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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0月下旬，叶挺离开南京，途经武汉、西安来到延安。叶挺这次到延安，是为了向中共中央请示关于组建新四军的工作问题。
在延安，毛泽东亲自迎接他，为他设宴接风，多次进行广泛交谈。叶挺对他在大革命失败后走过的一段曲折道路，作了自我解剖，再次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军事战略，完全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毛泽东对叶挺在北伐战争和南昌、广州起义中建立的历史功绩，给予高度的评价；对他充分理解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政策和愿意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抗日的决心，表示热烈的欢迎。毛泽东和叶挺还对抗日战争的发展趋势，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创造敌后根据地等问题进行了详尽的探讨，互相间取得了充分的谅解和信任。关于组建新四军的问题，毛泽东向叶挺提出：经过中共中央的郑重考虑，认为可争取将新四军的编制定为两师四旅八团。领导人可选叶挺为军长，项英任副军长，陈毅任政治部主任，周子昆任参谋长。军部暂驻武汉，南昌、福州设办事处。叶挺同意这个方案，并提出，请党中央多派一些得力的干部，加强新四军的工作。毛泽东希望叶挺能据此方案向蒋介石本人和国民党军委会方面多做争取工作，同时还要向南京提出将陕北部队增编一个师。叶挺表示他一定照毛泽东的要求尽力去做。
在延安期间，毛泽东在抗大礼堂亲自主持了一次欢迎叶挺的大会。毛泽东在欢迎大会上说：“我们今天为什么欢迎叶挺将军呢？因为他是大革命时代的北伐名将，因为他愿意担任我们新四军军长，因为他赞成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所以我们欢迎他。”叶挺受到党中央如此隆重的欢迎，心情十分激动。他在会上表示：“同志们欢迎我，实在不敢当。革命好比爬山，许多同志不怕山高，不怕路难，一直向上走。我有一段爬到半山腰又折回去了，现在又跟了上来。今后，一定遵照党所指示的道路走，在党和毛主席正确领导下，坚持抗战到底。”
11月7日，已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新四军分会书记、新四军副军长的项英来到延安。毛泽东为欢迎项英，也组织了一个晚会。他特意请项英、叶挺一起坐在主席台上。叶挺和项英在延安相见，他们都想借着这个机会好好地谈一谈，但因叶挺急需赶回去处理有关组建新四军的重要事项，而项英又要留下与党中央讨论问题，两天之后他们便匆匆告别了。
叶挺在党中央逗留了10余天，于11月9日离开延安，返回武汉。
1937年10月，八路军129师为配合国民党打击沿正太铁路西犯之日军，在山西平定县集结，待机开进。10月23日，该师第386旅第771团在平定县七亘村地区遭日军一个联队和200余骑兵的袭击，伤亡30余人。消息传到延安，10月25日毛泽东立即给八路军各级负责人发出电报，指出：“屡胜之后，必生骄气，轻视敌人，以为自己了不得。七七一团七亘村受袭击，是这种胜利冲昏头脑的结果。你们宜发通令于全军，一直传达到连队战士，说明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是一个艰苦奋斗的长过程。凡那种自称天下第一，骄气洋溢，目无余子的干部，须以深切的话告诉他们，必须把勇敢精神与谨慎精神联系起来，反对军队中的片面观点与机械主义。”10月28日，129师师长刘伯承亲自指挥772团第二次在七亘村设伏，由于料敌如神，谨慎用兵，取得“重叠设伏”的重大胜利。772团两次于七亘村设伏，共歼日军400余人，缴获骡马300余匹及其他大量的军用物资，挽回了七亘村受袭击的损失。
中共中央政治局十二月会议
11月29日，毛泽东去延安机场迎接从苏联回国的王明。王明在苏联时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之一，并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和候补书记。王明回国，是为了在中共中央贯彻共产国际执委书记处在5月制定的关于中国抗日形势和中共任务的“新政策”。王明离开莫斯科后，由王稼祥接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职务。
