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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性。又据孟子说，我们的性是“天之所与我者”（《孟子·告子上》），所以知道
了性，也就知道了天。
神秘主义
照孟子和儒家中孟子这一派讲来，宇宙在实质上是道德的宇宙。人的道德原则也就
是宇宙的形上学原则，人性就是这些原则的例证。孟子及其学派讲到天的时候，指的就
是这个道德的宇宙。理解了这个道德的宇宙。就是孟子所说的“知天”。一个人如果能
知天，他就不仅是社会的公民，而且是宇宙的公民，即孟子所说的“天民”（《孟子·尽
心上》）。孟子进一步区别“人爵”与“天爵”。他说：“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
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孟子·告子上》）换句话说，天
爵都是在价值世界里才能够达到的境地，至于人爵都是人类世界里纯属世俗的概念。一
个天民，正因为他是天民，所关心的只是天爵，而不是人爵。
孟子还说：“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怨而行，求仁莫近焉。”
（《孟子·尽心上》）换句话说，一个人通过充分发展它的性，就不仅知天，而且同天。
一个人也只有充分发展他的不忍人之心，他才内有仁德。要达到仁，最好的方法是行忠
恕。通过行忠恕，他的自我、自私，都逐步减少了。一旦减无可减，他就感觉到再也没
有人与我的分别，再也没有人与天的分别。这就是说，他已经同天，即与宇宙同一，成
为一个整体。由此就认识到“万物皆备于我”。从这句话我们看到了孟子哲学中的神秘
主义成分，
若要更好地了解这种神秘主义，就得看一看孟子对于“浩然之气”的讨论，在其中，
孟子描述了自己的精神修养发展过程。《孟子·公孙丑上》告诉我们，有一位弟子问孟
子有什么特长，孟子回答说：“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这位弟子又问什么是浩
然之气，孟子回答说；“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
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浩然之气”是孟子独创的名词。到后来，孟子的影
响日益增大，这个名词也就不罕见了，但是在先秦仅此一见。至于它到底意指什么，连
孟子也承认“难言也”（同上）。可是这段讨论，先讲了两个武士和他们养气的方法。从
这一点我推测出，孟子的“气”也就是“勇气”的气，“士气”的气。它和武士的勇气、
士气性质相同。当然也有所不同，就是它更被形容为“浩然”，浩然是盛大流行的样子。
武士所养的气是关系到人和人的东西，所以只是一种道德的价值。但是浩然之气则是关
系到人和宇宙的东西，因而是一种超道德的价值。它是与宇宙同一的人的气，所以孟子
说它“塞于天地之间”。
养浩然之气的方法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可以叫做“知道”。道就是提高精神境
界的道。另一方面，孟子叫做“集义”，就是经常做一个“天民”在宇宙中应当做的事。
把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就是孟子说的“配义与道”。
一个人能够“知道”而且长期“集义”，浩然之气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丝毫的勉强
也会坏事。就像孟子说的：“无若宋人然。宋人有闵其苗之不长而偃之者。芒芒然归，
谓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长矣。其子趋而往视之，苗则槁矣。”（同上）
一个人种庄稼，一方面当然要培育它，但是另一方面千万不可“助长”。养浩然之
