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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么射线得进入身体，要么肿瘤得露出来。也许人们可以改变肿瘤的位置——可是怎样做到这一点呢？通过压力？不行。
射线强度得有所变化。
对健康组织得把射线强度调到以前的弱位。
我只看到了两种可能性：要么保护身体，要么使射线无害。 ［实验者：人们怎样才能在进行途中减少射线的强度呢？（如各位前面所言）总得想法转变射线的方向，消散它……分散它，停止！让一束宽带弱光通过一个透镜，这样的话，肿瘤就居于焦点位置，并接受到强度最大的放射。］
这个建议和其它一些建议显示出，当面对这样一个问题时，人们使用一系列不同的启发式（探索型）技巧。他们最常见是的使用一些机械式或者常见的启发办法，如以问题中最紧急和最明显的特征为基础进行随机可能尝试。这样一些启发办法通常得出很差的解决办法，或者根本就没有办法。在上述的建议中，通过食管输送射线或者通过动手术把肿瘤暴露出来，这些就是这类的办法。
最后，在走入了好几条死胡同之后，许多受试者都转着圈子来考虑更具有实效的“功能性”的启发办法（另有一些人一开始就这么干了），比如他们试图辨认出问题的关键性质。比如，他们自问，基本的目标是什么，只有到这时候，他们才开始寻找一些具体的解决办法。在上述的建议中，受试者开始考虑以这种方式解决问题，他说：“人们得逐渐减少射线强度。”然后他又回到了第一种思维之中（“也许人们可以改变肿瘤的位置”），可是，在实验者提醒他想象自己更为基础的一些启发后，他突然把自己的理解转变成可行的解决办法。机械启发与小鸡沿着篱笆转来转去差不多，功能性的启发办法也与以广泛的眼光来看待问题并且看见一个不那么直接可是有效实现目的的办法差不多。
登卡尔的其它主要研究方法是把受试者带入一个房间里，房间里面堆满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桌上也摆着一些材料，他请受试者完成一些任务，而这些材料或者物体里面没有一样东西是适合这个任务的。目的是要看看受试者在什么情况下惦量用一种或者多种可能拿到的东西用作其它一些可能的用途，而在哪些情况下进行这样的重组是不允许的。
例如，在一情况下，要求受试者把三根小蜡烛安装到门上齐眼高的地方，表面是要进行“视力实验”。桌上有一些蜡烛，一些不干胶，一些纸夹，几张纸，绳索，铅笔和其它一些东西，包括一些关键的东西：三只空的小纸板箱。每位受试者在里面乱翻一阵子后，都重新构造了自己对这些东西的观点，并看出纸箱可以贴到门上面，然后用它作平台，再把蜡烛放上去。
可是，在这个问题的另一个变换方式中，三只箱子都装有东西，一只里面装有小蜡烛，第二只里面装有一些不干胶，第三只里面装有火柴。这次，他的受试者中只有一半不到的人解决了问题。他们曾看到过这个只箱子用作了一个专门用途，这使他们很难看出除了箱子以外的其它用途。登卡尔把这种解决问题当中出现的常见但很严重的障碍叫做“功能性粘滞”，一个解决问题的人如果认为一个物体有专门的用途，让他看出它的其它用途就是一件困难得多的事情。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发现。它解释了为什么一些最熟悉自己那一行的人却最不太可能在自己的领域里找到一个解决问题的新办法。教育创造了专业知识，可同时也创造了功能性粘滞。一位专家看他手中的工具时，是以各个工具的专业用途来看待它们的，一个生手尽管会出一些不着边际甚或荒诞不经的主意，可是，他往往也提出极有创见的观察方法。毫不奇怪，科学家们一般都是在早年提出他们最有创见和重要的见解的。
