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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情人制的社会，男女社交极其普遍与自由，一个男人见一切女子皆可以成为伴侣，而一个女子见一切男人皆可以为伊情人的可能性。总之，社会的人相对待，有如亲戚一样：笑脸相迎，娇眼互照，无处不可以创造情爱，无人不可以成为朋友。门户之见既除，羞怯之念已灭，男女结合，不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全恃他创造情爱的才能，创造力大的则为情之王情之后，其小的则为情的走卒和情的小鬼。
在情人制之下，社会如蝶一般狂，蜂一般咕啜有趣，蚊群一样冲动，蚁国一般钻研，人尽夫也，而实无夫之名；人尽妻也，但又无妻之实。名义上一切皆是朋友；事实上，彼此准是情人。
张竞生在法国生活八年后，有多次猎艳寻情、拈花惹草的经历，深得其中的乐趣。再加上他读过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和圣西门、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著作，便主张“情人制”，乃是顺理成章的。可是国内那些观念保守、头脑僵化、性格沉闷、感情板滞的人，更别说以捍卫世道人心为己任的卫道士们，实在不能接受这套“歪理邪说”。他们视之为洪水猛兽，痛加攻讦和诋毁。有人认为，张竞生以蜂、蝶、蚊、蚁四物为喻，等于自己抽自己的耳光，已足证“情人制”是下三滥的货色。这些人全都是情绪化的，轻则恼怒，重则忿恨，张竞生还哪有讲理的地方？至于他所提倡的“外婚制”，从优生强种的立场出发，建议中国人多与俄国人、欧美人、日本人通婚，汉人多与满、蒙、回、藏人通婚，南方人多与北方人通婚，也被人嘲笑为瞎扯蛋。像德龄女士（近代华裔旅美作家）那样见过世面的女子，不愿由慈禧太后作伐嫁给王孙公子，而愿嫁给美国人，实在是不可多见的范例。
1922年4月19日，美国生育节制专家山格夫人访华，由胡适担任翻译，张竞生陪同，在北京大学讲演其理论。张竞生一向主张节育，乘此机会，极力介绍山格夫人的主张，可惜言者谆谆，听者藐藐，收效甚微。
有一次，张竞生经过上海，汪精卫请他吃饭。汪氏子女满屋，汪精卫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我也是赞成节育的，但结果竟是这样呵！”这说明赞成节育的人尚且不能少生，更何况那些反对节育的人。张竞生认为：“男女交媾的使命，不在生小孩，而在其产生出了无穷尽的精神快乐。”他还改动古诗句“美人自古如名将，不许人间见白头”为“美人自古如名将，不许人间见儿孩”，劝女人不要轻易怀孕。若要小孩，则须出于优生的考虑，选择惠风和畅的日子，以大自然为洞房，以树影为花烛，享受和谐的性爱，由此而孕的胎儿，将来不是英雄，便为豪杰，其次也会是才子佳人。张竞生的节育理论大受社会的咒骂，招致许多侮辱之词，他反正是习惯了，即使大粪浇头，他也没怨言。
1923年4月29日，张竞生在北京《晨报副刊》上发表了《爱情的定则与陈淑君女士事的研究》一文，引发关于爱情的大讨论。事由是：1922年3月，张竞生南北议和时的同志、留法时的同伴、北大生物系主任谭鸿熙丧妻后不久，即与妻妹陈淑君同居，而陈淑君在广东尚有未婚夫沈原培，彼此未曾脱离关系。结果沈氏感觉受骗受害，赶到北京，在报纸上刊登广告，斥责谭熙鸿败德，陈淑君负义，闹得乌烟瘴气，满城风雨。张竞生发表此文，显然是支持和声援谭熙鸿的，他指出爱情的定则有以下四项：是有条件的；是可比较的；是可变迁的；夫妻为朋友的一种。