气正像种庄稼，当然要做些事，那就是行仁义。虽然孟子在这里只说到义，没有说到仁，
实际上并无不同，因为仁是内部内容，其外部表现就是义。一个人若是经常行义，浩然
之气就会自然而然从他的内心出现。
虽然这种浩然之气听起来怪神秘，可是照孟子所说，它仍然是每个人都能够养成的。
这是因为浩然之气不是别的，就是充分发展了的人性，而每个人的人性基本上是相同的。
人性相同，正如每个人的身体形状相同。孟子举了个例子，他说，鞋匠做鞋子，虽然不
了解顾客的脚实际有多大，但是他做的总是鞋子，而不是草篮子（《孟子·告子上》）。
这是因为人的脚都是大同小异的。人性的情况也一样，圣人的本性与其他人的也相同。
所以每个人都能够成为圣人。只要他充分地发展他的本性就行了。正如孟子断言的：
“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下》）。这是孟子的教育学说，历来的儒家都坚持这
个学说。
第八章
名家
“名家”这个名称，译成英文时，有时译作“sophists（诡辩家）”，有时译作“lo
gicians（逻辑家）”或“dialecticians（辩证家）”。名家与诡辩家、逻辑家、辩证家有
些相同，这是事实；但是他们并不完全相同，这更是事实。为了避免混乱，顶好是按字
面翻译为theSchoolofNames。这样翻译，也可以提醒西方人注意中国哲学讨论的一个重
要问题，即“名”、“实”关系问题。
名家和“辩者”
从逻辑上讲，中国古代哲学的名与实的对立，很像西方的主词与客词的对立。例如
说，“这是桌子”，“苏格拉底是人”，其中的“这”与“苏格拉底”都是“实”，而
“桌子”与“人”都是“名”。这是十分明显的。但是，若试图更为精确地分析到底什
么是名、实，它们的关系是什么，我们就很容易钻进一些非常可怪的问题，要解决这些
问题就会把我们带进哲学的心脏。
名家的人在古代以“辩者”而闻名。《庄子》的《秋水》篇，提到名家的一个领袖
公孙龙，他说他自己“合同异，离坚白，然不然，可不可。困百家之知，穷众口之辩”。
这些话对于整个名家都是完全适用的。名家的人提出一些怪论，乐于与人辩论，别人否
定的他们偏要肯定，别人肯定的他们偏要否定，他们以此闻名。例如司马谈就在他的
《论六家要旨》中说：“名家苛察缴绕，使人不得反其意。”（《史记·太史公自序》）
公元前三世纪的儒家荀子，说邓析（公元前501年卒）、惠施“好治怪说，玩琦辞”
（《荀子·非十二子》）。《吕氏春秋》也说邓析、公孙龙是“言意相离”、“言心相离”
之辈（《审应览·离谓·淫辞》），以其悖论而闻名于世。《庄子》的《天下》篇列举了
当时著名的悖论之后，提到惠施、桓团、公孙龙的名字。所以这些人似乎就是名家最重
要的领袖人物。
关于桓团，我们别无所知。关于邓析，我们知道他是当时著名的讼师、他的著作今
己失传，题作《邓析子》的书是伪书。《吕氏春秋》说：“子产治郑，邓析务难之。与
民之有狱者约，大狱一衣，小狱襦裤。民之献衣、襦裤而学讼者，不可胜数。以非为是，
以是为非，是非无度，而可与不可日变。”（《吕氏春秋·市应览·离谓》）《吕氏春秋》
还有个故事，说是洧水发了大水，淹死了郑国的一个富人。尸首被人捞去了。富人的家
属要求赎尸，捞得尸首的人要钱太多，富人的家属就找邓析打主意。邓析说：“不要急，
他不卖给你。卖给谁呢？”捞得尸首的人等急了、也去找邓析打主意。邓析又回答说：
“不要急，他不找你买，还找谁呢？”（《审应览·离谓》）故事没有说这件事最后的结
局，我们也可想而知了。
由此可见，邓析的本领是对于法律条文咬文嚼字，在不同案件中，随意作出不同的
解释。这就是他能够“苟察缴绕，使人不得反其意”的方法。他专门这样解释和分析法
律条文，而不管条文的精神实质，不管条文与事实的联系。换句话说，他只注重“名”
而不注重“实”。名家的精神就是这样。
由此可见，辩者本来是讼师，邓析显然是最早的讼师之一。不过他仅只是开始对于
名进行分析的人，对于哲学本身并没有作出真正的贡献。所以真正创建名家的人是晚一
些的惠施、公孙龙。
关于这两个人，《吕氏春秋》告诉我们：“惠子为魏惠王（公元前370—319年在位）
