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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忙脚乱一整天，终于把一匹纱布变成了一堆口罩。我刚想欢呼大功告成，同来的女兵神秘一笑，说毕淑敏，你真傻。咱们不能就这样白白回去。
我说，还有什么事啊？
女兵说，咱也要多吃多占一回，为自己做一个特殊的口罩。
我说，特在哪里呢？
她说，要有三十六层厚，大到像一顶帐篷。
那天一共做了三只特种口罩，我俩各享一只之外，还给卓玛一只，作为缝纫机的酬谢。
这只如同天鹅翅膀一样庞大而温暖的白色口罩，陪伴了我很多年。每次戴上它的时候，都有一种钻入棉被的感觉。后来，由于洗的次数太多，口罩的表面变得像旧渔网一样稀疏，毛茸茸地仿佛有了生命，好像自动就能发热。是啊，在哈气成冰的日子里，它吸收了我太多的叹息和热能，已成了我躯体的组成部分。
非典肆虐，一时人口一罩，北京成了口罩之都。口罩五花八门，色彩纷呈。有普通口罩，也有装了半袋活性炭的，还有类似猪鼻子的手术口罩……看到过绣着卡通图案的玩具口罩，也看到过家制的碎花布口罩。台湾的一位大婶，居然把乳罩剪下一圈，歪七扭八地糊在头上，专家说这毫无效力，实为滥竽充数。
我看到的最美艳的口罩，是一场时装秀上，女模特出场时，冷漠的脸上戴着一只描龙锈凤的水红口罩，简直像是把谁家新媳妇的缎子被面撕下来了一块。
我看到最简陋的口罩，是一个民工把手绢用几根布带子钉起来，套在脸上很神气地走着。我不知在传染病专家的眼里，这样的口罩有几分防护作用，但那种聊胜于无的勇气和困顿中对自己的呵护，让人感动。
前些日子在专门的会议上听说，抗非典一线所用的口罩，很多是用缝纫机缝制的，显而易见的针孔对于微小的冠状病毒来说，简直是门户大开。戴上一副口罩的防护作用是8％，再戴上一副，防护作用是10％，再戴上第三副，防护作用也只有12％。
听到这个数字，对口罩的敬意就衰减了很多。看来对非典的抗力，最主要不是来自口罩，而是自身的免疫卫士。
作协派我到抗非典一线采访，一位朋友得知消息后，立刻穿越萧索的市区，给我送来了十只最新式的口罩。这是她先生刚从美国带回的一次成型口罩，据说对于传染病毒有极好的屏护作用。看着这造型奇特价格不菲的口罩，心中荡起春水般的暖意。非常时期，具有强大防护能力的口罩，如同战场上的盾牌，和安全与生命紧密相连。她把十只口罩都给了我，没有给自己和家人留下一只。
我看到一对老夫老妻，双双戴着口罩。一个口罩上写着一夫当关，一个口罩上写着万夫莫开。我不知道他们是真正相信小小的口罩有如此神奇的妙用，还是只是一厢情愿的期待。我看到一对年轻的恋人，戴着口罩在接吻。我想如果不怕，索性就摘下口罩大大方方地〃吻〃一回，如果害怕，就退避三舍好在来日方长。隔着活性炭和数十层的纱布，爱情是否也被过滤走了若干？
得到友人相赠新式口罩的那天晚上，我如同小时得了一双新鞋，迫不及待地装扮起来并在家中走来走去，对家人没来由地挑起眉毛和喃喃自语。每逢路过穿衣境的时候，就侧目一视。不是欣赏自己武装到口鼻的新形象，而是看看口罩是否遮挡了我的微笑？我在口罩后面所说的话，家人能否听清？我在演习，以便尽快适应新口罩，赴一线采访的时候，才能较富成效。
致〃跑了的一代〃
跑了的一代：
你们好！
原谅我这样称呼你们，不是批评，只是一个描述。不包含全局，只是指部分。一直迟疑着给不给你们写这样一封信，在这SARS渐远渐淡的夏季。许多叔叔阿姨都劝我不要写，说你 们还小，保全性命是你们的本能，过错在校方在政策在家长而不在你们。他们以一种长者的宽容和溺爱之心原谅了你们。仿佛慈爱而昏聩的太婆，面对永远长不大的重孙儿。
在我眼里，80年代出生的大学生，是几代国人用心血供奉的阳光和雷雨的儿女虹。是民族恢宏之时的栋梁之材。你们必然经受灾难，你们必须承担责任，你们必定焕发光彩，你们必会坚如精铁。因为爱之愈切，所以怨之愈深，于是我拿起了笔。
