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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8日，开始读克劳塞维茨《战争论》。本日看完第一章，一直到55页止。
3月25日，开始读《新华日报》社社长潘梓年寄来的他所著《逻辑与逻辑学》。本日看到93页。毛泽东在日记中写道：“颇为新鲜。”26日继续阅读，27日读完全书。
3月28日，开始继续阅读中断的《战争论》。
《战争论》何时读完的，没有记载。《读书日记》写到4月1日为止。
1938年2月27日至3月1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又称三月会议），主要讨论抗战形势、国共两党关系和抗日军事问题。毛泽东、王明、张闻天、周恩来、康生、凯丰、任弼时、张国焘8名政治局委员出席会议。王明作政治报告，坚持他在去年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的右倾主张，附和国民党“只要一个军队”和“统一军令”的说法，强调在军事上要服从国民党的统一领导。
毛泽东就抗日军事问题作了发言，提出：中国抗战最后是必然胜利的，但必须经过许多困难。国民党的腐败与共产党的力量不足，日本的兵力不足与野蛮政策，再加上复杂的国际条件，造成了中国抗战的长期性，即持久性。中国抗战应有战略退却，前一段没有大踏步的进退，只是硬拼，这是错误的。应该知道保存实力到最后便能取得最后的胜利。日军的继续进攻，将使中国被割断为许多块，因此在原则上应分割指挥，以便于发展。将来战争的具体形势，是内线外线作战互相交错，日本包围我们，我们在战役上也包围日本。中国抗战要争取外援，但主要是靠自己，强调自力更生。毛泽东在发言中还提出要大量发展共产党的组织，并以此来推动群众抗日运动的发展。毛泽东的这一建议立即为中共中央采纳，3月15日，中共中央即作出了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
毛泽东等的发言，实际上抵制了王明的错误主张。这次政治局会议没有形成正式文件。但会议之后，王明以个人署名公开发表了《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把他的右倾投降主义主张冒充为中央政治局的“一致意见”，广泛宣传，造成了不良的影响。
美国合众社记者王公达于1938年2月间来延安访问，毛泽东与他作了一次谈话。王公达把这次谈话记录整理成文章，经毛泽东审阅，在3月5日《解放》第32期上发表。
毛泽东在回答王公达提出的各种问题时说：我对中国抗战的前途完全是乐观的，因为中国抗战的前途必然是先败后胜、转弱为强，这已经成了确定的方向了。关于军事方面，毛泽东指出：有人说，我们只主张游击战，这是乱说；我们从来就主张运动战、阵地战、游击战三者的配合。在目前以运动战为主，以其他二者为辅；在将来要使阵地战能够有力地配合运动战，而游击战，作为战斗方式来说，则始终是辅助的，但游击战在半殖民地的民族战争中，特别在地域广大的国家，无疑在战略上占着重大的地位。关于国共两党合作建国，毛泽东指出：因为中国是处在半殖民地地位，目前则更处在亡国灭种关头，连半殖民地地位都在危险中。党派与阶级虽不同，这个共同的地位则一样，就此决定了两党不但能合作抗日，并且能合作建国。但合作是在一定纲领下的合作，是有原则的合作，是真正的合作，而不是苟合与貌合。如果离开纲领与原则，必变成苟合与貌合，这是任何有原则的政党所不许可的。有纲领有原则的合作，如同朋友之间的道义之交，只有这种道义之交，交情才能长久。
会见白求恩
1938年3月底，加拿大著名的胸外科专家白求恩大夫来到延安。第二天晚上，毛泽东在凤凰山麓的窑洞里亲切地会见了他。
白求恩是加拿大共产党员，他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率领一支医疗队，越洋渡海，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支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当白求恩在翻译的陪同下来到毛泽东的窑洞门口时，毛泽东已迎出来了。他紧紧地握住白求恩的手，把他请进窑洞。毛泽东对白求恩和医疗队来到中国表示热烈欢迎。他请白求恩坐下，高兴地说：你们来解放区，说明了加拿大人民、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的团结与战斗友谊，说明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和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之间的深厚感情。白求恩向毛泽东转达了加拿大人民和美国人民的亲切问候，详细介绍了加拿大人民和美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情况。
