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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病房又和哥哥说了会儿话，国瑞便要起身回村，说趁中午的空把电视机送到国通家，这事不能耽误。他对嫂子说托了人实际上就是托的国通。去拿电视机时他把哥哥被打的事对国通讲了，问他县里、镇上有没有关系。国通说他和县里的领导熟，可以给他们打个电话，让他们给镇上说说，将打人凶手法办。
还是雇的三轮车，车快路好，四五里路吸支烟的功夫便到，国瑞把电视机搬到国通家，交待给国通的父母，然后便回自己家。大门敞着，侄儿小涛刚从村小学放学，正在院里给猪喂食。看到涛，国瑞不由想起那句“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的戏词，他觉得如果再演这出戏这句台词一定得改，改成“农村的孩子早当家”。进城这几年他的感触极深：一个人的出身几乎决定了一切，从前的出身是“阶级成分”，现在的出身是生在哪块地方。生在农村和生在城里两者的命运可以说是有着天壤之别。比方眼前自己的这个涛，别看他爹是教书先生，可他要想靠读书走出农村比登天还难。他今后的命运几乎是铁定的：要么种地，要么像自己那样进城打工。想到这儿他不由看看喂完猪又在喂鸡的侄儿，眼睛又开始模糊起来。
说“早当家”真是不假，料理过家畜的吃喝后涛又要料理他的吃喝，问他想吃啥，他做。他纠正说：涛，你想吃啥，叔给你做。涛说叔别管我，我吃啥都行，不吃也行。他知道涛说的是实话。追赶着孩子吃饭吃水果这样的情景在乡下是见不到的。乡下孩子和家养的畜牲也差不多，没人拿着当回事儿，自己也不拿着当回事。
饭是叔侄两人“通力合作”做出来的，国瑞锅上涛锅下（烧火），做的是两人喜欢吃的疙瘩汤。吃饭的时候涛不住地盯着他的新西服看，他知道他想问什么，便等着，果然涛问了，他说：“叔你在外面当老板了吗？”他明白涛是“衣帽取人”了，便故意不答，问：“你咋知道的呢？”涛说：“电视上老板都穿这样的衣裳。”他问：“叔当老板你高兴不高兴？”涛说：“当然高兴。”他问：“为啥高兴？”涛说：“叔有了好前途，过好日子，全家都高兴。”他听了很是感动，本以为侄儿会说他当老板能把他带到城里去。可他没说这个，只说为自己能过好日子高兴。他问：“涛你想没想过你的未来呢？”涛说：“想过。”他问：“咋想的？”涛说：“我想走叔的路。”他问：“叔走的是咋样路？”涛说：“是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路。”国瑞不言声了，心里涌起一阵酸楚。他知道本应对涛许个愿的，告诉他以后争取把他带进城。他也真是这么想，便终未说出口。他知道自己没有说这种话的资格，说了等于没说。
因急着赶到镇上，国瑞吃过饭就要走，因雇的三轮车没留下，只有步行。涛提出叫他骑自行车，带着他，他想去医院看看爸爸。国瑞问：“耽误了上学怎么办？”涛说：“下午自习，不碍事。”国瑞觉得这样两全其美，同意了。走在街上的时候许多村里人凑上来和他说话，年纪大些的人多是说有出息混好了之类的夸奖话，同龄人则不断询问在城市好不好赚钱，有的干脆说要去投奔他，让他回去就给找个地方。他就像个无心恋战的将军那样且说且退，退到村头便骑上车，等着涛跳上后座，便蹬起来急驰。
