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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雍貉！ �
钟汉勋是湖南人，中央军校十三期毕业生，他是刚从第五军调来的，与参谋处长刘农畯的关系很好（他俩是老乡），因此，他去美国留学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蔡智诚知道，要想在这些竞争对手中脱颖而出，必须付出最大的努力才行。
“留美预备班”的校舍设在昆明北校场，也就是先前的青年军207师机炮大队的训练基地。年初的时候，蔡智诚曾经是这个地方的“少尉教员”，年底回来的时候却又成了“少尉学员”，而且这两次的少尉肩章都是崭新的——世事真是难以预料。
选择北校场作为预备班的校舍，是因为这里距离西南联大比较近（联大校址在昆明市西北，今云南师大附近）。
“留美预备班”的基础课程当然应该以英语为主，除了学习语法、锻炼听写、翻译作文之外，还要了解美国的社会情况和生活习俗。受聘给军官们上课的是西南联大的教授，这些从美国回来的大知识分子都有股子美国派头，走上讲台、刚解释几个单词就开始批评时弊，从总长骂到乡长、从上将骂到上士，用中文骂了再用英文骂，骂够以后、摔门就走了。
面对着同一个中国，在国民党的眼中是“江山如此多钱”（出门搞“接收”、处处能发财），在共产党的笔下是“江山如此多姣”（语出毛泽东《沁园春—雪》），可到了教授的嘴里就成了“江山如此多黑”，简直一无是处。
这样的教学方式当然不能符合军方的要求，于是只好换人。可换来换去，留洋教授的脾气都差不多，几乎没有哪个人能够连续上满三节课，搞到最后，军官学员们总结出一条经验，叫做“铁打的教室，流水的先生”。
其实，大学教授们并非特意和军人过不去，只不过因为这么些年里他们都是这样抨击时事的，已经骂习惯了、一时半会地刹不住车。
抗战期间，云南在政治上有三大特色：地方军政、“民主堡垒”和学生运动。说起来，龙云这个人对知识分子还是比较尊重的，只要不干涉“土皇帝”的执政方略，大学教授高谈阔论、青年学生游行示威，他都持以宽容和保护的态度，所以，昆明的各大中专院校也就逐渐养成了一个习惯，除了龙云主席、对其他人统统可以乱骂。
虽然都是骂，但教授们各自的特点却并不一样。
一类是“正统派”，比如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查良钊（金庸的堂兄）、雷海宗之类，他们都具有国民党的身份，有的还是中央委员或者监委，所以发言的时候经常批评延安、很少指责重庆；另一类则是“自由派”，逮谁骂谁，既骂共党也骂老蒋，其中有钱端升、杨振声、伍启元、华罗庚和冯友兰等等一大帮；专骂执政党的“激进派人物”其实并不多，但号召力却很大，他们主要是抗战期间从香港回来的“民盟”成员，风头最键的要属李公朴和闻一多，每次演讲都是人山人海，挤得会场内外水泄不通。
骂人不好，可话又说回来了，当时的政局也确实让人心烦，不仅惹得秀才开骂，就连丘八们也在骂。
在昆明北校场，除了伞兵的“留美预备班”、还驻扎着另外一个训练单位，名称叫做“第二编练处军官总队”——顺便说一句，有的文章把他们说成是“第二军官总队”，这不准确，真正的“军政部第二军官总队”应该在四川合川——“第二编练处军官总队”属于陆总昆明司令部，编练处长是何绍周、总队长是盛家兴（后任93军军长，在锦州被俘），所以又被称为“周兴部队”。
当时，社会上有个“五毒”的说法，即所谓“国大代、军官总、青年从、新闻记、伤兵荣”，这“军官总”指的就是军官总队的学员，他们的特色是经常打架闹事，“不上前线打仗，专在后方打人”。
“军官总”的成员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被撤消编制的部队的军官，二是部队整编时淘汰的军官，再就是因个人原因不能随原部队移防的军官，总之都是些“失业军官”。
