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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教仁被暗杀后蔡锷通电谴责“痛切陈词，声与泪并”。但他坚决反对用武力解决，而是主张宋案由法庭裁决，严禁武力干涉，蔡锷认为宋教仁“生前于南北意见极力调和，若令身后惹起南北恶感，恐九泉之下亦不心安。”蔡锷致电革命党人一致反对战争，如有人发难将视为公敌，并表示依据临时约法，大总统若有谋叛行为，应由参议院弹劾，而总统的政治过失，应由国务院负责，何况临时政府将要结束，马上就要选举正式总统，届时袁没有获选，却倚仗特别势力不退职，那时可用武力对付他。后袁世凯称帝，在《讨袁檄文》蔡锷里把暗杀宋教仁定为袁世凯第七大罪。
蔡锷始终是反对内战的，他认为“二次革命”是“同室操戈，兄弟阋墙，相煎太急，隐恨良多。” “同种相残，杀机大启”，“非国家之福”。等到袁世凯把民国当成自己的囊中之物，残酷镇压了革命党人的武装起义，并且对帝位虎视眈眈的时候，蔡锷才他起来反袁，是为保卫民国，为了公义，不能“兼顾私情”。
袁世凯曾经认为蔡锷有才干，但有阴谋。于是袁世凯在1913年10月发大总统令招蔡锷进京，蔡锷辞去云南都督一职，动身进京。本来袁世凯对蔡锷是“怀之以德，临之以威”的，但是袁世凯疑心极重，认为蔡锷是梁启超的学生，所以不能让蔡锷拥兵在外，招蔡锷进京的做法等于是“槛虎于柙”。
随着袁世凯称帝野心一步步扩张，蔡锷为消除袁世凯对自己的警戒心理，用了一招韬光养晦的方法。这里要提到与蔡锷互称知己的民国名妓小凤仙。在风云激荡的民国初年，北京的八大胡同是烟花娼妓云集之所，林立着酒家书场，秦楼楚馆。其中属云吉班与金祥班最为著名，而这两班又以云吉楼的小凤仙和金祥楼的良玉楼名满京城。来云吉楼和良玉楼的嫖客，多半是达官贵人、巨贾豪绅。袁世凯安排小凤仙和良玉楼接触外省来京的要员，尤其是掌握兵权的将军，要将他们留在北京，等到袁世凯黄袍加身才能放走，以防他们回去反袁。
袁世凯迫使云南都督蔡锷、四川都督尹昌衡进京，两人在日本士官学校是同学，合办过广西陆军学堂，交情甚笃。蔡尹两人到了北京，形同软禁。“三太子”袁克文常陪同他们到八大胡同逛妓院，让小凤仙结交蔡锷，良玉楼结交尹昌衡，妄图使他们在石榴裙下丧失斗志，倒戈投诚。
开始蔡锷以“狎妓”麻痹袁世凯，每日饮酒看花，沉迷于八大胡同的风花雪月中迷惑袁的耳目，这样做一方面使袁世凯渐渐地不再把蔡锷当作大敌，一方面等待云南起义条件成熟。在8月举行的将军联名支持帝制时表示极力支持，使袁对他更加深信不疑。后来有人问他为什么反复无常时，他坦然回答“国体问题，在京能否拒绝署名，不言而喻。若问良心，则誓死不承。……若云反复，以总统之信誓旦旦，尚可寒盟，何论要言！”
1915年8月，要求袁世凯称帝的舆论甚嚣尘上，先有“筹安会”，后有“全国请愿联合会”，甚至还出现了妓女请愿团、乞丐请愿团等。而反袁呼声强烈，梁启超公开发表了著名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
蔡锷来到北京时，虽是锦衣玉食处于袁世凯的樊笼之中，他是怎样脱离的呢？蔡锷在小凤仙的帮助下，逃离北京，唱了出“挂印封金，辞曹挑袍”的一出好戏，逃回云南反袁队伍中去了。在许姬传老先生著作中有关于小凤仙的记载，1951年，梅兰芳剧团到沈阳演出时，收到一封来信，发信人的署名是张洗非，要求与梅氏会见。梅约小凤仙作了一次长谈，其中包括蔡锷潜离北京的经过。小凤仙是十四、五岁时，从上海到北京陕西巷云吉班，认识了蔡锷。蔡锷每到云吉班去，常有人监视他。但是，小凤仙认为蔡锷为人正派，不像一般官僚政客，因而感情极为融洽。蔡对小凤仙也视为知已，逐步向她述说袁世凯的称帝野心及其为患国家的道理，并要她设法帮助从吉班脱身离京。
