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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说我们有钱了！”
“我考虑的不是钱。陶贝尔手中有一份能使我们获救的文件。”
这份文件就是华沙犹太人隔离区所有治安分子的秘密名单，即全部“犹太人合作者”的名单。1943 年以后，很多人改邪归正，其中大部分参加了波兰抵抗运动。将来他们或许会在社会上、甚至可能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取得较高地位。“揭露”他们在占领初期的立场，对她来说，是件有利可图的事。
1945 年2 月，维尔玛取得了这份文件。
红军迅速挺进，社会秩序日益混乱。门格勒和他的姘妇趁混乱之机，于2 月5 日下午跨出死营的大门。门格勒放弃了正在进行的试验，放弃了他的实验室和研究课题。他穿上破旧的衣服，很容易就使别人把他当成一个逃亡的以色列人！
维尔玛想出一个绝妙的主意：她不像其他逃亡分子那样向西或向北逃跑，而是迎着敌人向东南方向走去。到达第一站扎科巴奈后，门格勒和维尔玛自称是从奥斯威辛逃出的犹太人，于是受到波兰慈善组织的接待。
该城已被苏联人占领。经过4 年的战争，红军因他们过去所受的苦难而开始向战败进行清算。他们是以残酷的手段夺得胜利的。
两腮刮得净光、身躯高大的斯拉夫人，哥萨克骑兵，切尔卡塞蛤，成吉思汗时代装柬、赤脚、骑着枣红马的蒙古人，俄罗斯大草原和亚洲的游牧民潮涌般地向中欧进军。
1945 年8 月，门格勒和维尔玛到达布拉格。他们仍然装扮成犹太人。在布拉格郊区，一个名叫格鲁恩费尔德的人为他们搞到了国际难民组织提供的身份证，并告诉他们离开捷克斯洛伐克的办法。10 月，两人进入奥地利，11月又抵达瑞士，这时他们已基本上脱离险境。
1946 年1 月，门格勒迁居苏黎世维尔玛的双亲战前购得的一座小旅舍，后来又平安地回到德国。
五年中，门格勒如同其他无辜的德国人一样，过着艰难但还处于平静的日子。他有时在贡茨堡与他的妻子和儿子住在一起，有时去慕尼黑。当时正值欧洲复苏的年代。生活用品奇缺，实行限量供给。人们到处用铁十字勋章和奖章交换军用饼干和切斯特菲尔德香烟。
1950 年夏天，这位以残酷著称的学者去意大利作短期消遣旅行。他游览了贝加莫、佛罗伦萨和西西里岛。他有时也去苏黎世，可能是去会见维尔玛。人每次回来都带着大笔钱财。
直到1951 年才有人对他起诉。在此之前，门格勒的名字还未被列入盟国搜捕的人员的名单中。从某种程度上说来，他手中拥有用以讹诈的文件是他基本上无需隐藏的原因。和正在逃跑中的其他纳粹分子的情形相反，一段时间后他才受到警察的通缉。所谓“门格勒之谜”就是在这几年形成的。
1951 年6 月门格勒博士从巴塞尔乘火车抵达马赛，接着搭船去阿根廷。
在布宜诺斯利斯，他接管了他父亲开办的农机厂——卡尔·门格勒—索恩公司。但他关心的不只是生意，他还在当地德国桥民中行医，为知名人士治病。通过他们，他第一次得知瓦尔特·罗夫组建的“罗马之路”。
三年后，即1954 年3 月，他正式向波恩法庭提出并获准与妻子离婚。离婚判决宣布后，他又重新结婚。有人说后妻是他的已在前线阵亡的哥哥卡尔的妻子，也有人说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个名叫马坦克塔·马丽娅·维尔的年轻犹太女子。
这个逃亡分子只是在1957 年才真正转入地下。虽然他掌握着得以保命的材料，但在第一次审理集中营案件后，他便确信，人们是决不会放过他的。
1957 年，门格勒的名字终于被列入战犯搜捕名单。1959 年，西蒙·维森塔尔通过奥斯威辛国际委员会秘书长赫尔曼·朗格邦得知这个逃犯的地址，并报告了波恩当局。1959 年7 月5 日弗里古尔格地方检察院发出逮捕令。联邦德国向阿根廷提出引渡该犯的要求。
