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福过，将来也个会幸福的。健康也与他无缘。他天生过于敏感，神经质，而这都是我的过错。”
在戏剧临近接尾时，喝了过量威士忌的小儿子发了一通评论，这是剧本中最具有内省性质的一幕，他说，“我出生为一个人，真是一个大错。如果是一只海鸥，或一条鱼，我可能会更成功。实际上，我对这个世界从来就是一个陌生过客，从未感觉到象在家里一样，不需要什么，也不真正为人需要。
我从来无法有一种归宿感，而总是和死亡有一种自然的亲近。“
这听起来倒确实像自传，它深刻他说明了奥尼尔的超脱漠然，他孤独的思考，无休止地从一个地方迁到另一个遥远的地方，他徒劳的对平静和健康的追求，以及对死亡，归隐的迷恋。他以上的颇具浪漫意味的独自是其性格特征的生动刻画。
如果把这份于1940年完成的剧本与奥尼尔在1933年写成的《啊，荒原！》作一番比较，倒是很有趣的，这两篇剧本的选材在很多方面是一致的——夏日的新伦敦，少年的放任，家庭轿车，大儿子，以及刚从欧洲传入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但《阿，荒原！》中所描绘的场景是在1906年，其基调类似于布斯·培金顿的作品。当奥尼尔在写这篇剧本时，他在以轻松幽默的笔调回忆过去，定出的是美国舞台文学史上最轻松愉快的喜剧作品之一。
按奥尼尔家庭的编年记载6年以后，也是按其文学生涯年谱7年以后，奥尼尔返回新伦敦，进入悲剧作家角色。《长夜漫漫路遥遥》作为一个故事而言，并不比他所讲述的其他故事更打动人的心弦。但它作为一曲戏剧，它以其文学性和个人化，具有不同凡响的感染力。它以个人家庭为背景——表面属于令人羡慕的中产阶级，内心却遭受折磨和扭曲——在这一背景下，我们伟大的悲剧作家呈现出其悲凉的背影。
（布·阿特金森，1956年2月19日）
漫长的喜悦之路——《在路上》，杰克，凯鲁亚克着
对30年前的年青人和厌世者——海明威以及菲茨杰拉德笔下创造的人物——而言，仅仅是“迷惘”就足够摩登的了。而今天，经历了经济大萧条和两次大战之后，一个人为了保持自由就必须得跟堕落沾点儿边。《在路上》即属于美国小说中这类新兴的流浪主义。在这样的小说里，实验的风格与古怪的人物和无道德的观点结合在一起。与其说它是一部小说，倒不如说它是由被称为“垮掉的一代”创作出的一部充满深情的长篇游戏之作，在这种程度上它也是个典型，是国内目前创作中的最具独创性的作品，依靠古怪和超乎常情的离奇做为该小说创造性的刺激物。杰克·凯鲁亚克写了部可读性很强的逗乐的书，不过若是我怀着同样的心情去阅读它，你就会遇到其它的意味：离经叛道的行为尽管几乎不是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它却具有相当的迷人之处。
该故事由萨尔·帕若德斯津津乐道地讲来，他是一全后青的大学生，通过和一位名叫迪安·莫瑞尔蒂的人的交往，使他的焦虑感及对“刺激”的追求得到了满足。教养学校的前学生莫瑞尔蒂是个好性子、傻乐哈的人，他病态地沉醉于无目的的旅行、女人、偷车、抽大麻。波普爵士、酗酒和故作智慧的谈话当中，如像生活只是一次漫长的无法停止的欢乐旅程。这个角色是凯鲁亚克先生对焦虑年纪的人们的回答——作者真正的成就之一就在于，使这个人物既能为人接受又令人同情。
通过莫瑞尔蒂这个角色，我们看到了他的3个妻子，我们还遇到一个瘾君子，一个诗人——以及形形色色的移民后代，其背景在广阔的美洲次大陆上的简易住房、酒吧、破损的汽车、穿州越县的大巴士和通宵营业的饭店里。
莫瑞尔蒂的漫游被一次三心二意的寻找他酒精中毒的父亲的企图打断了。这种不停歇的狂乱游荡成为《在路上》基本的动力，部分由于“流浪”是垮掉派作品的特征，也由于这种狂热的对欢乐之追踪使凯鲁亚克先生得以集中笔墨于美洲广大的荒僻地区，这些地区给了他的作品以自托马斯·沃尔夫时代以来无可比拟的描述的激动。