王明回国后，各地政治局委员大多已齐集延安。为了听取共产国际的指示和总结党的工作，中共中央于12月9日至14日召开政治局会议（即“十二月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王明、康生、陈云、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彭德怀、凯丰、刘少奇、项英、张国焘共13人。张闻天在会上作了《目前的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报告，王明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项英作了《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的报告。王明的报告分析了抗战爆发以来的国内外形势，在坚持联合国民党抗战的问题上，发表了一些正确的意见。但是，他又以共产国际路线代表的名义，批评洛川会议过分强调“独立自主原则”，没有提出“抗战高于一切”；批评毛泽东《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对形势的分析有错误；批评刘少奇《抗日游击战争中各种基本政策问题》的一些正确观点，并在如何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提出了比较系统的右倾投降主张。主要是：一、过高地估计了国民党的政策转变，忽视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不同阶级和集团的原则区别。二、反对提出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和“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三、轻视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幻想依靠“全中国统一的国防军”求得抗日战争的速胜。
在会上毛泽东没有作正式报告，但他在两次发言中，正面阐述了洛川会议以来中共中央的正确主张。他说：团结御侮是我们的基本方针，统一战线问题要适合于这个总方针。在统一战线中，“和”与“争”是对立的统一。国民党内划为左、中、右派，而且左、中、右派会变动的。过去我们反对国民党派大官来也是必要的，因为西安事变后国民党要派大批人来侮辱和破坏红军，应该拒绝。如果没有共产党的独立性，便会使共产党降低到国民党方面去了。国民党与共产党谁吸引谁这个问题是存在的，不是说要将国民党吸引到共产党来，而是说要国民党接受共产党的政治影响。我们所谓独立自主是对日本作战的独立自主。战役战术是独立自主的。抗日战争总的战略方针是持久战。红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在有利条件下打运动战，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一部。洛川会议决定的战略方针是对的。独立自主，对敌军来说我是主动而不是被动的，对友军来说我是相对的集中指挥，对自己来说是给下级以机动。总的一句话：相对集中指挥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
这次会议，由于毛泽东等的抵制，王明的错误意见没有形成会议决议；王明的错误意见虽然一度影响了一些同志，但没有为全体与会同志所接受。会议决定成立由25人组成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王明为书记，并由毛泽东、张闻天、康生、陈云、王明五人组成筹备委员会秘书处。会议决定，增补王明、陈云、康生为中央书记处书记；由周恩来、王明、博古、叶剑英组成中共代表团，负责与国民党谈判；由项英、周恩来、博古、董必武组成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中国南方各省党的工作。会议之后，王明前往武汉，并担任了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使当时国民党统治区、华中敌后地区的党的工作和开创根据地工作受到了一些不良影响；但是，就全党范围来说，还是以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在洛川会议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方针为主。