SARS来了，你们跑了。
当北京的疫情像山火一样蔓延的时候，你们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惊慌。校门关上了，你们翻墙而出。谣传北京要封城，你们骑自行车到河北，把车子往路边一扔，爬上长途汽车跑回了家乡。在大学城，一台台手机以各种不同的声音鸣叫，犹如旷野上遭遇寒流的秋虫。你们呻唤父母，快快派车到学校来，接我回家！父母说，夜这么深了，明天早上行不行？你们跺着脚说，不行不行，大家都跑了，留我过夜，这太恐怖了……于是父母半夜给司机打电话，命他出车，接回孩子。
我听一位家境贫寒的大学生说，那一刻，他感到了强烈的哀伤和不平。他没有手机，无法向家中报忧。下岗工人的父母，也没有能力派车接他回家。眼睁睁地看着同学们绝尘而去，留他一人在孤寂的校园，等到天亮再背着行囊如同难民搭乘公共汽车逃走。
我看到一位跑回家的大学生写的文章，名字叫〃我当了逃兵〃，她说自己在离校出走的那一瞬，什么也没想，只觉恐怖万分，惟一的念头是要回到家里，死也要和爸爸妈妈在一处。没有请假，没有告别，甚至没有带上课本，没有和好友道一声别离。千万里的驰骋，只有一个想法和亲人厮守在一起。
面对泣血的告白，我相信她的真实和无奈，我体谅到她的惊恐和无助，我明白她的哀伤和单纯，我懂得她的依恋和期望。可我依然不能原谅，因为你们已经成人。
早年看过一张得金奖的图片，拍一位穿红衣裙的小姑娘，大约只有五六岁吧，骑着她的小自行车，在风雨中英勇前行。那雨可真大啊，像一道道斜劈的亮剑，小姑娘的眼神，充满了一往无前的决绝。照片的名字叫〃找妈妈去〃。
找妈妈去看到这句话，我们心底最嫩弱的地方会被扎破，滴出童年的水珠。每个人都曾有这番体验，在孤苦无依的险境中，第一个反应就是钻回妈妈身旁。那里是生命的出发地，哪怕全世界都抛弃了我们，那里也有温暖和食物，有乳汁和呵护。
这是人的本能，但在本能之上，横亘着我们的理智和良知。
此次大疫，在城市遭受SARS袭击的时候，有两个群体，表现了大慌张和大流动。一个是民工，一个是大学生。由于民工的特殊境遇，在此就不多说了。据可靠消息，有二十多万大学生在瘟疫流行的时候，以种种方式离开了北京这座危城。
跑了的一代：作为个体，我可以同意你们摆出的种种理由；但是作为一个群体，在最危难的时候，你们选择了离开。这在道义和科学上，都非明智之举。
应对传染病有三大法宝，这就是：隔离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保护易感人群。当整个城市处于染病高峰的时候，从广义上讲，这个城市就是一个大的传染源。所以〃世卫〃宣布北京为疫区，亮出了旅游警告的黄牌。你们跑了，就把传染的危险扩散到了更广大的地区。再说切断传染途径，你们这一跑，就像滚动的钢珠，把传播途径链接上了。至于保护易感人群，简言之，你们的父老乡亲，正是这样的高危群落。中老年人一旦染病，死亡率比年轻人要高很多。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资料，在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当中，SARS的病死率高达50％。
你们也许很委屈，说从未有人告知过我们这些。不是怪你们，只是想提醒你们，作为正在接受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当灾难来临的时候，第一个反应不是寻找有关的科技资料，了解资讯，而是埋头就跑，这无论如何都与蠢举相差不远。幸好SARS还算仁慈，不是最烈性的传染病，否则你这一跑，会把灾祸人为地放大千百倍。
很多80年代出生的年轻人，抱怨自己没有经历如火如荼的岁月。你们羡慕五四，羡慕抗日，羡慕战争，甚至羡慕上山下乡的苦难，觉得那才是年轻人燃烧激情的时光。你们以为所有的悲壮都已被消解一净，勇士已成了远古的恐龙。你们以为英雄主义已干枯成标本，你们以为人类已无往不胜，火星都快攀上，遑论连外壳都没有的病毒？你们以为集体主义都已打包收藏，从今后的潮流就是极端自我亦酷亦炫……
