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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的报告（建国后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时，题目改为《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我们的学风还有些不正的地方，我们的党风还有些不正的地方，我们的文风还有些不正的地方。所谓学风有些不正，就是说有主观主义的毛病。所谓党风有些不正，就是说有宗派主义的毛病。所谓文风有些不正，就是说有党八股的毛病”。“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这就是我们的任务”。关于主观主义，毛泽东指出：“我们党内的主观主义有两种：一种是教条主义，一种是经验主义”。“但是在这两种主观主义中，现在我们党内还是教条主义更为危险”。“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可以称得起我们所讲的理论”。“我们所要的理论家是什么样的人呢？是要这样的理论家，他们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有书本知识的人向实际方面发展，然后才可以不停止在书本上，才可以不犯教条主义的错误。有工作经验的人，要向理论方面学习，要认真读书，然后才可以使经验带上条理性、综合性，上升成理论，然后才可以不把局部经验误认为即是普遍真理，才可以不犯经验主义的错误”。关于宗派主义，毛泽东指出：“由于二十年的锻炼，现在我们党内并没有占统治地位的宗派主义了。但是宗派主义的残余还是存在的，有对党内的宗派主义残余，也有对党外的宗派主义残余。对内的宗派主义倾向产生排内性，妨碍党内的统一和团结；对外的宗派主义倾向产生排外性，妨碍党团结全国人民的事业”。防止克服党内关系上的宗派主义，就应该提高共产主义精神，“以党的利益高于个人和局部的利益为出发点”，“使党达到队伍整齐、步调一致的目的，以利战斗”。防止克服党外关系上的宗派主义，就要求共产党员“密切联系群众，而不要脱离群众，学会尊重党外人士，看人家的长处，而切忌妄自尊大”。关于党八股，毛泽东指出，“党八股是藏垢纳污的东西，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它是害人的，不利于革命的，我们必须肃清它”。毛泽东最后指出：“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有两条宗旨是必须注意的：第一是‘惩前毖后’，第二是‘治病救人’”。“对待思想上的毛病和政治上的毛病，决不能采用鲁莽的态度，必须采用‘治病救人’的态度，才是正确有效的方法”。这一报告，标志着延安整风转入全党范围的普遍整风时期。
2月11日，毛泽东在《中央宣传部关于进行反主观主义、反教条主义、反宗派主义、反党八股给各级宣传部的指示》上批示：“很好。发广播。登党的资料。抄给西北局宣传部、总政宣传部。”同一天，这个《指示》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同意发出。该指示列举了中央在这一时期内接连发表的重要文件，计有：关于党性的决定、调查研究的决定、改造延安干部学校教育的决定、高级学习组决定、毛泽东1941年5月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11月6日在边区参议会上发表的反宗派主义的演说、1942年2月1日在中央党校开幕典礼上发表的整顿学风（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整顿党风（反宗派主义）整顿文风（反党八股）的演说，2月8日又在延安干部会议上发表的反党八股的演说，1月26日中央宣传部发表的反主观主义反宗派主义的宣传要点。指示指出这些决定、演说、指示的主要内容，都是为着一个目的，就是要贯彻遵义会议以来党的正确路线，纠正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错误。指示提醒各级宣传部，务必以极大的力量集中来宣传解释中央的这一思想，务必达到在党的全部工作中贯彻中央的这一思想。
延安讽刺画展于1942年正月初一到初三在军人俱乐部展出。画展展示了华君武、蔡若虹、张谔三位画家的60余幅讽刺画。画的内容主要是批评当时出现的某些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党八股，恋爱、开会不遵守时间，乱讲自由，自高自大等不良现象。连日来参观者络绎不绝。
画展到第三天，即2月17日，参观群众仍没减少。这天，毛泽东和王稼祥也来参观画展了，毛泽东仔细地看了每幅画，揣摩着每幅画的意境。他不住地点头称赞，偶然也在一幅画面前停住脚步，思考着什么，有时还向陪同参观的画家们提出一些问题。总的来说，对这次画展毛泽东是满意的，表扬了三位画家，鼓励他们继续努力，创作出更多更好的革命讽刺画。毛泽东还通知中央领导同志也都来参观一下这个画展。
