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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德森显得很关注此事，他说：“你说的对，哈尔，这是很麻烦。我要就这个问题给拉尔夫（即德农齐奥）写一份备忘录。”
但是，情况依旧，里奇还是经常听到西格尔在电话里吩咐威格顿和塔伯尔做这做那。因此他又去找古德森，说情况没有任何改变。古德森承认他没有给德农齐奥呈报备忘录，也没有写其他书面的东西。“不过，我跟拉尔夫谈了这个问题。”古德森说，听起来好像跟德农齐奥谈了就行了，他和里奇就不用再管了。“你知道，”古德森接着说，“马蒂有点疲沓，他做兼并收购做烦了，套利这活他做做也不错。”里奇觉得在这个问题上他只能做到这一步，别的他也无能为力。古德森毕竟是一个部门主管，西格尔也是公司的负责人，他们应该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
SCA收购案期间，里奇的工作时间特别长。西格尔经常要在康涅狄格的家里陪妻子，当时他妻子怀孕了，还是一对双胞胎。西格尔向里奇和约翰·戈登夸耀说，他妻子怀上的双胞胎是异卵双生，是由两条精子生成的，好像要以此说明他的性能力非同一般。戈登认为西格尔这样说表明他在这方面极不自信。
因为里奇和戈登都参与了这起收购案，他们特别注意SCA服务公司股票的交易情况，并屡屡对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购股时机把握得恰到好处啧啧称奇。他们从记录上看到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就在勃朗宁·费里斯公司意外加入竞购前大量购进了几批股票，戈登说：“真是邪了！他们怎么会那么精明？”两人推测有泄密的可能性，但他们从来没有想过西格尔可能干这种事。即使有人这样说他们也不会相信。
为西格尔选俱乐部的事也让戈登很头疼。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决定让西格尔参加一个俱乐部，因为他是公司的顶梁柱，应该加入一个纽约的高级俱乐部，这样可以为他创造与各公司大亨接触的机会，从而为本公司开发客户。西格尔对选择俱乐部一直很挑剔，说他讨厌同质性强的、思想势利的或观念陈旧的俱乐部，要加入就要选档次高的。实际上，他是希望找一个能显示身份的俱乐部。
因此，他让约翰·戈登去替他联系河流俱乐部。这是一个以ＷＡＳＰ为主的聚餐俱乐部，入会条件特别严格，位于52街东河附近的河流公寓大楼一层。该俱乐部由洛克菲勒家族成员创办，是纽约东部地区社会名流和工商精英经常出入之地。能成为该俱乐部会员的犹太人寥寥无几，亨利·基辛格是其中之一。
约翰·戈登的父亲阿尔·戈登是河流俱乐部的重要成员，父子俩开始调查西格尔加入这个俱乐部的可能性。结果很不妙，即使他们没敢提西格尔是犹太人，他获准接收的可能性也不大，特别是他在兼并收购领域的名声对他很不利。“他不是那个黑心的兼并收购狂吗？”一个成员问道，口气里透着一种鄙夷。另一个成员说，他认为西格尔是一个“强买强卖的骗子”。约翰·戈登没有争辩，担心这时候太替西格尔说话可能损害自己的声誉。公司袭购手罗纳德·佩雷尔曼也派人联系加入该俱乐部的事，一个成员对佩雷尔曼大加挞伐，不言而喻，佩雷尔曼被当即拒绝了。现在，戈登自己也开始产生别人那样的怀疑。SCA收购案后，他偶尔向西格尔汇报说正在继续加紧替他联系，但实际上他只是三心二意地在做这件事。
最后，西格尔加入了另一个俱乐部——联盟俱乐部。这个俱乐部位于公园大道，档次和级别都不可与河流俱乐部同日而语。西格尔在这里没呆多长时间就退了出来。他发现这里特别守旧，而且有性别歧视，不让女性加入。尽管纽约州司法局长敦促它取消性别歧视，但它仍一意孤行，简·戴对此非常气愤。西格尔借此机会从中退了出来，以示抗议。德农齐奥按旧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的标准塑造西格尔的努力付诸东流了。