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使梁漱溟对抗战前途感到悲观，同时又想对中国共产党作一考察。于是，梁漱溟产生了赴延安见毛泽东的念头。经蒋介石同意，中共方面表示欢迎，梁漱溟便很快成行。1938年1月5日，梁漱溟由西安前往延安，1月25日返回，往返共三个星期。在延安，毛泽东不仅设宴招待了梁漱溟，临走时又为梁送行，而且进行了6次长时间的交谈。有两次竟通宵达旦。他们谈的内容很多，主要的归纳如下。
梁问：造成1927年后国共两党分裂、斗争的客观因素是什么？毛答：大致分为国内的因素、国际的因素。如国际的因素，那时各帝国主义同惧中国的赤化，他们可以统一起来。于是他们就来分化中国内部，使国共分裂。但到今天则相反。今天国际上有侵略的日德意一边，有反侵略的英美法一边，因统一不起来，他们就不能共同来对付中国。日本的侵略逼成中国的团结，反侵略者则不愿中国再有内战，处处从正面助成我们的团结。1936年西南“两广事件”和“双十二事变”时，英美友人的心理及其活动，就是最好的例证。毛泽东说：这就是今昔客观因素的不同。由于这些因素（国际的加国内的），他相信国共前途只会团结，不会分裂。
关于抗战前途问题，梁漱溟说出了自己的失望和悲观。中国的前途如何？中华民族会亡吗？他说，到延安就是专程讨教的。毛泽东十分耐心地听他把话说完后，面带笑容，斩钉截铁地回答：中国的前途大可不必悲观，应该非常乐观！最终中国必胜，日本必败，只能是这个结局，别的可能没有！接着毛泽东分析了国内、国外，敌、我、友三方力量的对比，强弱的转化，战争的性质，人民的力量等等，使梁漱溟十分信服。毛泽东这次谈的“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观点，即是不久后他写成的《论持久战》一书的主要论点。
谈到如何建设一个新的中国问题，毛泽东和梁漱溟分歧很大。毛泽东事先用一天时间读了梁漱溟著的几十万字的《乡村建设理论》一书，这是梁在谈话前送给毛的。毛泽东作了许多摘录。毛泽东对梁漱溟说，你的著作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分析有独到的见解，但你的主张总的来说是走改良主义的路，不是革命的路。改良主义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中国的社会需要彻底的革命。革命怎样才能彻底？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理论，是在对中国社会进行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分析、估计后，从这一基本分析、估计得出的力量对比出发，来确定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毛泽东十分强调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作用，梁漱溟不同意的正是这一点。他争辩说，中国社会与外国社会不同。在历史上，外国的中古社会，贵族与农民阶级对立鲜明，但中国的中古社会贫富贵贱不鲜明、不激烈、不固定。有句老话叫：“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自当强。”因此中国社会阶级分化和对立也就不鲜明、不激烈、不固定。根据这种分析，梁漱溟提出“伦理本位”、“职业分途”8个大字。“伦理本位”是指中国家庭和社会的重要原则，像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妻相敬，亲朋善友等等，即注重义务。“职业分途”，就是社会分工，人人尽责，做好本行，则社会就能稳定、发展。这一次，梁漱溟讲了许多，毛泽东耐心听着，有时插话。毛泽东强调说，中国社会有着特殊性是对的，但中国社会却同样有着与西方社会共同性的一面。毛说梁的观点太看重了中国特殊性的一面，而忽略了共同性即一般性的一面。梁则说毛是太看重了一般性的一面，而忽略了特殊性的一面。两人相持不下，谁也没有说服谁。
毛泽东和梁漱溟之间虽然存在着重要分歧，但毛泽东政治家的风貌和气度，给梁漱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致使他终生难忘。梁漱溟结束对延安的访问要返回西安去了。临别时，毛泽东对梁漱溟说：我对你说一句要紧的话，要贡献你一句要紧的话。恩格斯写了一本书，叫《反杜林论》。你要读读《反杜林论》。
