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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里对卡尔·桑德堡这本书的更为广阔的方面讲的太少了。现在只要说这一句就够了：没有人读完了这上下两册书而不会对这位先驱总统的真实面貌有更为逼真的了解，也没有人不会对一年年分裂这个国度直至当初割离的鸿沟出现的那些势力有更为清楚的认识。
（佚名，1926年2月14日）
创新——《面具：艾兹拉·庞德诗集》，艾兹拉·庞德着
1908年，艾兹拉·庞德在威尼斯出版了他的第一部作品《火烛熄灭》，这是一本小书，由于当时的大众早已满足于过渡时期那种矫揉造作的风雅文学，因此，这本书很可能没给他们留下任何印象。的确，谁能料到那个精瘦的红胡子艾兹拉日后竟会成为1908年才上小学的整整一代诗人的先驱和领袖呢 ？如今，19年过去了，艾兹拉·庞德也将自己的诗作汇集成册，称为《面具》，从某一角度来考察其人其诗已成为可能。任何形式的概括最终都会纠缠不清，因为庞德从来就没有停止探索。他的生涯可分为两个部分，一方面，他是创建文学新秩序，促使了改变文学信仰的布道者、论战先锋，另一方面他又是个诗人。我们这里考虑的是他作为诗人的一面。
像某些现代作家一样，庞德是个创作成规上的异端。为了达到他追求的效果，他自由融合了诸多传统，吸收了中国古典诗歌、普罗旺斯行吟诗及最现代的自由诗的风格。他着重的是效果，是捕捉住某一瞬间，并用清晰的形式将它揭示的情感内涵表达出来。然而他也能写出最细腻，最犀利，充满了黄昏里的乡思和羽翼的阴影的诗行。他对最微妙的情绪极为敏感，同时又对其进行提炼，使之上升到知性化的层面。那绝不是枯燥的思维的层面，而是哀伤而严肃的境界，是心灵的学园。
除了翻译和对古典文学进行再创作以外，庞德的作品全是个人对生活、爱情和艺术的激烈观点的忠实再现。因此他最上乘的作品总体现出一种生命的活力，一颗永不停息，永远和故作多情、愚蠢、崩溃的传统以及思想的混乱作斗争的心灵。这一态度很自然地引人了他对现代生活某个阶段的讽刺性考察。这种讽刺时而是狂轰滥炸，时而是点到即止，不论是哪一种，其效果都令人叹为观止。他最关注的是语言表达的解放，个人价值的实现以及不加修饰，不为妥协加破布所累的艺术。对他而言，美的召唤高于一切，感情的美，智慧的美，他都孜孜以求，如猎狗追逐胞子。感情的红线贯穿他全部的作品，尽管这种感情也许受到抑制，经过提炼，它的感染力却丝毫未减。
别的作家在艺术上日臻成熟，确立了自己的独特风格后便裹足不前。庞德不同。他并非没有发现自己的风格，他是在不断地发现，永远也不会停止。
他为自己不安分的生命力所驱使，不得不向前，去进行新的试验，寻求新的表达方式。他不断发掘以前的文献及历史，从中发现无数最原始的细微差别，这些他都必须加以改造以适应自己独特的个性。
现在对庞德作为一个诗人的地位下结论还不可能。也许它比人们想象的要高得多，尤其对那些只注意到他作为一个鼓吹者，为其他诗人，为一系列连续不断地转变的运动而战的人来说，情况更是如此。然而，也有人开始怀疑庞德作为先知的活动浪费了他的诗歌天才，如果他不曾奋勇无畏地挺身而出，扞卫英语诗歌的文艺复兴，他本人很可能会成为诗歌领域的文艺复兴。
庞德就是庞德，我们必须因此而心存感激，并意识到他在经受小智之人多年的奚落之后，终于无可争议地站到了别人无法轻易撼动的高度。而且，他献给公众的《面具》是诗歌上的丰收，与当今时代的任何现代诗歌选择相比都毫不逊色。这本书蕴藏的是力量、气魄、美、敏感、思想的热忱、诗歌的创新。别的书也许能使人想起高入云天的山峰，但它们很少能像这本书一样，令人想起既高耸人云又绵延不断的山峰。目前，像艾兹拉·庞德的某些热情的朋友坚持的那样，奉他为美国诗歌第一人还不可能，但称他为一位很好的美国诗人却并非不恰当。同时，给他一个为当代诗歌语言的自由化而战的最佳美国斗士这一封号绝对是合适的。