尽管许多人认为登卡尔是30年代格式塔心理学者群中最有天才的一个，如果他没有不幸英年早逝的话，他在寻求解决问题的途中也可能走得更远。他是一位政治自由主义者，1935年从德国先逃到英国，然后，1938年又到美国的斯瓦特摩教书去了。1940年，他37岁，因为战争的爆发深感压抑，自杀身亡。
由克勒、登卡尔和其它一些格式塔心理学家进行的解决问题研究看起来相当简单，可是，他们的含义却是十分深远的。他们展示出，人类的问题解决（在某种程度上也包括动物的问题解决）并不限于试误法，也不限于条件反射法，而经常包括一些较高层次的思维，它会产生新的视野，思维和解决办法。对于问题解决的研究是格式塔心理学家们把思维恢复到心理学关心的中心位置的最为重要的方法之一。
学习
许多世纪以来，对知识是如何获取的研究一直是一些心理哲学家和心理学家们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可是，随着生理心理学家和冯特的到来，其中的大多数都被与其它一些过时的测心术话题一起束之文化高阁了。
生理学家和冯特的门徒们就学习所说的少数几句话，大多数都只不过是二手的联想主义。他们认为学习只不过是一些经验的连接或者镶嵌。行为主义者们认为学习是他们研究的主题——但只不过是刺激…反应条件中无意识的学习。人类学习当中涉及的较高级的精神活动都被忽视了，以迎合旧有的说法，即计算增多的试验次数与已有习惯的力量之间的相互关系。
在格式塔心理学的贡献之中，也许是他们最大的贡献，即是把意义和思想恢复到了学习之中。尽管格式塔运动只在德国有过瞬间的辉煌，并没有代替美国的行为主义学说，可是，他使认知传统重放光辉，并对它进行了革新。它为60年代的认知革命铺平了道路。
可是，并不是由人脑，而是由一只母鸡的思想提供出来了第一份有力的证据，证明联想主义者和刺激…反应的学习学说严重不足。克勒在特里莱夫岛上的日子里用4只鸡进行了无聊却极有启发意义的实验。他让其中两只鸡去啄散在一张浅灰色纸上的米粒，而且一发现它们去啄另外一张深灰色的纸上的米粒就赶走它们。他让另外两只鸡接受相反的训练。一般都知道鸡特别傻，可是，经过400－600次的试验后，开始的两只鸡就只啄浅色纸上的米粒了，而后边的两只鸡也就只啄深色纸上的米粒了。
接着，克勒把两种情形都换了一下。他让鸡学会吃食的那张纸的背景色保持不变，但把另外一张纸的色调换了一下，在第一种情况下，换了更浅一些的颜色，在第二种情况下换了更深一些的颜色。联想主义者和条件反射主义者会预测说，由于鸡已经学会将吃食与某种特别的灰度联系起来了，它们应该继续这样做。可是，在百分之七十的试验中，这些鸡都在新的背景而不是旧背景上啄米。那对经过训练，在两种背景中较轻的背景上吃食的鸡现在大多选择新的、颜色更浅的背景。那对学会在较暗的背景上吃食的鸡现在大多选择新的、更深的背景。格式塔学说可以提供答案：鸡已经学会不是把食物与某种特别的颜色而是与某种关系联系起来了——在一种情况下是较浅颜色的背景，在另一种情况下是较深颜色的背景。
克勒用猩猩和一个3岁的孩子重复了这个实验。他给他们每人两只箱子，一只是暗色，一只是亮色。当一只猩猩做受试者的时候，亮色的箱子里有一些食物在里面。当孩子当受试者的时候，箱子里面放一些糖果。猩猩和孩子都知道亮色箱子里有奖品的时候，克勒拿走了暗色箱子，用一只比奖品箱更亮一些的箱子代替它。这次，他在两只箱子里都放些奖品，这样的话，除了一只箱子与另一只箱子的颜色关系外，没有其它的激励因素让他们在两者之间进行挑选——而事实上，猩猩和孩子通常都选新箱子，即亮些的箱子。
行为主义学者和冯特的门徒都已经知道，一个动物可以通过训练在两种不同颜色的东西中选择一种，可他们不愿相信，动物学会的东西是两种颜色之间的关系。对于这些“自然力说”的心理学家们而言，一种关系不可能成为基本的心理学事实。如韦特海默的学生所罗门·阿什所言：“这个前提的力量足以弥盖经验的无穷证据。”
