自以为是，对国共关系问题有原则上的错误，特别是忽视反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复活。其他同志还提出了十二月政治局会议的路线，新华日报拒绝刊登《论持久战》等问题。
针对毛泽东等人的批评，王明几乎逐条进行了反驳和解释。会议结束时，毛泽东说：准备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王明提出的政治问题。王明提议检查中央政治路线，我们要提前讨论一次。关于苏维埃后期错误问题，停止讨论。希望王明对六中全会以前即武汉时期的错误及对目前政治问题的意见，在政治局会议上说明，并提议在政治局会议上不必说共产国际对王明的批评。
但是，王明一听说要他在政治局会议上说明他在武汉时期的错误及对目前政治问题的意见，并在政治局会议上进行讨论，便突然于10月12日宣布有病，不能参加政治局会议。
10月1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任弼时向会议介绍，王明因病，医生要他休息三个月，他提出不能参加书记处工作会议，只参加政治局会议；关于在武汉时期的错误，他同意毛主席10月8日的结论；关于他对目前时局的意见，请政治局同志到他住室去谈，以后由政治局讨论，他好了再看记录。任弼时还说，王明病中还问我季米特洛夫批评他什么，我记起一点告诉他：季说王明留在中央工作，不应该在外工作。
鉴于王明不能到会，毛泽东在会上发言说，关于武汉时期工作只好停止讨论。关于政治局会议讨论苏维埃后期“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结论问题，我准备在此次政治局会议上只作一个结论草案，提交七中全会，七中全会也只作结论草案，再提交七次大会作为党内的结论。毛泽东并说明了结论草案的要点。
会议决定：组织清算过去历史委员会，毛泽东、王稼祥、任弼时、康生、彭真参加，以毛泽东为首，由王稼祥起草文件。组织过去被打击干部审查委员会，陈云、高岗、谭政、陈正人、彭真参加，以陈云为首。
从此，王明就借口有病长期不参加中央的会议和整风运动。
1941年11月6日至21日，陕甘宁边区召开第二届参议会。开幕那天，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