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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了。
这是我第一次住狭窄而拥挤的公寓，过去，我们住的都是平房，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北平外祖父家。在中国，大家庭数代同堂不足为奇，大家住在一块儿，除了热闹，也多个照应。
第二个家也在北平，是父母的家（1930至1935年之间），漫漫夏日，直耸入云的枣树梢，传来阵阵蝉鸣，春日煦煦和风，吹绽4月的花朵，旧时燕子在空中盘旋良久，终于识出每年春天栖息的朱檐。秋天10月里，泣血的夕阳，满山枫叶红似火，菊花做放霜枝——对我来说，这些就代表着家，家中的一切至今仍历历在目，园中一草一木、一沟一壑，是那么熟悉，午夜梦回，叫人怀念不已。
其次是我和陈纳德婚后之家，上海虹桥美华村5号的新居。
现在，外祖父母和丈夫都离我而去了，何处是我的家？
我只身在华盛顿，离开北平万里迢迢，我已从一个少女变成少妇，单身带着两个女儿，既无钱又无势，只拥有受人尊崇的陈纳德这个姓氏。
从1950年到1958年我和陈纳德将军婚后这几年里，我们每次到华盛顿，都住在维拉旅馆，这是早年美国历任总统之家。陈纳德将军在华府酒店另有一间办公室。许多住在华盛顿或到过华盛顿的人当还记得，维拉旅馆至今仍被视为是许多总统的寓所，富有历史价值。它位于第十四街和宾夕法尼亚大道的街角，离白宫只有一箭之地。八○○号套房通常是为我们保留的，因此，当我到华盛顿处理先夫产业问题时，很自然地，我先下榻维拉旅馆。
我们认识旅馆里所有的侍者、柜台职员和经理，对它有着一份亲切感。1968年，美国大选之后，它关门大吉，我还为之黯然神伤了好一阵子。当尼克松成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时，委员会即以维拉旅馆作为尼克松竞选总部。
旅馆对我特别优待，八○○号套房包括一大间起居室，两间卧房，和一小小的书房，只收我每月1200元，算是相当公道和优待了。美中不足的是没有厨房设备，我相信许多住过旅馆的人都知道，旅馆中的餐食，吃久了，实在叫人倒胃口。除此以外，房钱我们也许还负担得起，食物的价钱，当时以我经济情况而言，却有点触目惊心。
华府酒店的办公室对我帮助不小，办公室里两位秘书小姐，追随陈纳德将军已有多年，杜琳·雷诺兹太太早在我认识陈纳德将军之前，就在替他工作了，她对陈纳德将军一直忠心耿耿，我们都是很好的朋友，杜琳后来加入美国国务院工作；费安·希尔太太也是在50年代初期就进民航公司工作，她们二人对我非常帮忙，尤其是在我最艰苦的那段时期，她们给了我不少安慰与鼓励。不过，在婚后的9年半中，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在东方，虽然我们也偶尔因为业务前往美国，我在华盛顿的朋友并不多。此外，在华盛顿，忙着处理业务，我从来没有机会去多结交一些朋友。
陈纳德将军去世后，他一些挚友个个衷心愿意帮助他年轻的遗孀，但是你能只依赖别人的友情吗？我一个陌生人，在异国，我需要找个栖身之地，也需要一份工作，维持生计。
我的姐姐静宜和姐夫李佑厚医生千里迢迢从台湾赶到华盛顿，安排丧葬事直，但是他们也有他们的责任，8月将尽，他们也得离开了。我到机场送他们时，真想要求他们多待一段时间，因为我心中有无限的惶恐，但是，我也知道，从今开始，我得靠自己了。我必须面对现实，不能再逃避，我要姐姐别替我担心，我会好好地照顾自己，虽然内心并没有太大把握。但我一直要他们放心回台北去。
古人说：“百无一用是书生。”我初到华盛顿打天下，真有这一份感觉。从中国到美国不止8000里路，有1万里路，旅途终点更觉彷徨，真是“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