不同于沃尔夫，内尔森·阿尔格伦或索尔·贝娄，凯鲁亚克先生扔掉了他笔下人物的人性，好像他们本该如此，他的人物没有发展，仅仅存在着。
他们表演、鞠躬，之后就往后一跃，跳进舞台的侧幕里，这即是一场轻歌舞剧和戏剧的不同之处。与其说莫瑞尔蒂生活方式中的及时行乐，优雅的空洞是《在路上》的主题，倒不如说它是一种走马观花的策略。
“垮掉的一代”，惯用的无结论无是非成为作者自己无情节无主题的技巧——消解掉作品人物所有的责任，也能消解掉作家惯常的对于动机和真实性的注意力。作为一幅游离于社会——扮演自己神经过敏的必需性的社会——之外的部分人的素描，《在路上》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但是对于人物而言，这是一条导向虚无的道路——而且小说家本人也不能再一次提供旅行。
（戴维·德普西，1957年9月8日）
优雅的迷恋——《洛莉塔》，弗·纳博科夫着
头一次读《洛莉塔》，我觉得它是我见过的最好笑的书之一。（1957年《锚评论》上所刊文章的观点概括起来也是这句话。）可是又一字不漏地读了一遍后，我觉得它成了最让人神伤的一本书了。我之所以谈及个人的这些感受，是因为《洛莉塔》已跻身于那些偶然才会冒出来一本的书之列，它们的身后长了一条臧否和毁誉相互掺杂的长尾，读者一不小心就会被它抽一下，痛得跳起来。
任何书碰上这种情况日子都是不好过的。《洛莉塔》却稳稳地承受住了，尽管连作者本人也觉得有必要写一个序言解释一下自己的意图。顺便讲一下，我觉得这样做会象“约翰·雷伊博士”（这是对美国学术界官僚气的一个绝妙的讽刺）的那篇有意显得荒唐（也非常可笑）的序言一样极易对人产生误导。但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在为故事的情节发展设置一系列错视画式的框架时，无疑一直是有意为之。它们既是框架又是图景。
他热衷于框架及其产生的效果。而在这本书中最终的效果是由叙述者汉伯特“一个化名”的人来实现的。汉伯特是一个年届不惑的欧洲人，一个半吊子评论家出身的冒牌诗人，一个有着一笔小而足够用的收入的教授，他有一个让他倍受折磨的个人问题：只能在发育期的小姑娘（9到14岁的“宁芙”）身上唤发性欲。
然后，就像在神话故事中一样，他的愿望成真了。洛莉塔成全了他。她是宁芙的完美体现，在美国东部一个小镇的高潮事件中她现出了真身。为了得到她，汉伯特将自己彻底编入一个色情舞中，这让一只长于此道的花亭鸟见了都会脸红。他古怪而狰狞，可笑到令人不堪的地步。他也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
在序言中，纳博科夫先生告诉我们《洛莉塔》不涉及道德。我能说的只有，在我看来汉伯特的命运有一种经典的悲剧意味，它最确切地表达了莎士比亚在一首十四行诗中总结出的道德真诠，诗这样开头：“失去羞耻心的灵魂/常通过满足贪欲寻求价值。”
（伊丽莎白·简苇，l958年8月17日）
令人羡慕的格拉斯家的人们——《弗兰尼和卓依》
杰罗姆·大卫·塞林格着
很突然地，在塞林格的写作生涯中途，他开始写更长的故事，纽约出版社给他出版硬皮本小说。1960年“纽约出版社1950－1960年故事选”中有他的一本《木匠们，把屋梁高抬起来吧》，现在“弗兰尼”和“卓依”有了他们自己的故事，这两篇故事——第一篇相当于中篇小说，第二篇有长篇小说那么长——在时间上是连续的，主题都是关于弗兰尼的精神危机。
在第一篇故事中，弗兰尼坐火车从一所校规森严的大学来到外地——很可能是普林斯顿——度周末。她和约会对象菜思·库特尔在一家饭店就餐，在那里她一点也打不起精神，而且感觉极不舒服。她试图向她的朋友解释，而后者一边大嚼田鸡腿，一边向她吹嘘一篇臭烘烘的学期论文。最后，她昏倒了。我们最后见到她是在饭店经理的办公室里。她醒来后静静地躺在办公室内，朝着天花板祷告。