但在此之前，门格勒已经离开布宜诺斯艾利斯。1955 年首次与他相识的罗夫给了他一切可以期望的保证。
“从现在开始，”罗夫告诉他说，“你在国际保安处保护之下。这一组织是我们建立的。它保障所有原‘罗马之路’活动分子的安全。该组织的活动分子原是盖世太保、谍报局和保安处的成员。”
门格勒开始改名换姓。他有时叫海尔默特·格利哥—格里哥里，有时叫海因兹·斯托贝尔特，还取名拉尔斯·巴尔斯特罗姆或福斯托·林东。后来他开始旅行。
1959 年5 月，他在阿根廷智利边界的巴利罗切疗养地圣·卡洛斯定居。第二年（1960 年5 月11 日）艾希曼被绑架以后，有人在秘鲁利马北部一个十分偏僻的地区见过他。几个月后，他又移居巴拉圭。这是他最安全的藏身之处。后来他一直隐居于此。
巴拉圭地处拉丁美洲中部，与巴西、玻利维亚和阿根廷接壤。从它的首都亚松森出发，几小时后便可到达乌拉圭和智利。这个只有200 万人口的国家，95％的人是西班牙和瓜拉尼混血种。它成了前纳粹分子可靠的隐匿之地。
罗夫说：“我们在那里很受人同情。”
巴拉圭的德侨不超过3 万人左右，但在巴拉圭有着重要影响。一部分人从1945 年起就开始定居于此。其他人则是1959 年9 月16 日庇隆政府垮台后被迫从阿根廷迁到这里来的。
从政府上看，巴拉圭比其他邻国更稳定。59 岁的阿尔弗来多·斯特罗斯纳将军于1954 年8 月当选为共和国总统，后来蝉联总统职位。总统不忘自己的血统（其祖父母是德国人），因此执意聘用来自帝国的人作顾问和教官。前盖世太保分子当上了警察，前党卫军队员和纳粹党官员则被安插在政府机关工作。
总统对德国人言听计从。某些部长甚而认为国家的繁荣在一定程度上应归功于德国人。恩卡纳西翁市（第二大城市，有35 万人）最有权势的人物阿尔帮·克鲁格负责保障他们的安全。
当门格勒决定移居巴拉圭时，他已经取得了巴拉圭的公民资格。1959 年11 月27 日亚松森颁布国籍法。登记时，门格勒把他的律师塞萨尔·奥古斯多·沙那勃利亚的地址（亚松森，富尔热尼科·莫尔纳大街507 号）作为自己的地址。根据现行法律，有两名证人证实他居住马拉圭“至少已有5 年”。其中一人是瓦尔特·荣格，1961 年返回德国时受到过法兰克福检察长的审问。另一名证人是亚历山德尔·艾克斯坦，他出生于波罗的海沿岸，是一个狂热的仇犹分子，曾任巴拉圭军队参谋长。在对玻利维亚的查科战争（1931—1934）中，他曾与斯特罗斯纳并肩战斗，后来通过联姻成为其近亲。1955年他与门格勒相识并成了他的朋友。
这位前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医生来到亚松森可谓是回到了故乡。他先是住在阿斯特拉一家旅社，其老板是一个名叫贝特·福斯特的德国人。当然这只是他的临时栖身之地。1960 年阿尔邦·克鲁格邀请他搬进自己的庄园。不久，门格勒迁居恩卡纳西翁和霍赫纳市之间的蒂罗尔旅馆。
1961 年，根据国际保安处头目们的建议，门格勒在上巴拉那鲍曼庄园附近买了一片土地。此处环境甚佳，与巴西和阿根廷毗邻，最邻近的城市是埃尔多拉多。市内有一个电报局、一座豪华的旅馆。一家德国马尔膝斯银行分行，还有一家主要经营卡尔·门格勒一索恩有限公司农机的阿根廷里加尔多·加菲帝公司分公司。
在经济上，门格勒不虞匮乏。除了托管经营的家庭工厂外，他还从布宜诺斯艾利斯法德罗法姆钢铁公司50％的股份（400 万马克）中分得红利。
他与人频繁的来往终于引起欧洲方面的注意。各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开始流传。甚至传出在同一天，同一时刻，在南美不同地方都有人发现门格勒。
“他来欧洲旅行过；他回贡茨堡参加他父亲的葬礼；有人在亚历山大旅行时认出他。”一些追求耸人听闻的消息的记者这样写道。
据威尔诺·勃洛克道夫透露，以色列情报机关内部，始终存在着两种对立的意见。一派主张采取“直接行动”；另一派（“策略派”）则担心门格勒被捕后可能会揭露使当局难堪的情况。
