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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边的树上挂满了鞭炮，有的鞭炮很长，在树杈上绕了好几圈，伞兵们走到哪里、爆竹声就响到哪里。整整一天，蔡智诚的耳朵里都充满了这喜庆的“噼啪”声，许多年以后他还幸福地回忆说：“从来没有听到过那么多鞭炮，湖南人就象爆竹一样的热情刚烈，湖南省真是个花炮之乡”。
从这一天起，伞兵二队就担负起新的任务，他们首先接管了日军宪兵队。
长沙日军宪兵队设在教育会坪（今湖南省农业厅），队长是古川武大尉。8月16日，姜键少校正式宣布接受日本宪兵的投降，命令对方提交人员、武器、装备器材和军需物资的清单，并提供军事设施和办公机构的位置图，同时强调：不得藏匿、隐瞒任何档案材料，更不得毁坏、丢弃任何武器装备。
日本宪兵队里除了日本人还有中国汉奸，并且还兼管着伪警察局。对这些人，伞兵二队当时的措施是：把日本兵转移到军营里管理；把宪兵队里的外省人（主要是跟随“开部队”进入长沙的湖北人，他们大多是武汉“复兴会”总部的汉奸）羁押起来（这批人后来都被枪毙了）；而宪兵队和警察局里的长沙本地人则继续留用、照常上班。
这个办法显得有点偏袒本地人，但却也是无可奈何的事。伞兵们都来自于外乡，连长沙的街道都认不清，不依靠本地警探就没办法维持正常的治安——比如“八大汉奸”之一的邓笃恭，日军到来之前他就是警察局长，长沙沦陷期间他也是警察局长，日本投降以后他依然还当着警察局长，真是捧上了铁饭碗。
蔡智诚的主要工作是清理核查物资。
日本人实在是讨厌，他们的清单内容十分庞杂，连一双竹筷子、一个破脸盆都要罗列上去，真是烦琐得要命。可对方既然写出来了、自己就必须查验，于是，蔡智诚就被这些鸡毛蒜皮搞得焦头烂额。可是，查了几天之后，蔡上士才突然发现，表面上很细致的日本人原来并不老实，他们把许多装备物资、甚至一些秘密仓库都隐瞒起来，没有开具在清单里。
弄了半天，小鬼子原来是想利用脸盆筷子做掩护，企图瞒天过海呀！蔡智诚气得拍案大骂，当即报经金远询专员批准，把古川宪兵队长关了禁闭。
宪兵的手里除了物资清单，还有人员名单。监狱犯人的档案全都移交到军统的手上，由金远询站长决定放谁或者不放谁。
在那段时间里，警探们不停地抓人、又不停地放人，头天接到举报说某人是汉奸，隔两天又说证据不足让他回家了。蔡智诚埋怨说：“这不是瞎折腾么？”，而潘崇德却看出了其中的门道：“你别看这些人进进出出、来去匆匆，可只要在大堂上走一道，留下的就是钱呀……”
还真是这样。
比如，长沙城里有这么两个人物，一个叫张芝文，原先是杂货店的老板，一个叫凌云卿，是黄包车工会的头目。44年日军占领长沙时，这两个家伙就打着“欢迎皇军”的旗号主动上门讨好，据说，他俩的初衷是想得到日军的许可、组织人手收埋在攻城战斗中遗弃的尸首（当时城里的尸体确实很多），可没想到，日本太君一高兴，就让张芝文当了“治安维持会”的会长、让凌云卿当了副会长，这两个家伙也就变成了汉奸。
国军接管长沙警务之后，张、凌两人当然就被抓了起来，可没过几天又被释放了，说是证据不足。蔡智诚对此很不理解，在姐夫面前发牢骚：“他们都当上维持会长了，还有什么证据不足的？”，可罗照却笑着说：“你不懂的就不要议论”
原来，这两个维持会长有“立功表现”——他们透露了日本“亚光公司”秘密仓库的地址，那里面存有不少日军从湖南各地掠夺来的贵重物品——接收大员们因为这个情报收获颇丰，光是罗照的手里就分得了四十多部珍版古籍，其中有一本手书的曾国藩日记（不知道是不是曾文正的亲笔），后来送给了谷正伦。
伞兵们只负责监管日本宪兵，对其他日军部队的事情，除非正巧遇上了，一般并不主动管理。
