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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都以亲身亲历者的角度，进行了详细而生动的描述。桑格夫人还重点揭露和抨击了宗教的影响，她敢肯定，在种种干涉、破坏她活动的企图背后煽风点火的都是这些影响。
桑格夫人在本书的后半部，列出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所取得的成就，如此迅速，重要且遍布世界各地的成就并不是每个斗士都能看到的。在美国，公众的倾向已转到她这方面，大型的宗教及其它组织都宣布支持她，她开始希望通过联邦立法取得最后的胜利。在书的末尾，她再次坚信不疑地强调了她的信念：“控制生育的问题，从本质上来讲和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而且从表达效果看，与每个国家和种族的生活都相联系。”
书的开始写了一些她童年的趣事及童年的生活环境，由此我们得以了解作者的禀性及天赋，从而揭示了主宰她生活的内在动力。
（弗·芬·凯莉，1931年10月4日）
震惊的未来——《美妙的新世界》，奥尔德斯·赫胥黎着
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到爱德华·别拉美的完美运行的工业机器，在所有这些经典的乌托邦的创建中，尊贵是最重要的因素。这些形形色色的乌托邦都表现出对人性本善的坚信不疑，对人类光明未来的憧憬，对科学进步给人类幸福的巨大贡献的欢欣鼓舞。它们看起来不过是拿破仑式国家和泰勒系统实验室的模仿。留给了奥尔德斯·赫胥黎所能做的就是创建一个终结乌托邦的乌托邦——或是一个需要到机械那里去寻找灵感的乌托邦。他讽刺了对人类的无条件的精神信任，并对以团结、一致、和稳定为箴言的世界国进行了辛辣而怪诞的嘲讽。
在所有这些赫胥黎先生的滑稽剧的吵闹声中，他似乎想告诉我们，这些格言是完全非生物性的。人类是在跌跌撞撞中前进的——我们几乎要说进步了——从一种不稳定的平衡达到另一种不稳定的平衡。如果人类有一天不这么做就会变成蚂蚁（懒汉！）并成为一种群居的动物。赫胥黎先生不喜欢这种前景。所以在这本书中我们发现他如在《滑稽干草》和《针锋相对》中一样的有趣而怪诞，讥讽着福特们，希特勒们，墨索里尼们，阿尔福雷德·芒茨爵士们和奥温——所有这些人都想回到那个不放任自由而又有奴隶伺候的时代。他的乌托邦和那些19世纪的作品很相似，但却没有它们那种传递信息且推动进步的信念。就如同厄尔特尼·卡比特的依卡里亚一样的有序，这个乌托邦共同体似乎是拿破仑第一帝国的官僚体制和奥古斯丁·孔德幽灵般的确定的混合物；而他那还权于民的主张正是爱德华·别拉美在《向后看》中宣扬的。而只有赫胥黎这位见过电影摄影棚和广播录音室的现代人，知道大众娱乐在可能和现实之间的差别。高地公园，罗奇河电厂，消费观念，五年计划，人工合成维生素，观察活着的鸡的心脏仅仅是为了娱乐，及时控制糖尿病人数，所有这些，使赫胥黎先生能够将10世纪的憧憬变成绝望。在他的T型号世界中，诗人是不存在的，他的诗人就是那些感情工程师。
注意，接下来是一些被嘲讽的神化了的小玩意儿。如别拉美在1888年预言了广播一样，赫胥黎先生也预言了“感知”，一种既能给视觉快感又能满足人们听觉需要的电影，将取代“说话”。薄荷香口胶被性激素口香糖代替，后者正是赫胥黎书中一个小人物最喜欢嚼的。而格拉梅——一种朗力酒的替代品——成为大众的日常饮料；他们同时也扫除了一切黄毒。上帝变成了福特（有时又被叫做弗洛伊德），孩子的儿歌成了“福特开着小汽车，世界变得多美好”。亨利·福特写的书《我的生活和事业》，成了新的圣经。而香味机器可以制造出从肉桂到樟脑的各种气味，偶而也会发出类似猪腰布丁的香味。婴儿当然也是在实验室中出生，或者确切点说，被铸造出来。而按照一种叫做波但诺夫斯基的理论，1个蛋可以生出96个孩子，所有这些孩子从外形到智力都一模一样。这些波但诺夫斯基群体被安排到工厂和矿山工作。