过去，国军的惯例是“吃空额”，部队的士兵实数只有编制的一半。抗战胜利后，政府整编军队，把以前的水分挤一挤，结果是当兵的不够数、当官的却有富余，于是就把这些多余的军官集中起来，培训一番、另行分配。
至于分配的方向，少部分人或许有可能进入军警系统，而大部分人都必须回老家、参加“返乡军人会”（有点象是现在的“人民武装部”）。可问题是，“返乡会”的薪水只有军队里的一半，按当时的通货膨胀水平，连自己吃饭都要饿肚子、就更别指望养家了，这个待遇使得失业军官们十分不满：“丧尽天良！打仗的时候让我们卖命，发财的时候就不要我们了……”
于是乎，在北校场训练基地，蔡智诚他们每天都可以观赏到“骂人表演”。
联大的洋教授在教室里拍桌子大骂：“独裁！专制！”，军官队的土丘八就在操场上叉着腰跳脚：“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爷爷投八路！”；教授们在屋内声泪俱下：“民主无望，水深火热”，失业军官在外面挥舞拳头：“活路走不通，去找毛泽东！”
真是好玩极了。
不过，“军官总”虽然能和读书人骂成一堆，却走不到一块。
45年11月25日，西南联大的学生在校园里开大会，邱清泉第五军的政治部组织了一帮特务军人去捣乱，用对天鸣枪的手段驱散了聚会民众。第二天，昆明各大中学校举行罢课抗议，为了防止第5军再来搞破坏，学生们关闭了校园大门，还组织了纠察队。
西南联大的新校区位于北校场以南，刚好处在训练基地与昆明市区之间。12月1日上午，“第二编练处军官总队”的一伙人准备到昆明城里去玩，经过联大校门的时候，学生纠察队以为这些军官是来捣乱的特务，就趴在门楣顶上骂他们。
这还了得！“军官总”原本就是一帮无所事事、无事生非的角色，成天正琢磨着到哪里找岔打架呢，他骂别人还差不多、岂能让别人稀哩糊涂地骂几句。于是，双方就打了起来。
刚开始，“军官总”砸石头、学生们丢砖头，双方势均力敌。可打来打去，不知哪个混蛋二百五掏出几颗手榴弹，一家伙就扔到校园里去了，结果当场炸死三个学生和一个教师、炸伤了十几个——这就是震惊全国的“一二、一昆明血案”。
学生被杀，事情闹大了。昆明城里的校长和老师们全都站了出来，无论是正统派、自由派还是激进派，大家异口同声：“还我学生，还我孩子！”
蒋委员长没有办法，只得命令昆明军方限期破案。
第五军主管军训的赵家镶参谋长（就是在金门炮战中被炸死的那位）跑到北校场来追查凶手，“军官总”又端枪又抬炸药包、堵住大门瞎起哄，差点没把赵参谋长给绑架了。邱清泉没办法，只好找了两个死刑犯冒充“军官总”，还让他们招供说是共产党给了经费什么的……
可知识分子也不是那么好欺骗的。几个搞法律的、搞心理学的教授随便问一问，立刻就把那两个家伙问得露了馅，于是，大报小报全都登出号外——假的！假的！——邱清泉一着急，干脆把嫌疑犯提前枪毙了，想来个死无对证。西南联大对此当然不答应，双方闹到最后，昆明警备司令关麟征和云南省长李宗黄都被撤了职，这件事情才算告一段落。
直到今天，“一二、一血案”的“真相”依然是个争论的话题。在马甲看来，这件事，如果往深里分析，时代背景和政治原因确实十分复杂；可如果往简单里说，就是“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遇到“军官总”，更加说不清。
被“军官总”这么一折腾，伞兵们也没有办法安安心心学英语了，只好先到巫家坝机场练跳伞。
到美国空军学院进修的人必须具备“伞兵证章”的资格。当初，蔡智诚只跳过一次伞就上战场了，没有得到那个椭圆型的胸牌，现在，钟汉勋、刘农畯他们这批新调来的军官正在进行训练，蔡智诚也就跟着大家从头学习。
其实，重练一遍是很有必要的。因为“留美预备班”的器材换了新装备，由原先的T4伞换成了现在的T5伞。
