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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毛泽东指出：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党的文艺工作者应当在抗日、民主、艺术方法艺术作风上和党外的一切文学家艺术家团结起来。三、文艺批评问题。他指出：“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为大众的动机和被大众欢迎的效果，是分不开的，必须使二者统一起来”。文艺批评，应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毛泽东还批评了“人性论”等错误倾向。最后，他指出，延安文艺界中还存在很多的唯心论、教条主义、空想、空谈、轻视实践、脱离群众等缺点，需要有一个切实的严肃的整风运动。
延安文艺座谈会后，毛泽东在5月28日高级学习组作报告时，又讲到延安文艺界问题。他指出：现在华北、华中各根据地，陕甘宁边区，延安，有大批的文学家、艺术家，这是一种很好的现象，绝不是坏现象。中央关于知识分子的决定，正面地肯定地指出，应该欢迎大批的知识分子，只要是抗日的就应该吸收。最近准备作一个关于文学艺术工作的决定，召开了三次座谈会，目的是解决文学家、艺术家、文艺工作者和我们党的结合问题，与工人农民结合的问题，与军队结合的问题；要结合，就必须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转变到无产阶级思想，才能够在思想上与无产阶级、与工农大众相结合，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总是要格格不入的。我们的政策要好好引导小资产阶级出身的艺术家自觉地不是勉强地、慢慢地与工农打成一片。少数人不能打成一片，这是思想问题，不能勉强，不能用粗暴的态度。对文化人、知识分子要采取欢迎的态度，要懂得他们的重要性，没有这一部分人就不能成事。
5月30日下午两时，毛泽东在鲁艺球场对全院师生讲话。他指出：在鲁艺领到文凭还不算毕业，这只是在小鲁艺毕业了，还没有在大鲁艺毕业，人民群众还不承认你们。你们这鲁艺是个小鲁艺，你们要到大鲁艺去，到工农兵群众那里去。小鲁艺在桥儿沟，大鲁艺就是社会嘛，要使小鲁艺与大鲁艺结合起来。毛泽东还说：要拜群众为师，同他们交知心朋友，向他们恭恭敬敬地学习。工农兵的东西很生动、很丰富，当然也比较粗糙，是些豆芽菜。可是，你们不要瞧不起这些豆芽菜，任何大树刚出土的时候，都是两个芽，都是从豆芽菜长起来的。有些人嫌弃豆芽菜，把它踩死了，结果大树就长不出来。毛尔盖那个地方，因为没有人踩豆芽菜，所以大树多得很。
毛泽东在讲文艺作品比生活更高时说：你们不久以前演出的《带枪的人》里面，我们看见了列宁，在这个戏里和群众谈话、打电话、办公，赶走孟什维克……可是在戏里他没有吃过饭，也没有睡过觉。人不吃饭，不睡觉是不行的。列宁在生活中当然也要吃饭睡觉。戏里面并没有把列宁的一切活动都写出来。这也就是说，实际生活中的列宁比我们戏里看到的列宁要丰富得多。但是，列宁没有到过中国，更不用说延安。何况他已经去世了。戏里的列宁仍然活着，还可以永远活下去。他出现在延安边区大礼堂的舞台上。并且还可以出现在世界所有的舞台上。所以我说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要比普通的现实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
毛泽东看到姚时晓时问：现在还写剧本吗？回答说：不写了，现在做支部工作。毛泽东说：做支部工作是了解人、熟悉人的工作，和写剧本不矛盾。晚上，毛泽东还在鲁艺参加了晚会。当他听完大提琴独奏后，专门走上前去与演员握手，连声说：谢谢！谢谢！
