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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非常关心“西北战地服务团”的工作，他曾先后几次对丁玲说：这个工作重要，对你也很好，前方去可以接近部队，接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扩大党的影响。组织上嘛，在延安属军委管，到了前方由总政管。出发以前，需要什么，找萧劲光同志。宣传工作，问中宣部。组织机构可以小一点，你们几个领导同志，称呼团长可以，称呼主任也可以。下边就不要设“部”、“科”，我看叫“股”就行了。宣传上要做到群众喜闻乐见，要大众化。现在很多人谈旧瓶新酒，我看新瓶新酒，旧瓶新酒都可以，只要对抗战有利。你是写文章的，不会演戏，但可以领导，没有搞过，可以学会。团里有几个人的历史、政治面貌没有搞清楚，这不要紧。在工作中可以慢慢了解，对他们不要有成见，不要轻易作结论，要帮助他们；有这样几个人，你们就有事情做了。
“西北战地服务团”出发前先在延安举行汇报演出。一天，演出话剧《王老爷》。由于人手缺乏，丁玲在剧中也扮演了一个角色。因为她湖南腔很重，又没怎么化妆，在台上刚一开口，台下一片笑声传遍礼堂。这时，毛泽东恰巧赶来看戏。他来得晚了，从前门进不来，观众挤得密密麻麻的。那时，领导同志如果来晚了，都习惯从后台进来，从前台跳下去就座。没想到团里刚建立了新制度，为了搞好舞台演出秩序，规定在演出进行中，无论是谁都不能从台口上下，影响观众看戏。毛泽东不知道这个新规矩，在警卫战士的引导下来到后台。团里的同志见到毛主席来看戏了，又高兴又感到为难，他们只好把新规定告诉毛泽东，问是否可以等戏闭幕时再到前台去。毛泽东听了立刻回答说：“这个规定好！遵守你们的规定！”此时，礼堂里丁玲的台词和观众的笑声又响成一片，毛泽东忍不住问工作人员：我先不下去，站在台侧看看行不行？工作人员说：行！他们引毛泽东从侧幕的缝隙中静静地望着台上。就这样，毛泽东站在侧幕间看戏，一直等到这一场戏演完。大幕拉上了，大家为丁玲和演员们的表演热烈鼓掌。在掌声中，毛泽东突然出现在幕前一侧，他高高兴兴地走下台去，这时，掌声更加热烈了。
洛川会议
为要研究讨论红军出动问题、作战问题，毛泽东与张闻天8月8日致电彭德怀、任弼时，提出“拟在红军开动时开一次政治局会议”，“地点在洛川”，“时间十五号左右”，同时询问“由云阳到洛川须几天并估计情况是否可能”。
地点选在洛川，主要是因为当时红军前方将领多在云阳集中，洛川在延安与云阳之间，在洛川开会可省去前方将领一半路程。此时林彪正率抗大学员在洛川，毛泽东嘱他在洛川待命，暂不要回来，也不要上前方。15日左右没有开成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八一三”上海事变后有了新情况，二是等待在南京同国民党谈判的周恩来等返回参加会议。
在8月中下旬之交的一天，毛泽东把萧劲光叫到他的窑洞里说，党中央的这个会议准备去洛川开，你去打个前站，安排个开会的地方。不在洛川县城，那里不安全，要选个安全的地方。你准备一下马上出发吧。
毛泽东等是8月20日从延安出发去洛川的。在出发前一天，毛泽东与张闻天致电朱德、秦邦宪、彭德怀、任弼时等，请他们也于明日动身并带电台及华北地图，到洛川交通站找林彪，并提出洛川会议日程：（一）政治任务问题。（二）军事问题。（三）两党关系问题。
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洛川冯家村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作关于军事问题和同国民党关系问题的报告。他深刻地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形势，指出抗日战争将是艰苦的持久战，提出了党在抗日时期所采取的政治路线和基本方针。关于军事问题，报告指出红军的基本任务是：1。 创造根据地；2。 钳制和相机消灭敌人；3。 配合友军作战（战略支援任务）；4。 保存和扩大红军；5。 争取民族革命战争领导权。红军的作战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包括在有利条件下集中兵力消灭敌人兵团，以及向平原发展游击战争。独立自主是在统一战线下的相对独立自主；游击战争的作战原则是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山地战要达到建立根据地，发展游击战争，小游击队可到平原地区发展。关于国共关系问题，报告强调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对国民党要保持高度的阶级警觉性。红军主力全部出动要依情况由我们自己决定，要留一部分保卫陕甘宁边区。
会议对毛泽东的报告进行了认真的讨论。许多同志都发了言，大多数人同意毛泽东的报告，拥护党中央的政治路线。但是，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有些不同意见。如关于出兵时间问题，有人认为应该早出兵；关于陕甘宁边区留守部队问题，有人主张把军队全部开到前线；关于作战方针问题，有人主张红军要配合国民党军队多打大仗等。
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对会议作了总结，回答了讨论中提出的问题。他指出，必须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一定要实行党对抗战的领导，依靠人民群众，实行全面抗战，反对片面抗战，反对妥协退让，民族革命战争才能获得彻底胜利。与会同志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总结。但由于时间紧迫，有些具体问题来不及充分讨论，所以还没有取得完全一致的认识。