1985年3月，西格尔夫妇的双胞胎出生了，是一对龙凤胎，他们格雷西广场公寓的空余房间很快都用上了。随着兼并收购交易以人们预想不到的速度继续快速发展，西格尔的业务非常红火。他希望威格顿和塔伯尔能够不用他大量指导，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在前一年的成功基础上有所建树，但这种希望不久就破灭了。
公司对威格顿和塔伯尔的投资额度做了限定，如果是他们自己决定交易，一般情况下最多只允许动用100万美元，在收购案已经宣布、风险降低（潜在利润也降低）的情况下，可以动用500万美元。即使这样，他们也不断陪钱。他们对西格尔说，他们必须得有一把“杀手锏”。西格尔非常明白，他们是期望他把“杀手锏”授给他们。
到1985年春，西格尔发现情况又严重了。德农齐奥继续为公司的财政状况心急火燎。西格尔感到有一种压力，要求他再给威格顿和塔伯尔提供信息，但他阻止了自己，他不能再去向弗里曼索取这种东西。
西格尔和弗里曼仍然几乎每天都通电话，交流各方面的信息，包括布斯基、穆赫伦、桑迪·刘易斯（就是介绍穆赫伦与布斯基相识的那个人）以及其他华尔街著名套利人的有关情况。快3月底时，弗里曼提到一个投资公司，叫科尼斯顿投资合伙公司，该公司系由一个名叫基思·戈拉斯特的投资业务员和另外两人一起组建。
弗里曼是通过好友詹姆斯·里根认识戈拉斯特的。里根是弗里曼在达特茅斯学院上学时的同窗，是他最好的朋友之一。里根开了好几个投资合伙公司，包括新泽西州普林斯顿的普林斯顿－纽波特投资合伙公司。华尔街上一直就有许多私人投资合伙公司，但很少有像20世纪80年代时那样红火的。几乎任何人都可以开一家这样的合伙公司，向富商们筹集资金（就像布斯基所做的那样），然后拿这些资金去投资，从中赚取资金管理费和一定比例的投资所得。
西格尔从来没有听说过科尼斯顿投资合伙公司。该投资公司是靠投资低值的封闭式共同基金启动的。它开始对基金管理带来压力，从而导致更广泛的和更有利可图的代理权之战和收购威胁。在弗里曼向西格尔提起该公司时，它还不很出名，可信度也不高。然而，弗里曼却看好这个公司，说它是值得关注的一支袭购力量。
弗里曼告诉西格尔，科尼斯顿投资合伙公司现正在囤积斯托勒（Storer）通信公司（一家有线电视和广播公司）的股票，可能要对它发起收购。弗里曼也在大量买入斯托勒通信公司的股票，既有给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买的，也有给自己买的，购股量已达斯托勒通信公司股票的约3％。弗里曼说，科尼斯顿投资合伙公司意欲促成一笔大交易，并表示：“他们是认真的。”
西格尔脑子里映出这样一幅图景：弗里曼坐在源源不断的信息流旁边，信手拈来自己想要的东西，就像一只大棕熊蹲守在湍急的河流边悠然捕食肥美的鲑鳟鱼一样。不过，西格尔有一点不明白：弗里曼是怎么知道科尼斯顿投资公司计划收购斯托勒通信公司这个敏感消息的？最后他向弗里曼提出了这个疑问，弗里曼回答：“我与替科尼斯顿投资公司购买股票的人关系很近。”弗里曼没有提普林斯顿－纽波特投资合伙公司的名字，也没有提詹姆斯·里根的名字。里根在替科尼斯顿投资合伙公司购买股票，同时捎带着为自己的普林斯顿－纽波特投资公司买进一些。一俟斯托勒通信公司被收购，他们就可获取丰厚利润。
这时，西格尔甚至没有想到去告诉威格顿和塔伯尔也买进斯托勒通信公司的股票，虽然弗里曼可能就是希望他参与购买。弗里曼可能想为斯托勒通信公司的股票制造购买压力，好软化它一下，使它对可能出现的收购有思想准备。西格尔这时马上想到的是，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或许可以借此机会发挥更大的作用。自从西格尔在海湾石油公司收购案中做过ＫＫＲ公司的代理之后，经常与该公司的负责人亨利·克拉维斯电话联系，他知道克拉维斯正在寻找收购目标。西格尔通过听到的斯托勒通信公司的有关情况，又检查了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自己对这家公司的研究，越想越觉得该公司对ＫＫＲ公司是一个机会。