从1923年4月到6月，《晨报副刊》共发表讨论稿件二十四篇、信函十一件。梁启超、鲁迅、许广平、孙伏园都参与了这场争论。全盘反对的人不多，完全支持的人更少，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其中关于爱情是有条件的这一项争议最大，张竞生列举的条件有六项内容：感情、人格、状貌、才能、名誉、财产。“地位”包含在“名誉”中。条件愈完全，爱情愈浓厚。极端的人认为爱情是神秘的，是无条件的，次者认为爱情只以感情、人格、状貌为条件，绝大多数人都认为若以财产为前提，爱情就未免庸俗和势利，沾染上了铜臭味。殊不知空着肚皮是无法恋爱的，鲁迅在小说《伤逝》中已痛切地总结出，“爱情要时时更新、生长、创造”，首先必须保证温饱，保证衣食无忧，否则爱情必定夭折，幸福更是无从谈起。
反对缠脚，提倡天足；反对束胸，提倡大奶；反对偷生，提倡殉情；包括制定爱情的游戏规则，张竞生觉得这些还远远不算过瘾，他真心想研究想讨论的是男女性爱。这在当时的中国还是一座荒芜的园地，或谓之禁区也不为过。1923年5月，北京大学国学门成立“风俗调查会”，张竞生出任主席。他拟定风俗调查表，列出三十多项，其中有“性史”一项。1925年深秋，张竞生在《京报副刊》上发出《一个寒假的最好消遣法》征稿启事，正式向社会征集性史。来稿出乎意料地踊跃，他从中选出有代表性的七篇，加上序言和批语，编为《性史》第一集，1926年4月，由性育社印行。几乎是立竿见影，许多学校贴出查禁此书的公告，它们反而起了促销的作用，《性史》不胫而走。卫道士们犹如祖坟被挖，无不暴跳如雷，遂引发轩然大波。这七篇讲述性经历的文章涉及到女性被欺凌、性冲动、性觉醒、性游戏、性饥饿、性冷淡、手淫、偷情、性和谐、性高潮等多个方面，张竞生在批语中一一给予针对性的评论。尤其出格的是，张竞生提出“新淫义”：“我们所谓淫不淫就在男女之间有情与无情。若有情的，不管谁对谁皆不是淫；若无情的，虽属夫妇，也谓之淫。”
《性史》第一集摆事实，讲学理，对症下药，对国人的性蒙昧有拨云见日之效，却不为保守派所容。在他们看来，《性史》乃是淫书，张竞生的所作所为全是诲淫，不仅误导青少年，而且败坏了世道人心。百口莫辩，千夫所指，到了这个地步，当然没有了学术领域正常讨论的余地。
后来，张竞生在《两度旅欧回想录》中忆及往事，有一段话算是自我辩白，值得一读：
有人要这样问：“既是学者，又有钱游历全世界，别项学问又那样多，偏去考究那个秽亵的阴户问题，实在太无谓吧！”现先当知的是对这个问题的观察点，常人与学问家，根本上不大相同。常人不肯说，不肯研究，只要暗中去偷偷摸摸。学问家则一视同仁：他们之考究阴户与别项性问题，也如研究天文之星辰运行，日月出没一样。这个并无所谓秽亵，与别种学问并无所谓高尚，同是一种智识，便具了同样的价值。且人生哲学，孰有重大过于性学？而民族学、风俗学等，又在在与性学有关。学问家，一面要有一学的精深特长；一面，对于各种学问，又要广博通晓。无论哪种学问，都可研究。而最切要的，又在研究常人所不敢或不能研究的问题。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社会，礼教依旧森严。张竞生冲决网罗，破坏规则，惹发众怒乃是情理之中的事情。科学要战胜蒙昧，需要胆识，也需要时间。张竞生是先行者，遭到误解和打击，自然无法避免。生物学家周建人提倡新文化，观念并不保守，他对《性史》也感到不满足，认为“一般人所需要的是由论料得来的结论，而不是论料本身”。殊不知英国性学研究大家蔼理士的煌煌巨著《性心理研究录》中也附有数十条性史以为佐证。总之，光有论证而无论据，这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
《性史》第一集给张竞生惹来一身蚁一身膻，第二集便被扼杀于印刷厂中，坊间却立刻有多种伪本流行。还有一本《性艺》竟盗用张竞生之名出版，赚得瓢盈钵溢，骂名则全由张竞生背负。