小凤仙遂选择了云吉班中有人摆酒做生日的一天，安排蔡氏在房中饮酒，把窗纱去掉，拉开窗帘，使监视蔡氏的人可洞观室内。大衣皮帽也挂在衣架上。待到开向天津的火车将要启程，蔡氏不取衣帽，假装去洗手间，趁院中人多杂乱之际，离开云吉班，直奔火车站。此时，仆人把窗帘放下，监视蔡氏的人以为他如厕即会归来，也看不见室内情况，并未介意。蔡锷到火车站后，立即用其老师梁启超事先命人代购的火车票，登车到天津住进日本医院。此后，龙归沧海，终于在云南举起反袁义旗。蔡锷召集旧部慷慨致辞：“袁势方盛，吾人以一隅而抗全局，明知无望，然与其屈膝而生，毋宁断头而死。此次举义，所争者非胜利，乃四万万众之人格也。”
蔡锷暗地里逃离北京，远走高飞，小凤仙胆识过人，掩护蔡将军躲避了盗国大贼袁世凯的迫害。袁世凯大怒，下令将小凤仙投入北京监狱，追查蔡锷在京余党。袁世凯见尹昌衡不公开表态，便把他也关进陆军监狱，软禁在一幢小洋房里。同时严密监视四川会馆与金祥班，向良玉楼要尹的材料，追查尹的在京同伙。当时全中国的报刊都登载了蔡锷回云南起义、尹昌衡在北京被软禁的消息。在狱中，尹昌衡宣布绝食。尹都督坐牢绝食，总统府慌了手脚，放，怕他密谋捣乱，杀，又怕全国舆论对登基大典不利。只好派袁克文到八大胡同去请良玉楼劝他进食，出面解围。良玉楼入狱后，尹都督才肯喝酒吃饭，不再绝食，陆军监狱破天荒地准许探监留宿，批准“囚犯”与“娼妓”牢内同居，尽夜长谈。民国元勋与京师名妓被关押在陆军监狱的白虎大堂，美人救英雄一时间被传为美谈。
护国运动开始，护国军的攻势势如破竹，袁世凯势穷力孤，很快就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而此时的袁世凯身边没有可靠人手，不少亲信纷纷离去，没有人为他主持征伐护国军，本来袁世凯想起用被他打入冷宫的段祺瑞，可段假口“宿疾未愈”不肯出来，冯国璋也装病不肯出来，张勋借口局势紧张，自己兵力不够。袁世凯曾派手下与蔡锷私下商讨使蔡锷退兵，但是被蔡锷坚决回绝。
不久后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蔡锷虽然反对袁世凯续任大总统，但是蔡锷表示袁对他“礼遇良厚”，“感念私情，雅不愿其凶国害家之举”。他对袁世凯“多感知爱”起来反袁，是为保卫民国，为了公义，绝不“兼顾私情”。
袁世凯死后，蔡锷发表了挽联：
辛亥革命，你在北，我在南，野心勃勃，难容正人，惧我怕我，竟欲杀我；
海内兴师，上为国，下为民，雄师炎炎，义无反顾，骂你笑你，今天吊你。
护国运动之后，蔡锷身体不适，到日本就医，此前蔡锷与其师梁启超相约“事之不济，吾齐死之，决不亡命；若其济也，吾齐引退，决不在朝。
发动并领导了讨袁护国战争的蔡锷，其诗文了得，这也为他赢得了一代儒将的声名，和小凤仙的旧闻轶事，广为民间流传，妇孺皆知。可贵的是沦落风尘的小凤仙和良玉楼能够慧眼识英雄，演绎了一段美人救英雄的传奇故事。蔡锷当时33岁，小凤仙17岁，两情相悦，英雄美人悱恻缠绵成了千古美谈，民间亦多有传说。从蔡锷赠小凤仙两联中可看出两人的一番真情：
不信美人终薄命；由来侠女出风尘。
其地之凤毛麟角；其人如仙露名珠。
蔡锷逝世，孙中山挽蔡锷道：“平生慷慨班都护，万里间关马伏波。”梁启超痛失爱徒，也挽道：“国民赖公有人格；英雄无命亦天心。”然而最具有传奇色彩的是小凤仙的两副挽联：“不料周郎竟短命；早知李靖是英雄。”还有一幅是小凤仙找人代写的，“九万里南天鹏翼，直上扶摇，怜他忧患半生，萍水相逢成一梦；十八载北地胭脂，自悲沦落，赢得英雄知己，桃花颜色亦千秋。”当时有传闻说在北京举行的蔡锷追悼会上，北京大学的学生曾见小凤仙走入追悼会现场，而此后小凤仙即在京城消失，数十年再无消息。
袁世凯曾问莫理循：“蔡锷会统治中国”吗？袁世凯恐怕至死都不明白，蔡锷反对他称帝的目的竟然不是为了权力，不是为了追逐政治舞台上的主角，而是“为国民争人格”。
