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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绶春的手软软的、湿湿的，说话的语调不高。这时候，蔡同学还没有养成行军礼的习惯，心里一激动、本能地给师长鞠了个躬，这不伦不类的礼节惹得在场的人都笑了起来。
蔡智诚不会想到，几年以后，在双堆集，他和熊绶春还将会有一次告别——依然是软软的、湿湿的手，依然是低沉的语调，依然没有敬军礼而是鞠了一个躬——只是，他没能实现自己的诺言，最终也没能帮上熊绶春的忙。
103师教导队实际上就是新兵训练营，蔡智诚在这里不知道算是个什么角色。他每天东游西逛，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没有人管束他、更没有谁安排他站岗出操。
教导队里有一群新到的壮丁。据说本来有两千多人，可是从师管区送到这里就只剩下了一千三，一路上有的跑了有的死了。侥幸走到兵营的也被折腾得气息奄奄、就象活鬼一样，离死也差不了多远。
以前，蔡智诚没怎么接触过贫苦农民，第一次“近距离观察”这些人，他首先的印象是“真能吃”——几十个大木桶装满了糙米饭，没有菜也没有汤，一眨眼的工夫就吃完了，壮丁们抹着嘴、东张西望、一副意犹未尽的表情，好象再来几十桶也照样能干光。
除了吃，别的本事就不行了。出操站队连前后左右都分不清，“向左转”和“向右转”就学了两个钟头，教官再喊一声“向后转”，这些家伙却不知道转身、居然“咚咚咚”的倒退几步，把蔡智诚的肚子都笑痛了。
蔡智诚也尝试着与壮丁们交谈，说些“你家在哪里？”“家里有哪些人？”之类的话。可这些新兵要么把脑袋埋得深深的、要么就睁着惊恐的眼睛不言语，仿佛不是在谈心而是在应付审问，弄得蔡智诚十分没趣。
隔了两天，教导队的许大队长找蔡智诚谈话，要求他不要和壮丁们那么亲近。
“为什么？”，蔡同学十分纳闷。他还一门心思的准备教育新兵、提高他们的精神素质呢。
“老弟，在教导队就必须严、必须凶。你想，新兵都是些老百姓，不对他们凶一点、狠一点，他们就觉得象在家里一样，吊儿郎当，如何能养成服从上级、遵守纪律的习惯？再说了，我们这里太客气、让他们把心放宽了，日后进了部队，遇到厉害的带兵官，这些人就会觉得受不了，到时候他们有武器有技术，一旦生了反骨，就容易打黑枪、闹哗变，后果不堪设想……”
许大队长还说：“常言道：心慈不带兵。军队本来就是个舔血吃饭的地方，大家的脑门上顶着个‘死’字，个个都是打骂出来的。蔡老弟呀，天底下能有几个人象你有这么好的福气！”
队长的语气很委婉，可眼神却是冷冰冰的。蔡智诚能够感觉到，那眼神里还藏着一句潜台词：“别忘了，你自己也是个新兵，少来这里冒充教官……”
于是，从这以后，蔡智诚只好离壮丁们远远的，再也不主动套近乎了。
新兵营里每天都有人死亡。
那些犯了过错的新兵，有的被吊起来打军棍，有的被拉到操场边上、“嘭”的一枪，毙掉了。没有审判也没有记录，谁也弄不清弃尸坑里埋的是什么人，一条人命就这么消失在荒野之中。
又过了几天，教导队给新兵发枪，开始练习实弹射击。
靶场的四周架起了机枪，这是防备新兵借机哗变。在这样的氛围下，人们的心情十分紧张，各种事故也频频发生。
正在上子弹的时候，“砰”的一声，操作失误，后排的人把前排的打死了。新兵们顿时惊慌失措、吓得四散开来，谁也不敢站在前头。教官拎着军棍冲过去、劈头盖脑一顿猛揍：“怕什么！今天不死明天死，上了战场都是这样，你不打死我、我就打死你”，随即下令把尸体拖走、继续射击。
没过多久，“砰！”，又是一声，又是什么人动作失误，自己把自己打死了……练了几天枪，每天都要发生好几起类似事件。到最后新兵们都麻木了，死了人也无所谓，趴在血泊边上继续打枪。