我这个学文学的人能做些什么？学理工，学数学，学法律的人，都比较容易找出路，甚至会速记和打字也不难找到工作，而我只拿着一枚笔，这问题就不太简单了。悔当初没有用功读三角几何，又没有在实验室里多花些时间，如今已太迟了。
我这个有时连加减乘除都会出毛病的人，大概一切只有从头做起了。亡羊补牢，只好一边工作，一边再分出点时间来做学生了。
在华盛顿，我开始找工作，70年代军方对遗族的生活照顾得很周到，但在陈纳德将军去世那个时候，美国军方对于照顾军方遗眷的生活乏善可陈。我领到300元丧葬费，此外空军方面派人来询问我的经济状况，并告诉我如果我一年收入在1200美元以下时（那是1958年），可以通知空军，领取救济金。我的天，1200美元一年够做什么！外子生前可领的退休金，死后即告中断，外子原有一份保险金，但他的产业却被冻结了——5年内不得提用，因为他的家人甚多，大家都想分些利润。幸好我还有一点积蓄赖以度日，只是我知道自己得赶紧找份工作。
乔治城大学是一个试验的开始，两个孩子那时候还小，教育费用尚无需我太操心，但是来日方长，我必须挑起这生活的担子。最初几年，我靠自己的积蓄，节俭度日。当然，我的姐妹和一些朋友都来问我有无需要他们帮忙的地方。最使人啼笑皆非的是，外子去世后还不到一年，就有好几个人向我求婚，那些不识相的家伙会说：“安娜，你一个女人住在华盛顿，怎么应付得了？让我来照顾你。”我总是泼他们一盆冷水，笑说：“我要葬在阿灵顿军人公墓陈纳德将军的身旁，不能改名换姓。”他们会说：“老天啊！你怎么会说出这种鬼话？”我的回答很简单：“我就准备这样做。”
现在我知道当时自己在许多方面都太天真，例如男人要我到他们的办公室去谈一份工作，或是关于我要出版的书，最初我都信之不疑，谁知他们大都想借机会吃豆腐，我那时太天真而年轻，但我也知道着想保有好名声，必须谨记一点，那就是：自重。这并非说我是个讲道学的人，自命清高，但是我有我的原则，我只是不愿随随便便地和人有任何瓜葛。在我看来，两性之间的关系虽是两个人之间的事，但总也得保持一份尊严。这也许太守旧，但是我始终觉得，人如果能谨守自己的原则和标准，一定会赢得他人的尊敬。
1959年，我开始在乔治城大学主持一项机器翻译的研究，主要目的是把各种语言的教科书用科学方式译成英文。
这在当时还是一项很新的研究。同时申请这份工作的连我在内一共有6人，只我一人是女人，很幸运我被录取翻译时，经常会遭遇许多困难，有些句子很难从一种语言翻成另一种语言，例如英文中的成语或口头禅如It’s raining cats anddogs ，或barkingup the wrong tree。
我白天从事翻译研究，晚上教中文和读书，也没有太多时间参加社交活动。但我深知年轻而聪慧的独身少妇，在华府的确很吃香。
我自己觉得当时最重要的事是增进自己的英文能力，说来惭愧我没有在任何一所美国大学念过书，而我的妹妹们却都是在加州受中学大学教育，只有我战时留在中国，我所受的中国教育还可以拿来骗骗人——在美国学府里，我也算是一个中国学者了。因为在中国，我写过几本书，无聊时也写些诗和小说。做过中央社记者也算一招。因此还被聘为美国之音做节目及广播。后来又为《新生报》、中央社、《民族晚报》写些专栏。还好对于读书我还有兴趣，有些聪明才智过人，但是却忙得无法定下心来读书是很可惜的。我的看法是，无论多忙，一个人总该找出时间念书，自修充实自己。而我，因为想教书的缘故，开始研究公共演讲这门课，还有如何发音等，不过我至今仍然不会唱歌，但喜欢唱，唱走了调儿，唱错了腔，满不在乎。
一个东方女子想在这既复杂而又充满人种歧视的美国求发展并非易事。不过有时命运对每一个人的安排有说不出的奥妙。我在华府当初只想有一份工作，能够维持生活，并继续记得肯尼迪总统遇刺的前天晚上我在家里请客，在华盛顿的餐会上，只要有议员在座，大家三句不离本行就会谈到1964年的大选，当时我曾对总统南部之行表示关心。我曾说：“南方这时期因为黑白平等运动境况不太安定。肯尼迪去南方似乎时间不太合宜。”有人笑我杞人忧天，想不到不到12小时，总统竟被杀身死。