在第二篇故事中，弗兰尼已经回家了。这是在东70区一套很宽敞的公寓，时间是她不幸的周六后的星期一。只有弗兰尼的母亲贝茜和弟弟卓依在家。当弗兰尼毫无睡意地躺在客厅的沙发上时，她母亲喋喋不休地向卓依表达对他的关切，而后者在经过和弗兰尼更长时间的谈话后，好容易吐出对弗兰尼表示安慰的关键词句，使公寓压抑的气氛一扫而光，弗兰尼“突然感觉好象认识了世上全部的智慧”，朝着天花板笑了，然后入睡。
自从乔伊斯以后，很少有作家敢于用大量的词语专门描述完全属于内心世界的活动和长篇的对话。但是在我们今天生活的世界上，一个决定性的行动很有可能会导致一个毁灭，而塞林格所持的观点，人类的内在生活更为重要，使他成为美国唱赞歌的合适人选，这个国家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去感觉，别的便不需要什么了。历史很可能需要我们内省，这是一个畅所欲言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模棱两可的，国家和个人都在玩心理战术的时代，这个时代现在就在我们眼前。塞林格对这些现象的密切关注，使他成为当代文学艺术家中颇具特色的一位。塞林格的小说以其冷嘲热讽式的虚张声势，所表现出的幽默、病态、愁苦以及永不泯灭的希望的确是美国当代社会的真实写照。
但是塞林格也因此付出了代价，他的小说显得比较繁复晦涩，缺少动感。整体感的缺点也是其小说的一大弊病。这两篇看来互为补充的故事，作为一本书来看内容也是相互冲突的。
《弗兰尼》中的弗兰尼和《卓依》中的弗兰尼并不是同一个人。《弗兰尼》中的女主人公是一个漂亮的大学生，正在渡过一段对人生的厌恶的时期。
她发现了——这是每个人都有可能发现的——人类饥饿的自我中存在的某种丑陋的东西，还有大学校园中浑浑噩噩的气氛。她正在阅读一本宗教书籍《大路历程》，想借此书的帮助寻求解脱。这本书是一位教授推荐的，弗兰尼如愿以偿地在图书馆找到了这本书。我们只是在她的一封信的附言中对她的家庭有短暂地一瞥，看来弗兰尼的家庭属于标准的中上阶级。书中根本没有提到过他们的姓——格拉斯；弗兰尼也从未说过她是否有兄弟。
然而《卓依》中的弗兰尼是弗兰尼·格拉斯，著名的弗兰尼家7个小孩中最年幼的一个，他们是一个智力竞赛广播节目“这小孩真聪明”中天资聪颖的表演者。他们的父母是犹太人和爱尔兰人的奇怪组合，而且父母都在一家传统的杂耍戏团卖艺。从孩提时起，弗兰尼就从两个哥哥——西摩和巴迪——那里，耳儒目染获得许多关于东方的宗教智慧。《天路历程》根本不是在大学刚刚接触到的，而是从西摩的书桌上看到的。这本书在他案头已摆了好多年了。
读者会感到怀疑：一个在佛教和神学危机成为饭桌上常谈话题的家庭中长大的女孩子，怎么会那么晚才认识到自己的危机，而且当危机到来时，又怎么会手足无措？不管怎样，认为她怀孕是不可能的；仅仅这么想就是对格拉斯一家精妙、幽雅气氛的一种亵渎。
塞林格对这7个小孩描述得越多，他们就越在不可思议的美貌和智慧中让人无法区别。他对弗兰尼是这样描述的，“她的皮肤十分漂亮，长相端庄，轮廓分明。她的眼睛和卓依的一样蓝得让人心颤，但两眼分得很开，作为女孩子，无疑应该这样。”至于卓依，作者向我们保证，“他记忆能力超群，只要他认真听过，看过的东西，他能马上几乎一字不差地背诵出来。”这种写作目的肯定不是想使虚幻的人物显得特殊，而是要读者对他们在嫉妒的同时，对他们崇拜得五体投地。