白求恩从贴胸的衣袋里掏出党证，郑重地交给毛泽东。毛泽东双手接过党证，亲切地点点头。他意识到，这不仅是一位普通的共产党员的证明书，而且是一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的一颗火热的心啊！
毛泽东询问了白求恩一路上的旅行情况，又问到他过去在西班牙战地医疗的事，白求恩一一作了回答。他兴奋地说：根据我在西班牙的经验，如果能在战场上立即给伤员们治疗，我敢说，百分之七十五的伤员一定能得到抢救。这就是说，医疗队必须到前线去，到战壕附近去。毛泽东一面听，一面满意地点头。
在谈到解放区的发展时，毛泽东告诉白求恩：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战场的暂时优势正在消失，解放区人民的抗日情绪越来越高。除了有训练的军队之外，共产党在农村里组织了很多游击队。人民一起来，日本侵略者将要完全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白求恩聚精会神地听着，他深深地被毛泽东的精辟分析，被解放区军民英勇抗日的伟大气概所感动。他立即向毛泽东请求，到前线去，到晋察冀边区去。他说：一个军医的战斗岗位应该是离火线最近的地方。在那里，我将使百分之七十五的伤员迅速恢复健康。毛泽东听了点点头，高兴地说：你的想法很好，前线很需要你这样高明的大夫。并且关心地说：前线很危险，任务重，条件差，生活艰苦，要注意自己的身体……最后，毛泽东答应由八路军卫生部来安排白求恩的工作，并且向白求恩致谢。
谈话进行了三个小时。白求恩回到凤凰山下的住处，把这次会见的情况详细地记录下来。他写道：“我在那间没有陈列的房间里和毛泽东面对面坐着，倾听他从容不迫的言谈的时候，我回想到长征，想到毛泽东和朱德在那伟大的行军中怎样领导红军经过两万五千里长途跋涉，从南方到了西北丛山里的黄土地带。由于他们当年的战斗经验，使得他们今天能够以游击战来困扰日军，使侵略者的优越武器失去效力，从而挽救中国。我现在明白为什么毛泽东那样感动每一个和他见面的人。这是一个巨人！他是我们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毛泽东说：“我和白求恩同志只见过一面。”就是指这次亲切的会见。
1938年3月19日，毛泽东在抗大第四期五大队开学典礼上讲话。他指出：你们一定要在学习的短短时期中完成学习计划，主要的是要学得一个方向，一种作风。方向是革命的方针，也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三民主义的方针，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方针。其次说到作风，便是艰苦奋斗的作风。你们要练习爬山，因为“爬山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一部分”。为什么如此说呢？马克思主义在今天中国的具体任务是去掉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而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便非吃苦耐劳，努力爬山不可！否则便成为形式的马克思主义者了！再加上明确的、灵活的战略战术，学习军事知识，你们便是“文武双全”的干部了！会打军事的冲锋，又会打政治的冲锋。这两个冲锋有机地、统一地配合起来，便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所以，你们到抗大来可以学习三样：（1）正确的政治方向；（2）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3）灵活的战略战术。有了这些，你们便可出去当教员，当排长也是教员，当新闻记者也是教员，教一切和你们接近的人。