为法，为法已成，以示诸民人，民人皆善之。”（《审应览·淫辞》）又说：“秦赵相与
约，约曰；自今以来，秦之所欲为，赵助之；赵之所欲为，秦助之。居无几何。秦兴兵
攻魏，赵欲救之，秦王不说，使人让赵王曰：约曰，秦之所欲为，赵助之；赵之所欲为，
秦助之。今秦欲攻魏，而赵因欲救之，此非约也。赵王以告平原君。平原君以告公孙龙。
公孙龙曰：亦可以发使而让秦王曰，赵欲救之。今秦王独不助赵，此非约也。”（同上）
《韩非子》又告诉我们：“坚白、无厚之词章，而宪令之法息。”（《问辩》）下面我们
将看到，“坚白”是公孙龙的学说，“无厚”是惠施的学说。
从这些故事我们可以看出，惠施、公孙龙，在某种程度上，都与当时的法律活动有
关。公孙龙对于秦赵之约的解释，确实是完全按照邓析的精神。《韩非子》认为，这两
个人有关法律的“言”，效果很坏，像邓析的一样坏。韩非本人是法家，竟然反对源出
讼师的名家的“词”，以为它破坏法律，这也许令人奇怪。但是在第十四章中我们就会
明白，韩非及其他法家其实都是政治家，并不是法学家。
惠施，公孙龙代表名家中的两种趋向，一种是强调实的相对性，另一种是强调名的
绝对性。这种区别，在着手从名实关系中分析名的时候，就变得明显了。我们来看一句
简单的话：“这是桌子”，其中的“这”指具体的实物，它是可变的，有生有灭的。可
是“桌子”在这句话里指一个抽象范畴，即名称，它是不变的，永远是它那个样子。
“名”是绝对的，“实”是相对的。例如“美”是绝对美的名，而“美的事物”只能是
相对美。惠施强调实际事物是可变的、相对的这个事实，公孙龙则强调名是不变的、绝
对的这个事实。
惠施的相对论
惠施（鼎盛期公元前350一前260年）是宋国（在今河南省内）人。我们知道，他曾任魏
惠王的相，以其学问大而闻名。他的著作不幸失传了，《庄子·天下》篇保存有惠施的
“十事”，我们所知道的惠施思想，仅只是从此“十事”推演出来的。
第一事是：“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这两句话都是现在所
谓的“分析命题”。它们对于实，都无所肯定，因为它们对于实际世界中什么东西最大，
什么东西最小，都无所肯定。它们只涉及抽象概念，就是名：“至大”、“至小”。为
了充分理解这两个命题，有必要拿它们与《庄子·秋水》篇的一个故事作比较。从这种
比较中明显看出，惠施与庄子在某一方面有许多共同的东西。
这个故事说，秋水时至，百川灌河，河水很大，河伯（即河神）欣然自喜，顺流而东
行，至于北海。他在那里遇见了北海若（即海神），才第一次认识到，他的河虽然大，可
是比起海来，实在太小了。他以极其赞叹羡慕的心情同北海若谈话，可是北海若对他说，
他北海若本身在天地之间，真不过是太仓中的一粒秭米。所以只能说他是“小”，不能
说他是“大”。说到这里，河伯问北海若说：“然则吾大天地而小毫末，可乎？”北海
若说：“否。……计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时，不若未生之时。以其至小，
求穷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乱而不能自得也。由此观之，又何以知毫末之足以定至细之倪，
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穷至大之域？”他接着下定义，说最小“无形”，最大“不可围”。
至大、至小的这种定义与惠施所下的很相似。
说天地是最大的东西，说毫末是最小的东西，就是对于“实”有所肯定。它对于
“名”无所分析。这两句都是现在所谓的“综合命题”，都可以是假命题。它们都在经
验中有其基础；因此它们的真理只能是或然的，不能是必然的。在经验中，大东西、小
东西都相对地大、相对地小。再引《庄子》的话说；“因而所大而大之。则万物莫不大；
因其所小而小之。则万物莫不小。”（同上）
我们不可能通过实际经验来决定什么是最大的、什么是最小的实际事物。但是我们
能够独立于经验，即离开经验，说：它外面再没有东西了，就是最大的（“至大无外”）；
它内面再没有东西了，就是最小的（“至小无内”）。“至大”与“至小”。像这样下定