长沙市东区的二里牌，有一个停放日军骨灰的“神社”，在以前，中国老百姓从这里经过的时候都必须对着房门三鞠躬。现在日本投降了，大家就邀集起来去砸烂那些牌位。
那天上午，伞兵的车队正巧经过二里牌，看见几个日本兵正和一群市民在“神社”门口对峙，其中有个鬼子军曹的手里还握着军刀，“咿呀哇啦”的十分歇斯底里。日军官兵在兵营之外持有武器是违犯规定的行为，姜键队长立刻没收了这把军刀。不一会，日军大队长也赶来了，一照面就“噼哩啪啦”给了军曹几耳光，逗得围观群众呵呵直笑。
第二天，伞兵们又从二里牌路过，看见“神社”门前横眉竖眼地站着一伙日本兵，四周的群众却畏畏缩缩地不怎么敢靠前。一打听才知道，原来是昨天的那个军曹在小屋子给自己开了膛、剖腹自杀了。
姜队长觉得再这样闹下去不是个办法，就通知日军大队长把那屋里的坛坛罐罐全都清理干净，再用粗绳子拴在房柱上，道奇卡车一发动，立刻就把这座混蛋“神社”给拽倒了。
不过，日军中象这个军曹一样的死硬分子毕竟是少数，大部分都还比较守规矩的。
那时候，在日军兵营门口站岗的还是日本兵，只不过手里没有枪，而是拄着一根两米长的细木棍，看见有人来了就站得笔直、立正敬礼。
日军的军需仓库都被查封了，因此，兵营里很快就断了粮。国民政府的接收专员懒得理睬这些事，小鬼子就吃了上顿没下顿，最后饿极了，只好学着“做买卖”。在那段时间里，长沙市民晚饭后的一大乐事就是去逛“日本夜市”——鬼子兵出卖的物品，除了大衣、毯子、床单之类，还有食盐（湖南也是个缺盐的省份）和“旭光牌香烟”，老百姓就用食物来交换。
伞兵和警察也不愿意眼看着日本人饿昏了闹兵变，所以对这类买卖并不制止，反而还帮着他们维持秩序。
蔡智诚看见一个卖“炸糕”的小贩用大米换了一床毛毯，看看日本兵可怜、又白送给他几块“油炸粑”，把那小鬼子感动得直鞠躬：“中国大大的，日本小小的……”，小贩乐呵呵地摸着鬼子兵的脑袋（日本兵都剃光头）说：“娃仔，你们要早晓得这个道理就好了嘛”。惹得周围的人都哄堂大笑。
日本兵容易对付，游击队却不大好办。
长沙城外有几十路游击武装，什么“自卫团”、“别动军”、“正义军”、“挺进军”、“复仇队”……五花八门，从8月15日以后就自发地进城来接受投降。
这些人进到城里，见到物资就搬、见到好房子就贴标签，甚至连中山东路的何键私宅也挂上了十七个单位的接收条。国民政府的特派专员们顿时着急了，连忙在各个路口张贴布告：“各地下军速回原地驻防待命，在指定区域等候国军先遣军入城……”，伞兵二队也因此增添了一个新任务——“劝阻”地下军。
“劝阻”的基本程序是，先把游击队的一帮豪杰们请到饭馆里喝酒（当然是由长沙商会买单），在酒桌子上详细讲解中央政府的方针政策。吃饱喝足之后，如果觉悟提高了，就由伞兵派大卡车把各位英雄送出城去；如果继续执迷不悟，对不起，伞兵的美式装备也不是吃素的，守住饭馆门口缴掉枪械，照样押送出城。
游击队没防备国军会来这一套，所以刚开始这“劝阻”的办法还比较有效。可是，这帮人物哪里是这么容易听“劝”的，这一拨刚哄走、那一拨又来了，到最后，干脆嚷嚷着要“武力进城”……
简直是无法无天！政府官员们气得直拍桌子。
游击队想进城，政府高官可以发脾气、伞兵们也可以尽量“劝阻”。可正规国军部队也想进城，大家可就拦不住了。
99军想进长沙，因为他们奉有第九战区薛岳长官的指令；93军也想进长沙，不仅因为他们距离长沙城最近，而且还因为他们都是湘中子弟、在历次保卫长沙的战斗中付出了巨大牺牲（长沙市里现在还有93军的阵亡将士墓）。这两路人马开到城下，伞兵也好、专员也罢，统统没有办法。
小官没办法，大官却有办法。王耀武在蒋总裁面前告了一状，薛岳长官的老脸终究比不上嫡系的学生，只好收兵撤退——于是，王司令长官一声令下：湖南全境由第四方面军负责接收，第18军开进长沙受降！
王牌主力第18军开过来了，没想到，刚开到长沙城边却又出了事。
