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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或是我的‘上台’，在这前后之间，有所骄傲，有所安慰和有所解脱）”。不久，《解放日报》改版，撤销“文艺”专栏刊头，改第四版为各种综合性副刊。
当毛泽东得知舒群有不能胜任副刊主编的思想问题时，就找舒群做他的思想工作。毛泽东说：要找这么个完全的人，这么有能力的人，你给我介绍一位。难道没有这么一个人，综合性的副刊就不办了吗？全能的人，现在没有，将来也不能有。你编文艺副刊，文艺副刊是个点，也是个面。因为你是搞文学的，所以文学是你的点，文艺是你的面。你也要由点到面嘛。你编综合性副刊，文艺是你的点，社会科学就是面了。都是先点后面，从点到面嘛！先文学的点后文艺的面；先文艺的点，后社会科学的面。面反过来又会促进点，使点深化。只要在工作实践中学习、提高，由点到面，你就一定能胜任这项工作。
1942年3月18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会议决定中央学习组与边区工作总结委员会共同开始研究中共党史，按大革命、苏维埃、抗战三大时期进行，一面请现在延安的每个时期党的负责人报告当时情况，一面从各方面收集党史资料，并首先编印一本适合中级干部阅读的党史文件选集。为此，3月24日，毛泽东同任弼时致电周恩来、董必武，告知中央正在编印中共党史资料选录。请他们用一切方法找到下列各文件邮寄或送延安：（一）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二）彭述之著《中国革命根本问题》；（三）瞿秋白著《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四）五次大会决议。
3月27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会议讨论中央学习组新的学习计划，决定通读《六大以来》一书的计划告一段落，从下周起开始研究中共党史与中国革命史，首先请毛泽东报告中共发展三个时期的轮廓。会议还决定，本年内首先注重党的路线的学习，再进行各种专门业务的精研。各种学习研究方法，都须采用“古今中外法”，即研究问题须收集当前的与历史的、中国的与外国的各种材料、论著，加以分析与综合。
3月30日，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报告。他说：把党的路线政策的历史发展搞清楚，“这对研究今天的路线政策，加强党内教育，推进各方面的工作，都是必要的”。“这个工作我们过去没有做过，现在正在开始做”。关于如何研究党史，毛泽东指出：“我们是用整个党的发展过程做我们研究的对象”。“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我们党的历史，我觉得可以分为这样三阶段：大革命时期是第一阶段；内战时期是第二阶段；抗日时期是第三阶段”。“中共党史分成这三个阶段，就斗争目标、打击对象、党的政治路线讲，都合乎事实，都说得通”。“根本的方法马、恩、列、斯已经讲过了，就是全面的历史的方法”。通俗地讲，我想把它叫作“古今中外法”。“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研究中国党史，应该以中国做中心”，“不研究中国的特点，而去搬外国的东西，就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研究党史上的错误，不应该只恨几个人，如果只恨几个人，那就是把历史看成是少数人创造的”。
1942年4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研究在延安讨论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及毛泽东整顿三风报告的方法问题。毛泽东发言指出：讨论整顿三风报告与检查工作，开展自我批评，要有计划有领导地进行，不应放任。思想斗争的火力，不是只对着老干部，而应对着新老干部双方的毛病，使新老干部互相批评之后，更进一步地相互了解与团结。态度一定要好，态度不好，就会引起人家不满意。不要暗箭，不要冷嘲。热骂还好，冷嘲就不好，因为它会搞得疑神疑鬼。这种空气不要在共产党里面增长，它不利大家，使党不团结，使党分裂。不要暗箭，应该是采取积极的态度上下夹攻。我们的目的，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在机关学校里面要开展民主，但还须有领导使这个运动发展到正确的方向去。对于我们各部门的工作，这一次要来一个彻底的检查。
会议决定关于这个问题由中宣部发一通知。
4月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工作会议。会议通过经毛泽东修改的《中央宣传部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四三”决定）。决定指出，进行整风“是党在思想上的革命”。首先必须由党的各部门领导机关负责人把这种责任担负起来。各机关各学校对中央决定、毛泽东同志报告及其他中央指定的文件，要深入研究，热烈讨论，先把这些文件的精神和实质领会贯通作为自己的武器。在阅读和讨论中，每人都要深思熟虑，反省自己的工作及思想，反省自己的全部历史；必须作历史的全面的考虑，避免有害的片面性。在检查工作时，要切实地检查，不仅只检查领导方面的，而且要检查下面的和各个侧面的。要运用中央文件的精神，彻底改造本部门的工作，彻底改造每个同志的工作作风和思想作风。讨论和检查的方式，应以上面领导和发扬民主并重，不可偏废。研究、讨论和检查的目标是为着认真地、切实地整顿学风、党风、文风，改造工作、团结干部、团结全党。为此，在讨论中，应时常把握毛泽东同志关于“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精神。决定对于学习的文件、学习的时间以及考试的办法等，都作了具体规定。