在一个波但诺夫斯基群体中不应该有嫉妒，因为其理想就是统一思想。但是如果赫肯黎的世界中出现了一点儿小小的嫉妒，那么这依旧被认作是一种耻辱。也许有时一个女孩会怀念那美好的古老的胎生方式，为了消灭这种可能性，所有的姑娘在其十几岁时必须每天通过马尔萨斯钻床。扣子消失了，孩子们玩着“找拉链”的游戏。
我们首先结识了伦敦中心区繁殖和分类场的领导人，他带着我们在他的工厂里参观，并向我们介绍如何制造不同的各类人等：阿尔法，贝塔，伽玛，德尔塔和艾普西龙，每一类还有正负之分。在一个孩子的生命开始之前，他都会在沉睡中接受儿童催眠智慧注射，从而成为各种人等中的一类。但是，即便这样一个机械的世界也不是铁板一块，总是还有一点缝隙，也许是疏忽，可能是由于在其胎儿期间酒精进入了其血液循环，伯纳德·马克斯，这位赫胥黎先生的英雄，却对现实很不满意。
伯纳德对莲娜·克洛妮的爱是早已过时的浪漫。他渴望着离开这个社会。
于是他带着她乘火箭去了新墨西哥原始保护区。事出偶然，伦敦中心区繁殖和分类场的领导人以前也来这儿度过假。并在一次突如其来的沙暴中丢失了他的女友，一个贝塔类人。伯纳德碰到了这个女孩，当然她现在已是一个老妇人了，并有了一个胎生的儿子——约翰。他很快就和穆斯塔法·芒特这位西欧居民总监取得了联系。他们会被带回伦敦吗·这位总监听到了这一报告大发雷霆，并给出了肯定的答复，为了教育人民群众，野蛮人约翰和他母亲被用火箭送回了英格兰。
赫胥黎先生习惯于真实得可怕的描写。也许有人会觉得他对乌托邦的嘲讽是在给人类一个道德上的教训。但是，如同辟鸟很难看到泥沼，蚯蚓不会理解爱因斯坦的理论一样，赫胥黎先生的世界很难察觉他作品中反讽的弦外之音，因此，警示世人是很难的。而工业化生产这一魔鬼似乎被描写的过分可怕了，因为在一个出生率受到严格控制并不能靠广告和销售挣钱的社会，把它作为宗教信仰甚至对于福特大帝来说，都是不可理喻的。这是一个高度机械化的世界，是的，但是它也会孕育出一个卢梭来，动摇它的基础并把人送回到茹毛嗜血的时代。同时，当我们期待着《我的生活和事业》来取代圣经时，《美妙的新世界》也许会让我们的视线稍微偏移一下，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停止地带。
约翰·齐伯林，1932年2月7日）
当生活成为新闻报道——《1919年》，约翰·多斯·帕索斯着
约翰·多斯·帕索斯在《1919年》一书中，继续发展了他就现代美国人及美国化世界所做的勘探，他的这个勘探以《第42度线》拉开序幕，并按人们推测的，很有可能要一直持续到将这套系列写成三部曲或四部曲为止。它的最初跟踪调查对象是从西班牙——美国战争之后蓬勃成长的美国开始，以查理·安德逊在我们也开始加入世界大战行列的时候动身前往巴黎结束，他是个来自北达科他州的孩子。《1919年》的故事从《第42度线》结束的地方开始续写。我们在这本书里可以遇到原先第一本书里的旧人物，也有些新塑造的形象。与此同时，历史在疯狂地旋转着。仗打了；和平谈判过了；一个叫做米歇尔·帕玛的发起了“赤色追剿”运动，而遭到瓦特·李普曼及其他人的抵抗；威尔逊垮台了；无名战士在阿昆顿入土下葬，哈丁总统在葬礼上发表了演说。多斯·帕索斯先生定论性地探察了一些人的生活；而另一些人的生活则仍置于不为人所知的边缘而留待这人间喜剧的第三次跟踪调查。
将形形色色人物的零散故事巧妙地与“新闻记录片”通讯穿插的写作技巧（它让人想起了马克·萨利文的作品），在这本书里又一次被加以运用，就像《第42度线》书里用的那样，还带着专门设计用以在所考虑的这段特定时间与地点给予多斯·帕索斯他自己有利地势的“照相机式眼睛”，带着对重要美国人物所做的激情洋溢的、暴躁乖戾的惠特曼式的传记，例如鲁道夫·鲍纳，约翰·瑞得，伍德罗·威尔逊以及西奥多·罗斯福等等。而通过安插数据而激起人们情绪的手法在这书里又一次获得了成功。它包含了多斯·帕索斯不至于在紧张叙述的中间变得“散漫”，但它却又使他保留住了散漫的标准。