意大利人莫理循本是报道中国政治军事实践的记者，因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报道和义和团运动时期保护外侨而声名大震，又以对日俄战争的推波助澜和准确预测而得到列强的认可，称他是中国问题的权威。值得注意的是，义和团运动之后，他对中国的“新政”改革和倾向改革的官员如袁世凯日渐表示亲近，从一个“帝国主义分子”转变为同情和宣传中国的观察家、实行家，受到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袁世凯的邀请成为其政治顾问，在当时靠借债维持的新政府，莫理循的待遇之优是难以想到的。
1916年2月7日，莫理循直截了当地告诉袁世凯：“不满情绪十分广泛，我遇到的人没有一个不反对帝制的。”连冯国璋也不赞成帝制。莫理循说国内普遍同情蔡锷：“我接到的每一个报告都是如此，无论中外，都赞同他。”此时自负的袁世凯臆测“蔡锷有统治中国的野心”。对于袁世凯执迷不悟的想法，莫理循未加理睬并认为这是“愚蠢的问题”，可见莫理循作为记者的政治敏感性。
莫理循与袁世凯的关系密切，在袁世凯被罢官回乡时，莫理循在报道中表示不平，这使得袁世凯大为感激，并在新政府中重用莫理循。后来清王朝被迫起用袁世凯，莫理循通过《泰晤士报》成为新闻界的舆论导向，他宣称中国有能力建立自己的共和国，而建立这个国家的最佳人选非袁世凯莫属。同时，他游说革命党人和日本外交官，希望他们支持袁世凯为总统，并为袁定都北京出谋划策。《北京的莫理循》一书中记载。袁世凯在当上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亲自对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和莫理循表示，是他们二人帮助他成为总统。莫理循也因此极受袁赏识，成为中华民国的首位政治顾问。
袁世凯对莫理循关怀备至。尤其表现在生活中，袁把自己亲笔签名的照片送给莫理循而莫理循的长子生日，袁重礼道贺，莫的母亲和妹妹来华，袁亲自接待宴请，临行时赠送名贵衣料。这些举动令莫理循极为感动，但莫氏对袁世凯并不丧失原则地一味逢迎，相反，他常常讲些逆耳之言。莫理循说，他提出的意见并不高明，但至少对总统说了真话。
莫理循对袁世凯提出过许多极有见地的建议，包括如何通过各项改革树立权威，以及对外宣传，甚至劝诫袁世凯不要取消孙中山建立铁路总公司。
最值得一提的是，莫理循作政治顾问时对中国影响最大的作为，当数披露日本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莫理循发挥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正是他通过端纳向《泰晤士报》泄露了《二十一条》的内容，引起国际舆论的注意，使日本有所顾忌，从而有所收敛。
在民国时期的历史里，没有任何一个人能比宋教仁的惨案更让国民震惊和悲痛，也没有任何一个政治人物的死引起举国上下强烈的震撼，也没有任何一个谋杀案像宋案一样，对历史产生了如此重大的影响。宋教仁的好友谭人凤说过：“国民党中人物，袁之最忌者惟宋教仁。”面对最具威胁力的政敌，袁世凯开始打算收为己用，在被拒绝之后就打算除之而后快。
宋教仁接到袁世凯邀其北上共商国是的急电，决定即刻赴京。有人嘱咐他小心以防不测，但宋教仁坦言：“无妨，此行统一全局，调和南北，堂堂正正，何足畏惧，国家之事虽险，也当全力赴之。”3月20日，宋教仁在黄兴、廖仲恺、于右任、陈其美等友人陪同下来到上海车站，突然枪声响起，宋教仁倒下了……当时在日本的孙中山得知宋教仁遇害，悲愤欲绝，撰联挽曰：“作民权保障，谁为后死者；为宪政流血，公真第一人。”