因此，西格尔给克拉维斯打电话，把这个情况告诉了他。克拉维斯说：“好极了！我们见个面怎么样？”西格尔接着又给斯托勒通信公司的代理狄龙－里德公司打电话，介绍了KKR公司的意向，于是他们一起开会对与KKR公司交易的前景进行了初步讨论。当西格尔又与弗里曼通电话时，吃惊地发现，弗里曼对会上的一切好像都已经知道了。
4月15日，西格尔给弗里曼打电话，提出要把一些有关斯托勒通信公司的资料给KKR公司看。他故意提出这件事，想看看弗里曼会不会反对。弗里曼根本不在乎。
由于拥有内幕信息，弗里曼继续大肆购进斯托勒通信公司的股票，4月17日增购了超过7．4万股。他的助手弗兰克·布洛森斯也给自己购买了2000股（投资额接近75万美元）。
西格尔告诉弗里曼他现在正在做KKR公司的代理，于是两人商讨起有关策略。斯托勒通信公司没有发出欢迎善意兼并的信号，而ＫＫＲ公司也尚未开始任何非友好袭购行为。西格尔和弗里曼都希望KKR对斯托勒通信公司发起非善意兼并，两人还琢磨起怎样才能使这起收购之战鸣枪开始。他们讨论了发送“黑熊之拥”信件的可能性，即让ＫＫＲ向斯托勒通信公司发出一封恩威并施的收购意向书，提出对它进行善意兼并，同时表明若善意兼并被拒，将诉诸恶意兼并。投资业务员与套利人之间经常这样讨论问题，其好处是，双方可以在不泄露秘密计划的前提下获取关于未来可能发生情况的线索。
正如西格尔此前给弗里曼保证的那样，4月19日，KKR公司向斯托勒通信公司发出了收购报盘。让西格尔有点失望的是，第二天，斯托勒通信公司拒绝了KKR公司，并向股东们发出一封信，敦促他们拒绝KKR的任何要求。此后不久，弗里曼即给西格尔打电话，他给西格尔打气说：“别着急，科尼斯顿投资合伙公司、戈登·克劳福德和我——我们会一起给它的董事会施加压力。”（然而，弗里曼和他的这个联盟从未向证交会报告他们是一体的。）
接着，下个周末，弗里曼又给西格尔打电话。从声音听得出来，他有点心神不宁。他说他受不了这种悬而未决的状态。他问西格尔这样一个问题：KKR公司准备发送“黑熊之拥”信件吗？事实上，前一天，克拉维斯同意了西格尔的建议，决定向斯托勒通信公司发送一封准“黑熊之拥”信件，西格尔称之为“玩具熊之抚”，就是温和版的“黑熊之拥”，信中有意淡化威胁性语言。西格尔知道，如果他回答弗里曼这个问题，然后弗里曼据此进行交易，那么他们就又非法越界了，他以前的起誓也就白发了。但他同时感到，让弗里曼知道这个消息符合他的客户的利益，因为弗里曼是斯托勒通信公司的最大股东之一，他可以影响该公司做出有利于KKR公司的行动。于是，西格尔回答：“是的，KKR准备发这封信。”
西格尔又去找克拉维斯讨论，几天后他们增加了一些购买股票的认股证书，以此作为推动交易成功的催化剂。西格尔又与弗里曼联系，弗里曼不太高兴，他希望ＫＫＲ提高收购报价。“这是底线了。”西格尔说，“我们不准备再高了。”4月22日，KKR公司发出了修订报盘。
接着，斯托勒通信公司威胁要破坏他们的计划。它再次拒绝了KKR的收购报盘，向股东们提出了一个资本结构调整计划，但这个计划价值大小很难评定。在弗里曼和里根继续购买斯托勒通信公司的股票和选择权的过程中，科尼斯顿投资合伙公司宣布将发起一场代理权之战，以挫败斯托勒通信公司的资本结构调整计划，并逼迫该公司接受出价最高者的收购。
弗里曼和西格尔继续就斯托勒通信公司收购案保持密切联系，就是在这起事件陷入旷日持久的代理权之战时也是如此。7月4日左右，有传言说又有一个公司准备加入对斯托勒通信公司的收购。弗里曼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西格尔，西格尔立即把这个重要信息转告给克拉维斯，克拉维斯这时正在英国温布尔登观看网球公开赛。一个星期后，考姆卡斯特（cast）公司发起了对斯托勒通信公司的收购。弗里曼打电话给西格尔，问道：“KKR会和考姆卡斯特竞争吗？”西格尔向他保证说会。他相信克拉维斯不会介意他把这个消息向外泄露。西格尔给克拉维斯大体上说过他与弗里曼的关系，虽然克拉维斯对泄露内幕信息一直持反对态度，但他承认对斯托勒通信公司保持压力对他有利。弗里曼现在对KKR公司方面的秘密信息了如指掌，就如同他是这个公司里的成员一样。