于是，蔡智诚渐渐明白了军人们野蛮粗鲁的缘由——因为他们就是被这种粗暴的方法训练出来的——这样的训练，能够形成服从、恐惧和仇恨，却不能培养出忠诚、团结和友爱。
在新兵训练营里，没有亲切的交谈、没有笑声、没有歌声，除了长官的呵斥就是士兵的哭叫。这让蔡智诚觉得很难受，他实在无法习惯这种压抑的氛围。幸好，教导队并不干涉蔡智诚的自由，他可以随时溜出营地去散心。
教导队是跟着103师行动的，两个月来，他们从保山县城移动到了惠通桥附近，已经能够听见松山阵地上的炮声了。
新兵营旁边就是第八军的野战医院，每天都有担架队在这里进进出出。但是，蔡智诚从没有进医院去看过，他这时还有点怕见血、怕听到伤兵的哭喊声。
蔡智诚比较喜欢到惠通桥头去看高射炮阵地。
阵地上有三门高射炮，每门炮都有一个美国兵负责指挥。因为日本飞机难得飞来一次，所以这些炮兵也就无事可做，整天躺在草地上晒太阳。过路的老百姓开玩笑、冲他们嚷“美国佬，快起床，日本鬼子打来了！”，洋人们就“OK、OK”的爬起来，先跑到大炮跟前装模做样的用嘴巴发出射击的声音，然后又装成日本飞机的样子摇摇晃晃的栽倒在草地上。大家哈哈一乐，他们就继续晒太阳、睡大觉。
蔡智诚很喜欢这几个美国人，他觉得这几个外国士兵对中国老百姓的态度，比我们自己的军队还要显得和善得多。
在惠通桥附近，来来往往的老百姓很多，而且他们好象也不怕打仗。
在民国时期，中央政府行使权力的基本单位是保甲，保甲制度执行得严厉的地方，兵役任务重、税收负担也重。可云南这里的土皇帝是龙云，不怎么买中央的帐，保甲制就有点行不通，云南人当兵只进滇军、不补充老蒋的部队，所以这里的征兵数量并不大、税赋也不多，到处可以看见年青男女逛来逛去、嘻嘻哈哈。
后勤单位最头疼当地的年青人了，因为他们会偷东西。军车停在路边上，稍不注意就被搬空了，连车轮子都被卸掉推走，虽然很快就能在地摊上找到这些失窃的物品，可那需要再花钱买回来。龙云十分袒护云南人，蒋委员长当时也不敢得罪这个土皇帝，所以中央军也就拿偷东西的人没办法，只有自己多加小心、注意防范。
当然，当地民众还是积极支援国军抗战的，松山前线的弹药物资全靠云南马帮进行运输。腾冲这里的少数民族比较多，男女平等，所以马帮队伍里既有小伙子也有大姑娘，男男女女打扮得花枝招展、有说有笑，一副开开心心的样子，知道的晓得他们是要上前线、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们去赶集呢。
有一段时间，马帮运送的全是炸药。没过几天，就听男女青年们回来说“好厉害的爆炸哦，整座山都蹦起来了”，那份高兴劲，就象是看了一场精彩的大戏一般——蔡智诚这才知道，82师实施坑道爆破，把松山主高地打下来了。
82师拿下了松山主高地，而103师却仍然在打攻坚战。
几乎每天都有军官到教导队来征调补充兵，新兵营里的壮丁几乎被调光了，可蔡智诚却还是闲着——许队长就是不点他的名。
不过，蔡智诚也不是无事可做，他正在研究“新式武器”。
8月份，103师装备了一批火焰喷射器（当时叫“喷火枪”），新兵训练营也领来了几枝。这以前，教官们谁也没见过这玩意，都不知道怎么操作，好在箱子里有一本英文说明书，蔡智诚能看懂，折腾了一天，就把所有的机关都弄明白了。
“喷火枪”的原理其实很简单，就是两个15升的罐子，一个装凝固汽油（普通汽油中加入凝固粉）、另一个装压缩空气，油料经过软管压迫进喷枪，击发点火之后就喷射出去，火焰的温度超过了600度，虽然不能把钢铁融化、但是能把铁烧红。
蔡智诚反复试验了好多次，发现教导队的这几把喷火枪都不合乎标准。说明书上说可以喷射80米，实际射程只能达到40米；书上说标准射击能重复八到十次，而实际最多只能击发六次。这大概是由于压缩气瓶不过关，造成压源的力量不够，所以，实战中需要配一个助手、背着补充气瓶跟着跑。