这是一条他熟悉的路，出村往前走三里多路，向左拐就是一座烈士陵园，上学时每到清明节都路经这条路去扫墓。后来就没人组织去了，可香火没断，各村的人还自发去祭奠，因为那里埋着他们的亲人，解放战争时期牺牲的爷爷辈上的人。国瑞的在上庄战役牺牲的叔爷爷就埋在那里。到了可以看见陵园的时候国瑞特意向那边望了一眼，只见灰蒙蒙的天底下惟有那一处苍绿，那是陵园里的松柏。看到陵园国瑞不知怎么又想起曾给艾阳作家讲过的那个自杀杀人事件，事件的发生地广合村在陵园的另一边，相隔也是四五里路。案件发生后上面定性为“暴力抗法”事件，在爆炸中死去的“公家人”被葬在县城东面的烈士陵园里（据说此举曾遭到陵园工作人员的反对）。那个杀人的叫志刚的光棍儿被本村人埋在村南的一座山头上，还给立了碑。后来上面觉得这事不成体统，派人把碑扒了。村人再立，又再扒，翻来覆去好几回。
再往前走，就看见国家河在一低洼处形成的一个河湾，国瑞把车把一歪跳下车来，涛也跟着跳下。国瑞望着像镜子一样映着天上云彩的塘面，问涛塘里有没有泥鳅，涛说有泥鳅。他点头自语：“噢，有泥鳅。”涛问：“塘里各种鱼都有，叔干嘛光问泥鳅？”他摸摸涛的头，说：“泥鳅是好鱼，最好的鱼。”涛说：“不对，泥鳅是最没用处的鱼，老长不大，不好吃，只能当鸭巴子食。”他说：“涛，这你就是没见过世面了，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你知不知道已经有人开始养泥鳅？”涛说：“从没听说有人养泥鳅。”他说：“别看泥鳅丑里吧唧不像样子，也没啥用，可它会给人带来吉祥。”涛问：“养泥鳅能带来吉祥？”他点点头。涛似乎领悟了什么，问：“叔，你是不是想捞些泥鳅带走呢？”他说：“想是想，可今天没空了，还有事没办。涛咱走吧。”
到了镇上，国瑞把涛送到医院，就直奔镇派出所。五六个警察围着火炉闲聊。一个瘦高挑问他找谁，他一时哑然，他确实不知找谁，国通说他电话打到县里，打给什么人他不知道，县里的什么人再打给镇上的什么人他更不知道。中间这么多环节，像接力传递，闹不清这最后一棒落在谁手里。鉴于这种情况，他只得说找领导。找派出所领导。瘦高挑说有啥事你就说。听口气好像他就是领导。国瑞也不好落实，只得冲他说话。他说几天前在公路上发生了一桩伤害案，听说你们派出所的人也去卫生院看过，这件事……说到这里瘦高个问他叫什么名字？他说叫国瑞。瘦高个一听便认真打量起他，说你就是国瑞？他说是。瘦高个和其他警察交换个眼神，接着就站起几个警察饿狼扑食似地冲向他把他摁倒，同时给戴上了手铐。真是说时迟那时快。国瑞一下子蒙了，不知究竟为了什么。瞪着眼说不出话来。瘦高个以讥讽的神情盯着他，说：“自己撞到枪口上，也省得我们去抓了。”国瑞虽被戴上了手铐，可仍被两名警察做成“喷气式”，头被按得很低，呼吸也困难，但思维还是渐渐恢复了，他想莫非是陶东那狗日的恶人先告状？他挣扎着说：“你们搞错了，抓错人了。”瘦高个说：“我们不会抓错人。你不就是泊子村的国瑞吗？”听瘦高个这么说国瑞松了口气，说：“我是叫国瑞，但不是泊子村的，打人的是泊子村的陶东。”瘦高个听了显出狐疑，问旁边一个黑脸警察：“老单是你接的电话，叫抓的到底是姓国还是姓陶？”姓单的警察抓抓头皮说：“好像是姓国嘛，也许是姓陶，反正一个是打人的，一个是被打的，记不太准了。”瘦高个说：“看看，看看，稀里糊涂的，要弄错了咋向都书记交待，都书记又咋向县里交待？还有市里那一头，快去打电话落实一下。”他朝扭国瑞胳膊的警察做个手势，两警察便取消了“喷气式”。
姓单的警察拨起电话，没人接，再拨，还没人接，他以征询的眼光看看瘦高个。瘦高个看看表，嘟囔句：“该吃完饭了，是不是喝大了，都书记那酒，不喝想喝，一喝就大，那就等等吧。”