4月9日，毛泽东在抗大第四期三大队开学典礼上讲话。他指出：诸同学不避艰苦，从很远的地方，风尘跋涉，来此学习，这种精神，这种决心是很好的。你们在这里学习，就是要学一个宗旨，这个宗旨也即是全国的全中华民族的宗旨——抗日救国，这是我们学校的总的方针，也是全国人民的要求。因此你们在这里应当学到以下几样东西：首先，是学一个政治方向。政治方向可以有许多不同的方向，你们都要学一个正确的政治方向，要抗日救国、怎样打、为什么日本帝国主义一定能被打倒的正确的政治方向。其次，要学一个达到及完成这种政治方向的工作作风——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必须有这种作风才能达到及完成以上的政治方向。再次，你们要学做一个军人，要学军事，要学战略战术——灵活的战略战术。即是无论敌人用什么方法来进攻，我们都有一种办法对付；敌人用这一种方法打过来，我们用另一种方法打过去，等到敌人技穷了，我们便可以打胜他。总之，你们在这里要学得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加上灵活的战略战术，这样我们便能够最后战胜敌人。
5月4日，毛泽东在抗大第四期一大队成立大会上讲话。他指出：你们在此学什么——我们的政治方向就是学习马克思主义，三民主义等等，那是第一条；再有坐地下、吃小米、爬山等等便是实行，这是第二条。现在你们是政治队，二月毕业，也可到军队中去，如果再加上战略战术，那是更好。我们抗大的学习有三：（1）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2）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3）灵活的战略战术。有了这三条就够了。
毛泽东的这三次讲话，基本上概括了抗大的教育方针，即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这三者，是造成一个抗日的革命军人所不可缺少的，抗大的职员、教员、学生，都是根据这三者去进行教育、从事学习的。
1938年1月28日，为纪念淞沪抗战6周年，延安文艺界从抗大、陕北公学等单位集中六七十位艺术人才，排练演出话剧《血祭上海》。毛泽东看了这次演出。看完后他说：戏演得好，这些人不要散了。最初打算办一个戏剧训练班，后来办了一个艺术学校，取名鲁迅艺术学院。
2月，毛泽东与周恩来领衔发出鲁迅艺术学院的《创立缘起》。文中说：艺术是宣传、发动与组织群众的最有力的武器，培养抗战的艺术工作干部正是不容稍缓的工作，因此决定创立鲁迅艺术学院，要沿着鲁迅开辟的道路前进。
4月10日，毛泽东出席由他领衔创办的鲁迅艺术学院的成立大会，并与全体师生合影。工作人员请毛泽东坐首长席，毛泽东不肯，他说，我是工作人员，不是首长。就和鲁艺的同志们坐在一起了。在成立大会上，几位中央领导同志讲了话。当请毛泽东讲话时，他说：我是工作人员，今天不讲话，过几天再来讲吧。他说是鲁艺的工作人员，因为鲁艺是由他作为第一个发起人创立的。
会后，出了一本小册子，毛泽东题写了书名：《鲁迅艺术学院成立纪念刊》，并签了名。书内收《鲁艺创立缘起》、《成立宣言》等。
5月12日，毛泽东到鲁艺讲话。他说：我们的两支文艺队伍，上海亭子间的文艺队伍和山上的队伍，汇合到一起来了。这就有一个团结的问题。要互相学习，取长补短。要好好团结起来，进行创作演出。要下去，要到人民生活中去，走马看花，下马看花，起码是走马看花，下马看花更好。我们要有大树，也要有豆芽菜。怎么能有大树呢？我不懂文艺，文艺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武器。创作好像厨子做菜一样，有的佐料放得好，菜就好吃。你们要好好看书学习。书是好看的，它不会叫，不会跑，不像杀猪，杀不好，猪就跑了。除了看书，还要学习民间的东西。演戏要像陕北人。无产阶级文学艺术工作者要到革命斗争中去，同时学习人民的语言。要从革命斗争中学习的东西多得很。你们看法捷耶夫的小说《毁灭》，描写骑马，平时上马是怎么上的，紧急时候上马是怎么上的，都不一样。如果作者没有参加过战斗生活，怎么写得这样真实呢？绥拉菲摩维支写了《铁流》，我们的二万五千里也是“铁流”，可惜还没有人写。《红楼梦》里有个大观园。大观园里有个林黛玉、贾宝玉。你们鲁艺是个小观园。你们也就是林黛玉、贾宝玉。但是，我们的女同志不要学林黛玉，只会哭。我们的女同志比林黛玉好多了，会唱歌，会演戏，将来还要到前方打仗。抗日民主根据地就是大观园。你们的大观园在太行山、吕梁山。