就算重演对艾希曼采取的十分成功的行动也的确会冒很大风险，难道就不能不经法庭审判而立即将他处决吗？
“努拉·埃尔多克事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维森塔尔声称：原奥斯威辛集中营女犯努拉·埃尔多克是一位年轻的犹太女子，她曾去巴拉圭探望她的母亲。一天，她与门格勒不期而遇，她立即认出了他，门格勒也发现了她刺在前臂上的花纹，两人默默地打量了一阵。几天后，努拉·埃尔多克便被暗杀了。
1960 年，当关于门格勒隐居在亚松森的消息被证实后，以色列情报机关要求当时以色列驻科隆使团的职员努拉·埃尔多克（又名余娣特）前往马拉圭辨认门格勒。
这位“余娣特”到达巴拉圭后不久被暗杀。原来，国际保安处得悉她此行的使命后，便派一名前“兰格马克”师党卫军队员监视她。此人叫阿尔贝特，佛来米人，他没费周折就与她拉上关系。阿尔贝特表现得很谨慎，从不提出问题，只是邀她去散步或游览。1961 年1 月27 日，阿尔贝特和“余娣特”一起登山游玩，这位年轻女子便从此一去未回。几星期后，警察得到报告，在一个山谷里发现了已被肢解的埃尔多克的尸体。警察局长雷卡尔德罗·瓦斯克兹上尉派人侦查这一案件。阿尔贝特已逃之夭夭，两年后，他又在危地马拉露面。
后来似乎又有人企图在门格勒的藏匿处将其干掉。
1964 年春天，一个由13 名以色列入组成的别动队试图潜入马拉那地区。门格勒接到电话报告后，立即向当地保安处求援。别动队被搞得晕头转向，其八名队员被杀。与此同时，奥斯威辛一案在莱茵河畔法兰克福开庭审理。检察长弗里兹·保埃在公诉时确认门格勒隐居在巴拉圭。1964 年7 月16 日，西德驻亚松森大使再次提出引渡该犯。但据《明镜》周刊报道，斯特罗斯纳尔总统拒绝了这一要求。
此后不久，在加拉加斯举行的国际刑警组织会议审查了“门格勒”案件。国际刑警组织驻里约热内卢代表费雷德里约·尼科拉斯博士自认无能为力。他在会议上说：“巴拉圭不是我们组织的成员国，因而不能考虑进行干预的问题。”
从此，流言四起。1971 年2 月，几家报纸（特拉维夫的《国土报》、里约热内卢的《巴西日报》和波恩的《星期日图片》）纷纷透露，门格勒仍在亚松森以南卡尔罗·安东尼约·洛佩兹腹地的一个军事禁区行动，甚至声称刚刚成立了一个代号为Coverl2 的国际组织，准备追捕门格勒。
追捕纳粹分子的专门机构对这些消息的真实性持怀疑态度。
巴拉圭驻特拉维夫总领事（犹太人）本·日胡达先生说：“我受权宣布，一些声称门格勒博士隐居在我国的情报是没有根据的，纳粹是出于记者们的臆想。我还应指出，在近东冲突中，巴拉圭一贯支持以色列的立场。”
然而，约瑟夫·门格勒仍然活着，一直住在巴拉那河岸的边界地区。他住在一座白色的小别墅里，别墅位于瓜拉尼腹地的德国侨民区内，只有两条公路通往这幢房子，别墅四周有警察和军人巡逻。
“万一警察疏忽，”西蒙·维森塔尔说，“就有四个全副武装、身背收音机和步话机的贴身保镖护卫着门格勒。他们的薪水由门格勒付给。”
这位前奥斯减辛集中营的医生无所惧怕。每年的1 月30 日（纳粹夺取政权纪念日）、4 月20 日（希特勒生日）、5 月14 日，门格勒都要和他的朋友们聚会庆祝。
第三节帝国残照
需要说明的是，脱险的纳粹头目并不都是通过“罗马之路”逃到地球另一端的，有些人是靠自己碰运气争取活命的。他们或是躲在家中或是投靠亲朋以避风险。他们之中，有的逃脱了治安部门的追捕，有的则被人告发，或因不慎在搜查中被捕。大部分人后来或公开承认自己的身份或改名换姓而活了下来。
还有一些人在最后紧急关头谋求同盟军谈判，以求得到宽恕。的确，在战争结束的前夕，希特勒政权的某些权贵曾试图利用苏联和美国的矛盾，分别媾和，借以保全自己的性命。