T4和T5都是二战早期的美式降落伞。T4是世界上第一种可以利用伞绳操纵方向的军用降落伞，但它有个明显的缺点：伞包体积太大、分量也太重。T5伞改进了结构和材质，轻巧了许多，但由于它的伞面较小、下降速度比较快，对伞兵的操纵技能和降落动作的要求更高一些。
在“预备班”的学员当中，蔡智诚是跳伞次数最多的几个人之一，一周之内就跳了十六次，次次成绩为“优”，顺利地获得了“伞兵证章”。可是，跳完规定动作之后，美国顾问又鼓励大家跳“备份伞”，这不免让伞兵们感到几分恐惧。
T5伞的结构轻巧，伞兵在背负伞包之后、还有余力和空间加装其他装备，因此，T5是世界上第一种能够携带备份伞的军用降落伞。从道理上讲，备份伞是在主伞失效之后的救生设备，但事实上，备份伞的伞面更小、结构更简单、完全依靠手动开伞、抛伞，对操作技能的要求极高，稍有失误就完蛋了。
在当时，包括美国伞兵都是使用强制（挂钩）跳伞方式作战的，可几位美军顾问却认为，利用手动开伞实施空降，可以降低空降高度、更快地进入战场，因此建议大家掌握这个“先进的作战手段”——这理论虽然听起来不错，但实践起来却很困难：“切！进入战场快，死的就更快，老子才不干呢”
鼓励动员的效果不明显，美国教官就决定亲历亲为。他们登上飞机进行示范表演，让中国兵坐在草地上看效果。
C47在机场上空盘旋了几圈，不一会，从飞机里跃出十个黑点，没有使用主伞，降落速度确实很快。可是，其中的一位实在太快了，直接自由落体，“嘭”的一声在地面上砸起一溜烟尘，摔得惨不忍睹。
这一下，现场观看的人们更加害怕，就连美军顾问也觉得十分尴尬，不敢再怂恿中国兵玩特技了。
马师恭司令发觉气氛不对，就走到美国佬身边，显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这个……训练中出事故是难免的，我们当军人的，时刻都面临着危险”，然后，他指着预备班的学员说：“来十个军官，上飞机照着练”
全伞兵总队的军官中，估计只有马司令自己没有跳过伞，现在却跑出来说什么“直面危险”，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可人家是司令，说出来的话就必须执行。全总队派十个人，伞兵二队这样的“战功单位”无论如何也必须凑个份子呀，蔡智诚看看刘盛亨分队长，发现他正用殷切热情的目光注视着自己，没办法，只好一咬牙豁出去：“行！我上吧”
披挂装备，后面背着主伞，胸前挂着备份伞。爬进机舱的十个倒霉蛋不言不语，都在默默地记忆着操作程序。
飞机在天上转了几圈，黄灯亮了。美国顾问说，大家可以自己选择强制跳伞或者备份伞跳伞，他对任何一种决定都表示同意——话音刚落，立刻就有四个人把挂钩挂上了。
蔡智诚犹豫了一下，没有碰挂钩，因为他看见李行和莫永聪都坐着没动。
李行是西南联大地理气象系的学生，莫永聪则毕业于中央大学体育系，这两个人的经历与蔡智诚有点儿类似，在预备班里也是竞争对手。三个学生官彼此间卯着劲，硬要比一比谁的胆量大。
绿灯亮了，没带挂钩的人首先跳了出去。
一离开舱门，蔡智诚就努力提醒自己保持镇定，并竭力调整身体的平衡。可这并不是容易做到的事情，人在空中翻滚、自由坠落，连自己的手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了。折腾了半天，蔡智诚总算解开了背带、把主伞包从身上卸了下来（早期的备份伞在结构上不够完善，如果不先抛掉主伞，副伞就会与主伞绳相互抽打、缠绕，使备份伞破裂或者失去作用）。
可是，抛主伞的动作花费了太多的时间。蔡智诚有些着急：“不知道还够不够时间开副伞？”
坠落时间越长，开伞速度就越大。开伞速度一方面有利于降落伞迅速展开，但另一方面也会增强空气对伞面的压力，因此，越晚开伞、对伞兵的技术要求就越高。
抛开主伞之后，蔡智诚伸手去抓副伞拉环。
“抓住拉环，沿侧后方向扯开保险锁销，待确认备份伞已经拉出后，朝顺风方向抛撒……”，蔡智诚一边默念着操作程序，一边暗自嘀咕：“鬼才知道哪边是顺风，我连东南西北都搞不清了”
