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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百多平方公里的地段上究竟有多少人遇难，不知道。蔡智诚的印象是“至少上万”，可马甲我并没有查到具体的数据——这也许是无法查清的，因为当时的逃难群众并没有统一的编制。死掉的人，国民党埋了一些、当地民众埋了一些、共产党回来以后又埋了一些，所以没办法进行准确的统计——但有个数字可以参考：6月8日，仅鲁南军区机关就有二百三十多名干部在突围途中“累死”（不是阵亡）；十九团九连是突围成功的队伍（九连长曹会兰曾任空一军后勤部长），但这样的主力连队也有十三名战士“累死”在泥泞里。组织严密的军区机关尚且如此、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尚且如此，那些分区的、地委的、县区乡的干部，那些民兵、伤病员和军队家属的遭遇也就可想而知了。
但无论如何，总部机关冲出去了，大部分领导干部和党政军骨干也渡过沂河、完成了突围。
现在回过头来想这件事，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固然是老天帮忙，但十九团七连的艰苦阻击却更为至关重要。因为，如果没有他们以自己的生命争取到了宝贵的三个小时，快速纵队6月7日下午就可以进抵涌泉村，那将会使得逃难军民无法靠近沂河，第二天的冒雨突围也就根本不可能实现。
写到这里，说句题外话。
前些天看《集结号》的时候，马甲就在想：在人民解放军的征战史上，究竟有多少个“九连”一样的队伍呢？
如果仅仅从“掩护撤退”的角度去看待他们生命的价值，阵亡者的结局无疑是委屈的，但如果从“捍卫信仰”的角度去分析他们的行为，一切都将变得十分坦然——“九连”或者七连、姜茂财董存瑞或者谭嗣同秋瑾，当他们面临牺牲的时候，其实只有一个信念能够真正支撑起他们慷慨的付出，那就是：他们相信，在他们身后，活下来的人将会继续战斗下去，直到共同的理想得以实现——这个高于生命的觉悟，是泛泛的“人性关怀”所无法解释的。
能够安慰死者的不是勋章、不是墓碑，而是他们的信仰是否得到了捍卫、是他们的理想是否成为了现实——斯皮尔伯格懂得这个道理，所以他让大兵瑞恩站在战友的陵墓前说：“我做到了，我是好人，一直是个好人”；而《集结号》的导演却似乎没有明白其中的意义，所以，我们只在银幕上看见了血肉横飞和哥们义气、只在逼真的音效里听见了凄厉的军号和狂野的吼叫，却没有领悟出牺牲的目的。
导演其实并不明白“九连”为什么牺牲，所以他让焦大棚提出了一个请求：“撤吧，给九连留点种子”。这话听着有点耳熟，因为分明也有人曾经喊过：“撤吧，给西北军留点种子”……但是，什么是“种子”？对军阀而言，“种子”是兵、是枪、是番号，所以他要求撤退；而对于献身理想的战士而言，“种子”是精神、是觉悟、是高于生命的信仰，在最艰难的时刻，只有坚持战斗、付出牺牲，种子才有可能发芽开花。
并不是所有的阵亡者都配得上“烈士”的称号的。是否为信仰而战，这是烈士与炮灰的区别。
因此，当烈士逝去之后，墓碑上的名字并不重要，更重要的是，活下来的人们应该扪心自问，先烈的理想的“种子”是否植根在自己的灵魂里了——这才是牺牲的价值、这才是精神的力量、这才是最伟大的人性的光辉。
只是，不懂得理想的崇高，又怎能阐释得出牺牲的真谛呢？
6月9日，总部机关突围了，但仍然有许多人被困在了包围圈里。
快速纵队抓到了一千多名筋疲力尽的被围困者，从中甄别出县委书记、组织部长、区长和民兵“爆破大王”等共产党干部，并随即就把他们移交给了保安团（7月2日，国民党费县县长杨均亚将其中的210名党员干部活埋杀害了）。