可是，克勒的实验无一例外地证明，颜色之间的关系的确是动物们学会的基本事实，因为它们会在不同的情形之下应用同一个原理。阿什说，这是一个普遍定律的例子，即，动物和人类都是以相互关系来感知学习几乎任何东西的。此物体堆在彼物体上，居于两者之间，大于其它的物体，小于其它的物体，比另一个早些或晚些等等。关系是感知、学习和记忆的关键。这个事实以前被排除在心理学之外，可现在又由格式塔学者们找回来了。
韦特海默、克勒、科夫卡和他们的许多学生都在学习上进行了许多研究，可是，宣布该观点的许多功绩都归到科夫卡名下了。这位害羞、自疑、其貌不扬的小个子男人，性格古怪，嗓门特大，可当他坐在桌前编辑这些事实和学说的时候却感到心旷神恰，游刃有余。他在印刷品里像是位力拔千军的大师和尖刻严酷的刀笔吏。
科夫卡本人并没有进行值得注意的认知研究。他几乎所有的实验工作都是在深层感知、色彩和运动当中。可是，因为他的英语极好，《心理学快报》的编辑罗伯特·奥格登（他曾与科夫卡在维尔茨堡学习过）邀请他准备第一次用英语讲解格式塔心理学。这篇文章出现在1921年，从那以后，科夫卡就成这了个运动非正式的代言人。格式塔心理学的研究发现和有关学习的一些思想为行业所知，大多是因为他的报道文章和两本著作。
在这些著作中，科夫卡在1921年用德语出版，1924年又用英语出版的《思维的成长》里，用格式塔心理学的眼光回顾了有关精神成长的现存知识。在他提供的许多新思想和解释中，有两点特别突出：
第一点：本能行为不是一串由某种刺激通过机械原理激发的一系列条件反射，而是一组或者一种反射的模式——由这个动物强加到自己的行动上的一种格式塔——旨在实现一个特别的目标。一只小鸡在某些它“知道”可食的东西上啄，可是，本能是趋向目标的，由饥饿所驱动，而不是看见食物时产生的机械和自动反应。小鸡饱的时候不啄食，尽管它看见食物，尽管有反射。
第二点：科夫卡反对行为主义的教理，即所有的学习都是由一连串由奖品创造的联想构成的，他反驳说，许多学习都是发生在奖品出现之前，通过思维里面的组织和重新组织进行的。他用克勒进行的猩猩解决问题研究和小孩子的、可比的解决问题研究作为证据。然而，他承认，组织过程准确的原因还不太清楚。
14年之后，在《格式塔心理学原理》（1935年）一书中，科夫卡勇敢地尝试从格式塔心理学的观点来回顾所有现存的心理学知识，他准备提出一种学说，用以解释思维中的组织和重新组织的准确原因。这个理论最早由克勒提出来，他又加以精确化。其理论是，大脑固有的“心理物理学”力量——神经能量场——跟自然界其它地方的力场一样作用，它们总是在寻找最简单的或者最合适的配置（如我们在肥皂泡中或者在磁力线中所见的一样）。因此，思维倾向于以“好的格式塔”形态建构或者重新建构所得的信息。
可是，这些好的格式塔形态是对外部世界真实的反映吗？科夫卡对这个古老的问题表示了明确的肯定态度。他拿出了由韦特海默提出并由克勒发展下去的这个理论，即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想法与这个世界本身是异种同形的——人的思想是一些大脑活动的结果，它们与所代表的外部事物在结构上是有一定相似性的。如果我们看到两只分开的灯，就有两处分开的脑刺激产生。如果我们看到运动，则在大脑里面相应产生一个被唤醒的场的运动。思维的内容并非某种与外部世界绝然不同的东西，而是对外部世界形成的神经影像。
思想是一个与外部的物质世界不同的现象，可是，它是怎样代表这个世界的呢？现在，这个古老的问题终于有了答案，或者，在科夫卡和他的同事们看来，这个经典问题好像就这么给解决掉了。可是，在50年代，卡尔·拉什利和其他一些神经生理学家们进行了一些实验，实验设计原理是要干扰异质同构理论中假定存在的电子场。他们在一些动物的视力脑回中植入云母片，在另一些动物的大脑表层放上银箔，然后让所谓会刺激感知到的世界的那些不同的电势发生短路。动物们在哪种情况下对视觉经验都没有不同反应。异质同构说和力场的理论被有效地击破了。