毛泽东在会上还提议，延安进行讨论整顿三风与检查工作的各系统，由以下一些人分工领导：中央直属系统由康生、李富春负责；军委直属系统由王稼祥、陈云负责；中央党校由毛泽东负责；各学校（除军事学校）由凯丰负责；陕甘宁边区由任弼时、高岗负责。会议通过了这项提议。
为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毛泽东会前约见了许多作家了解情况，掌握大量的第一手材料。
萧军很早就受毛泽东的委托，将收集到的文艺界的情况材料陆续送给毛泽东。4月4日，毛泽东致信萧军：“来信及附件收读，并转给几个同志看去了，感谢你的好意。”4月7日，毛泽东写信约萧军于当天下午或晚上来谈，萧军应约前往。他们接连两天谈了有关党的文艺方针政策等问题。4月13日，毛泽东又给萧军写了一封信：“来信敬悉。前日我们所谈关于文艺方针诸问题，拟请代我搜集反面的意见。如有所得，祈随时示知为盼！”召开文艺座谈会的日期还没有定下来，萧军不打算参加文艺座谈会，于是他给毛泽东写信说要动身旅行去。4月27日，毛泽东复信萧军，恳切地挽留他：“准备本星期六开会，请你稍等一下出发，开完你就可走了。会前我还想同你谈一下，不知你有暇否？我派马来接你。”
4月9日，毛泽东给作家、延安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主任欧阳山一信：“来信收到。拟面谈一次，如同意，请今日惠临一叙，并盼与草明同志偕来。”毛泽东与欧阳山、草明谈话后，4月13日又致欧阳山、草明一信：“前日我们所谈关于文艺方针诸问题，拟请代我搜集反面的意见，如有所得，祈随时赐示为盼！”在收到欧阳山、草明的回信后，4月17日，毛泽东再致他们一信：“四月十五日来信阅悉，我现在尚不能够对你们提出的问题作答复，待研究一下罢。如果你们在搜集材料，那很好，正反两面都盼搜集，最好能给我一个简明的说明书，不知文艺室同志有暇为此否？”
在会前，毛泽东也曾写信给诗人艾青：“有事商量，如你有暇，敬祈惠临一叙。”艾青应约前往，谈话中毛泽东说：现在延安文艺界有很多问题，很多文章大家看了有意见。有的文章象是从日本飞机上撒下来的；有的文章应该登在国民党的《良心话》上的……你看怎么办？艾青说：开个会，你出来讲讲话吧。毛泽东说：我讲话有人听吗？艾青说：至少我是爱听的。两天后，毛泽东给艾青写信：“前日所谈有关文艺方针诸问题，请你代我收集反面的意见。如有所得，希随时赐知为盼。”随后，艾青将自己对文艺工作的意见写成文章寄给毛泽东。不日毛泽东来信说：“大著并来函读悉，深愿一谈，因河水大，故派马来接，如何？乞酌。”艾青去后，毛泽东对他说：你的文章我们看了，有些意见，提供你参考。艾青接过文章，只见有一页上有几位政治局同志传阅的字样。另纸用铅笔写了一些意见。这篇文章后来在5月15日的《解放日报》上发表，题为《我对目前文艺上几个问题的意见》，谈了五点：一、文艺和政治；二、作者的立场和态度；三、写什么；四、怎样写；五、作家的团结。
为准备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毛泽东事先作了广泛的调查研究。1942年4月下旬，一天，毛泽东邀集鲁艺文学系和戏剧系的几位党员教员何其芳、严文井、周立波、曹葆华、姚时晓等到杨家岭谈话。毛泽东一见面就问：你们是歌颂光明的吧？听说你们有委屈情绪。一个人没有受过十年八年委屈，就是教育没有受够。
毛泽东一一问了他们几个人是什么地方人。当听说剧作家姚时晓曾在上海做过十多年工作时，毛泽东说：那你是个老工人了。接着，毛泽东问他：你们在农村演戏，老百姓看不看得懂？姚时晓说：“看不懂。演的戏写的是铁路工作（指《红灯》）。陕北老百姓连铁路、火车都没有看见过，怎么能懂？”毛泽东说：问题主要不在这里。你们多到农民中去，你们了解了农民，农民也了解了你们，你们的戏农民就能看懂了。
毛泽东说：知识分子到延安以前，按照小资产阶级的幻想把延安想得一切都很好。延安主要是好的，但也有缺点。这样的人到了延安，看见了缺点，看见了不符合他们幻想的地方，就对延安不满，就发牢骚。毛泽东又说：小资产阶级喜欢讲人性，讲人类之爱，讲同情。比如打仗，我们正在追击敌人，这时我们旁边的同志受了伤，倒在地上了。到底是应该停下来，照顾受伤的同志，还是应该继续追击敌人呢？我认为还是应该继续追击敌人，把敌人消灭，完成战斗任务以后，再回来照顾受伤的同志。这样，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说我们没有人性，没有人类之爱，没有同情。除了个别来路不明，别有用心的人之外，一般主张和提倡、追随和附和“暴露黑暗”论的作者正是这样。“人性说”、“人类之爱”、“同情”它们正是“暴露黑暗”论的思想基础。
到了吃午饭的时候，毛泽东招待他们吃午饭，还喝了酒。
谈话继续，当严文井问毛泽东喜欢唐朝诗人李白还是杜甫的问题时，毛泽东说：我喜欢李白。但李白有道士气。杜甫是站在小地主的立场。
当谈到《聊斋志异》时，毛泽东说：《聊斋志异》可以当做清朝的史料看。其中一篇题目叫做《席方平》的，就可以作为史料看。又说，《聊斋志异》是反对八股文的。它描写女子找男人是大胆的。还举出《狼》作例子，说明作者的难能可贵之处。毛泽东讲完这个故事后，又说：蒲松龄有生产斗争知识。