伞兵之所以迅速移交手里的战俘，是因为他们又接到了新的命令。
六月，正是夏麦成熟的季节，国军对鲁南的清剿虽然全面告捷，但由于没有建立起组织机构，一时半会的还无法进行征粮。而这时候，全国各地的“反饥饿”运动正整得政府焦头烂额，因此，南京方面就把希望寄托在了苏北和苏中，指望着用“恢复区”的麦子给城市救急。
苏北和苏中是新四军的老根据地，这时虽然被国军占领了，但共产党的政权仍然在坚持活动，从解放区失陷之日起，淮海区党委就发动群众进行“反征兵、反纳税、反交粮”斗争，进入麦收季节后，又组织民兵武装开展“保麦运动”，使得国民党的征粮计划无法落实。因此，当鲁南清剿告一段落，徐州总部就立即调遣快速纵队赶赴苏北各地“武装护粮”，为地方保安团撑腰打气。
特务队和二大队被分派到了苏北的东海县。
东海县毗邻连云港，在陇海铁路的边上，这里的国民党保安团队有两股势力，一部分属于“还乡团”，他们缺乏训练，只会打人不会打仗；另一部分是原新四军独立旅三团的旧部，虽然有一定的战斗力，但军心涣散、与国军部队貌合神离。
“独三团”的团长刘庆余（刘福龙）原先是青帮出身的土匪，历史上有血债，后在共产党的影响下参加了新四军。1946年，刘部到潼山根据地休整期间，潼山的几十位苦主向人民政府告状、揭发刘庆余曾经杀害过无辜百姓，县委一调查，情况属实，当即就召开公审大会、把刘团长和几个部下都枪毙了。这个举措当然是为受害群众报仇雪恨、得到了人民的拥护，但同时也让许多“有案底”的人慌了神，于是他们就拖枪叛变、投奔了保安团。这批当过新四军的国民党保丁与其他国军有隔阂、与“还乡团”也格格不入，所以打起仗来总是患得患失、心不在焉，起不了多大作用。
六月初，东海县保安团组织了十一支征粮队、还设置了七个“麦场”，但他们一下乡就被民兵游击队打了个落花流水，结果损失了一百多号人马只收来四斗麦子，把第八行政区的夏鼎文专员气得不行。夏专员是东海县人，还是位国大代表，家乡的征麦情况关系到他的政绩声誉，看到保安团不顶用，他就请整编第28师（李良荣部）的国军帮忙“护粮”。整28师派来一个团（52旅155团），到东海的第二天就被打死了一个营长，立刻就吓得缩在县城不敢出门了，夏专员没有办法，只好再向徐州要求增兵，这才把伞兵部队调到了东海县。
快速纵队是国军精锐，蔡智诚他们刚刚在鲁南打了大胜仗，趾高气扬，根本没把“土八路”游击队放在眼里。一到驻地，军官们就催着问“什么地方需要护粮？”，保安团说，东北方向的游击队比较活跃，如果先把那边的麦子收回来，更能够打击共产党的士气——那好吧，部队就往东海县的东部开去。
几十辆卡车载着六个伞兵队，车队后面还跟着保安团、复仇团以及国民党的区长乡长们，马车、骡子车排了一长串，踏得马路上尘飞土起，真是浩浩荡荡、威风十足。
行进途中，蔡智诚发现路边的麦子已经被收割了一半，就问那是什么人干的，保安团回答说： “还有谁？土八路呗，他们出来转一圈，大片的麦子就不见了”。
第二天，队伍来到苏鲁交界处的青湖和沙河，放眼四周，庄稼地里空荡荡的，一颗麦穗也见不到。复仇团的一帮乡绅地主绝望地坐在田埂上哭嚎：“我的麦子吔，我的果园吔，我的房子吔……”
于是，保安团就冲进各个村庄，翻箱倒柜、掘地刨坑，抓人、搜粮食。
实际上，当时的国民政府为了对抗共产党的土地政策，已经颁布了《绥靖区土地处理办法》，明确规定“经非法分配的农地，一律由县政府征收，然后再放领给佃农”，并要求“地主不得对土地使用者采取报复行为，不得籍口收回土地”，这个《办法》的目的是维持解放区的土改结果、不影响农民在中共统治下的既得利益，并以此与共产党争夺民心——但事实上，这个政策根本就行不通。