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以及他为中共中央宣传部门起草的宣传鼓动提纲《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十大纲领”全面概括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基本政治主张，其主要内容是：1。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2。 全国军事总动员；3。 全国人民总动员；4。 改革政治机构；5。 实行抗日的外交政策；6。 实行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7。 改良人民生活；8。 实行抗日的教育政策；9。 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10。 加强抗日的民族团结。会议在组织上进一步健全了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成员增为11人，毛泽东为主席，朱德、周恩来为副主席。8月25日，中央军委发布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会议期间，中央政治局常委还决定设立中央军委前方军分委（后称华北军分会），朱德为书记，彭德怀为副书记。
8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洛川召开座谈会。毛泽东在会上发言说：无产阶级的政治和组织程度比资产阶级高，所以统一战线由无产阶级提出。在联合抗日的情况下，要把民族革命与社会革命贯通起来。在统一战线的长期过程中，国民党有计划地从各方面影响和吸引共产党及红军，我们要提高政治警觉性，要使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跟随我党走。国民党内有些人动摇于国共两党之间，这对我们吸引国民党是有利的，共产党吸引国民党的条件是存在着的。两党之间互相吸引的问题，要在斗争中解决。统一战线成功后，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要注意在党内加强教育。
毛泽东等于8月30日由洛川返抵延安。
在华北战局危急的形势下，八路军不待改编全部就绪，115师主力即于8月22日由陕西省三原地区誓师出征。8月31日，经韩城县芝川镇东渡黄河，沿同蒲路北上。9月3日，120师主力由陕西省富平县庄里镇出发，随115师之后北上。9月4日，八路军总指挥部由陕西省泾阳县云阳镇东进。根据毛泽东、张闻天于8月4日提出，后经洛川会议讨论同意的，决定八路军全部部署于以恒山山脉为中心的冀察晋绥四省交界地区，115师、120师向冀察晋绥四省交界的恒山地区挺进。
正当八路军日夜兼程向恒山地区挺进的时候，沿平绥路西犯的日军，突破国民党军的防线，于9月13日占领大同，并沿同蒲路南下，向雁门关、茹越口进攻。与此同时，由平绥路向晋东北进犯的日军，向平型关进犯，企图实施右冀迂回，威胁平汉路沿线国民党军第一战区主力的侧背。沿平汉路及其两侧南犯的日军也于9月中旬沿滏阳河南下，迂回平汉路沿线国民党军的侧背，企图歼灭国民党军第一战区主力于河北省中部地区。在此情况下，9月16日，毛泽东在复朱德、任弼时的电中指出：“我三个师已无集中晋东北一处之可能，更无此必要。”并提出：拟以115师位于晋东北，以五台为活动重心，暂时在灵丘、涞源，不利时逐渐南移，改以太行山脉为活动地区；120师位于晋西北，以管涔山脉及吕梁山脉之北部为活动地区；129师位于晋南，以太岳山脉为活动地区。9月17日，毛泽东就八路军的战略部署再电朱德等，指出：根据华北日军大迂回进攻的形势，恒山山脉必为敌军夺取冀察晋三省的战略中枢，敌军向这里出动主力，阎锡山指挥的各军已失锐气，节节败退。因此，八路军如果仍按原计划全部进到晋东北恒山山脉，必将使自己处于敌军大迂回中，完全陷于被动地位。为战略上展开于主动地位，即展开于敌之侧翼，钳制敌之进攻太原与继续南下，援助晋绥军使之不过于损失力量，真正执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广泛发动群众，组织义勇军，创造根据地，支援华北游击战争，并为扩大本身起见，拟变更原定部署，采取如下之战略部署：120师转至以管涔山脉为依托的晋西北地区；129师于适当时机进至以吕梁山脉为依托的晋西南地区；115师即进入恒山山脉南段，并准备逐渐南移，展开于太行、太岳两山脉中。9月18日，毛泽东致电朱德、任弼时，指出：恒山山脉是第一战区与第二战区接合部，敌主力必从此进。林彪师现已当了正面，处于完全的被动地位，贺龙师决不能再用此方，应速向晋西北转进。9月19日，毛泽东在致彭德怀电中再次强调，贺龙率领的120师主力应速赴晋西北：敌于太原，志在必得，此时部署应远看一步。五台、定襄、盂县地区狭小，敌进太原后，即在其包围中，因此，贺龙师应位于晋西北，处于大同、太原之外冀，向绥远与大同展开游击，方能给进攻太原之敌以相当有效的钳制。所以，贺龙师应速赴晋西北占先着，如叫再去五台则失去战略意义。
毛泽东依据战局发展趋势，适时改变八路军的战略部署，将原定三个师集中部署于冀察晋绥四省交界地区的计划，改变为分别依托恒山、管涔山、太行山、吕梁山，向着敌占交通线和中心城市取四面包围的态势，这对八路军摆脱日军之迂回包围，保持战略上的主动地位，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具有重要的意义。