SARS来了，你们跑了。这是没有硝烟的战场，你们在敌人第一次集团冲锋的时候，就从倒下的伤员身边蹭过，掉头一溜小跑，给留下的人们一个张惶的背影，让他们在坚持奋斗的间隙失望地叹息。
你们大都是独生子，有着和自己的家庭状况不甚相符的较高消费，温饱型的父母使你们提前享有了小康型的生活。中国的父母，他们的生存水准，和世界发达国家可能差距一百年，但是他们以自己瘦弱的臂膀，为你们积累了财富，你们所拥有的物质生活，和发达国家相比，至少缩短了五十年的距离。你们对此可有足够的理解和珍惜？是否意识到站在父辈的膏脂上，理应做出更多的贡献？
SARS来了，你们跑了。放弃了责任，也放弃了一个让自己成长和坚强的机会。犹如蝌蚪放弃溪水，雏鹰躲避了风暴。
找妈妈去！这一句真挚朴素的话，如果是咿呀学语的孩子说，我们会心一笑，感觉到的是可爱的天真和童稚。如果是身高五尺的年轻姑娘和汉子说，是不是就有点弱智和畏怯？如果这汉子和姑娘并不弱智，读过很多书，而且是在两军短兵相接的战场上这样说，怒我直言，那就近乎猥琐和背弃了。
你们可以恨我的直言和尖刻，你们也可以恨我的不宽恕和不谅解。但你们应该听到这些逆耳忠言，因为你们不仅是会卿卿我我的〃男孩子和女孩子〃，更是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五千年血脉的传承，更是这个饱经忧患的国家充满期望的双眸。
你们同龄人当中，也有让我深深感动的样板。一位二十岁的姑娘，感染了SARS，出院后的第一天，她想到是捐献自己富含抗体的血浆。深明大义的母亲支持了女儿的想法，一起问遍偌大的京城，哪里可以收下这宝贵的血浆。终于找到了接受血浆的机构，母女俩赶了去，接受了一系列的检查，然后回家等消息。大病初愈之后的女儿，在北京城里颠簸了一天，晚上朦朦胧胧地睡下。半夜里，电话突然响了，通知女儿去捐献血浆……故事仅仅讲到这里，一切都还在我的预料之中，甚至也没有太多的惊讶和感动。我十七岁时，在藏北高原献过血，这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其后的一个细节，却让我久久激动那个女生听到捐血的消息后，高兴的一个跟头从床上蹦了起来，欢呼雀跃……
多么可爱的女孩啊！我可以面不改色心不跳地在高原上献血，可我做不到一个跟头跳起来欢呼。我会把救助他人当作义不容辞责任，可我不会发出由衷的欢笑。我可以懂得这是义不容辞的付出，却不知这更是相濡以沫的获得。当我捐出可以计量的鲜血，我不知能够收取无以估价的快乐。
这就是我这一代人和那女孩的不同。她更健康更自由更轻松更无拘无束，她更天然地知道爱己也爱他人。
因为有了这样的女孩，我们有理由对你们充满了更辽阔的期待。你们已经长大，你们必将成熟。下一次，不知将有什么样的灾变在等待着你们，当它莅临之时，我确信你们再不会跑了。历史包绕着你们。
青 烟
想去采访环卫工人的念头来的十分偶然。此次参加采访非典一线的作家团，每人需提交一份详尽的采访计划，在我，因为并非自己踊跃报名，只是接受任务，所以事先并无细致的准备，一时竟理不出头绪。我在电话里问作协的工作人员，别的作家都报了怎样的计划？可否告知我以供参考？不知是出于保密还是其他原因，作协的同志答道，每个人关心的热点都不一样，您不必参考他人的，把自己想去的地方写下来就是了。
于是挖空心思地想，并征求了我在那些日子里能够见到的几乎所有人的意见。还要揣测其他的作家都报了怎样的地点和人物，以求尽量地不重复。这样大致想到了以下几点。
我想采访国家疾病预防中心和北京疾病预防中心的科学家。也就是在广播中常常提到到〃CDC〃。理由吗，当然最直接SARS是传染病，CDC就相当于战争中的消息树，首当其冲。