有人问毛泽东喜不喜欢看话剧，毛泽东风趣地回答：我们天天在演话剧。
这个同志又说：文学艺术理论有这样一种说法，生活要经过沉淀，经过一段时间的隔离，然后才可能把它写成很好的作品。现在反映抗日战争的作品吸引人感动人的比较少，是不是这样一个原因呢？毛泽东说：写当前的斗争，也可以写得很好。《解放日报》最近4月6日有一篇黄钢的作品，叫《雨》，写得很好，就是写当前敌后抗日战争的。
临别，毛泽东把他们送出很远，一一握手道别。
1942年4月1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正式提议，准备以毛泽东、秦邦宪、凯丰的名义召集延安文艺界座谈会，拟就作家立场、文艺政策、文体与作风、文艺对象、文艺题材等问题交换意见。会议同意并通过毛泽东的提议。
4月27日，毛泽东请舒群等草拟了一份参加座谈会的名单，他又补充了自己所惦记的一些人的名字，中央办公厅按照名单分发出100多份粉红色油光纸油印的请帖，上面写着：“为着交换对于目前文艺运动各方面问题的意见起见，特定于五月二日下午一时半在杨家岭办公厅楼下会议室内开座谈会，敬希届时出席为盼。”署名是“毛泽东、凯丰”。
5月2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杨家岭召开延安文艺工作者座谈会第一次会议，有100多人参加，凯丰主持会议。毛泽东作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引言部分），指出：“今天邀集大家来开座谈会，目的是要和大家交换意见，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不可少的一支军队”。“我们今天开会，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为了这个目的，有些什么问题应该解决呢？我以为有这样一些问题，即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问题提得尖锐而又中肯，特别是毛泽东结合自己的切身经历，讲述了知识分子接触工农，感情转变的过程，给大家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毛泽东讲话后，大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中午，大家在杨家岭中央机关食堂吃饭，下午又继续讨论，直到傍晚。
5月16日，毛泽东、朱德等出席延安文艺座谈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主要是听取与会者对文艺问题发表的各种意见。民众剧团团长柯仲平在发言中讲到他们下乡演《小放牛》，受到老百姓欢迎，老百姓送许多鸡蛋、花生、水果、红枣慰劳他们。柯仲平自豪而诙谐地说：“你们要在那些地区找我们民众剧团，怎么找呢？你们只要顺着鸡蛋壳、花生壳、水果皮、红枣核多的道路去，就可以找到。”到会的许多人笑了，毛泽东边笑边插话：你们如果老是演《小放牛》就没有鸡蛋吃了。
5月21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关于延安文艺界座谈会的结论问题，会议同意毛泽东指出的延安文艺界工作中存在着的偏向，党的文艺政策的基本方针是为群众和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会议决定星期六（5月23日）由毛泽东在文艺座谈会上作结论。今后中宣部、中组部要根据毛泽东所作的结论，经常有计划地召集文艺界的党员开会，加强党对文艺界整风运动的领导。
5月23日，毛泽东、朱德等出席延安文艺座谈会最后一次会议。起初仍进行大会发言，中间休息时，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和与会者到室外趁着快要下山的太阳光亮，照了合影。在朱德讲话后，毛泽东作会议的结论。他说：座谈会开了三次，开得很好。前两次是我出题目，大家做文章。今天是考我一考，大家出题目，要我作文章。毛泽东的结论讲了文艺运动中的一些根本方向问题。首先讲党领导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问题。毛泽东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目前还存在某种程度的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的倾向。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地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接着毛泽东从党领导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这一根本问题出发，谈到以下几个问题。一、如何为工农兵服务的问题。毛泽东指出，文艺工作者首先要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向他们学习。关于普及和提高的关系，目前普及工作的任务更为迫切。二、文艺工作的党内关系和党外关系问题。毛泽东指出：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