续范亭来到延安后，已经不止一次地见到毛泽东，同毛泽东谈话。每一次见面和谈话，都使续范亭受到很大教育，所以他很自然地把毛泽东看做是自己最好的老师和最知己的朋友。1942年，续范亭发自内心地写诗歌颂毛泽东：“领袖群伦不自高，静如处子动英豪。先生品质难为喻，万古云霄一羽毛。”续范亭解释说，这首诗的前面三句我早就想好了，可最后一句想了几天，拿毛主席比喻历史上哪个人好呢？有一名记者问斯大林，列宁同彼得大帝相比，谁更伟大时，斯大林回答说，如果说列宁是大海的话，彼得大帝就是沧海一粟。所以我说“先生品质难为喻”。我曾想把毛主席比作刘邦的三杰（张良、韩信、萧何），但觉得不够全面，最后才想起了杜甫的一句诗“万古云霄一羽毛”。这是杜甫赞颂诸葛亮的。“万古”是空前，“云霄”是甚高，“一羽毛”是品清质虚而体极小，惟其清虚而不自大，所以空前而又甚高。
毛泽东读诗后，5月14日复信续范亭：“不自高，努力以赴，时病未能，你的诗做了座右铭。”
1942年5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关于整风学习问题，会议决定延长学习时间：机关由4月20日起延长到9月20日共五个月。学校由4月20日起延长到8月20日共四个月。会议决定成立中央总学习委员会，由毛泽东负总责，康生副之，领导全延安整风学习。
6月2日，中共中央总学习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会议决定：（一）总学委巡视团工作。同意李富春所提总学委巡视团各巡视员分工，以后每星期巡视团汇报时，总学委各同志都可以参加。（二）加强《学习》报编辑委员会。（三）解答各方面所提出的问题，决定由凯丰负总责。（四）总学委抽阅延安高级干部的学习笔记。（五）增加中央学习组的人数。
6月7日，中共中央总学习委员会举行第二次会议。会议决定的主要内容是：（一）参加中央学习组的全体同志编组研究某些重要文件，先行讨论《联共党史》结束语及《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两文件，并准备测验与调阅笔记。参加中央学习组的党、政、军、民各方面的工作同志，混合编为10个小组，毛泽东为第一组组长，高岗、谢觉哉为副组长。（二）对总学委抽阅各系统的笔记作了分工，毛泽东和彭真负责抽阅党校系统的笔记。（三）由中央宣传部通知全国各地党部，按照延安经验，暂时停止其他政治、业务教育及党的历史研究，集中力量研究22个文件及检查工作，将整风运动展开到全党。由中央学习组通知全国各地学习组，暂行停止党的历史研究，先行研究22个文件。
6月8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指示》，决定全党均应进行整顿三风的学习运动，各地各级党委各级宣传部及原有的高级学习组均应按照中央指定的22个文件，有计划地领导这一运动。并具体指出：党的高级领导机关必须成立总学习委员会，各部门各单位成立学习分会。在学习22个文件期间，应把其他一切学习暂行停止。学习时期规定为四个月到五个月，起止时间由各地自行决定。
6月15日，中共中央总学习委员会举行第三次会议，决定：（一）各机关学校在学习期间互相参观时，主要行政负责人必须亲自参加，各系统大机关的互相参观，由总学习委员会规定之。（二）对墙报稿的选择，不论其正面的和反面的，正确的和不正确的，均应登载不得抑制。（三）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和各系统的巡视人员不得向各单位要现成的材料，要用自己的耳和手收集材料等。会议还通过了中央学习组组员的名单。
1942年7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毛泽东在发言中指出：中央为纪念抗战五周年宣言有一个新内容，就是战后的建国方针和强调团结问题。中国民族问题是一个基本问题，国民党50年来都抓住民族这个口号，所以在人民中间有很大的影响。我们提出战后办法是有策略意义的。现在我们的政策，在形式上是改良的，实际上是革命的。今年7、8、9三个月是时局转变的关键，主要是日苏战争是否爆发，第二条战线是否建立，德国进攻高加索是否得手，过三个月后今年的局面就定了。国共关系也决定于这三个月。我对联络参谋说，谁打西安是汉奸，谁打延安也是汉奸。对何应钦，我们是只反对他的反共，何反共我反何，何不反共我也不反何。我们在统一战线中没有过去的斗争是不能存在的，在斗争之后又要团结。会议通过中共中央为抗战五周年纪念宣言草案及中共中央告抗日根据地全体党员和八路军新四军将士书草案，由毛泽东修改文字后发表，并由中宣部发一全党讨论这两个文件的通知。