为了参加肯尼迪总统的就职大典，我牺牲了一双价值美金75元的高跟鞋……那天，华盛顿下大雪，空前未有的大雪。共和党败北，而且票数相差甚微，使我心中非常懊丧，但友人一再邀请，我勉为其难地参加了就职大典。肯尼迪夫人有她的风度，但许多审美专家认为她的一双大脚，是美中不足。
整个白天和晚上都下着大雪，刮着大风，但来自各地观礼的人仍是兴高采烈。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总统就职典礼。以后的每4年，我都是座上嘉宾。但是惬意的是，1969年1月和1973年1月尼克松就职大典，因为我算是功臣，而且也负责主持他的就职事项，非常有趣。其后尼克松又派我代表他到菲律宾，到韩国、到泰国参加各项大典。都是有历史价值的。以后再谈。
我记得初次与肯尼迪总统正式单独会面会谈是在1962年的5月，那时我因事蒙总统在白宫召见，他留给我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
其后在好几次要会中也见过他，但最后一次是在1963年夏天。那时他的背痛病发作，行动起来有点不太自然。但在他百忙的公务中，他还是很详细地问及我们的近况与工作。临别还送给我一支有他亲笔签名的原子笔作为纪念。
肯尼迪总统遇刺前的一段时间，报纸上不但常有肯尼迪总统的照片，肯尼迪夫人也回到华盛顿来——她自从1963年夏天小产后即很少见客，后来又到欧洲去散心，回美后才在正式场合重新露面。她对于竞选运动一向不太热心，据内幕人说，她这次欣然陪着夫婿出去拉选票是很难得的，想不到竟会发生流血惨剧。
白宫报道说，当时肯尼迪总统的两个孩子卡露琳和小约翰都在睡午觉，对于父亲的亡故毫不知情。事情发生的两天前，小约翰的照片还在报纸上出现，他正蹲在总统的大书桌下玩耍，总统却在办公桌上埋头处理要务。想不到两天之后，这个天真的小孩和姐姐便做了无父的孤儿。
权势是一桩孤独的冒险，而在死神之前，无论王者之王也罢，一个平民也罢，都只有低头。
春秋岁月悼肯尼迪总统
悼肯尼迪总统
在我的客室里有一帧我和肯尼迪总统合照的彩色照片。
现在我要把它好好地收藏，因为我们和他永别了。
报纸、电视和广播日复一日地分析这场可怕的梦魇。两年后，我得识当时在场的德州州长康纳利夫妇，单只听康纳利夫人讲述那可怕的一日，就足以打消人们当总统的欲望。话又说回来，政治与权力的诱惑委实太大了，成为美国国家元首，在华盛顿宾夕法尼亚大道1600号住上个4年或8年，是政界许多人梦寐以求的。
康纳利当年任德州州长，他们夫妇是招待肯尼迪总统夫妇的地主。为此康纳利州长夫妇和肯尼迪夫妇同乘一部敞篷的大轿车，副总统约翰逊夫妇的座车随后，当然前后左右还有数不清的侍从人员和警卫。
凶手奥斯华到底向肯尼迪开了几枪，至今仍为悬案。有些人说凶手之外。还有别的同党，这也是有关当局意见分歧，至今未得真相大白的一件事。由此可见虽然贵为美国总统，其生死也只是一发之间而已。后来奥斯华在狱中被另一人开枪打死，而杀奥斯华的凶手劳比也不久病死狱中，于是有关该案的人证都很奇妙地先后惨毙，造成美国近代历史上的一个谜。
最近美国国会又旧案重提，要再彻查肯尼迪被刺案，但到哪儿去找人证物证，真非易事。
康纳利州长当时因为与肯尼迪同坐一车，也受重伤，子弹穿过他的胸，再入背脊，虽然送到医院开刀，无法取出。不过他大难不死，为的是康纳利夫人听到枪声后，立即把康纳利的头按下来，所以第二枪只从上面射过，而没有再打到康纳利。
这些都是康纳利夫人亲口告诉我的。
数年后康纳利脱离民主党，1972年加入共和党，而且入阁为尼克松服务，做过尼克松的顾问，也做过商务部长。1976年，很有希望做福特总统的竞选伙伴，可惜有些党内人反对，所以功败垂成。
