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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格雷夫在《宋家王朝》一书中认为：宋蔼龄始终是牵线的媒人、策划者和家庭财富的创造者。蒋宋的婚礼分两次进行：先举行基督教式的婚礼，后举行中国式的婚礼。
蒋介石当天在报端发表了《我们的今日》一文。他说：“余今日得与余最敬最爱之宋美龄女士结婚，实力余有生以来最光荣之一日，自亦为余有生以来最愉快之一日。余奔走革命以来，常于积极进行之中，忽萌消极退隐之念，昔日前辈领袖常问余，汝何日始能专心致志于革命，其他厚爱余之同志，亦常讨论如何而能使介石安心尽革命之责任。凡此疑问本易解答，惟当时不能明言，至今日乃有圆满之答案。余确信余自今日与宋女士结婚以后，余之革命工作必有进步，余能安心尽革命之责任，即自今日始也。”在这之后，宋美龄成为中国名副其实的“第一夫人”。
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期，汪精卫投降日本。吴稚晖最痛恨卖国求荣的汉奸，立即进行口诛笔代，称汪精卫为“汪精怪”；陈璧君为“陈屁裙”；褚民谊为“鼠狒黑”，使人一提到这些名字，就对这“臭了自己，臭了国家，还臭祖宗，更臭子孙，真是畜类”的汉奸深恶痛绝。抗战胜利后，８１岁高龄的他当门而坐，欢庆胜利，其欢乐之情，无异于少年。
但是吴稚晖坚持认为中国不能实行阶级斗争，坚持认为马克思主义不能实验于中国，故从北代战争后积极反共，思想没有能随着时代潮流的变化而继续前进。只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以不做官、不要钱标榜“清高”。
“四？一二”政变，使中国大革命受到严重的摧残，标志着大革命的部分失败，是大革命从胜利走向失败的转折点。以后，吴稚晖给蒋光头出主意“清党”和在南京“另立山头”与武汉分裂。吴稚晖的牙齿都早脱落了，人家叫他是“无齿之徒”也正因为无耻，所以甘心做蒋介石的骗人工具。
民国十八年冬，冯玉祥曾给他一个电报，内容说：“如有人骂先生：苍髯老贼，皓首匹夫，不惜以党国元老为独夫作奴才，死后有何面目见先总理于地下！先生将何以自解？”吴稚晖厚着脸皮，倒多了几分“自解之意”。
早期接触的电话都是人工式的，由专人负责专线，接不通的情况不多。蒋介石要电话时如遇总机忙，接线员只要说一声委员长要用电话，就可以将其他正在通着的电话切掉。
1929年蒋介石的桌子上换掉了原来的人工电话放了一台自动电话，由于新式电话，蒋使用不惯，以至于他“摔电话”的传闻不断。
蒋介石住在武昌，想往汉口打电话，可电话连续拨不通，蒋介石暴跳如雷，立即派人把武汉电话局局长黄如祖传来问话。湖北电政局局长朱一成和黄如祖闻讯，慌忙责令专人检查电话机和线路，还查看了蒋委员长当时的通话记录，都没发现问题原因。后来查出原因从武昌到汉口的“过江中断线”一直是处于忙音的状态。
令蒋介石为打电话发脾气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与接线的话务“语言不通”。当时电话局私下谈论一则趣闻：蒋的宁波话，碰到张发奎一口粤语，两人的说话简直不如所云，各说各的，谁都听不懂对方的话。蒋按通话惯例，说完总要问“听懂了吗？”张也照例回答“是”！显得十分滑稽可笑，而张只好回去再细细琢磨蒋的意思。
1940年春，重庆郊区的陆军大学邀请马寅初给将官班讲《抗战财政问题》，这些将官学员很多是从前方调来受训的。
马寅初一连讲了两个多小时。他说，抗日战争正在中华民族存亡的严重关头，全国上下应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同心同德，共赴国难。但是现在不是这样，现在是“下等人”出力，“中等人”出钱，“上等人”则既不出钱，又不出力，囤积居奇，发国难财。还有一种“上上等人”依靠权势，利用国家经济机密从事外汇投机，大发超级国难财。他公开点名指出：“这种猪狗不如的‘上上等人’就是孔祥熙和宋子文之流。”他还说：“必须把孔祥熙、宋子文撤职，把他们不义的家财拿出来充作抗战经费。”
演说在将官们中间引起强烈反响，席间不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主持人则吓得不知所措，连感谢的话也不敢多说，就赶紧把马寅初送走了。