我想采访采访一线的医生护士和病人，最好能深入到病房中，和患者亲自交谈。在写下这一条的时候，我很犹豫。作为一名作家，我知道这是获取第一手资料的最便捷最直接的途径，但是作为一名训练有素的医生，我真是不忍心在前线将士浴血奋战的时候，拽住他们的白袖子问短问长。而且我判断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前线那么紧张，病人生命危在旦夕，怎能容忍无干人等穿行其中。采访无论怎样重要，医院当以救死扶伤为首任。不过，要是有个万一呢？思想斗争了一番，还是心怀矛盾地写下非典一线。
我想采访军事医学科学院的科学家们。在电视里看到他们成功地捕获了元凶SARS病毒，看到那个模样诡异的小精灵，好像也不甚凶恶的样子，戴着夏季女孩样的圆圈帽子，不料却在2003年的春季发起了险恶的进攻。我倒要看看它在电子显微镜下的真容，听听科学家们对于这场疾病发展趋势的预料。以我从前做过医生的经验，我总觉得这场灾难还没有完。谁能预见病毒的转归？惟有科学家。另外一个小小的私心，就是我在电视中看到的军事医学科学院，总觉略嫌简陋了，心里不踏实，有一究真相的好奇。
我还报上了外交部。有朋友听说后大不解，说SARS是咱们的内政，你采访外交部是何动机？
我说，北京是SARS疫区，SARS在中国的土地上肆虐，我很想知道世界各国对这件事的反应。我们除了站在自己的角度看SARS，我也想听听外面的声音。
我还想采访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这个缘由显而易见，SARS至今还没有研究出一种特效的药物。
我还报了国家气象局。如果说，先前的一些项目大家还多少能有共鸣的话，这个动议，遭到了家里人的一致反对（在那些封闭的日子里，家成了我活动主要场所），他们说，你这不是八竿子打不着吗？
我说，我很仔细地读过微生物史，知道气候和生物有这多么密切的关系。比如某地流行一种奇怪的病症，医学家们反复研究，百思不得其解，后来请教了当地的萨满。萨满说，这种病，每隔几十年就会流行一次。在流行的前两年，必有滔天的大雨。记得当时看到这里，我疑窦丛生。尤其是对疾病爆发前两年有大雨的说法，简直就觉得是天方夜谭。要说在病前几个月或是至多半年，还勉强说得通，这可倒好，一下子上溯了七百天，太夸张了吧？
幸好参与调查的科学家们不似我这般孤陋寡闻和武断，他们详细地分析了气候资料，结合流行病学的调查，最终揭开了谜底。原来萨满所说的话，是千真万确的。发病的地区是起伏的丘陵地带，生长着矮小的灌木，由于干旱，长势不是很好。如果某一年大雨，雨水漫上了丘陵，灌木得了水分的滋养，就会长的茂盛。茂盛的灌木在第二年就会多结果，丰富的果实就会使以这种果实为食物的某种老鼠大量繁殖。老鼠的数量多了，就会像人群聚居的地方迁徙，这样就把原来仅仅是在鼠类中流行的病毒，带给了人类。一条病毒的流行链就这样形成了。
怎么样？当然，这个故事讲给大家听，然后又补上一句：病毒不是你养的，也不是我养的，是大自然养育的。那么，我们去查查大自然的变化，有什么稀奇的呢？
……
还有一些医生和科学家的名字，也列在我的采访名单上，我在电视里目睹过他们的丰采，很想亲自听听他们对这场灾难的看法，是否还有一些更宝贵的念头有待披露。
基本上就是这些了。我非常感谢中国作协和北京作协的同志们，他们最大限度地满足了我的要求，使我的眼眶经常饱含泪水，使我的大脑不停地运转，使我的心在那些日子里不断地被感动。
但是，我没有要求采访SARS垃圾的处理者们。请原谅我，我根本就没有想到这一点，一如我们常常把餐馆修得富丽堂皇，却潦草马虎地对待厕所。虽然从理论上讲，我们都知道这是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的环节。
那天我赶往北京市委宣传部听汇报材料。听到石景山区委的同志介绍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