7月7日，中共中央发表经毛泽东修改审定的《为纪念抗战五周年宣言》。宣言指出：“战后的中国应当是独立的与各友邦发生平等互惠关系的中国，而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或附庸国。战后的中国应当是统一的和平的中国，而不是分裂的内部互相战争的中国。战后的中国应当是民主的中国，既不是专制的半封建的中国，也不是苏维埃的或社会主义的中国。战后的中国应当是民众幸福的经济繁荣的中国，既不是只顾一部分人民的经济利益，而使大多数人受苦的中国，也不是以暴力没收土地没收工厂的中国。战后的中国应当是各党派合作经过人民普选的民主共和国，而不是少数人专政多数人无权的中国。总之，战后中国的新秩序的建立应当依据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国民党的抗战建国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的施政纲领与社会政策。中国共产党声明：自抗战开始我们就是为着共同抗战并共同建设这样的新中国而奋斗。”
7月9日下午，毛泽东到延安交际处访晤晋西北士绅参观团，对诸士绅所提问题，一一详作解答，畅谈五个小时。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不仅在抗战中坚持团结抗日，在战后也是要坚持团结建国的。他以陕甘宁边区为例，指出：人民普选的参议会与三三制的民主政权，乃团结各个阶级共同抗日的最好的政治形式。战后更需要贯彻这种精神，团结各个阶级的人民，共同建设民主共和的新中国。
1942年7月2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指出：过去四方面军干部除何畏（曾是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政治委员）等以外都是好的，经过6年证明这些干部是好的。原四方面军干部犯了错误，要按错误的性质加以处理，不要把什么都说成是张国焘路线。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对待原四方面军干部态度问题的指示草案。
同日，中共中央发出经毛泽东修改审定的《关于对待原四方面军干部态度问题的指示》。指出：“原四方面军干部绝大多数都是工农出身，由下层工作渐次提升上来的。他们在国内战争中表示了对革命对党的坚定与忠诚；在克服国焘路线之后，又一致拥护党中央”；“抗战五年来的实践，考验了原四方面军干部在本质上是诚实的，坚决的，证明一九三七年反对国焘路线时中央所作的结论是完全正确的”。“对原四方面军的干部的信任与工作分配，应当和其他干部一视同仁”；“对原四方面军干部，如果在现在工作中有成绩，则应当表扬。如果犯有错误（任何干部都有犯错误可能），则应当就其错误的性质与程度，加以指出，并帮助纠正”。“原四方面军干部应当继续相信中央和军委干部政策的正确，放胆做事，不要畏首畏尾”。
聂荣臻于7月1日写《全面展开整顿三风的学习与检查》一文。文章指出目前在晋察冀边区全面开展三风的学习与检查是纪念党的21周年的伟大献礼。文章具体分析了边区三风不正现象的主要表现，要求根据边区的特点进行整风、学习与检查同时并进，学习过程中同时反省自己，反省工作，并全面展开对工作的检查。加强组织领导，及时纠正整风中的各种偏向。
7月4日，毛泽东致电聂荣臻：“你七月一日的文章已全部收齐看到，即付《解放日报》发表，此文号召整风学习，纠正整风中的偏向，并指出边区学习特点，对整风开展有很大作用。但有一点请你注意，不要把三风分为某些是下级多些，某些是上级多些。即如党八股，就是包含着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在内的，如果不包含这些，就不叫做党八股了。如果县以上还有党八股残余存在，即是证明还有主观、宗派的残余存在。此次整风是全党的，包括各部门各级干部在内。所谓各部门，就是不但有地方，还有军队；所谓各级，就是不但有下级，而且主要与首先的对象是高中两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只要把他们教育好了，下级干部的进步就快了”。“在一个根据地内，主要应着重教育边区与地委两级，其次是县一级，只要他们有了正确方向，区、村干部的毛病就易纠正。我说这点，是想引起你注意抓紧党政军民各方面高级干部的学习领导，克服在他们中存在着的三风不正的残余。我们在延安亦是特别抓紧高级组的学习，着重阅读与自我反省”。