义，就都是绝对的、不变的概念，像这样再分析“大一”、“小一”这些名，惠施就得
到了什么是绝对的、不变的概念。从这个概念的观点看、他看出实际的具体事物的性质、
差别都是相对的、可变的。
一旦理解了惠施的这种立场，我们就可以看出，《庄子》中所说的惠施十事、虽然
向来认为是悖论，其实一点也不是悖论。除开第一事以外。它们都是以例表明事物的相
对性，所说的可以叫做相对论。我们且来一事一事地研究。“无厚不可积也，其大千里。”
这是说，大、小之为大、小，只是相对地。没有厚度的东西，不可能成为厚的东西。在
这个意义上，它可以叫做小。可是，几何学中理想的“面”，虽然无厚，却同时可以很
长很宽。在这个意义上，它可以叫做大。“天与地卑，山与泽平”。这也是说，高低之
为高低，只是相对地。“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这是说，实际世界中一世事物都
是可变的，都是在变的。“大同而与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
同异”。我们说，所有人都是动物。这时候我们就认识到：人都是人，所以所有人都相
同；他们都是动物，所以所有人也都相同。但是。他们作为人的相同，大于他们作为动
物的相同。因为是人意味着是动物，而是动物不一定意味着是人，还有其他各种动物，
它们都与人相异。所以惠施所谓的“小同异”，正是这种同和异。但是，我们若以“万
有”为一个普遍的类，就由此认识到万物都相同，因为它们都是“万有”。但是，我们
若把每物当作一个个体，我们又由此认识到每个个体都有其自己的个性，因而与他物相
异。这种同和异，正是惠施所谓的“大同异”。这样，由于我们既可以说万物彼此相同，
又可以说万物被此相异，就表明它们的同和异都是相对的。名家的这个辩论在中国古代
很著名，被称为“合同异之辩”。“南方无穷而有穷”。“南方无穷”是当时的人常说
的话。在当时，南方几乎无人了解，很像两百年前美国的西部。当时的中国人觉得，南
方不像东方以海为限，也不像北方、西方以荒漠流沙为限。惠施这句话，很可能仅只是
表现他过人的地理知识，就是说，南方最终也是以海为限。但是更可能是意味着：有穷
与无穷也都是相对的。“今日话越而昔来”。这句是说，“今”与“昔”是相对的名词。
今日的昨日，是昨日的今日；今日的今日、是明日的昨日。今昔的相对性就在这里。
“连环可解也”。连环是不可解的，但是当它毁坏的时候，自然就解了。从另一个观点
看，毁坏也可以是建设。例如做一张木桌，从木料的观点看是毁坏，从桌子的观点看是
建设。由于毁坏与建设是相对的，所以用不着人毁坏连环，而“连环可解也”。“我知
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当时的各国，燕在最北，越在最南。当时的中国
人以为中国就是天下，即世界。所以常识的说法应当是，天下之中央在燕之南、越之北。
惠施的这种相反的说法，公元三世纪的司马彪注释得很好，他说：“天下无方，故所在
为中；循环无端，故所在为始也。”“把爱万物、天地一体也”。以上各命题，都是说
万物是相对的，不断变化的。万物之间没有绝对的不同，绝对的界线。每个事物总是正
在变成别的事物。所以得出逻辑的结论：万物一体，因而应当泛爱万物，不加区别。
《庄子》中也说：“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德
充符》）
公孙龙的共相论
名家另一个主要领袖是公孙龙（鼎盛期公元前284一前259年），当日以诡辩而广泛闻
名。据说，他有一次骑马过关，关吏说：“马不准过。”公孙龙回答说：“我骑的是白
马，白马非马”。说着就连马一起过去了。
公孙龙不像惠施那样强调“实”是相对的、变化的，而强调“名”是绝对的、不变
的。他由此得到与柏拉图的理念或共相相同的概念，柏拉图的理念或共相在西方哲学是
极著名的。
他的著作《公孙龙子》，有一篇《白马论》。其主要命题是“白马非马”。公孙龙
通过三点论证，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