（赫伯特·戈曼，1927年1月23日）
疾病：一种隐喻——《魔山》，托马斯·曼着
现代小说经常采用极端巧妙的方式，来清晰地凸现那些价值观，即表达人和这个世界的深刻关系。而托马斯·曼发现并运用了一个最奇特的视角：一个肺结核疗养院。小说的主人公，汉斯·卡斯托普，是瑞士阿尔卑斯山脉中贝尔戈夫地区疗养院的一个病人。通过他，作者使其视角更加超然，超脱于平原地区人们的所思所虑，而更倾向于去思考较抽象的问题，汉斯·卡斯托普通过对自身的透视，思考其自身的来源，自己在世界上的存在意义，以及世界对他的意义，来打发疗养院中漫长的、一成不变的时光。卡斯托普还和其他病人接触。他们代表了生活哲学的各个层面，不管是有条有理的，思想明晰可辩的，还是在生活中不自觉地表现出来的生命观。作者逐步地，最后让人强烈认识到：在这个远离尘嚣，静止如水的疗养院里，通过汉斯·卡斯托普消极倦怠的人格，作者从纷繁的现代实在中塑造了一个体现各种价值观的综合体。
在小说的开端，汉斯·卡斯托普正在趋于康复，他是“一个谦逊有礼的年轻人”，唯一引人注目的特征就是钟爱某一型号的雪前。他出生于汉堡一个古老的市民家庭，这些家庭生活井然有序，讲求实际，多少代来一直是商业寡头的支柱。汉斯·卡斯托普刚修完工程学，他家的世交所开的一家造船厂正有一个职位在等着他。他要在他不走运的表兄维阿希姆·齐格森的公司里待3星期。从表兄把他领出窄轨火车车厢那一刻起，汉斯就明显感到这些遥远的，魔幻的山峦有其特定的存在方式。维阿希姆评论道：“我们在这上头，时间的量度都变得很大。3个星期简直不值一提，只是一个周末而已。”
托马斯·曼将汉斯·卡斯托普，这个欲在汉堡活跃的商界占一席之地的一个市民，转变为一个思考着的、试探着的旁观者。这种转变是逐步的，也是完全自然的，刚开始，卡斯托普仅仅是一个参观者，只是为适应新环境作了些临时性的调适，这种调适仅出于渡好假期的自然愿望，但他被新奇的环境所愚弄，乃至完全迷失了，他身体忽冷忽热。经过体检，X光拍片显示出肺中的小湿点使他注定要在贝尔戈夫呆上7年，而不是原先所想的3周。
贝尔戈夫可触的、有形的世界是由以下的人和物来界定的：疗养院的外科医生和内科主治大夫；霍夫拉·贝伦，心理分析学家克罗考斯基；每日五顿丰盛的饭食；卡斯托普饭桌上的同伴；严格的疗程：按时休息，酒精擦身，测试体温等，还有面临死亡。
汉斯很快就凭其独特的品性适应了这里的一切，这更加揭示和凸现了他内在的人格。他父母双亡，在他还是小孩时，祖父就过世了。他自己很虚弱。
病后不久，他即发现自己对死亡和痛苦有一种说不出的关切，敏感到几乎病态。他为自己设定义务，去拜访那些与死亡斗争将至终结的同伴们。他们在病友不在场时，被轻轻送出房，放到大雪橇上。雪橇将滑下白雪覆盖的山坡，直到铁道旁。
托马斯·曼谨慎地、最大限度地保持公平。他竭力把卡斯托普放在聚光灯下，不带任何偏见。同时，他使贝尔戈夫所有的观察家、理论家充分暴露自己。他们不可避免地闯入卡斯托夫的生活，并为他的谦逊、年轻、礼貌所吸引。结果是卡斯托普聆听来自意大利的自由意志论者，古典人文主义者的后代的高谈阔论。他感到鲁多维可·塞塔布里尼让人兴奋，促人思考，而有时又使人愤怒。汉斯同时使思想精微的诡辩家拉夫塔对他大开心扉。汉斯还是一位言行奇特的荷兰上校皮帕科恩的忠实朋友和同盟。