我们可以在海明威所着的《在我们这个时代》中看到这类东西的先例。
同《第42度线》一样，《1919年》首先也是部“新闻”小说。它当然是对扩张主义者的讽刺，是对“急于求利”、声名狼藉且粗鄙庸俗的美国的讽刺。但它却又不仅仅只是个讽刺，它还是真正的人物刻画——这点比《第42度线》还更为如此，它可以像它所做的那般尽可能紧密地贴近报纸的大标题，因为，它的人物遵循着众多美国人的方式依赖且以新闻为生。哈佛人迪克·萨维奇，芝加哥姑娘伊芙莱娜·哈特琴，激进分子本·康普顿，甚至水手乔·威廉姆斯，他们全都“受制”于每日的各类报纸，都到了过去的小说家无法理解的地步。甚至连这些人的私人问题也是由新闻或制造新闻的人决定的。
由于多斯·帕索斯已经意识到，比起传统的善与恶的问题来，如下的这些东西更能在更多的人心中引起动荡，或得意或沮丧：发生于中国的枪击事件、被绑架的婴儿、重组的金融公司、网球锦标赛、巴提莫尔及俄亥俄股票值得一买的谣言，如此等等。他的小说比起我们中大多数人愿意承认的要更忠实于生活，忠实于这紧密啮合的星球上的生活。在移民居住区，瓦解我们祖父那辈人世界的普遍事物是社区与教会，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价值观念。而瓦解我们如今自立的都市生活的则是股票市场的报价表，战争的谣言，以及繁荣与萧条的布告。我们已经变得，几乎毫不夸张地说，既凝神注目又洗耳恭听。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一点，但我们的小说家意识到它却颇为迟钝。
不过，多斯·帕索斯是个例外。人们可以很安全地称他为最富冒险精神、最有广泛阅历的人。自辛克莱·刘易斯与马丁·阿罗史密斯分手后，他是我们小说家中同情心最广的人（我们并没说是最深）。海明威，这个在勘探现代丛林中与多斯·帕索斯相跟随最紧密的竞争者，几乎完全着眼于定位在由战争而导致的个人私自问题。正如麦尔考姆·考雷说的，他“还没有复员”。
斯各特·菲茨杰拉德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运用了纯粹当时那个时代的材料来写出理想破灭的现代喜剧，而人数众多的南方作家已对因工业主义横冲直撞而加速引起的农业衰败着了迷。但，还没有一个人像多斯·帕索斯这样广泛涉及到了后德莱塞与后豪斯威尔的美国社会的领域。
由于生活在只依凭头版消息生活的时代，多斯·帕索斯笔下的人物有时便极为单调，且一眼即能看穿，很是肤浅。比如说莫尔豪斯这个人吧，他是个只领象征性薪水的人，在巴黎为政府做事。他又是个很会装腔作势的家伙，常能在和谈会场上见到他转来转去。所有的报社记者都清楚这些，但这个人却享有极高的声誉。他的女儿塔克姗自杀了，因为像她身上所具有的那种不加控制的能量是一定会在单薄的空气里逐渐减弱而终止的。乔·威廉姆斯，他原本在一个别样的社会里，是会在他自己的葡萄藤架及无花果树下心满意足的，却也乘上不定期货轮满世界乱转，因为这就是当前世界上没什么智能却空有一厢情愿的人的命运。我们想不出有比乔·威廉斯这个形象更好的对贫穷、麻木且被驱使的家伙所做的文学画像。
多斯·帕索斯的人物中有两个是带着极大的温柔、同情及理解而被描画出来的。他们就是乔·威廉姆斯和伊芙莱娜·哈特琴。没有一个《第42度线》的人物刻画能比得上他们。有这么个人物，迪克·萨维奇纯粹由于他没有什么可抓得住的性格因而不如其他人成功。而女儿这个形象象枚火箭似的贯穿该书。她在我们能真正抓住她之前便倒下去了。
然而，所有的人物都有公共理由出现在多斯·帕索斯的书里。我们透过他们，仅隔一步之遥，便可看到劳合·乔治如何驳倒伍德罗·威尔逊，我们看到战争与和平时期国家的骚动与惊俱。我们重返回到战争年代的报纸上，不是靠查阅图书馆或报社资料室，而是通过结识那个年代的一些典型旁观者们。这类人的生活是流动的新闻。他们并不映射出什么深层含义，甚至连他们的悲剧也都象一拨唤醒世界注意新消息的标题新闻似的就那么过去了。