毛泽东讲话后，鲁艺师生进行了热烈讨论。不久，开始派一部分同学到前方去。
1938年4月4日，张国焘假借到陕西省中部（今黄陵）县祭黄帝陵之机，私自逃离延安，在国民党军政要人的庇护下经西安到达武汉。驻武汉的中共中央长江局负责人曾多次与张国焘谈话，劝其改正错误回党工作。4月16日，毛泽东同张闻天等发电报给长江局转张国焘，希望他翻然悔悟，早日归来。4月17日，王明、周恩来等根据张国焘的表现，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商讨处理办法。经中央同意，周恩来同张国焘谈话，向张提出：改正错误回党工作或向党请假，暂时休息一个时期或自动声明脱党。当晚，张国焘以书面形式声明脱离共产党，公开投靠国民党。中共中央乃于4月18日作出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
5月4日，毛泽东在抗大第四期一大队成立大会上作报告，讲到为什么要开除张国焘的党籍问题。他说：张国焘是共产党员，为什么开除他？因为他不干了，对共产党路线发生动摇，私自跑到国民党那里去，并声明脱离共产党，因此开除他的党籍。毛泽东说：他在西安事变时主张杀蒋，实行内战。以前，在1936年西征的时候，他要到昆仑山上进行统一战线，与姜太公、太上老君进行统一战线。我们到了陕北他还要去，他自立伪中央，自封为总书记，天下少有的这位先生。1921年中共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他也到了，1923年在广州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他也到了，中央决定国共合作统一战线政策，他坚决反对与资产阶级合作，他说无产阶级是清高的阶级，与资产阶级合作，要沾上脏物，反对合作。可是他终是少数，在革命时就脱队了。承认错误，尾巴又在，一翻一复，两面派的行为始终占据他。现在又走了，跑到国民党那儿特务机关里去。我们要他当代主席时，希望他割掉尾巴，要他在工作中纠正错误，他说：“割掉了！”而实际上穿起袍子来，尾巴藏在里面。为什么今天才开除呢？因为讲仁义道德，而且他资格老，做过工人运动。同时，我们共产党是对党员以说服教育为前提的。他这次走，是借口到中部祭黄帝陵，黄帝抓他到墓里去了。他到西安与林伯渠讲，说边区是鸡骨头，吃之无肉，舍之有味，这是曹操讲的。这边区是否鸡骨头，可以讨论，我看你们一定以为它不是。我看边区还有两块肉：（一）坚定的政治方向；（二）艰苦的工作作风。你看这里有民主，只要抗日我们都拍掌欢迎……全国青年潮水一般地涌进来。他说边区不好，是鸡骨头，我看不对。现在他到汉口，住特务机关，脱离了共产党，因此开除他的党籍。
5月7日，毛泽东在陕北公学对即将毕业的二期学员讲话，讲关于张国焘叛党以及被开除党籍的问题。讲话中又列举了张国焘所犯过的“左”、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和分裂党的错误，指出张国焘一贯是两面派，这次叛党是被资产阶级引诱。最后说，张国焘叛党在全党可引为教训，我们每个同志都应当坚定革命的旗帜，不怕困难，坚决奋斗。
10月12日至14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向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作了《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的报告。他在报告的第七部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提出：“鉴于张国焘严重地破坏纪律的行为，必须重申：（一）个人服从组织；（二）少数服从多数；（三）下级服从上级；（四）全党服从中央。谁破坏了这些纪律，谁就破坏了党的统一。经验证明：有些破坏纪律的人，是由于他们不懂得什么是党的纪律；有些明知故犯的人，例如张国焘，则利用许多党员的无知以售其奸。因此，必须对党员进行有关党的纪律的教育，既使一般党员能遵守纪律，又使一般党员能监督党的领袖人物也一起遵守纪律，避免再发生张国焘事件。”
1938年4月，卫立煌和他的总指挥部遭到日军的阻拦，被困于黄河之滨。为靠上他的军队，与所部会合，加之想去延安会见毛泽东，了解陕甘宁边区的情况，卫立煌决定西渡黄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