读者只要稍加留心，就会意识到托马斯·曼是一个默默的、然而孜孜不倦的贵族原则的鼓吹者。塞塔布里尼的民主精神得到了充分的表述，但拉夫塔总是在那里取笑他，使这位言辞华丽的意大利人看起来颇有些滑稽。还有那位令人着迷的俄罗斯女人克拉夫迪亚·肖夏，她代表着生活感和欲望的一面，以其绿眼红发的魅力，改变了塞塔布里尼禁欲苦修的性情，并影响了敏感的卡斯托普。最后还有皮帕科思，他使贝尔戈夫的病友们意识到：仅仅体格上的强健——它来源于未知的原始力量，自身即为主宰——对理性和辩证法足以构成无法抗拒的挑战。
然而，一旦作出以上的结论，小说的主题思想好像已如水晶一样清澈，但这种精心的组织即刻就被打破了，一切又得重头开始。皮帕科恩先生，虽然他统治着这个奇怪地拼凑起来的小集团，但他正是被使他上升到统治地位的力量所削弱了：他已上了年纪，而且这很可能是对他所代表的贵族原则的最后回答。
皮帕科恩的完结这一镜头，可能会诱使一个稍逊功力的作家在此自吹自擂。但托马斯·曼把一切控制得很好。他在早期的叙述中，就隐含了对贝尔戈夫“永恒不变的日子”的接受。
读者若想在《魔山》中寻觅托马斯·曼固定程式的、老一套的观点，只会是枉然。只要考虑到这本书的选材主题和性质，人们就得承认它有值得称道的成就。读者所发现的，是汉斯·卡斯托普在精神上，思想上，和肉体上的无与伦比的冒险。
对汉斯·卡斯托普的认识，使读者感到惊险刺激，这几年是对整个现代社会的探索。汉斯在短暂的，孤独的人生顶峰，尽兴地探索和参与了形形色色的生活与思想，这在平原地区是绝对不可能的。这是托马斯·曼给予生活的一个精美，高贵，令人振奋的肯定回答。但是《魔山》还不足以使纷繁芜杂的现代社会中的思想漫游者达致对生活平和宁静，不受纷扰，宽容的接受。
所幸的是，它在这方面己给了我们相当的启示。
（约翰·克劳福，1927年5月8日）
斗士回忆录——《为控制生育而奋斗》，玛格丽特·桑格着
真的，做一个斗士真难。甚至谚语里离经叛道者的苦难也比不上那些踏着石头前进，一路忍辱负重的人所遭受的种种痛苦。如果不信，你不妨去读一读桑格夫人的传记，那里面记载了她为使传播控制生育知识合法而努力奋斗将近20年的故事。熟知她的运动的人都知道，这真正是一场她倾注了全部勇气、决心、精力和执着的热情的奋斗。从一开始，她就为对那千百万挣扎在贫困线上的不堪重负的妻子和母亲的同情所激励，她曾努力使另外的“半边天”相信她们对自己的生活一无所知，使她们相信现在有了减轻贫穷、犯罪、以及慈善事业和社会福利工作强加在社会上的负担的不可或缺的手段。
结婚以前，桑格夫人是个训练有素的护士，在工作中，她和医院及社会福利机构的接触使她经常深入纽约东区的贫民区。在经过多年幸福的婚姻及作为母亲的生活以后，她又得重操旧业，工作使她再次走入穷人的家庭。她说，在那里，生活“给母亲们只有一个选择：要么听任摆布，永无休止地生孩子，要么流产以中止怀孕。她们或者像犹太或意大利母亲一样，绝望地忍受驱使，或者像爱尔兰或苏格兰的母亲一样，成为酒鬼，这些难道有什么奇怪吗 ？”
她告诉我们，有一次她在碰到一例令人心碎的事件之后回家，“心里下定决心要帮助这些无助的，没有希望的女人”。
“当我凭窗远眺，那个熟睡的城市的苦难和问题像全景式画面一样清晰地浮进我的眼帘：拥挤不堪的房屋：太多的孩子；即将死去的襁褓中的婴儿；过于劳累的母亲；托儿所；没人照管的饥饿的孩子；大半生病魔缠身的母亲；被迫去干苦力活的妇女；在地下室工作的孩子；被赶进劳工市场挣钱活命的六七岁的孩子；即将降生的孩子，又一个、还有一个；死胎——令人长舒一口气；大一点的孩子死了——悲伤，但也使人松口气——保险公司的帮助；母亲的死亡——孩子们被送进慈善机构，父亲绝望，开始酗酒 ，不到5年就生了4个孩子。痛苦而疲惫的母亲认识到再也不能这样下去，因此决定中止下一次怀孕。救护车的尖叫，母亲的死亡，孤儿，贫穷，苦难，贫民窟，童工，不幸，无知，赤贫……我看着灯光消失，黑暗之上住于黎明的一线曙光，天空的五彩云霞预示着太阳就要升起。对我来说，新的一天来临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到来了。我清晰地看见社会的各个阶层，它们的一切问题都源于不加节制的生育。能做的事只有一件：呐喊，呐喊，让人们警觉起来。唤醒美国的女人，解放全世界的女人！我要告诉全世界这些贫穷的女人的生活是个什么样子。会有人听的，不论代价如何，会有人听见我的。”