毛泽东在8月初就明确提出，红军对日作战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分散游击战原则。洛川会议正式确立了以独立自主山地游击战作为红军对日作战基本战略方针。但在洛川会议上，由于时间紧迫，有些分歧意见没有及时得到解决，所以，在此后贯彻执行这一方针中，党内、军内一些同志的认识并不一致。分歧意见主要集中在究竟是以游击战为主还是以运动战为主这一点上。一些同志主张以运动战为主，配合国民党军队抗击日寇进攻，或者干脆由红军单独开辟一条战线，独立自主地同日寇进行较正规的运动战。从战场实际情况来看，在太原失陷以前，八路军对日作战基本上是运动战和游击战并行，甚至有时运动战要占主要位置，出现这种情况虽然同当时华北战场的实际需要有很大关系，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有相当一部分同志对这一战略方针缺乏深刻理解。
为统一党内的认识，保证战略转变的顺利实现，洛川会议后，毛泽东就战略方针问题多次给党和军队的一些领导人发电，进一步阐述独立自主山地游击战方针的基本原则。
1937年9月，国民党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无理要求129师速上前线，彼等用意，或者不明白使用大兵团于一个狭小地域实不便于进行游击战争；或者含有恶意，企图迫使八路军打硬仗。本来，游击战争与按照情况使用兵力，是朱德、周恩来在南京与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黄绍竑决定的八路军的战略方针与指挥原则。八路军主力上前线，多兵堆于狭地不合游击战使用，因此129师留驻待机是完全正当的。毛泽东认为，如果蒋鼎文等真不明白这个道理，至少是我们未对他们有过彻底坚持的说明，同时反映出我们本身对独立自主山地游击战方针的基本原则还缺乏深刻理解。9月12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嘱他“在晋在冀在京，均着重解释我军‘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这个基本原则”，并对基本原则的内涵作了较系统的说明。他指出：“这一方针的基本原则包含：（一）依照情况使用兵力的自由。（二）红军有发动群众创造根据地组织义勇军之自由，地方政权与邻近友军不得干涉。（三）南京只能作战略规定，红军有执行此战略之一切自由。（四）坚持依傍山地与不打硬仗的原则。”这个说明，将独立自主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进一步具体化了。
9月13日，日军占领大同，并继续向山西境内大举进攻，阎锡山处在不打一仗无法向山西民众交代的情况下，拟集中兵力保卫太原，与日军来一次决战，希望八路军参加。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接连几次给八路军前线指挥员发电。9月21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指出：阎锡山的“部下全无决心，他的军队已失战斗力，也许在雁门关、平型关、沙河一带会被迫地举行决战，然而大势所趋，必难持久。不管决战胜败如何，太原与整个华北都是危如累卵。个别同志对于这种客观的必然的趋势，似乎还没有深刻认识，被暂时情况所诱惑。如果这种观点不变，势必红军也同阎锡山相似，陷入于被动的、应付的、挨打的、被敌各个击破的境遇中”。电报强调：“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要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战略上有有力部队处于敌之侧翼，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集中打仗则不能做群众工作，做群众工作则不能集中打仗，二者不能并举。然而，只有分散做群众工作，才是决定地制胜敌人、援助友军的唯一无二的办法。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无结果可言的。”电报还说：“我完全同意你十八日电中‘使敌虽深入山西，还处在我们游击战争的四面包围中’这个观点。请你坚持这个观点，从远处大处着想，对于个别同志不妥当的观点给予深刻的解释，使战略方针归于一致。”
9月25日，毛泽东就华北工作问题致周恩来并转刘少奇、杨尚昆等电，明确指出：“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一切工作，例如兵运、统一战线等等，应环绕于游击战争。华北正规战如失败，我们不负责任；但游击战争如失败，我们须负严重的责任。”应“发动全华北党（包括山东在内）动员群众，收编散兵散枪，普遍地但是有计划的组织游击队”。“为此目的，应着重于高级干部之分配及独立领导的党政军集体机关之组织。要设想在敌整个占领华北后，我们能坚持广泛有力的游击战争。要告诉全党，今后没有别的工作，唯一的就是游击战争”。
10月16日，毛泽东为答复阎锡山拟集中14个团并要115师参加与日军决战事，致电林彪，指出：“我军应坚持既定方针，用游击战来配合友军作战。此方针在京与蒋、何决定，周、彭又在晋与阎当面决定，基本不应动摇此方针。”
形势发展正如毛泽东所预料到的那样，11月8日，太原失陷，华北正规战争随之结束，游击战争转入主要地位。就在太原失陷的同一天，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等，指出：八路军将成为全山西游击战争之主体，应该在统一战线的原则下，放手发动群众，扩大自己，征集给养，收编散兵，应照每师扩大三个团之方针，不靠国民党发饷，而自己筹集供给之。电报还指出：吕梁山是八路军的主要根据地，但其工作尚未展开。第115师主力应立即迅速转移至吕梁山地区；第129师全部在晋东南，第120师在晋西北，坚持长期游击战争。
11月12日，上海失陷。11月13日，毛泽东致电朱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