《弗兰尼》中的故事情节，在现实生活中还能找到影子；但在《卓依》里，我们进入了一个梦幻般的世界，作者满怀激情着力描写的细节只是让我们感到愈加不真实。当卓依对弗兰尼说“是的，我有一个溃疡。这是印度教中的黑暗时代，希腊神话中的黑铁时代”时，读者不禁会对所谓的“黑暗时代”感到怀疑，对“黑铁时代”的阐述，使读者感觉一个演讲者代替了作家在说话。而且，格拉斯故事情节的发展也流于琐碎，就像直白的电视剧；当然，格拉斯们谴责这个世界，只是为了俯就，最终原谅它。但是这种谴责显得琐碎而小气，而使屈尊失去了风度。
以上的评论可能过于尖刻，但在塞林格以后的文章里也说明他察觉到自己在写作风格上的问题，而且抢先作了自我批评。在书的扉页上，他写道，“我感到一种危机，我觉得迟早我会陷入自己的写作模式、语气风格和矫饰主义的泥潭中不能自拔，最终将会被它吞噬。但是总的来说我目前仍对自己抱有希望。”我得说，我很高兴他还抱有希望，我在这里代表与我有同感的人承认——塞林格通过其作品对这个世界所作的微妙的揭示，使我们颇受启发。我期待着他会照此做下去。
塞林格所描绘的格拉斯一家确实包含了过多的虚构成分，但除去这些不足后，我们仍得承认其拒绝满足，勇于在写作中冒险的精神。正是这一特质使艺术家与供消遣的写作者相区别，而且正是这些敢于探险的艺术家们代表了我们的求索精神。
（约翰·厄普代克，l961年9月17日）
我们周围的毒——《沉默的春天》，雷切尔·卡森着
毒害他人者是错误的。但是，为了“控制”各种昆虫，真菌，草类植物，今天的人们正在很大规模上被毒害着，这是连那名声不好的博尔基亚家族做梦都想不到的。我们吃的或喝的几乎所有东西中，都残留有致癌化学物质。
持续进行目前这些使用有毒化学物品的项目，不久将会灭绝大部分的野生动物，还有人。这是雷切尔·卡森在她的一本发人深思的新书《沉默的春天》里所声称的。
《沉默的春天》只在一个方面同卡森小姐的早期作品相似（包括《海风吹拂下》、《我们周围的海洋》、《大海的边缘》）。在这本书中，她又一次，用精确的但在写作中很流行的叙事手法，关注生命与环境的关系。她的书中大声疾呼，读者公众们应帮助减少私人的和公共的那些通过使用有毒物品而总有一天会毁灭地球上的生命的种种计划。
她敦促说：了解真相并对情况采取些措施。为了确保人们了解真相，她提供了55页的参考材料来叙述和记录它们。她的目的就是要震聋发聩，引起人们的反应。她对这些隐伏的毒物的恐惧，远远大于核战争的放射性残骸所带来的恐惧。这些毒物通过喷洒或以粉未状或通过食品扩散。卡森小姐以先知以赛亚的狂热，竭力保护自然和人类免受化学杀虫剂的毒害。当时任国家奥杜邦协会主席的约翰·H·贝克尔在1958年将这种化学杀虫剂称为“对地球上生命的最大威胁”。
卡尔森小姐对当前情景的描述是悲观的。不是没有一丝儿希望——至少仍然还不是。但是她呼吁，应迅速改变“我们扭曲的和谐感”，高智商的人类怎么会为了去控制些许不需要的物种而采用污染我们整个环境并且甚至于会给我们人类带来疾病和死亡的危险的手段呢 ？“有史以来第一次，”她写道，“每个生命从有思想时开始一直到死注定要与危险的化学物品打交道。
无论老少，这些化学物质现在正贮存在绝大多数人的身体当中。它们出现在母乳中，有可能会出现在未出生的孩子的血管中。“
阿尔伯特·舒维尔兹曾经说过：“人几乎不能认识到他自己的创造是魔鬼。”而《沉默的春天》将提醒人们，几年前他们在感恩节时不吃越橘沙司，也不会冒险去吃被致癌化学品污梁的草莓。这种化学品是被有些种植者在越橘种植园中用作除草剂时误用的。
“如果《权利法案》中没有保证每个公民享有不受私人的或公共的扩散的致死毒药危害的权利，那绝对是因为我们的先父们，尽管足智多谋，深谋远虑，也想象不出这种问题，”卡尔森小姐写道。
（洛如斯与玛格瑞·米林，1962年9月23日）
一群病态的人——《V》，托马斯·品钦着
战后，许多作家已经发展出美国小说的一个新概念，其原型可称之为美国流浪汉小说。其中比较引人注目的作家作品有索尔·贝娄和他的《基·玛其历险记》，杰克·凯鲁亚克及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