共产党是通过“直接发动群众”解决土地问题的，而国民党则恰恰做不到这一点，他们必须通过中间层、也就是通过代表地主利益的地方官吏去实施土地改革，这就走进了一条死胡同——因为，依靠“既得利益群体”对权利集团自身实施改革，无论规划多么完善、口号多么动听，都不会有本质性的效果。
一旦国民党政府恢复了对绥靖区的统治，随之而来的必然是“还乡团”和“复仇团”的凶残暴行。地主武装肆意追讨财产、疯狂杀戮民众，官员则听之任之、军队则助纣为虐，国民党政府的《土地办法》最终也就成了一纸空文，除了加深民众的仇恨，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护粮”队在沙河住了两天，这两天，保安团在当地追得鸡飞狗跳，所到之处尽是哭喊声和叫骂声。
特务队并没有殴打民众。伞兵毕竟是受过西洋训练的队伍，素质比较高一点，有“不体罚士兵，不克扣军饷，不打老百姓”的传统，蔡智诚他们虽然不去制止还乡团的暴行，却也不至于破坏了自己的规矩。
不过，蔡智诚也被共产党的民兵折磨得够戗。国军白天要到各村去“护粮”，到了晚上，游击队却不让他们休息。夜里刚躺下，外面忽然响起了“咣咣当当”的机枪声，大家急忙全副武装地跑出去搜索，才发现是个破铁桶子里面放炮仗。反复折腾了几次，大家也就习以为常了，正准备在鞭炮声中睡大觉，“咣当”一下，真的来了，哨兵被打翻在门口，床上的人只好又爬起来继续搜索……蔡智诚接连两个晚上都没能合眼，整到最后，脑袋瓜子晕晕乎乎的，走路都有点打漂了。
忙碌了两天，总算翻出了两万斤麦子，“护粮队”大功告成、准备凯旋回营。国军撤退了，沙河区的区长也要跟着跑，临走的时候，这位区长老爷还四处交代：“我先把征粮款埋在区公所的院子里，过几天再来发给大家”。
蔡智诚觉得挺纳闷：“嚷得那么大声，别人不都知道藏钱的地方了么？”
二分队的队长石家勇笑着说：“别信他的，那院子里要是真的有钱，我把脑袋输给你”。
石家勇是从军官总队调来的老兵油子，区长的猫腻当然瞒不过他的眼睛。据他介绍，绥靖区的各个县区都有一笔钱，名义上是“征粮款”，实际上根本就不会发到农民的手里。区长之所以高声透露藏钱的位置，无非是想找个“公证”，等国军开拔、共产党回来，这区公所自然就成了游击队的地盘，逃回县城的区长可以推脱是“共军抢走了粮款”，那笔钱也就合情合理地被他独吞了。
不管怎么样，只要弄到了粮食、这一趟的任务就算是完成了。可虽然是“凯旋”，回城的路途却并不顺当，老百姓在马路中间栽了木头桩子，卡车过不去，只好不断地下车清除障碍，一路上磨磨蹭蹭，走的时间还没有停的时间长。遇到停车的时候，游击队就躲在路边打冷枪，一会儿打中了马、一会儿又打死了骡子，整得卡车上的伞兵也不敢露头，趴在车箱里十分紧张。
车队经过一个隘口，坡坎上站着一个傻小子，鼻涕邋遢、裤子破得露了腚，伞兵们指着他直乐：“嘿嘿，瞧傻子嘿”，没想到那傻小子突然从破裤裆里掏出一颗手榴弹，“嗖”的一家伙就扔了下来，等当兵的反应过来再追上坡坎，人家早就跑得没影了。
手榴弹落在二分队的卡车上，当场炸死了两个人，石家勇上尉气得直骂：“这是什么邪门地方，连傻子都会甩手雷！”
在路上，蔡智诚发现先前那些被收割了一半的麦子地，现在居然连一颗麦穗也不见了，保安团的人直叹气：“坏了坏了，土八路肯定又出来转了一圈”。
这情况让“护粮队”觉得十分沮丧，早知如此，何必跑到沙河区去穷折腾，把这里的麦子割了、怎么也不止几万斤呀。游乐智队长连忙催促大家：“快走快走，快回县城去，别东边的粮食没收到，西边的麦子又被割光了”。
幸亏，东海县西部的麦子还是好好的。
可是，麦子虽然在地里，老百姓却全跑不见了，找不到人收割。