凄厉的寒风扑面而来，刺得蔡智诚睁不开眼睛。凭感觉，他知道自己此时的下降速度已经超过了三十米，也就是每三秒钟下坠一百米的高度。
“开伞、赶紧开伞，一百五十米以上必须开伞，不然就死定了”，蔡智诚闭着眼睛在身上乱摸一气——可就在这时候，他发觉副伞的拉环不见了！
蒲公英（十八）里讲到了“昆明12。1血案”。有网友查了资料，看见书上写的是“国民党省市党部、三青团省市团部、云南警备司令部便衣队、军官总队部分学员，第五军 688 团部分军人和鸿翔伞兵部队少数人员组成的队伍，分头出发，进攻各学校……”，于是就问：怎么还有伞兵啊？
既然问到了，马甲就试着回答几句。
一、国民党党部、三青团团部、中统云南站，以及“云南警备司令部”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主要力量，但事发的时候，他们没有在血案现场。
二、第5军没有688 团（下辖200师598、599、600团，45师133、134、135团，96师286、287、288团），这个“688团”估计是96师288团之误。在西南联大附近确实有第5军的兵营，“军官总”闹事的时候，这个军营里的士兵还用板车帮着“军官总”运石头（这群混蛋，纯属添乱），那几颗手榴弹说不定也是他们送的。
三、肇事的凶手是“军官总”，这已经勿庸置疑。
而资料中所称“鸿翔伞兵部队少数人员”，指的是蔡智诚他们。其实，“留美预备班”的这四十多个人并没有参加闹事，他们只是和军官总队住在一起，所以就受牵连了。
当然，这只是简单地说说，如果仔细分析，情况还要复杂得多。
——好了，不罗嗦这些了，咱们接着讲蔡智诚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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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掉主伞包，蔡智诚立刻去抓副伞拉环，可他的右手在胸前摸来摸去，却找不到那个救命的机关了。
备份伞伞包的外形有点象是西式的信封，包袱皮从四面对摺过来，中间的位置上装有一个拉环。只要撤除锁销、拽动拉环，就可以把副伞扯出来。
副伞包的体积比主伞小得多，用十字带绑在胸前。正常情况下，右手往肚皮上一摸，正好可以抓住那个拉环。可问题是，T5型降落伞和备份伞都是按照美国佬的胸围设计的，而中国兵的个子小、肩膀窄，瘦得前胸贴后背，这十字带挂在身上就变得松松垮垮。蔡智诚是第一次穿戴这个玩意，缺乏经验，在空中翻了几个跟头，那个小伞包就溜到左边的胳肢窝后面去了——他闭着眼睛用右手摸，哪里能够摸得到。
伸手抓了个空，蔡智诚吓出了一身冷汗，心里一着急，眼睛也睁开了。低头看一看，发现十字带还在身上，连忙顺着绑带往下捋，这才找到了那个要命的拉环。
他一把扯开锁销，也不管顺风不顺风了，拽出伞衣就往外抛。
从理论上讲，逆风抛伞，伞衣很有可能会被吹回到自己身上，可蔡智诚现在的下坠速度实在太快，侧面的风力已变得无关紧要。伞布从包裹里挣脱出来、滑过他的胳膊、嗖嗖嗖地向上窜，很快，一股巨大的力量猛地拽住了蔡伞兵，强烈地震动扯得他五脏六腹都移了位，差点没有吐出来。
与主伞相比，备份伞的伞面小，稳定性和可操纵性也比较差。伞衣打开之后，伞绳和吊带依然抖动不停，几秒钟之后，还没等蔡智诚调整好自己的着陆姿态，他就一头扑进了水田里。
幸好，那块水田刚经过翻犁，土质比较松软，蔡伞兵翻了几个跟头，虽然摔得七荤八素，却没有伤筋动骨。他坐在泥地里，头脑还十分清楚，先按照程序用伞兵刀割断伞绳、把副伞留在降落点，然后爬上田埂抬头张望，这才发觉自己居然是头一个降落的。
不一会，教官开着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