那个决定改变了她的后半生。桑格夫人问医生该做些什么，却被告知最好别管那事，否则安东尼·科姆斯多克会找上门来的——后来他果真找上门来。她又去问激进的女人，“女权主义者”，她们告诉她除非女人有了选举权，不然她什么也干不成。她阅读、研究，和一群社会的反叛者、激进的劳工领袖和作家打上了交道。“但是，”她说，“我不能忘记在贫穷和苦难中生孩子的母亲。”经过一年多的研究、思考和咨询，她意识到，在这个国家，即便是在医生的行业，人们普遍对这件事知之甚少，而且基本没有任何兴趣，因此没办法采取聪明有效的行动。桑格夫人说：“只有世界产业工人组织的人似乎认识到这个巨大的社会问题在经济上的意义。”他们向她提供了劳工组织者的名字，并帮助她获得和工人及其妻子直接相关的限制生育方面的信息。桑格夫人决定去法国，以获取有关限制生育的家庭的第一手资料，她在那儿待了1年，直至战争开始。她在法国学到很多东西，但仍感到不满意，因为她想“做些更具体的事”。她说：“我渴望如此强大的力量得到有效的指导和控制。”
桑格夫人回到美国，创办了《叛逆的女性》，纽约邮局时时扣压这份杂志。这便是她奋斗的开始。朋友们苦苦劝她放弃自己的目标，停办那份杂志，怕她会打官司，甚至去坐牢。但她总是反驳：“千百万的母亲在受苦，只有一个人在享受安逸！”她让杂志继续发行，并亲自写了《控制生育》、《献给劳工的妻子们》。这些文章在付印时碰到了很大的麻烦，因为有位思想开明的承印商告诉她，“干这活要去蹲监狱”。20家印刷商都拒绝承印，但她不气馁，最后终于找到一个愿意冒险的人，因为他相信她的奋斗。印刷是在他的商店关上门后，人们绝没料到里边在发生什么事的秘密状态下进行的。
从那时起，桑格夫人的生活中，几乎没有哪一个小时缺少激动，悬念，被捕的危险，坐牢的威胁。由于细节太多，它几乎影响了故事情节清晰的脉络。如果省掉某些次要的细节，多作一些总结性的叙述，那么故事的效果也许会更好一些，尽管省略会失去一些十分精彩的个人故事，但她对控制生育运动的贡献都尽在其中。桑格夫人的贡献是如此之大，如此重要，如果要公正地写一部整个运动的历史，以体现战后社会发展的一个层面，那她无疑是这场运动的发起人，是它英勇无畏的领导者，她为之奋斗，直到它站稳脚跟，成为社会进化不可不考虑的世界性因素。近几年来，这项运动时时被各大报纸重点报导，但桑格夫人为这些报导提供了许多背景知识，她告诉人们宣传工作的稳步进展，她是如何接近并说服那些有影响的男人和女人来帮助她；如何让公众认识到送她去监狱并压抑她的文章的那些法律的罪恶的一面；尤其是她如何不懈地努力，将学到的知识传授给穷人的妻子和母亲。不时地有几个简短而动人的场面向人们揭示出她的工作是如何吸引她并迫使她去工作：在布朗士威尔的一家控制生育的诊所里，有一个神情悲怆的贫穷女人，她在桑格夫人被抓去审判，并被罚在昆斯县监狱关押30天时，曾跟在巡逻车后面哭喊：“回来，救救我！”；1921年桑格夫人在市政厅举行群众集会时遭到警察的镇压；l929年，她亲自组建，并在几年内看着它稳步发展的医疗研究局在西十五间街的办公室遭到警察的抄家，尽管她当时打电话去警察总局质问为什么要这样，对方却回答说压根儿没发布过这样的命令。所有这些事，桑格夫人都以亲身亲历者的角度，进行了详细而生动的描述。桑格夫人还重点揭露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