按18军军长胡琏的意思，首先进城的应该是他最亲信的第11师（陈诚、黄维和胡琏都担任过这个师的师长，这时候的师长是杨伯涛）。可谁知道，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18军118师师长戴朴是个长沙人，眼看到了自家的大门口，心里一激动就忘了天高地厚，居然带着自己的人马抢到了11师的前头，大摇大摆的准备衣锦还乡了。
城里的高魁元参议官见此情形，赶紧给胡琏发电报。胡军长是个陕西人，哪里会在乎戴师长的乡情，立马命令118师停止前进，戴师长不服气，胡军长就立即上报方面军总部、直接撤了戴朴的职——倒霉的戴朴后来只好投奔了湖南老乡廖耀湘，辽沈战役时的青年军207师师长就是这位想抢11师风头的仁兄。
1945年9月7日，“土木系”的灿烂招牌、国军精锐中的精锐、嫡系中的嫡系、号称驰骋疆场无敌手、打了胜仗很正常打了败仗纯属意外的“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陆军第十八军第十一师”，在他们的英明领袖，那位得到无数后人景仰崇拜和怀念的、除了运气不好浑身没有毛病的、料事如神英明勇武即使全军覆没也能孤身突围的、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最后成功守住金门岛的——胡琏胡伯玉陆军少将的带领下，迈着威武雄壮的步伐，浩浩荡荡地开进了长沙城。
而就在11师进城的当天，伞兵二队也接到了开拔的命令。
有文章记述：“伞兵部队参加了长沙的受降仪式”，这个说法并不准确。
伞兵二队只是参加了在湖南长沙与日军“洽降”阶段的活动，受降的工作是由18军完成的。
第四方面军王耀武接受日本第20军坂西一良投降的时间是在45年的9月15日，而这时候，蔡智诚和他的伙伴们早已经飞到南京，观看岗村宁次投降去了。
如果留意一下1945年8月的“中国各战区受降单位分配表”，就可以很容易地发现两个现象：一个是，在这张分配表中没有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受降份额；另一个是，国军的受降单位除了“战区”，还有“方面军”，似乎是来自于两个系统。
抗战时的“战区”制度是在1937年的南岳会议上确定的，从那时起直到战争结束，虽然各战区的划分有所调整（从最初的五个战区，到最多时的十二个战区加两个游击区），但指挥模式却基本没有发生过变化，始终是由“最高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通过军政部下达各项指令。
到了44年的下半年，军委会又在军政部的管辖之外另设了一个“陆军总司令部”，由何应钦出任总司令，意图是为“实施战略反攻”做准备。如此一来，管理战区事务的军政部（部长陈诚）就被人们称为“防守指挥部”，而新出炉的这个“陆军总司令部”则被叫做“反攻指挥部”——把战略进攻和战略防御分成互不隶属的两个摊子，这样的主意恐怕也只有蒋委员长才能想得出来。
总的来看，军政部领导着各大战区，兵力多、地盘大。而陆军总司令的人马虽然少一些，但显得更加精锐，武器装备也比较好。“陆总”下辖四个方面军，一方面军卢汉、二方面军张发奎、三方面军汤恩伯、四方面军王耀武，另外还有杜聿明领衔的“昆明防守司令部”（基本部队为“远征军”）——在当时，绝大多数“美械师”都集中在“陆总”的麾下，番号为“陆军突击总队”的国民党伞兵当然也属于“反攻指挥部”的一分子。
抗战胜利后，军政部方面，除第八战区（甘青宁战区）以外的其他战区都参与了对日受降；而“陆总”方面，四个方面军也都分配到了受降区域，两大系统的地位基本相等。因此，在这时候由谁代表中国军队接受侵华日军最高指挥官的投降，就成了双方共同关注的焦点。