9月初的一天，蔡智诚正在教导队门口闲坐着，突然看见王光炜上校跑了过来，冲着许队长直嚷嚷：“你这里还有多少兵？全给我拉出来！”
这时，新兵营里只剩下几个傻头傻脑的“歪瓜劣枣”，让他们上前线简直是送死。蔡智诚急忙扯住王光炜，一个劲的要求：“带我去！带我去打仗！”
“你去干什么？学会放枪了么？”
“我早就会打枪了，我还会用喷火器，比他们都强！”
听说蔡智诚懂得使用火焰喷射器，王上校想了想，就同意了他的请求：“带上喷火枪，跟我走”
于是，从这一天起，新兵蔡智诚就正式踏上了战场。
来教导队的时候，王光炜带了一封信，是蔡智仁写给蔡智诚的。
二哥在信里责备了弟弟擅自离家的“卤莽草率”，并且告诉他，自己已经受荐担任戴之奇的副官。戴军长是个“具有革命精神之英明将领，必有光荣之前途”，因此让蔡智诚立刻搭乘交通二团的军车返回贵阳，以便兄弟俩一同前往十八军。
蔡智诚问：“戴之奇是谁？”
王光炜介绍说：戴之奇是贵州兴义人，黄埔四期生，曾经是103师的副师长，后任94军121师师长、驻防贵阳，前不久，戴师长刚被提升为十八军的副军长（军长胡琏）。王上校告诉小蔡，这个十八军是“中央嫡系王牌”，胡军长和戴副军长都深得上峰的器重，追随他们应该是不错的选择。
可是，蔡智诚却满不在乎：“十八军又不是青年军，没意思，我不去”
王光炜不禁笑了起来：“那好吧，你带上喷火枪，跟着我们杂牌军去打仗”
蔡智诚没有想到，几个月后，戴之奇又改任“青年军第一师”（201师）的师长，自己当时的这个决定反而是错过了参加青年军的机会。不过，他并没有因此而后悔，因为，虽然他错过了201师，却赶上了另一场名留青史的战斗——松山攻坚战。
如今，“松山战役”已成为抗战史上的经典范例，战役的背景、过程、战果，甚至双方的伤亡数字，在书上有、报上有、电视上有，网络上更容易查到，所以也就用不着马甲我再罗嗦了——只不过，很少有人知道，攻克松山、歼灭日军的中国军队，并不是蒋系的“精锐王牌”，而是杂牌黔军的一帮贵州兵。
松山战斗是于44年6月初打响的，首先担任攻击任务的是七十一军（代军长陈明仁）的新28师。这个新编28师也是黔军，由黔南六县保安团改编而成，虽然号称“远征军”、其实战斗力很一般，他们攻了一个多月，伤亡很大、进展很小，于是就调来第八军的贵州老乡接着干。
贵州的山多、老百姓出门就爬坡，所以黔军的山地作战能力相对比较强。抗战期间，无论是在湖北、湖南还是在江西、广西，贵州部队不是攻山头就是守山头，反正总是与山隘阵地打交道，因此让第八军来啃松山这样的“硬骨头”，的确比较合适。
松山阵地周围25公里，防御体系分为松山顶峰、滚龙坡、大垭口和长岭岗四个部分，但其实这几个区域的日军碉堡、坑道都是彼此连通的，可以互相支援。
第八军于7月中旬接替攻坚任务，战斗力最强的荣1师主力随即被李弥带去增援龙陵方向，只留下一个荣3团（团长赵发毕），可如果没有李副军长发话，何军长也指挥不动这个团。所以，攻打松山阵地，主要还是靠103师和82师。
103师负责攻击松山滚龙坡、大垭口和长岭岗。7月底攻下了滚龙坡，但是把307团打残了；8月初再攻下大垭口，又把308团拼光了；最后还剩下个面积最大的长岭岗，何绍周留着103师309团，舍不得打了。
82师的战斗力本来就比较弱，他们围着松山顶峰冲了一个月，死了好多人、就是上不去。到最后，82师副师长王景渊（贵州贵阳人，49年12月起义，曾任贵州省政协委员）想出个主意，在松山主峰底下挖坑道，埋上五六吨炸药，搞了次抗战史上最大规模的工兵爆破，“轰隆”一下掀去半个山头，把子高地上的日本鬼子全震死了，终于于8月20日拿下了松山顶峰。