1926年夏，张竞生依照蔡元培校长所定的成例——北大教员授满五年课程后，即可带薪去国外游学一二年——前往上海，打算买舟泛洋。不巧的是，这时候奉系军阀张作霖攻入北京，赶走了冯玉祥，免去蔡元培的校长之职，任命刘哲为北大新校长。奉军入京后，疯狂屠戮民主人士和共产党人，《京报》社长邵飘萍、《社会日报》社长林白水、北大政治系教授李大钊先后遇害。在这样白色恐怖的局面下，蔡元培所定的规则自然被推翻，张竞生出洋游历的资格和资金已没了戏，北大教职也泡了汤。他滞留上海，为生存考虑，便与友人谢蕴如合股两千元，谢任总经理，张任总编辑，在书局林立的四马路开办美的书店，专门发行张竞生编译的“性育丛书”，还出版一本《新文化》月刊。张竞生在《性育丛谈》中大谈“第三种水”（即女性在性高潮时所出的巴多林液，世俗称之为“淫水”）和性部呼吸，比《性史》第一集走得更远。由于张竞生的知名度和感召力，再加上美的书店所请的漂亮女店员的吸引力（此前，书店普遍只用男店员），开张之后，门庭若市。而且张竞生在附近的饭店辟有专桌专座，每天开流水席，朋友来了随时管个酒足饭饱。有的买书人进书店时故意用戏谑的口气询问女店员：“第三种水出了没有？”一语双关，女店员起先会红着脸作答，久而久之也就不害羞了。生意太好，遭人嫉妒，当年，上海的书店业由江苏人把持，张竞生是广东人，谢蕴如是福建人，都不在这个体系中，两个书呆子又不肯去拜码头和多方打点，江苏帮便串通警局，专找美的书店的晦气。每过一段时间，张竞生即遭法院传讯，警察即来罚款数百元，并且搬空店中书籍。这样频频捣乱，红红火火好端端的美的书店即被摧残得生气全无，惟有关门大吉，宣告倒闭。
张竞生真是一个极度恪守个人信念的人。像他这样臭名昭著的“性博士”，居然有人请他证婚，已属一奇；他证婚时大谈特谈夫妻性生活，大谈特谈“第三种水”喷出的快感，则更属奇中之奇，堪称惊世骇俗。这次证婚大约在1926年冬天，地点是上海东亚旅馆内，一次集体的文明婚礼，证婚词刊登在1927年1月《新文化》杂志创刊号上，题目是《如何得到新娘美妙的鉴赏与其欢心》。张竞生劝导新郎要有耐心，要知体贴，以三日为期，尽得新娘的欢心，然后收获圆满的性快乐。有一段说给新娘的话是这样的：“在此，我又常告诉新娘们，当性交时，你们应大胆地处于主动地位，虽第一次也不可太过谦让，谦让就要自己食亏。你们新娘如能主动，则虽第一次不觉得苦而觉得乐，因为第一次也可达到‘第三种水’喷出的快感。你们女子们每次必要交媾主动而以出‘第三种水’为限，则不但你自己快乐，将来由此生子女时也聪明强壮。交媾本是男女二人共同之事，理当由男女分工合作。如有一方不尽力，则失了交媾的真正意义。”他对新郎说的话更属离谱，他谈到处女膜无足轻重，男人不要对此小题大做，纠缠不清：“若知新娘确与人有染，你们于肉体上应当庆幸有人为你们打破难关，使你们坐享便宜。因为处女膜的存在，正为使得第一个男子种种不便宜与使女子种种的留难。至于交媾的快乐，不在处女而在女子的‘老练’也。于心灵上，你们新郎应知前此之事于你何与，但求今后伊能真爱你就好了。伊能爱你与否不在处女膜有无，而在彼此的情感，而遇这些与人曾经偷情的女子，你们更尽心恢复情感。这是一件情感竞争上更有趣味的事情。若你们新郎有这样态度，包管新娘感激流涕，懊悔前时无主宰，再安排新生命为新郎享用！”天下证婚人千千万万，没有像张竞生这样娓娓而谈性事的；天下证婚词万万千千，也没这一篇如此殷切关怀生命的。可以说，张竞生比那班伪君子和真小人要伟大得太多，他的功德完全被人故意遮蔽、有意低估了。
张竞生的理论和他推广这些理论的行为确实太超前了，别说一般智识的人难以理解，就连担任过北大代理校长和校长的蒋梦麟（他的心胸雅量比蔡元培差得远）也认为，张竞生是北大教授中的害群之马。1927年，张竞生携同家人到杭州游玩，适值蒋梦麟担任浙江教育厅厅长。正是蒋梦麟向省府提议，拘捕张竞生，罪名是“宣传性学，毒害青年”。所幸张竞生得到老朋友、民国元勋张继的关照，才被从轻发落，驱逐出境，三年不许踏入浙江半步。