多斯·帕索斯先生在《1919年》一书中运用的散文这个工具，比他早年的战争小说《三个士兵》里的要远远优秀得多。尽管它充满陈词滥调、粗鄙文字、诅咒、不通顺的省略以及简略语句，《1919年》一书的语言仍旧是地道的文学语言。多斯·帕索斯浓缩提取精华，他压缩减短，直到他能够给出个普通闲聊的一般话音，而不采用沉闷单调的拘泥字面意义的彻底写实主义。
（约翰·钱布雷，1932年3月13日）
密西西比沼泽——《八月之光》，威廉·福克纳着
从这本新小说来看，福克纳先生向前迈进了巨大的一步。说《八月之光》是一部惊世骇俗之作并不言过其实。在这本书里，原先充斥在他作品里的原始而野性的力量被锻炼成了一种更加感人的精革。没有人会相信这一切竟发生在如此之短的时间里。有时福克纳先生似乎依然只是为了使读者感到震惊而写一些恐怖的事，抑或这种描写对他有不可抗拒的魔力。而有些地方，他对人类的狂怒的蔑视也略显幼稚。
但是任何通读了这部作品的读者，都会对他悉心的转变留下深刻的印象。在这本书中，福克纳不仅呈现了一种饱含力量和美丽的风格，而且其中的有些人物，虽然不是主要人物，有时的举止也更正常和体面了一些。它甚至允许雷夫·盖尔·海塔尔和他们生活在一起。一言以蔽之，福克纳终于允许公正和同情进入他的规范了。这一点在《圣殿》中对待本伯的态度上就有所显露。他出色的生动描述和语言精炼的才能在本书中得到了更大的发挥他对人性卑鄙一面的剖析也更加犀利，但是他的视野同时也变得更加开阔。
书中有两三个场景描写得比以前任何作品都更易使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但这些场景都很好地结合在一起而成为一体。尽管《八月之光》可以说是略显出红色的条纹，但福克纳先生的调色板上更是把更加柔和的明耀的颜色调和在了一起。故事的背景又是“南方的心脏”，人物包括他曾不遗余力描写过的穷白人，出身更好点的老百姓，社会地位较高的白人和黑奴。而他最经意刻画的人物是一个可能有黑奴血统的穷白人。
《八月之光》是一本很有震撼力的小说，它确实能使它的作者成为最杰出的美国小说家之一。可以肯定的说，那些对他的批评——认为他从不可能把目光从肮脏的事物上移开——已被他的表示证明是错误的。有时福克纳先生似乎确实看不到星星，对于一个描写他人生活的作家的内心活动我们当然不能猜测过多，但是福克纳先生有时的确像一个曾受过严重心灵创伤的人，一个曾被生活欺骗了的人。所幸的是，现在有迹象表明他的心理正日趋平静。
（J·亚当斯，1932年10月9日）
厌倦一切——《伤心小姐》，内森尼尔·韦斯特着
如果你喜欢，可以把它称作幽默，或者讽刺，如果你是这么看的话。传统的“共产主义评论家”会把它的精神称为“失败主义”。爱德蒙德·威尔逊认为作者是一位有创见的滑稽诗人，一位有哲学兼诗学素养的幽默作家。
俄斯凯恩·卡德威尔认为这本书会作为机敏有趣的小说赢得公众的喝采，不过对他而言，这是个悲惨的故事。
这是一部很难评论的作品，因为它不是我们所熟悉的那种轻轻松松的阅读所能理解的。它的巧妙措词和讽刺像斯威夫特的一样尖刻锐利；而它表露出的绝望，在毫无无野心这一层上，也同样意味深长。简单地说，这本小书不能被归入“绅士偏爱金发女郎”，“我为你歌唱”或是“生命中的一次奇遇”这类美国幽默讽刺小说。它体现出的不平、鄙视、仇恨或是冷嘲热讽并非指向表面上的荒诞不经。它确实有其哲学内涵，威尔逊认为这是运用了诗歌的手法是很正确的。该书的语言也证实了这一点，其哲学内涵与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手法相似。在书中也描写了“穷人”的境况，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