最后，7月末，竞购价达到了出乎人们预料的水平。弗里曼又给西格尔打电话，说他个人买入了大量的斯托勒通信公司股票（其实这一点西格尔早就很清楚）。弗里曼问：“我刚刚以90＋2美元的价格出售了8月份的股票购买权。我是做对了还是做错了？”（出售购买权乃基于对最终价格不会高于某个水平的判断——在本案中，购买权价格是90美元，选择权价格是2美元。）
西格尔知道KKR公司要出的最终秘密价格是多少。不知为什么，弗里曼卡得很准——就是92美元。西格尔说：“我听着不错。”听到这个，弗里曼满意地笑了。西格尔决不会知道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弗里曼、里根、戈拉斯特和科尼斯顿投资合伙公司这个“小集团”具体赚了多少，但有一点他是知道的，那就是他们的利润非常之巨，因为他们操纵着一笔联合资本，形成了一种合力，积聚起恢然破竹之势，这种优势是布斯基所不具备的。
KKR公司对西格尔的工作很满意。它以每股92美元的价格买下了斯托勒通信公司，尽管价格不菲，但斯托勒通信公司成为ＫＫＲ最成功的收购之一。
此役后，西格尔再次感到弗里曼欠下了他的“人情”。在自觉与不自觉之间，西格尔下定的断绝与弗里曼交流内幕信息的决心烟消云散了，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又从断连处续接上了。弗里曼不久就开始对西格尔慷慨相报。
弗里曼在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的地位更高了，现在可以参加与公司一些最重要的客户举行的高层战略会议。这些最重要的客户包括尤纳考（Unocal）公司，这是一家石油公司，最近成了布恩·皮肯斯的袭购目标。这起收购不久就演变成了一场最激烈、最艰苦的收购战，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在这场收购战中帮助尤纳考公司组织应对工作。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的兼并收购业务主管彼得·塞克斯经常每天与弗里曼磋商应对策略，每次长达两三个小时，从而使得弗里曼可以针对各种应对方案如何为套利所用向本部门的人员提出独特的富有价值的意见。塞克斯与弗里曼的这种交流违背了套利业务与其他业务分离的规定，而且，塞克斯不曾知道的是，弗里曼还向外泄露尤纳考公司的秘密。
就在西格尔第一次向弗里曼泄露KKR公司收购斯托勒通信公司的具体计划不久，他就提到他买有尤纳考公司的股票。弗里曼向他保证这只股票会“有利可图”，于是西格尔要求威格顿和塔伯尔增加购股量。后来，尤纳考公司计划把一些石油生产部门分离出去，以其为主体专门设立一个独立的由它控股的有限责任合伙制公司。当弗里曼把尤纳考公司的这项计划具体泄露给西格尔时，西格尔再敦促威格顿和塔伯尔增持该公司的股票。
弗里曼向西格尔泄露的关于尤纳考公司的许多信息都表明，在金融业务中，即使是看似秘密的信息，对于老练的投资商也是非常重要的。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帮助尤纳考公司策划了多种反收购策略，其中一个是，尤纳考公司提出以每股72美元的价格回购本公司50％的股票，未被购回的股票将按市场价格正常交易，但是，皮肯斯手里的该公司股票不在回购之列。这个消息在市场上引起了恐慌，因为皮肯斯可能要提出起诉。这个时候，西格尔正在从达拉斯飞往塔尔萨的途中。他一飞机就给威格顿和塔伯尔打电话，由于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购进的尤纳考股票很多，这两个人正急得发疯。为使电话记录上显示不出直接给弗里曼的办公室打过电话，西格尔打通秘书的电话，由她转接到弗里曼办公室。“别着急，”弗里曼说，“这没关系。我们（指尤纳考公司）无论如何都要以部分股权收购的形式收购股票。”这就意味着，即使法庭判决皮肯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