蒋介石知道马寅初在他的心腹学校点火，非常生气。1940年秋，蒋介石“召见”马寅初被拒。孔祥熙接着对他进行利诱，请他当财政部长，又遭拒。蒋介石便于1940年12月6日派宪兵闯入学校，将他逮捕。随后中央通讯社发出了“立法委员马寅初，奉命派赴前方研究战区经济状况，业已首途”的假新闻。实际上他却被幽禁在贵州息烽军统集中营的山沟里。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蒋介石差点死于一次精心策划的谋杀。谋杀的策划者既非日本特工也非汪伪汉奸，更不是地方军阀，而是被其视为主子的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
究竞是什么原因促使罗斯福要杀掉蒋介石这位“盟友”呢？
首先，在战略方针上美蒋存在根本分歧。二战爆发后，美国从全球战略考虑，决定联合英国，首先对德作战，对日采取守势，实行“先欧后亚”的战略方针。美国在亚洲的战略目标是通过向中国提供贷款和武器，使中国继续抗日，为美国赢得对日决战的准备时间。罗斯福指出：“维持中国的抗日具有美国国防第一线的作用。”在中国抗战时期，美国向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国政府提供了10多亿美元的贷款和大批物资，并泥大批美军顾问来华帮助中国抗战。
与罗斯福的愿望相反，蒋介石的战赂方针是“运用英美之力解决对日问题。”他接受美援的目的不是替别人作战，而是保存甚至壮大自身实力，为消灭其最终敌人——中国共产党服务。蒋介石认为“日寇为癣疹之疾，乃心腹之思”，“只有消灭中共，才能完成我们的任务。”蒋介石深知：若同日军拼光了本钱，战后且不说消灭共产党，就连任何一个地方军阀也不会拥戴自己。因而他在抗战中的基本方针是保存实力，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致使大片国土沦丧，人民流离失所。
战略方针的根本分歧必然导致军事指挥上的分歧。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继英美之后对德意日法西斯宣战，但是蒋介石期望由美国出兵帮助自己打败日本，而不愿将嫡系部队开赴抗日前线。而中国战场的溃败有损美国远东利益，于是在1942年初史迪威来华任蒋介石的参谋长时，罗斯福致函蒋介石要求把军队指挥权交予史迪威，以图改变中国战场局势，但是遭到蒋介石的拒绝，而且由于蒋介石从中作梗，使史迪威的命令无人理睬。1943年10月史迪威计划宰中国驻印军反攻缅甸，蒋介石却拒绝招美式装备的30个嫡系师从滇西入缅配合作战，罗斯福改组中国军队的建议蒋介石也不加理睬……罗斯福对蒋介石在军事方面的不合作态度极其不满。
其次，在反共方面美蒋的根本目标是一致的，但是由于自身利益不同，因而在权衡抗日和反共的轻重缓急上存在矛盾。蒋介石扭心共产党在抗战中发展壮大，于是不断制造反共摩擦，而罗斯福认为只有保持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存在，方能一致对日作战，从而保证“先欧后亚”战略方针的实现，因此对蒋介石制造的诸如“皖南事变”等危及抗日大局的反共行为不但不予支持，而且相当不满。
再加一亡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和四大家族的横征暴敛，国民党政权的腐败，致使人民生活日趋贫困，阶级矛盾更加尖锐，这使罗斯福等美国资产阶级政治家对蒋介石政权未免失望。
从美国的自身利益出发，罗斯福打算除掉蒋介石。1943年12月史迪威随蒋介石参加开罗会议时，罗斯福对史迪威说，“你如果无法与蒋相处，又无法换掉他，那就一劳永逸地把他干掉算了。”并希望看到中国“出现一位真正具有民主精神和合作态度的新的政治领袖。”史迪威令其副手多思将军执行罗斯福的这项口头指令。多思拟利用蒋介石将于1944年3月访问印度之机实施谋杀，具体方案是：当蒋介石的座机飞越两万英尺的喜马拉雅山时，飞机发动机突然发生故障，机上所有乘客不得不弃机跳伞，而所有降落伞都是失灵的。这样在1944年3月某日，世界各国报纸都将刊载“蒋介石死于空难”的消息。
不料，1944年3月初日军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战役，豫湘桂战场告急，蒋介石临时取消访印，谋杀计划流产。可以说是日本侵略者救了蒋介石一命。