军政部长陈诚当然希望能够获得“受降总代表”的荣誉，但蒋委员长最终还是决定把这个美差交给了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据说，这其中有几方面的原因。
首先，陈诚的性情刚硬、为人比较刻薄，而何应钦做事谨慎、是个好好先生，由何总司令出任受降代表，更能体现蒋总裁“以德报怨”的慈悲胸怀。
其次，何应钦是“士官学校”出身，所谓“一黄埔，二陆大，三士官”，陈诚占了其中的两条，而何应钦却是三样俱全。在国民党高级将领中，何应钦属于既有日本军校背景、又与黄埔系有着深厚渊源的人物，不仅日语流利、并且熟悉日军的编制和管理习惯，比较有利于开展交流工作。
另外还有很重要的一条。1935年，蒋介石曾经派何应钦与日本华北驻屯军谈判，最后签定了臭名昭著的《何梅协定》。在当时，老何不仅在梅津美治郎面前受了一肚子窝囊气，而且还被全国舆论骂得狗血淋头，搞得里外不是人，但老何够义气，打落牙齿和血吞、所有的骂名都自己扛了，没有象张少帅那样把蒋委员长给牵扯进来。所以，老蒋这次再派老何出任“受降代表”，既算是对他的一种补偿，也可以说是给了他一个恢复名誉的机会。
既然是由“陆军总司令”出面受降，当然就不能让第三战区的部队跑龙套，可“陆总”的精锐兵马此时都在大西南后方，怎么送到南京去呢？只有空运。
蔡智诚他们是9月7号接到开赴南京的命令的。当时，18军11师正在举行入城式，姜键队长在办理移交手续的同时，又命令管理人员必须在一天之内把手头的“剩余物资”处理掉，这可把蔡智诚愁坏了。
所谓“剩余物资”其实是日伪仓库里的库存品。别人手头的物品还好办，可蔡智诚管理的那单物资中有五十吨锰矿沙，这原本是日军从湘潭矿区搜刮来、准备运往日本的军工原料，到了现在这个时候，谁也不会愿意花钱买这种没用的东西。蔡上士把自己的难处讲给长官们听，可队长和分队长都不肯罢休：“再难办也要办，赶紧想办法，能卖几个钱算几个，不然留给别人也是浪费……”
想办法，还能有什么办法？只有去找几个冤大头。
这时候，监狱的事务还没有移交完毕，蔡智诚连忙把伪商会（万昌商社）的四个汉奸买办从号子里提出来，对他们说：“只要把这些锰矿沙买过去，就算是有立功表现，可以放你们回家”。
那四个家伙有点儿不放心：“锰矿是军需物资，被别人知道了难免还是要被抓的”
“笨蛋。你们先把矿砂拿过去，回头再交给18军，岂不是又立了一大功？有谁还会再抓你们？”
汉奸买办想了想，觉得这个破财免灾的办法还是比较划算的，于是就拍板成交了。
等蔡智诚从金远询专员那里弄来放人的批条，汉奸家属也已经把款项筹集到手了，整整一万块现大洋。
按当时的长沙市价，一块大洋相当于四百元法币。姜键少校看见一大堆没用的矿沙变成了四百万现钞，顿时乐得合不拢嘴，连连夸奖“老弟聪明！真能办事！”。
1945年9月8日凌晨，伞兵二队从长沙北部的新河机场登机，分乘六架C46、直飞中华民国的首都——南京。
早晨八点，飞机降落在南京明故宫机场。这时候，已经有一位陌生的中校军官在跑道旁边等候大家，他就是突击总队的新任参谋处长刘农畯。刘处长是伞兵二队空降湖南以后才调来的，所以连姜键队长也不曾见过他，不过，这位中校处长待人挺和气，伞兵们对他的印象都很不错。
刘农畯是湖南邵东人，有的资料介绍他毕业于中央军校某某期，其实并不准确。当年他就读的是国民党军事交通技术学校——这所学校后来被并入了中央军校，刘农畯也因此拥有了“相当于黄埔”的资格。
在机场旁边的库房里，伞兵一边整理军容，一边听候刘农畯布置任务。
刘处长说：这一次，伞兵部队的使命是担任中国战区受降签字仪式的仪仗护卫。原先计划调集的是两个队，前些天，伞兵三队已经由芷江飞抵南京、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