可是，如果不把力场学说看成生理现实而看作一种有见解的比喻，则它有真正的价值。它所要表达的意思是，我们按照某种与力场的运行相类似的方式，对经验进行编组，分类并重新组织，并且让我们的思维内容保持最简单和最有意义的构成。作为一种指导性的图景，它比联想主义理论，比条件反射学说，或者比早期的任何认识论学说都更接近于描述我们感知、理解、存储和利用信息的方式。场学说并不是最高的真理，可是，它比早期的理论更接近真理，它也是未来更接近真理的一些学说的基础。
记忆是认识论的一个方面，格式塔心理学为此提供了一些特别有用和有见解的思想。
其一是由科夫卡详细提供出来的一个假说，即，记忆的生理学基础是中枢神经系统中形成的“痕迹”——即一些由经验促发的永久性的神经改变。这是个大胆的猜想，几十年后，神经生理学者们会慢慢发现构成痕迹的那些细胞和分子的实际变化。
另一项极具创意的猜想是关于记忆的心理学基础的。科夫卡说，事先埋下来的一些记忆痕迹会影响新经验被感知和记忆的方式，这跟联想主义的观点不一样。联想主义认为，新经验只是增加到旧的经验上而已，而科夫卡说，新经验与痕迹相互作用，痕迹与新经验也相互作用，其方式在生命的早期是思维所不具有的，而且，这种相互作用是精神发展的原因所在。他的思想将被瑞士儿童心理学家让·皮亚杰当时还在收集的大量观察数据所证实。
科夫卡用大量实验证据证明，记忆不光是把经验粘在一起或者聚集在一起，如联想学说所言，而是通过有意义的联系把它们编织起来。他所出示的一些证据当中，有艾宾豪斯和他的门徒做的一些实验，实验说明，学习一串没有意义的音节比学习一些通过意义连接起来的词语要困难得多。科夫卡拿出了一条简单而有说服力的例证：如果项目之间每一种联系都只是一种联想，则下面这两行是一样容易学习：
pud sol dap rus mik nom
A thing of beauty is a joy for ever．
科夫卡的评论：“联想理论不太容易解释，为什么第二行比第一行学习和记忆起来要容易得多，这个困难，如我所知，是联想主义者从来没有明确提出来过的。”跟格式塔心理学的许多其它例子一样，由这两行字演示出来的真理好像如此明显，以致于人们得问，它为什么还需要重新发现。可是，在从无知到知识的进程中，心理学还没有进入一个稳定的阶段，它的进程多少还更像是在某个未知的土地上跌跌撞撞的探索者，他试着向远处一个目标进发，顺着这个山谷或者那个山谷，沿着这条河道或者那条河道，而且经常还得绕几个弯子，在发现已经选择的道路太难走的时候还得折回来另谋出路。冯特的弟子和行为主义者们向着远处的目标迈出了重要的开头几步，可是，他们走入了一条死胡同；格式塔心理学者们把心理学又扳回到了稍为正确一些的路线上。波林在他权威性的心理学史中用一个不同的比喻说明了这一点：“看起来好像是这样的，正统学说沿着感官分析这条笔直和狭窄的通道已经走入了迷途。而正是敞开的大门和宽广的现象学大道通向了人生。”尽管格式塔心理学家并不是第一批也不是惟一作出了这个发现的人，然而，是他们以如此令人信服的形式作出这个发现的，它已经被并入科学心理学的结构之中了。
失败与成功
在德国，如我们所见，格式塔心理学成了本世纪20年代处于领导地位的学派，可是，在它的三位创立者及其许多学生离开德国后，格式塔心理学在30年代中期几乎消失了。在美国，科夫卡于1922年发表了介绍性的文章以后，格式塔心理学一开始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甚至激起了很大的热情。科夫卡和克勒接受邀请到美国几乎所有重要的研究中心进行讲座和开研讨会。克勒当时是1925年克拉克大学的访问学者，哈佛后来还授予他访问教授的头衔，对此他只得婉言谢绝。
可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