主峰拿下了，剩余的日军就全部集中到了长岭岗。而这时，103师和82师已经筋疲力尽，何绍周只好把副军长李弥请来当“松山前线总指挥”，意思是让他把荣一师带回来打松山。
李弥回来了，但没带部队，而是指派103师309团担任攻坚。
8月26日，309团付出三个营长全部伤亡的代价，总算冲上了长岭岗。部队刚杀上山头，李弥就向卫立煌报告：“我军收复松山！”，可他刚放下电话，日军一个发击，309团又被赶下来了。李副军长恼羞成怒，指责309团团长陈永思“擅自放弃阵地”，远征军总部立刻打来电话，命令第八军枪毙陈永思、即日收复松山。
部队打光了，亲信团长还要被枪毙，何绍周军长顿时火大，当场把电话机给摔了。于是，卫立煌就写了个条子给他：“绍周，切勿以熟相欺”——意思是说你别以为自己有个陆军总司令叔叔就不得了（何应钦是何老三，何绍周的爹是何家老二），完不成任务照样军法从事。
何绍周也知道这事情开不得玩笑。蒋委员长已经下了死命令，“9、18”国耻日之前一定要拿下松山，否则团长师长军长统统吃不了兜着走。
于是，第八军就拼凑起最后的部队，有309团、307团的残部，还有荣3团和82师246团的余部，总共两千人左右，先锋官是谁呢？——王光炜。
王光炜这时候还在军部闲着，没有职务。他的资历比团长高一点、比师长低一点，既是黄埔生又是贵州人，担任这个突击队长倒是挺合适。并且，他当先锋官还担着一个责任——何绍周暂时压着“枪毙309团团长”的命令不办。如果王光炜能把松山拿下，陈永思的命也就能保住；如果这一仗打输了，两个遵义老乡的脑袋一起搬家。
蔡智诚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稀哩糊涂地跟着王光炜来到309团的。
309团驻守在松山大垭口。一走进团部，陈永思团长就迎了上来、紧紧攥住老王和小蔡的手，热泪盈眶，连声说：“好朋友啊！真是自家兄弟啊……”，一副感激涕零的样子，把蔡新兵弄得莫名其妙。
在团部，王光炜告诉大家：“这次行动，309团只接受何军长的直接调遣，除了军长本人，军部和师部所有的电话都不要理睬”——这等于是把前敌总指挥李弥抛到一边去了。
陈永思和309团的军官此时正恨透了李副军长，对这个指示当然十分拥护。
按照王光炜的计划，此次攻坚，由309团率先发起进攻，先攻克长岭岗的竹影山，其他部队再陆续投入战斗。
陈永思团长说，他已经把309团的剩余兵力编成了五支敢死队，除了他自己亲自上阵，副团长周志成也带一支敢死队。王光炜听了以后笑着说：“好啊，给我一个队，我也当个敢死队长”。
然后，几个人就趴在地图上开始算帐：冲到这里还有多少人，冲到那里还剩多少人……一边算、一边还在纸上记数字。
蔡智诚在旁边看了半天，看不懂。于是就问：“你们怎么知道什么地方有多少人？”
陈永思说：“你以为只有上大学才需要数学呀，打仗也要靠计算”，他拿着一把尺子在图上比划起来：“你看，根据地形，在这么长的距离上，第一冲击波将会损失百分之八十，第二冲击波会损失百分之六十，第三冲击波……然后再继续攻击这一段，第一冲击波又将损失百分之……”
蔡智诚顿时觉得地图上的数字太可怕了——那些百分比对于军队来说只是胜负的概率，可对个人而言可就是百分之百的性命呀！
过了一阵，309团的军官们来开会了。因为前几天的损失太大，今天到会的只有两个副营长和七八个正副连长。
陈永思团长说：“这一次，我准备战死疆场，王老兄和蔡老弟是生死朋友，他们特意赶到这里与我共患难，你们愿不愿意陪我一起死？”
营长连长们都说愿意死。
王光炜安慰大家：“打了胜仗就不会死”。根据他的解释，日军已经筋疲力尽、肯定挡不住五个波次的攻击。如果我军第一、二波接近阵地后坚决顶住不后退，第三波就能够站稳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