1938年初，在延长、延川、宜川等县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有200多名伤病员集合起来要上延安“请愿”，并点名要找毛主席提意见。
两延河防司令员知道后，很着急，他赶紧请来伤病员代表谈话。原来，这些伤病员大部分是长征过来的老同志，当时留在陕北根据地的几个伤残医院里疗养。由于日寇和国民党军队对我抗日根据地的蚕食、“扫荡”、封锁，物质条件非常艰苦。同时有些医务人员医护作风差，对伤残人员照顾得不周到，因此，他们很有意见。司令员听了伤病员代表的意见，一面找房子安排这些同志先住下，一面打电话把这件事报告毛泽东。
毛泽东详细询问了伤病员提的意见，又问司令员怎么处理的。当了解清楚后，毛泽东说：“没有责备他们就好。这些同志大部分是长征过来的，流过血，对革命有贡献，现在伤残了，没有伸手要什么，就是要求我们改进工作。是些好同志呵。”稍停片刻，毛泽东又沉痛地说：“同志，这个事情我们没有搞好啊！”“我们确有官僚主义，要发动伤病员给我们提意见，‘动手术’医治这官僚主义。”他要司令员转告伤病员：“就说毛泽东和中央领导的窑洞已经腾出来了，欢迎他们到延安来住，整整我们的官僚主义。”司令员内心很不平静，放下电话就跑到伤病员的住处转告毛泽东的话。大家听了深受感动，都说毛主席总是和群众血肉相连，心心相印，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有个伤病员哽咽着说：“请转告毛主席，我们不去延安了。”
司令员报告毛泽东后，毛泽东还是坚持邀请伤病员派代表到延安来开会。开会前，毛泽东为了把这个问题解决好，把司令员等人召到延安，制定切实改进的措施，连更改医院名称的细节都考虑到了。毛泽东说：“不能再叫残废医院了，这个名称对伤病员的人格不尊重，任何人到那里去，都会对这个名词反感，很不好。要把残废医院改成荣誉军人教导院，积极地当作训练干部去办好。”
1938年2月底，会议在延安抗大旁边的房子里召开。毛泽东亲自到会讲了话，他说：“欢迎大家提批评意见。过去工作没搞好，责任在我们上面没有组织好，缺乏主动精神来抓这一工作。当然，客观上也确实存在好多困难，需要谅解。”最后，毛泽东说：今后大家都要照这里讲好的去办。伤病员代表和所有参加会议的同志，听了毛泽东的讲话都非常激动，每个人的心中都鼓起了一股劲：做好工作，团结抗日。
会议刚开过，毛泽东根据有的伤病员要求回家乡的意见，请周恩来副主席先同国民党交涉，待人身安全有保证后，再送伤病员回去。后来，通过周恩来同国民党交涉好了，荣誉军人教导院才把2000余名荣誉军人送回老家。当时有些同志提出：将来还叫不叫他们回来呢？毛泽东说：全国胜利后，当然要他们回来，因为他们是回各地做抗日宣传动员工作的人员。在做这项工作的过程中，毛泽东还指示，全残的同志不要让他们回去，因为他们到白区去，连日常生活都不能自理，会有很大困难的。
1938年底，毛泽东还召集卫生部门和中央有关负责同志，到杨家岭向他汇报对伤残工作的检查情况。在会上，毛泽东当即指示有关部门，今后发物资的次序为：（一）前方；（二）伤病员；（三）残废同志；（四）后方部队和机关等。残废同志的伙食标准与伤病员相同（中灶标准，每人每天7分钱）。
在毛泽东的直接关怀下，伤病员和残废同志的生活立即得到提高。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忽视对伤病员和残废同志在生活上的照顾和政治上的培养。这已成为我们党和军队工作的优良传统了。
毛泽东20年没有写过日记了，自2月1日起再来开始，说是为了督促自己研究一点学问。在第一天的日记上写道：“看李达的社会学大纲，一月十七日至昨天看完第一篇，唯物辩证法，从1—385页。今天开始看第二篇，当作科学看的历史唯物论，387—416页。”
以后毛泽东几乎每天不漏地记录着读过的页码，有几页、十几页、几十页不等，要是工作紧张没有时间，就写上“没有看书”。
2月6日，读完李达《社会学大纲》第二篇，开始读第三篇“社会的经济构造”。
2月20日，读完李达《社会学大纲》第三篇。开始读第四篇“社会的政治建筑”。
3月5日，开始读李达《社会学大纲》第五篇“社会的意识形态”。
3月16日，读完李达《社会学大纲》全书。
3月18日，开始读克劳塞维茨《战争论》。本日看完第一章，一直到55页止。
3月25日，开始读《新华日报》社社长潘梓年寄来的他所著《逻辑与逻辑学》。本日看到93页。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