军阀当道，民不聊生，教育凋残，文化衰敝，国内的环境实在太恶劣。蔡元培旅居欧洲去了，张竞生亦步其后尘，第二次赴法游学。他得到广东省政府主席陈铭枢的私人资助，遂以翻译外国名著为职志。张竞生原想集合同道翻译二三百种，但由于大笔经费无法筹措，终于只译出卢梭《忏悔录》、《歌德自传》等数种，凑成一辑“浪漫派丛书”。他第二度旅法，亦有多次艳遇，他去日出岛参加天体运动（与情人整日裸体相处）最有特色，但他对此涉笔不多，显然是意兴阑珊了。
到了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张竞生已经六十多岁，枯木逢春，老树开花，经人介绍，与南京的一位资深美女（三十七岁）建立了恋爱关系。在张竞生的提议下，两人在石头城与五羊城之间频频鸿雁往返，张竞生美其名为“通信试婚制”，结果是有情人终成眷属，算是彻底勾消了张竞生长期得不到一位知心伴侣的恨憾。张竞生自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即不再研究性学，又由于“名声不好”，得罪的学界权威太多，各大学皆不肯聘他为教授。1953年，广东省成立文史研究馆，他被定为首批馆员，写了几篇回忆录，较有价值的有1959年4月撰写的《南北议和见闻录》，更重要的是他的三部自传：《浮生漫谈》、《十年情场》和《爱的漩涡》，先后在香港和新加坡出版。他的晚景终归于恬淡，“文革”对他的冲击似乎并不大。这位发誓要活到一百岁的老人，八十二岁时因脑溢血猝死于故乡的茅屋中，而不是批斗场。他一生有三大憾事：一是没有娶欧妇，二是没有办成现代化的潮洲大学，三是没有完成翻译二三百种世界名著的宏愿。至此，他只有饮恨九泉了。
有人称张竞生是中国人口学和性学领域的拓荒者，这大致是不错的。他倡导节制生育比马寅初要早出许多年，而高揭性解放性自由的大旗，更是先驱中的先驱。还有人称张竞生是中国文坛的一颗流星，是中国文化界和出版界的失踪者。他失踪了半个多世纪，在国内图书馆中很难再找寻得到他的著作。但张竞生身上也存在理论与实际的矛盾，他标榜“新女性中心论”，主张情人各得自由，互不干涉，可是他却对自家那位喜欢玩出走游戏的情人褚问鹃女士（“中国的娜拉”）不够宽容，在《新文化》月刊上发表《恨》一文，自曝家丑，极尽谴责之能事，不仅吐了恶言，还动了拳脚，被人捅到报纸上；他主张节制生育，自己却有五个孩子。凡此种种，大醇之中有小疵。但他整体上还是有趣的、可爱的，甚至是了不起的，国人能忘记他半个世纪，甚至一百年，但绝对不可能将他永远遗忘，他激活人性的壮举终将为中国有识之士所赞赏。
一代直声
一 代 直 声
？ 曾以亮
梁漱溟自命不凡，自视甚高，他吹起牛来尽兴尽致。1942年，他从香港脱险，返回大陆，居然毫发无伤，还写信给儿子梁宽、梁恕，大吹特吹：
孔孟之学，现在晦塞不明。或许有人能明白其旨趣，却无人能深见其系基于人类生命的认识而来，并为之先建立他的心理学而后乃阐明其伦理思想。此事惟我能作。又必于人类生命有认识，乃有眼光可以判明中国文化在人类文化史上的位置，而指证其得失。此除我外，当世亦无人能作。前人云：“为往圣继绝学，为来世开太平”，此正是我一生的使命。《人心与人生》等三本书要写成，我乃可以死得；现在则不能死。又今后的中国大局以至建国工作，亦正需要我，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那是不可想象的，乃不会有的事。
我相信我的安危自有天命……假如我是一个寻常穿衣吃食之人，世界多我一个或少我一个皆没有关系，则是安是危，便无从推想，说不定了。但今天的我，将可能完成一非常重大的使命，而且没有第二人代得。从天命上说，有一个今天的我，真好不容易，大概想去前途应当没有问题。——这一自信，完全为确见我所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