鲍曼、戈林、舒伦堡、邓尼茨等人似乎确有过这种打算。他们与希姆莱对立的根本原因是：这位帝国党卫军首脑、德国警察总监、黑衫队的首领、最可怕的纳粹世界观的典型代表过分引人注目，以至盟国不愿意只与他个人进行谈判。但希姆莱却不这样认为！在他为其核心人物之一的第三帝国崩溃时，他还梦想充当与盟国媾和的谈判代表。
尽管十年来纳粹党一再进行宣传，但绝大多数德国人不相信“财阀政治国家和布尔什维克会一致同意把帝国从世界版图上抹掉。”
该投向哪一边呢？1944 年9 月被任命为海军副总司令的瓦尔特·卢德—牛赖特五年后供认，当时已确确实实面临着这一问题。他说：
“提出投向东方的理由很多，而且十分有力。既然已不能阻挡布尔什维克在欧洲的扩张，何不与过去一刀两断，自动而公开地表示支持建立布尔什维克秩序呢？”
从东方不断传来的消息使这些希望终告破灭。“从那时起，”卢德一牛赖特说，“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是：不惜一切代价避免落入苏联人之手，逃往西方，逃向拯救者一方！”
5 月1 日，当获悉希特勒已死时，海军元帅邓尼茨便与在他身边的约德尔、凯特尔、施维林一克罗西克及几位年轻军官谈起他的处境与打算。他得到的一切消息表明：盟军要求各条战线无条件投降。但邓尼茨试图单独向西方投降。这一建议遭到拒绝。
几天以前在普拉查蒂茨镇（在捷克斯洛伐克），一群希特勒卫队的党卫军分子决定成立一个具有十条纲领的新国社党。会议是以这样的口结束的：“元首去世了！元首万岁！”但急剧动荡的局面使这一微弱的念头如同其他事件一样，成了须臾即散的烟云。
总之，只有极少数国社党和其他纳粹组织的成员被盟军“收留”而未被清算过去的罪恶。只有为数极少的“不可触犯者”被西方视为绝对不可缺少的人。在柏林和帝国其他大城市，英美和苏联竟相争夺德国科学界的知名人士（物理学家、天文物理学家、化学家和生物学家等）。
于是，数十名谍报局、盖世太保和保安处工作人员加入了盟国的情报机关。他们之中有一位身材矮小的普鲁士将军，十年之后担任联邦情报局局长，继而成为西德反间谍机构的头子。此人便是莱因哈德·盖伦！
这位后来被人们称为“灰色将军”的盖伦，在整个战争期间无疑是最熟悉苏军力量和真实情况的人。他是被美国人视作有用人物而未要求其“洗脑”的唯一德军将领。
盖伦于1902 年4 月3 日出生于埃尔富特，1931 年与海尔塔·冯·赛德利茨—库尔茨巴赫结婚，1920 年加入帝国军队前就读于军事学院。他逐步晋升，德苏条约签订时，他已晋升为武装部队参谋部准将。然而，只是到1942年4 月1 日担任“东方雇佣军”司令时，他才得以大显身手。
“东方雇佣军”是一个以东欧国家，特别是以苏联为工作目标的军事情报机构，其总部设在措森（柏林以南）邻近的美巴赫兵营内。它集中了最高统帅部的所有苏联问题专家，在整整三年中，盖伦把它办成了一个效率惊人的机构。1941 年入侵苏联的作战方案得以实施应归功于该组织。
“如果我们赢得这场战争，那就应归功于盖伦的‘东方雇佣军’、普鲁茨曼的‘狼人组织’和斯科尔兹内的突击队！”一天，希特勒曾这样说。
盖伦可是党卫军成员？有些人认为是，直至现在仍这样认为，但没有确凿的证据。然而，即使他从未参加过盖世太保，也未加入保安处，但他曾不止一次地与他们合作共事。而且，就行政关系而言，“东方雇佣军”隶属于德国中央保安局。
1943 年初，在发动神奇的“齐普林行动”时，瓦尔特·施伦堡和盖伦开始合作。这次行动是在红色苏联的中心地带空降党卫军特遣小队。特遣小队的党卫军分子伪装成苏联士兵，个个都讲一口流利的俄语。这次行动的训练是在党卫军少将汉兹·约斯特的指挥下由中央保安局六处C 组负责人、党卫军上校汉格尔霍普特监督进行的。行动情报只可由一个十分内行的专家提供。于是，“灰色将军”参与了这次行动。
不久，“东方雇佣军”便与保安处中央指挥部几乎保持着经常性的联系。“齐普林行动”的特遣队甚至深入到沃洛格达和莫斯科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