回头再看肯尼迪这短暂的一生，50不到，正是生命的光华时代，贵为美国总统，富贵荣华，可说一生享受不尽，但一颗无名子弹就结束了那灿烂的一生。人生如梦，富贵尘土，只看肯尼迪家族的许多不幸就是明证。
肯尼迪一气绝，约翰逊马上就接任做总统，这是美国的宪法。所以约翰逊宣誓就任时是在自德州回华府的总统专机上。肯尼迪夫人还穿着当天早上参加德州群众欢迎会时的那套衣服，衣服己染上了血迹，那是肯尼迪被枪杀时流的血。
肯尼迪是波士顿的天主教徒，当时许多人认为天主教徒不可能被选上，因为美国人信新教者为多，但肯尼迪打破了这个观念与成见。约翰逊的个性与肯尼迪完会两样，但两人各有建树，各有千秋。
1963年11月22日晚上，新任总统约翰逊刚回到华盛顿，被刺的总统还未入土，白宫里有一些人已在讨论要把肯尼迪办公厅里的东西搬出去，好让新任总统用白宫的办公室。
果然第二天星期六大清旱，代表肯尼迪的摇椅已被搬了出来，到了中午，那间肯尼迪曾经用过将近3年的办公室已空无一物，只剩下搬不动的红地毯和总统用的电话。
我当时曾对一位参议员说：“你们西方人太现实了。最低限度，等总统葬礼完成再搬也不迟。难道多等一天都不可以！”
“一国元首的责任与工作太重大了，为了不失去一天时间，他们这样做是情有可原的。”
谁是？谁非？总言之，肯尼迪的时代只是一个很短促的时代，但这个短促的时代给美国人带来了朝气，带来了多彩多姿的历史。因为，肯尼迪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总统。他走马上任以后把许多年轻的教授、律师招罗门下。他这虽然短促但却异常轰动的朝代可与罗斯福的硕长（14年多）朝代相媲美。
我们目睹这位46岁的总统在阿灵顿军人坟场的葬礼，民众30多万人沿途相送，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毫无保留地哀哭。他那戏剧性的一生就此结束。
肯尼迪夫人在百般伤感中却表现得无比的勇敢，她已于葬礼完毕后迁出白宫。她在维琴尼亚（离华盛顿不远）有一所新居，是总统遇刺的上一个月才完全布置好的，当时在麻省也有房子，而她自己的母亲与继父则住在美京的高尚住宅区乔治亚城。大家都认为前任的第一夫人应当得到哀伤中的安静。她的男孩子那天刚好3岁。
或许她有更深的感触，因为许多与肯尼迪夫人接近的人曾说，她对于白宫的生涯并不大感兴趣。肯尼迪竞选总统时，她并没有作公开的演说等等。她甚至并不太希望自己的丈夫做总统——假如肯尼迪竞选失败，或许他今日还会健在人间。
肯尼迪夫人与她的丈夫在医院中吻别时，她自无名指上脱下了一枚戒指，放在已安息了的爱人手中。
美国人说林肯被杀后，美国差不多费了近100年的时间才把元气恢复，因为林肯的继承人不知好歹，对南北大战后怨声载道的南方人加重压迫，以致美国虽说南北统一，但还是四分五裂。还好，肯尼迪的继承人是一位老练的政治家，他30年前到华盛顿来时只不过是一位众议员的助手，但在这30年中他做了众议员、参议员，又做了参议院民主党领袖，后来虽然竞选总统候选人时被肯尼迪击败，但他接受肯尼迪的邀请，竞选副总统。在副总统任内，他并没有完全被肯尼迪重用，因为肯尼迪有自己的兄弟，自己的亲属，和自己的亲信。可是他代表肯尼迪访问了许多国家，做了许多睦邻的工作。他甚至把一位巴基斯坦的马夫请到美国来做他的嘉宾，虽然有点近乎噱头，但十足表示他做政治做得非常到家。
约翰逊总统的外交政策是强硬的，不妥协的。许多与他接近的人都知道他一向是主张强军卫国，同时他的政策是反共的。他对于越有的政局的宣言，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美国人觉得安心，因为翰逊的性格人品虽并不像肯尼迪那么富有传奇色彩，但这位当年55岁的南方人是一位老练的政治家，他对内对外都有见地。他声明他将继续肯尼迪的政策去做。当然肯尼迪也有他的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