武昌起义之后，孙中山从海外归来，准备成立政府讨论政体，宋教仁坚决主张民选总统。但是孙中山声称，实行总统制，总统民选，总理由总统任命。在孙中山将全力交给袁世凯之前，为保革命成果一改初衷，实行内阁制。袁世凯为了笼络宋教仁，送给他名贵西服，并且尺寸拿捏得十分准确，可见袁的用心，后袁世凯送宋教仁一张交通银行五十万元支票一本，但是宋教仁油盐不进，让赵秉钧还给了袁世凯。由于宋教仁的一再拒绝，让受到宋政治上威胁的袁世凯动了杀机。1913年，国会两院选举中，国民党获胜，宋教仁一路上发表演讲，批评袁世凯政府，并在演讲中阐述自己的宪政理想，于是掀起一场民主政治的风波，矛头直指袁世凯，袁为嫉恨并且意识到再不杀宋，自己的地位难保。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遭袁世凯所派刺客枪击，22日逝世。案发后，袁世凯假令“穷究主名”、“按法严办”。23日，上海英法租界扑房抓获凶手武士英及同谋应夔丞，并从应宅搜出多件确凿证据，证明刺杀宋教仁的主谋是袁世凯，直接策划人是其爪牙赵秉钧和洪述祖，真相大白后全国激愤。连宋教仁的政治对手民主党党首汤化龙都这样激赞他：“倘许我作愤激语，谓神州将与先生毅魄俱沉。”
根据当时的报纸所载，宋教仁被刺，整个上海市为之震骇，群情愤慨，素不相识的人们一批批地赶到医院问讯。两天后，他的噩耗传出，医院门前吊唁者络绎不绝。第二天灵柩移往湖南会馆，前来送行的人有几千人，所到之处，都是人山人海，道路阻塞，但气氛严肃静穆“莫不为之哀悼”，期间“风云变色，天地亦现阴忧之状。又忽作微雨，一时来会者，无不唏嘘感叹，谓为天泣。”
北京新闻界召开的哀悼宋渔父先生大会，有千数百人到场，其中还有日本、法国人。陈家鼎、程家柽、日本和法国的来宾等都发表了演说。统一党也召开追悼会。其他许多地方举行了追悼会。全国各地的报纸纷纷报道宋教仁遇刺的噩耗，宋案的各种情况和举国上下的哀悼。不同政见的人异口同声，一致称宋教仁为大政治家，对他的被刺表示了极大的悲痛和愤慨。
宋死后，上海法院曾给国务总理赵秉钧发传票，传他到庭作证。黄兴、陈其美以宋的朋友的身份致函上海总巡捕房，如果拿获正凶，他们准备赏银一万元，作为酬劳。与此同时，上海闸北巡警局、上海县知事各自发出悬赏，赏格一样，都是抓住凶手赏洋一万元，通风报信因此拿获的，赏洋五千元。地方检察厅、沪宁铁路局也都发出了悬赏。对此，袁世凯非常生气，干脆下令取消了各地的法院，以县知事兼理司法。宋教仁一死，中国的民主萌芽随之被扼杀。
应桂馨被一群流氓劫狱救出来后，逃到青岛躲避风声。国民党讨袁战争失败后，应桂馨认为终于到了出头的机会了，于是公开发出请“平反冤狱”的通电。后公然从青岛到北京，此时胡翡云此时也搬到北京，在松翠班搭班，两人往来如旧。应要求袁实践“毁宋酬勋”的诺言，并且要求袁给他“勋二位”和巨额现金。袁本想赏他一笔钱叫他离开北京，但他仍坚持他所提出的两大条件，少一条都不成。有人提醒应不要惹怒袁世凯，莫要在太岁头上动土。他狂傲地反问袁世凯敢拿他怎样。袁世凯当然不是好惹的，等这些话传到袁的耳朵里后。袁已经开始打算处理这场“事端”。应得到消息后正打算火速逃离，但是袁世凯下手更急，还是在车站，应桂馨被当时军政执法处的郝占一和王双喜杀死。
至于一直避居青岛的洪述祖，到民国六年，化名回到上海因债务关系被德国商人扭送到巡捕房，后被宋教仁的儿子和秘书送到上海法院，处以极刑。他在狱中作词以自挽，挽联是：“服官政，祸及其身，自觉问心无愧作；当乱世，生不如死，本来何处着尘埃。”
而赵秉钧，因宋案引嫌辞职，不久调任为直隶都督。应桂馨在火车中被杀时，他正在直督任上，当然有兔死狐悲的感慨，因此当他一获应死讯时，不请示袁就发出缉捕凶手的命令，并在长途电话中向袁发出哀鸣：“应桂馨如此下场，以后谁还敢替总统办事呢！”袁听了极为厌憎，佯装做若无其事的样子，承认缉凶。不到一个月，赵秉钧作为袁的第一亲信，北洋系的“智多星”，清末民初政坛的怪角竟在天津督署内中毒，七窍流血而亡。
袁世凯称帝败亡后，政局动荡不已。张勋等人乘机联络前清遗老遗少及保皇党人康有为等，积极为复辟作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