聂荣臻的文章发表在8月23日延安《解放日报》。
1942年8月14日，周恩来应约会见蒋介石。蒋介石向周恩来提出，拟在西安约毛泽东一谈。周恩来答复说待延安答后即告。当日，周恩来将见蒋情况电告毛泽东，并说蒋欲见毛泽东的目的“未可测”。周恩来提出两个办法：（一）以林彪为代表，赴西安见蒋；（二）要求蒋带周至西安，然后周飞延安，再偕一人（林彪或其他负责人）回西安见蒋。
8月17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复周恩来电，指出：“毛现患感冒不能启程，拟派林彪同志赴西安见蒋，请征蒋同意。如能征得蒋同意带你至西安，你回延面谈一次，随即偕林或朱赴西安见蒋更好。”
8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国际国内形势问题。会议认为丘吉尔和斯大林从8月12日至15日进行了会谈，讨论关于建立第二战线问题，在这种国际形势下，中国局势有好转可能。
8月19日4时半，毛泽东急电周恩来，指出：“依目前局势我似应见蒋，我感冒已十日，过几天要动也可以动”。“关于我见蒋，中央亦尚未作最后决定”。周恩来即日又致电毛泽东：与蒋会晤时间“似嫌略早”，可由林彪或朱德“先打开谈判之门”；如蒋约林或朱来渝，也可答应，“以便打开局面，转换空气；一俟具体谈判有眉目”，毛泽东再来渝。
8月25日，毛泽东修改《中情通报十八号》。通报的内容是最近日苏关系及国共关系。通报指出：斯大林、丘吉尔会谈后，反希特勒战争即将进入决战的阶段，这是整个战争的新形势。国民党近已放弃了5月间的军事反共计划，而采取政治上解决国共关系的方针。蒋介石两次见周恩来谈话，国共关系确有走向好转的趋势。毛泽东在修改时加写了三段话，其中说：“由于缅甸失陷，西南国际（通路）断绝，迫使国民党不能不注意西北国际道路，并与苏联增强外交关系”。“加以地方与中央的矛盾，财政税收的困难，人民对负担的不满，其内部困难日益增加，如再扩大反共战争，将至不可收拾，这亦是对国共关系避免军事解决改取政治解决的重要原因”。“由于我一贯实施争取好转的政策，特别是今年‘七七’宣言，重申我党拥蒋合作方针，这不能不起促进好转的作用”。
8月29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蒋到西安时，决先派林彪见蒋，然后我去见他。依目前国际国内大局，我去见蒋有益无害，俟林彪见蒋后即确定我去时间。”
9月3日，毛泽东复电周恩来，重申亲自见蒋介石的重要性。指出：“目前不在直接利益我方所得之大小，而在乘此国际局势有利机会及蒋约见机会我去见蒋，将国共根本关系加以改善。这种改善如果做到，即是极大利益，哪怕具体问题一个也不解决也是值得的。蒋如约我到重庆参加十月参政会，我们应准备答应他。蒋在兰州顿了半个月，这几天可能即到西安。林彪准备在蒋电约后即动身去，我则在林去后再定去西安的日期。”
9月5日，周恩来致电毛泽东，再次陈述对毛泽东会见蒋介石一事的意见。认为毛见蒋“时机尚未成熟”，蒋对人“包藏祸心”，“对我党我军的观念，仍为非合并即大部消灭”，国际国内局势也“非对我有利”。周恩来指出毛与蒋会晤可出现的一种前途不能不防，即蒋“约毛来渝开参政会后，借口留毛长期驻渝，不让回延”。“若如此，于我损失太大”。因此，提议林彪出面，“不将话讲死，看蒋的态度和要解决的问题，再定毛是否出来”。
毛泽东采纳了周恩来的这一提议。
9月15日，毛泽东复电周恩来，指出：“国内关系总是随国际关系为转移，第一次反共高潮发生于德苏协定、苏芬战争及英美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