伞兵不会干农活，保安团也不干，还乡团的一帮地主又割麦又打场、成天累得跟狗一样也整不回来几袋粮食。
人手不够怎么办？去抓。一天早晨，有个地主喜滋滋地跑来报告，说他发现了劳动力，蔡智诚立刻带领部队围追堵截、把那些老百姓全抓了回来。原来，这三十多个农民都是本村人，因为逃出去的时间长了、有点不放心家里，所以想溜回来看看情况，结果就被伞兵给逮住了——这下好办了，有了壮劳力，那一天的成果大为增加。
到了晚上，“部队上士”（相当于军士长）陈保国向蔡智诚请示：“这些农民怎么办？要不要关起来？”
蔡智诚说：“关老百姓干什么？那不成了绑票的土匪了么？”
于是就让农民们回家睡觉。到了半夜，哨兵跑进屋报告说“村民跑了”，蔡智诚连忙追到村口，看见陈保国正在那里鸣枪警告，他不朝天开枪还好，越打枪、老百姓跑得越快，蔡智诚急了：“你这个狙击手，倒是认真瞄准一个呀”
“唐僧”把枪一收，板着脸回答：“杀老百姓？那不是比土匪还坏了么？”
蔡智诚也就没再说什么，回屋睡觉去了。
抓来的农民跑了，只好去招募临时工。
位于东海县和沭阳县之间的潼阳镇是苏北的旱码头，南来北往的流动人口很多，蔡智诚他们就开着大卡车、跑到镇上去招人。一帮伞兵把住路口，先是喊“一天十斤麦子，管吃管喝”，看看没人理睬，又改口嚷嚷：“二十斤麦子一天，包吃管饱！”，咋呼两个小时，总能忽悠来一卡车打短工的。
七月上旬的一天，伞兵又去潼阳镇“招工”，吆喝一通之后，就到馆子里吃午饭。那天也不知是个什么鬼日子，“唐僧”非要吃斋不可，饭馆子做的素菜他也不吃，嫌人家是用油锅炒的、荤腥味太重，宁愿就这么饿着。
到了下午，军车往回返，经过一个小村庄、看见炊烟袅袅，好象是有人正在做饭，蔡智诚就让车子停下来、钻进屋里问“主人家，有没有素食？”，那屋里只有一个老头，他回答说：“我家里从来就只有素菜，不见荤腥”，蔡中尉顿时很高兴，赶紧让唐僧到这户人家来化缘。
但是，老头的饭菜还没做好，让整车的人等着唐僧吃饭又不太合适，陈保国就说：“你们先走吧，我搭二分队的车回兵营”。那天，石家勇他们也在潼阳镇招工，大概一个小时以后就能经过这里，蔡智诚于是就跳上车走了。
车子一路开得飞快，可蔡智诚却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陈保国是他的老战友，抗战期间还救过他的命，所以他对这个罗哩罗嗦的部下始终带有一种特别的关心。卡车已经快到军营了，蔡智诚还是命令立刻掉头，回去接唐僧。
可是，已经晚了。那个小村子空空荡荡的，只有陈保国一个人躺在院子里，脖子被砍断了，步枪也不见了。
蔡智诚说，战争期间，他见过无数的死人，但他只为陈保国一个人哭过；在战争期间，他做过许多坏事，而最坏的一件，就是在那天，他亲手点火、把整座村子都烧掉了。
烧房子的滋味并不好过。
那天夜里，蔡智诚想起自己弃笔从戎的初衷，想起自己曾经痛恨过那些殴打平民的军官和士兵，想起自己曾经盼望着投身一支利国利民的高素质军队，而如今，自己却成了一个纵火报复的匪徒、比以前那些兵痞有过之而无不及。内战的疯狂，正使自己一步步走上一条邪恶的不归路。
蔡智诚烧房子的时候，他的部下看见了，二分队的石家勇他们也看见了，大家都知道蔡智诚与陈保国关系比较亲密，所以并没有谁出来阻拦他或者责备他。晚上，姜键大队长还特意跑来安慰小蔡，好象对他的野蛮行径十分理解。
不过，蔡智诚的心里依然很不痛快，他对姜队长说：“咱们成天不是抢粮食就是抓老百姓，与其这样折腾，还不如去山东找共军主力干一仗，总比在这里和民兵伤脑筋要强得多”。
结果，两天以后，他的这个愿望就实现了。
1947年6、7月间，国共双方互有攻守，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