之所以以后再没有类似谋杀计划，是因为当时德国法西斯已末日可数，而美军于1944年2月底攻占马里亚纳群岛后，太平洋战局为之改观，日本法西斯失败只是时间问题，美国也就开始考虑战后称霸世界战略。罗斯福作为资产阶级政治家，想使中国成为亚洲抗衡共产主义的堡垒，而总统特使赫尔利于1944年秋季的中国之行后，极力使罗斯福相信蒋介石是使“中国团结一致的唯一人物”，把蒋介石视为美国利益的最佳代理人而加以支持，当然不会再有谋杀蒋介石的计划，这是由美国的自身利益决定的。
有趣的是，蒋介石败退台湾后，罗斯福谋杀蒋介石的口头指令的具体执行人多思将军担任了美国驻台湾的军事顾问，与蒋介石竟然共事十余载直到多思奉调回美后，才在其回忆录《和史迪威从缅甸出走》一书中披露了这一秘密。
四大家族这个概念最早出现在上世纪20年代，由中共当时的领导人瞿秋白提出的。瞿秋白和毛泽东有些相像，他们都是出色的文人，很会利用笔杆子，他提出了官僚资本的概念。1923年，瞿秋白在《前锋》杂志上发表《论中国之资产阶级的发展》，明确提出几大家族控制当时的官僚资本。所谓官僚资本通俗来说就是国家统治者利用国家政权把一些国有企业非法占为已有，也就说利用权力控制国家的大部分经济实体。
当时流传着“蒋家天下陈家党，宋氏姐妹孔家财”的说法。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是民国时期赫赫有名的家族，它们对民国的历史和国民党的命运曾有着重大影响。有人把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分别列出，其中最会玩、争权、专政、护权、传权的政教家族当属蒋氏家族；最会钱权结合、横跨政经界的显赫家族当属宋氏家族；最会玩钱、最会抓钱、最奢侈的豪门家族当属孔氏家族；最会做人、最会拉帮结党的衰败家族当属陈氏家族。
旧中国以蒋介石为首的，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和陈果夫、陈立夫四大家族是封建买办统治集团，是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的代表。他们利用反动政权，掠夺人民财富，垄断全国的经济命脉，迅速形成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成为蒋介石政权的经济基础。这个以四大家族为首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抗日战争期间和日本投降以后，达到了最高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没收四大家族的官僚资本，成为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组成部分。
抗战开始以后，四大家族利用战争时期的新情况，极力加强官僚资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垄断地位，大发国难财，使官僚资本迅速膨胀。
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迅速膨胀和垄断地位的加强。是依靠政治特权和经济掠夺来实现的。它掠夺的对象不只有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而且有民族资产阶级和中小地主。
四大家族中最富的就是孔家了，而实际说起来孔家却是参与政治最少的一个家族。陈氏兄弟长时间控制国民政府的情报机关和国民党的党产，因而势力强大。宋子文作为国民政府的主要外交家和列强周旋近二十年。
蒋家自然不必说了。而孔祥熙从政也不过是主要管理金融界，孔祥熙被南京政府任命为中央银行总裁，当时南京政府每月赤字。当时财政部由宋子文负责，由于“九一八”和“长城会战”等原因，1933年前半年国库就有6000万元的新亏空。宋子文表示自己的才能不足以扭转这个局面，希望辞职。孔祥熙上台以后采取了一系列大胆和出色的手段，不但很快稳定了国家的金融秩序，还把财政收入转为盈余。可以说，孔祥熙担任中国金融界的主要掌舵者的期间正是中国经济几十年来最为困难的二个时间。同时和列强关于历史外债问题达成了共识，最重要的是建立了法币体系——这也是保证八年抗战胜利极为重要的一个决策，影响深远。
“西安事变”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引起的错综复杂关系的演变，各种政治力量、各种人物的较量——有的人获得了胜利，有的人遭到了失败，有的人成为英雄，有的人成为小丑，他们之间进行的只是良心和欲望的角逐。