国瑞被丢在一边。警察们又继续聊天。有句话叫三句不离本行，原来他们聊的是外乡一桩挺蹊跷的案件，虽然前面的案情国瑞没听见，可听来听去也就明了个大概：一个农民在墙院屋睡觉，睡醒发现双手戴上一副手铐，吓坏了，赶紧跑到派出所报案。派出所先查验自己所里的手铐，没发现丢失，这就排除了与本所的关系。警察想先给被害人把手铐打开，但没有钥匙打不开。这个农民只能成天戴着，干活、吃饭、睡觉都戴着，给生产和生活都带来极大不便，而且影响也不好。后来派出所想出个悬赏破案的办法，贴出告示说谁能打开这把手铐给一千元奖金。贴出去后一直没人来开手铐，后来才恍然大悟：这办法不成，能打开手铐的自是做案人，而作案人决不会自投罗网。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悬着没破。大家议论的焦点是有什么绝招能让那个作案人浮出水面……
国瑞听了这个荒谬得几乎不可信的案件，不由苦笑笑，想现如今发生这样的事并不奇怪，自己不也是不明不白地给戴上了手铐？啥叫无独有偶，这就是了。这时瘦高个向姓单的警察示意地指指电话，姓单的就一边继续说着自己的破案设想，一边拨起电话。这遭通了。对方说的什么国瑞听不见。只听见姓单的边问边答，后放下电话，瘦高个说道：“抓姓陶的！”
国瑞完全松了口气，瘦高个让人给他取下手铐，并诚恳表示道歉，应承立即缉拿凶犯归案。国瑞一边摸着被手铐勒红的手腕，一边对瘦高个表示感谢。
回到医院病房，他告诉哥嫂说警察答应立刻去泊子村捉拿打人凶手。哥嫂都很兴奋。他见侄儿不在病房，问到哪去了。嫂子说他自个回家，他说要去捉泥鳅。国瑞不由“噢”了一声。
那天寇兰在给国瑞的留言中说要找她问吴姐，事实上吴姐并不知她的下落。国瑞向她询问她说不知道。寇兰无家可归后没立刻找吴姐，一是不想给吴姐添麻烦，再就是不想再走那条“肮脏”路（她担心吴姐还鼓动她干那个），她想靠劳动养活自己，她逃离蔡毅江就是希望自己能够做新人走新路。
带着这种信念她开始为找工作而奔走。她先来到一家叫“打工族之家”的职介所。蔡毅江曾带她来过这里，那是输了官司之后，里面的人说眼下只有女同志干的工作。蔡毅江问啥工作，里面的人说发廊。蔡毅江听了转身就走，走到外面怪腔怪调地说句：要干那个不如自己干。当时寇兰并不晓得那话的意思，直到后来“动员”她在家接客，才明白那时他就怀了那心思。
这次走进“打工族之家”，发现接待的还是上次那个老女人，虽然一把年纪了，穿戴很时髦，还化了妆，染了发，寇兰不由想到一句叫“抓住青春小尾巴”做“金秋玫瑰”的话，心想许多年纪大的女人不化妆还可看，一化妆倒没法看了。眼前这个“金秋玫瑰”不仅显老还显得有些妖气。“金秋玫瑰”记性倒很好。说她前不久来过，和一个男的一块。她点点头。“金秋玫瑰”又说上回要介绍发廊，你不干，连表不填就走了，现在你先填张表吧。寇兰又点点头。“金秋玫瑰”取过一张表递给她，接着又递给她一支圆珠笔。她就一栏一栏地填了，在谋职一栏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写了商场售货员、饭店服务员、保姆、清洁工，填完交给了“金秋玫瑰”过目。“金秋玫瑰”说：“正好有一家饭店用人，可以把你介绍过去，交费吧。”她问多少，“金秋玫瑰”说：“六十八元。交了费就给你地址。”她多少犹豫了一下，主要是觉得挺贵的，转念又觉得这个工作挺理想，就开始往外掏钱。因是匆忙逃出来的，身上只有买菜剩下的零钱，数了数倒也能凑出那个数，就给了“金秋玫瑰”，“金秋玫瑰”随手往抽屉里一丢，然后提笔在一张纸上写了一行字，给了寇兰。