毛泽东参观讽刺画展后，有一天邀请华君武、蔡若虹、张谔三人谈话。毛泽东说，有一幅画，叫《一九三九年所植的树林》（华君武作，载8月19日《解放日报》）。那是延安的植树吗？我看是清凉山的植树。延安植的树许多地方是长得好的，也有长得不好的。你这幅画，把延安的植树都说成是不好的，这就把局部的东西画成全局的东西，个别的东西画成全体的东西了。漫画是不是也可以画对比画呢？比方植树，一幅画画长得好的，欣欣向荣的，叫人学的；另一幅画画长得不好的，树叶都被啃光的，或者甚至枯死了，叫人不要做的。把两幅画画在一起，或者是左右，或者是上下。这样画，是不是使你们为难呢？华君武说，两幅画对比是可以画的。但是，不是每幅漫画都那样画，都那样画，讽刺就不突出了。为了更好地把握住如何正确运用讽刺，华君武向毛泽东说了一件事。有一次桥儿沟发大水，山洪把西瓜地里的西瓜冲到河里，鲁艺有些人下河捞西瓜。但是，他们捞上来不是交还给种西瓜的农民，而是自己带回去吃了。华君武问，这样的漫画可不可以画呢？毛泽东说，这样的漫画，在鲁艺内部是可以画的，也可以展出，而且可以画得尖锐一些。如果发表在全国性的报上，那就要更慎重，因为影响更大。毛泽东接着给画家们讲了一个故事：从前有一个小孩，老擤鼻涕，父母老骂他，也改不了。后来小学的老师看见他一天没有擤鼻涕，对他进行了鼓励和表扬，从此小孩就改了。毛泽东认为对人民的缺点也是这样，不要冷嘲，不要冷眼旁观，要热讽，要鼓励。鲁迅的杂文集叫《热风》，态度就很好。
1942年2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讨论在职干部教育问题时，毛泽东发言指出：政治局五大业务（思想、政治、政策、军事、党务）中以思想为第一位，要抓住思想首先要以干部教育为主。现在有些干部“习非胜是”，把不正确的东西习以为是。纠正干部的毛病，要精细，不能粗暴。但必须造成一个风气，要造成一河大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的水，实行思想革命，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水，彻底改革各部门的工作。过去中宣部只想用一两桶水是无法彻底改革的。党校课程要改造。现在党校教中国古代史及西方史，离现实太远。应首先进行反对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教育，总课题为党的路线，研究季米特洛夫论干部政策与干部教育政策、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六大以来》。
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对该决定，毛泽东曾三易其稿，修改中加写了几段重要的话，如“政治教育之目的，在于使干部除精通其专门业务、局部情况与局部政策之外，还能通晓一般情况与一般政策，扩大干部的眼界，避免偏畸狭隘、不懂大局的弊病。必须指出，好谈一般政治而忽视专门业务的倾向是不对的，但局限于专门业务而忽视一般政治的倾向，也是不对的”。这一段就是毛泽东重新写过的。
会议还通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党校组织及教育方针的新决定》，确定“今后党校直属中央书记处，其政治指导由毛泽东同志负责”。
张浩，原名林育英，长期从事职工运动，曾任全国总工会常委和海员总工会党团书记，1933年赴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成员和赤色职工国际代表。1935年回国，12月参加瓦窑堡会议，传达共产国际七大关于建立世界反法西斯人民战线的精神。会后任中共中央白区工作委员会副书记。1936年1月，参与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工作。他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同张国焘分裂党的错误路线作斗争，迫使其取消了另立的伪“中央”，为维护党的团结做出了特殊的贡献。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第129师政委。1938年回到延安任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副书记。1940年主持创办《中国工人》杂志。同年4月30日，在陕甘宁边区工人和各界群众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集会上演讲。由于他不顾多病的身躯，长期忘我地工作，终于积劳成疾，在演说时，突发脑溢血病，从此卧床不起。在病中，他仍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同病魔作斗争，同时努力继续为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如在1941年1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后，党内有些同志把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认为这是第二个“四一二”事件，准备同国民党决裂。张浩得知消息后，立即写信给毛泽东，提出自己的看法：“目前的主要矛盾仍为帝国主义争夺世界霸权的战争，国内的阶级矛盾虽然存在着、发展着，但仍为次要矛盾。”他认为皖南事变不同于“四一二”事变，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有力量，即有布尔什维克的党中央，有八路军、新四军，有抗日民主根据地，有广大的抗日民众，有许多的中间分子同情我们等等。”因此，他主张党在皖南事变后应继续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毛泽东在回信中肯定了张浩的意见，要他好好保养身体，并亲自到医院看望了他。
张浩敬仰毛泽东，忠于党中央。他在弥留之际恳请党中央，在他死后将他埋葬在延安青年文化沟桃花岭。桃花岭和党中央、毛泽东的驻地隔河相望。张浩无限深情地说：“我要天天望着党中央、毛主席。”后来，党中央批准了他的遗愿。毛泽东还情深意长地说：“让张浩同志天天监督我们。”
1942年3月6日凌晨，张浩在延安中央医院病逝。