“九一八”事变以后，受到影响最大的人是张学良，一纸《塘沽协定》使张学良的军队失去了自己的地盘。张学良周游欧洲回国后就被蒋任命为西北剿匪副司令，东北军被迁移至西北，执行剿灭红军的任务。张学良在失去自己的地盘后，不再采取过去的对日妥协政策，转而成为坚决的抗日者。他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不满，强烈要求蒋介石停止围剿共产党，提出联共一致抗日遭到拒绝后，张学良和杨虎城在西安凭借武力扣留了蒋介石，试图以“兵谏”的方式来逼蒋改变政策联共抗日。
当时的国内人士虽然对蒋介石的对日妥协政策不满，但也并不认同张学良武力逼迫国家元首的作法。各路军阀和实权者纷纷表示支持蒋介石，社会舆论也大部分替蒋介石说话。南京政府更是采取了坚决不让步的政策，包括苏联在内的各国也开始督促张无条件释放蒋介石，这使张学良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蒋介石开始不接受抗日的建议，后来在周恩来的说服下，才勉强口头答应：“向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方向努力”，但狡猾的蒋介石没有签署任何文书。
蒋介石返回南京，象凯旋的英雄一样受到政府官员、各路军阀以及市民们的盛大欢迎。之后，蒋介石称自己要对“西安事变”负责，因而递出了辞呈，但被中央政府挽留。而在南京的军事法庭则以反乱罪的名义对张学良判刑十年，但随后蒋介石提出对张学良进行特赦处理，此后张一直被蒋介石软禁，张学良领导的东北军也在失去领导人后发生了内讧，被中央军队改编接收。
1936年10月“西安事变”之前。日本侵略军驻华北部队倾巢出动，进行以北平为进攻目标的军事演习。国人再次呼吁：“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南京国民党总统府的官员，正在为庆祝蒋介石的50大寿忙碌着。他们要动员全国人民捐款献飞机，美其名曰：“祝寿抗日”。
然而，蒋介石最关心的并不是抗日，而是如何消灭中共及其红军。“攘外必先安内”，是他不容动摇的既定方针。
张学良多次恳请蒋介石正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人心所向。然而，已经下定决心实施镇压的蒋介石根本听不进去，反而斥责张学良的立场。张学良甚至声泪俱下，向蒋介石哭谏，苦陈抗战之必需，但遭到蒋的严词训斥。蒋介石不仅严厉拒绝张、杨的请求，进而调集嫡系部队进驻陕甘，亲临西安督促“剿共”，逼迫张、杨进攻红军，否则就将张、杨部队调离拆散。甚至当西安民众得知蒋在西安时向蒋游行请愿要求实施抗战时，蒋命令张学良对爱国请愿群众用机枪扫射进行严酷镇压，使张学良深感不解和痛苦。为了保护群众，张学良向群众保证将用自己的行动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才劝阻了群众继续前进，避免了一场惊天血案的发生。这一事件，加剧了张、杨对蒋错误政策的不满。张、杨见用尽任何办法劝蒋都无效，不得已决定实行“兵谏”。
1936年12月12日凌晨，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协同行动，扣留了蒋介石，并囚禁了随蒋同行的诸多国民党军政大员，随即通电全国，昭示扣蒋的唯一目的是促进抗战，并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内战”等八项抗日主张。
“西安事变”发生后，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在如何处理事变的问题上，南京政府当局出现了强硬军事解决与和平谈判解决两种截然对立的主张。
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的发生过程一无所知，事变完全是张杨的单独行动。事变的发生给中共中央引起了强烈震动。中共中央对事变发生后国际国内的形势进行了认真研究，出于团结抗战民族救亡的大计，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主张用一切方式联合南京的左派，争取中派，反对亲日派，以推动南京政府走向抗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