费了好大劲寇兰才照着地址找到了那家叫“顺天”的个体饭店，是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那种。出面洽谈的是一个比介绍她来的“金秋玫瑰”略微年轻些的“准金秋玫瑰”，看派头和听说话口气不是老板就是老板娘。问：“你会做面点么？”她问：“面点不就是馒头、包子、豆沙包？”“准金秋玫瑰”反问：“除了馒头、包子、豆沙包别的会不会做？”她想想说：“以前只做过这几样，不过别的我可以学，能学会。”“准金秋玫瑰”不屑地一笑，说：“我们需要的是面点师，你要在这儿学也行，得交培训费。”她问：“多少？”“准金秋玫瑰”说：“五百元，时间一个月，出师后我们视情况可以聘用，也可以不聘用。”听这么说她就明白这条道是走不通了，就是出师后这里能聘用而且工资很高也不成，因眼下她交不起这么多培训费。这时“准金秋玫瑰”又说：“各行各业都是这样的，不信你到前面的洗浴中心问问，他们的培训费更高，八百元。”寇兰没说什么，离开了。
寇兰没到“准金秋玫瑰”说的洗浴中心去询问，她返回了“打工族之家”，“金秋玫瑰”正在做眼部按摩，见她回来立刻现出戒备神情，也不主动搭话，继续她的按摩。等寇兰讲了去那家饭店的过程，她才说句：“这很正常的。”寇兰问：“啥正常？”“金秋玫瑰”停止压迫眼袋，用一张棉纸擦拭沾在手指上的眼影膏，说：“介绍成介绍不成都正常。”寇兰说：“他们要的面点师，我填的是服务员，不是一个工种，就不应介绍过去。”“金秋玫瑰”说：“我们给饭店介绍的服务员，面案菜案都要会做，你开始也没讲你不会做面案，那能怪谁？”寇兰说：“我会做馒头、包子……”“金秋玫瑰”打断说：“那叫面食不叫面点。干饭店的面案就得会做面点。”面点、面点、面点，寇兰的脑子里像被“金秋玫瑰”塞满了面点，一片白茫茫，她呆呆地站着。不知过了多久，她向“金秋玫瑰”央求说：“大姨，你再给我介绍一家吧。”“金秋玫瑰”看看她说：“我看你是个忠厚孩子，就再给你介绍一次。不过没饭店的活了，只有发廊要人，去不去？”寇兰摇摇头。“金秋玫瑰”说：“不去就没办法了。”寇兰鼓足勇气说：“大姨求你把钱退给我行不行？”“不行！”“金秋玫瑰”把眼一横说，“你们这些人怎么都一个老师教出来的──耍赖，赖账，走吧走吧，没功夫和你磨牙。”要在往常，寇兰也不会为这区区几十块钱“磨牙”，而眼下不一样，掏出去那些钱她可以说已身无分文，没有钱可是寸步难行呵。她就再次恳求，向“金秋玫瑰”诉说自己的困难，说得眼部湿了，这时从里面屋出来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直着嗓朝她嚷：“怎么啦怎么啦！没完没了是不是？识相点就赶快走，不然我就打电话了！”寇兰怔了一下，那人没明说给谁打电话，可听那泰山压顶般的口气，就清楚是指公安，进城的乡下人有几个没领教过“公安”的厉害？
寇兰退出了“打工族之家”。泪流出来了，发誓再不踏进这个叫“家”的地方。可工作还是要找，她想起国瑞讲过陶凤总是自己找工作，觉得自己不妨也试试。她一想还是想到饭店，正走着的这条街上就有不少家饭店。她一家一家地询问，问人家需不需要服务员。一连问了十几家都没结果，她就泄了气。
寇兰记起蔡毅江曾带她去的一处劳力自由市场，那是打工者自己打造出来的地场，可以排除中介直接面对雇主。她觉得说不定会找到一件事做。地方大约记得，何况鼻子底下有嘴，七转八拐竟然找到了。他看见一拉溜站着等候雇主的民工，身前摆着“木工”、“瓦工”、“油工”、“管子工”等字样木牌。她想自己也应该写个牌牌，写上“服务员”、“缝纫”、“家政”之类，她便目光四觅，寻找可以向她提供木牌和油漆的人。正是想什么便留意什么，她看见一处地面上洒了一摊红油漆，便走过去，快到近前时听人喊：“别踏着血。”寇兰吓了一跳，赶紧停步，再看就发现是血不是油漆。她退到刚才向她喊、身前摆“粉刷”木牌的青年身旁，问句大哥这……是咋的呢？“粉刷”阴沉着个脸哼声说：“咋的，打斗呗。”寇兰问：“为啥呢？”“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