3月9日，毛泽东参加在中央党校门前广场上举行的安葬张浩的葬礼。毛泽东和中央各同志在灵台旁边轮流护灵之后，祭礼开始了。任弼时主祭，李克农读祭文，康生报告张浩的生平事略。老海员工人朱宝庭代表中央职工委，谢觉哉代表边区政府与边区200万人民，高长久代表边区几万工人相继致词。最后由张浩的家属致答词，次子林汉雄挥泪告诉大家：“努力学习，准备将来好好工作，继续爸爸尚未完成的事业，这样才能对得住党，对得住死去的爸爸……”祭礼结束，张浩的灵柩装上白布帷的灵车，送葬者迅速结成了漫长的行列。毛泽东亲为执绋。送葬队伍抵达桃花岭下，距墓地仍有一段高陡的山路，人们抬着灵柩爬上山顶。毛泽东同朱德、任弼时等亲自抬棺而行。队伍齐集山顶，灵柩送入墓穴，毛泽东又亲自给墓穴奠土，按照张浩生前的愿望，将他葬于桃花岭山顶。毛泽东还为墓碑题写了“张浩同志之墓”6个大字。
《解放日报》创刊以来，一直受到毛泽东的关注。1942年1月24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解放日报》的工作问题指出：社论、新闻、广播三者应并重。重视社论与专论，并出题目分配中央同志写文章，报社要组织写文章的工作。报纸的第三版和第四版应贯穿党的政策，题材应切实，文字应通俗。要组织新闻，在新闻中表现党的路线。中央各部委应组织自己的新闻。各部委要写新闻稿、评论稿。毛泽东还谈到广播，他说：广播比3000份报纸更重要，要成为第一位的工作。党务广播材料，要求中央各部委、西北局每月至少一条。
2月2日，《解放日报》在三版右下角不显著的位置，报道了毛泽东昨天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大会上，发表关于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说的消息。2月10日，在三版左下角同样不显著的位置，报道了8日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召集的干部会议上，毛泽东发表《反对党八股》文章的消息。
2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解放日报》的工作问题。毛泽东发言指出：现在《解放日报》还没有充分表现我们的党性，主要表现是报纸的最大篇幅都是转载国外资产阶级通讯社的新闻，散布他们的影响；而对我党政策与群众活动的传播，则非常之少，或者放在不重要的位置。报纸应以自己国家的事为中心，《解放日报》应把主要注意力放在中国抗战、我党活动和根据地建设上面，要反映群众的活动，充实下层消息。毛泽东提议根本改变《解放日报》现在的办报方针，使它成为贯彻我党政策与反映群众活动的党报，会议同意毛泽东的上述意见，决定委托秦邦宪根据本日会议的讨论，拟出改革方案，提交中央讨论。在新方案实施前，先进行改造。
2月20日，《解放日报》召开编委会，传达毛泽东的意见：我们的报上不能反映党的消息的原因，不仅是报纸本身的缺点，而且延安各机关要负责。以后希望各部门的负责同志注意，尤其各机关的政治秘书要报道这些消息。
3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秦邦宪提出的《解放日报》改造草案。毛泽东发言说：我党现有80万党员，50万军队，但党报是弄得不好的。我们自去年8月起已开始改造党的工作，但党报尚未实现彻底的改造。今年中央要抓住党校、党报、中宣部三个重要工作。党报是集体的宣传者与组织者，对党内党外影响极大，是最尖锐的武器。要达到改造党的目的，必须首先改造党报的工作。报社的同志要了解经过党报来改造党的方针，现在报社的同志没有了解这个方针。报纸必须地方化，要反映地方情形。党报要反映群众，执行党的政策。毛泽东还指出：党性是一种科学，是阶级性的彻底表现，是代表党的利益的，无论什么消息都要想想是否对党有利益。党报要允许同情者作善意的批评。关于办法问题，毛泽东提出发一个关于党报工作的指示，学习写分析文章，调一些好干部到报社工作等意见。会议决定，由王稼祥、秦邦宪、凯丰、胡乔木、余光生组成中央党报委员会。3月1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为改造党报的通知》。
3月14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指出关于改进《解放日报》已有讨论，使之增强党性与反映群众，《新华日报》亦宜有所改进。
3月31日，毛泽东同秦邦宪在杨家岭中共中央办公厅召集延安各部门负责同志和作家70多人开座谈会，讨论《解放日报》改版问题。毛泽东在会议结束时讲话，指出：利用《解放日报》，应当是各机关经常的业务之一。经过报纸把一个部门的经验传播出去，就可推动其他部门工作的改造。我们今天来整顿三风，必须要好好利用报纸。他在讲话中还批评了在整顿三风的讨论中出现的绝对平均的观点和冷嘲暗箭的做法。指出：近来颇有些人要求绝对平均，但这是一种幻想，不能实现的。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我们应该拒绝。批评应该是严正的、尖锐的，但又应该是诚恳的、坦白的、与人为善的。只有这种批评态度，才对团结有利。冷嘲暗箭，则是一种销蚀剂，是对团结不利的。
《解放日报》从4月1日起正式改版。当天发表社论《致读者》。社论根据整风精神，从报纸的党性、群众性、战斗性和组织性等方面检查了该报存在的缺点，提出改革的目的是要使该报成为“真正战斗的党的机关报”。报纸的整个篇幅要“贯彻党的路线，反映群众情况，加强思想斗争，帮助全党工作的改进”。
1942年3月11日，《解放日报》“文艺”专栏出满百期。专栏主编丁玲调文抗，决定由29岁的舒群任主编。该报连续三天登出“百期”特刊。舒群在《为编者写的》一文中说：“一个编者也应该有多方面的才能，始能胜任。可是在我们，又多半是作家兼任编者，那就难上加难”。“一个作家未必是一个编者（但我这并不是对于丁玲同志的‘下台’，或是我的‘上台’，在这前后之间，有所骄傲，有所安慰和有所解脱）”。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