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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似乎是其中重要的一个因素。施蔽亚接着对我表示，她正在组织少数民族团体，为尼克松助选，请我参加这个团体，我欣然答应下来。回顾1954年到1955，尼克松以美国副总统身份赴台访问时，我曾和他有数面之缘，外子和我在台湾还参加过欢迎他的宴会。
这以后，我和他即无进一步往来，但外子去世时，尼克松寄给我一封辞意恳挚的唁信。从那时起，他不时与我联系，而且似乎比其他候选人，更关心亚洲事务。为了这个缘故，当赫曼太太问我是否愿意入党时，我当即同意了，记得她说：“你正是我要找的人。”
我初见尼克松是50年代初期。他奉艾森豪威尔总统之命访台时，那是与艾尼初次搭档。尼克松偕夫人碧特抵台进谒蒋介石及夫人，外子与我应邀出席蒋为他们所设的宴会。前面说过，外子是生长在南方的民主党员，眼见尼克松在政坛上一步步起来，他对此人并不很欣赏。记得欢迎会结束，返家途中，他对我说：“这人有点不对劲，但是哪里不对劲，我又说不上来，我对他不十分信任就是了——事实上，我觉得和他在一起挺不自在。”我问：“为什么？”他说：”我也无以自解。”
在党里，起初我也只是做些竞选时的简单工作——打电话，请人们去登记、投票，对少数民族团体发表演说。我开始了解初选的重要性，如果选区内某人年纪太大，没法出来投票，你就自告奋勇去接他，诸如此类的事，使我在那二年里，知道一般人民在政治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这实在是很好的教育。同时，也使我在侯选人之外，认识了许多美国人。当时，支持尼克松的人不少，他以些微之差，败给肯尼迪，大家不免都感觉失望，我自然也不例外。有关伊利诺州库克郡偷票的传说，传遍了全美国，尼克松拒绝追究此事，这是为顾全大局，否则闹起来，只有对国家不利，我认为尼克松此举，令人钦佩。
电视权威大卫·佛斯特1977年采访尼克松之前，曾数度打电话给我，我都没有回他，因为尼克松辞职后，我即未与他联络。
人们经常问我：“尼克松是怎样的一个人？”我的回答是：“我真的不清楚。”1968年，尼克松再度出马时，许多和他共事的人对他的交情，远比我深，但出人意料之外，其时我入党历史只八九年，即被他选为全国妇女支持尼克松竞选委员会主席，这个组织的会员包括所有共和党籍参议员的妻子，以及妇女领袖，鲁斯夫人亦在其中，秀兰邓波儿也是由我推荐入会的。当时我还很天真地向竞选干事建议：“尼克松在公众场合为什么不和夫人亲密一点，适当时，也可吻她一下呢？”他们对我说：“你别跟他提这事，他不愿在公共场合做这些事，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尼克松夫妻俩都是在交际场上较保守的，使人有点陌生之感，因为他们总是过于一本正经。
尼克松那些来自加州的友人中，有一对傅勒夫妇，也觉察到了这点，他们也是我的好朋友，傅勒先生乔治和尼克松是多年知交，1962年，尼克松有意竞选加州州长，遭到几位好友坚决反对，傅勒先生也是其中的一个，他劝尼克松：“等1964年卷土重来，不要这样早就竞选州长，你也许应该从现在起就打下一点经济基础－－找些人来，为下一次的总统大选进行准备。”但尼克松不顾朋友力阻，终致竞选加州州长失败。
在当时大多数人都认为尼克松已穷途末路，不可能东山再起。不过他们错了。
对于尼克松出任总统的功臣，首推他的竞选委员会主席约翰·米契尔。尼克松从加州迁移到纽约做律师就是和米契尔共事，他策动东山再起也非一朝一夕之事，那是经过许多长远的计划，他可以说是深谋远虑，无日不以此为目的。尼克松夫人当初是苦劝夫婿退出政坛的，但尼克松对于政治一向热中，急流勇退实非易事。再加上许多支持人也认为他大有可为，连我在内，于是1966年至1967年我们就开始为共和党铺路，替尼克松做开路先锋。
1965年，我因业务到台北时，再度与尼克松相遇，当时他是以普通公民身份到世界各地，推销百事可乐，且已完全不涉足政治。亚洲人们都还记得他在加州竞选失败后，那场著名的记者会，会中他向记者们宣布，从今以后，他们再也不能把尼克松踢来踢去。很不幸，这句话不但成了全世界报纸的头条新闻，日后且变成他政治生命中一个无法摆脱的污点。
尼克松私人访问台北时没有被邀请到美国大使寓所居留，而是下榻俯瞰淡水河的圆山饭店。
我得知尼克松来访的消息后，就在他离开台北的当天早晨，打了个电话给他。我说要到饭店接他赴机场，他答应了。
我记得当时和他一道的还有二三位百事可乐的高级职员，名字我已记不得了。不知为什么，尼克松那天早上很紧张，我到达圆山饭店，注意到并无重要官员在场给他送行。当他俯身进我汽车时，一个不小心，头撞到车顶，他大概很容易流血，因为突然之间，我发现血点从他的额前滴下来，我以最快的速度从皮包中掏出一块手绢儿，压在他的额头，把血止祝他露出尴尬的表情，口中一个劲儿地说：“不要紧，不要紧。”事情发生得太快，大概没有人注意到这小小的意外。我却记得非常清楚，因为在那个炎热的夏日，我穿了一袭白色衣裳，他的血滴在上面，分外刺眼，我担心待会儿下汽车时，如何使别人不致注意到我身上的血迹。尼克松拿着我的手绢儿，压在额头上，过了几分钟，血总算止住了，车子也到了机场，他似乎很感激我在百忙中抽出时间给他送行。
我们一直到1966年底才取得联络，尼克松本人自纽约打电话给我，要我到他办公室，讨论他下一次竞选总统事宜。
1967年初当共和党的圈内人正议论纷坛地筹划该让谁出来做1968年的总统候选人时，支持洛克菲勒（当时为纽约州长）的和支持尼克松（当时在纽约当律师）的两派声势最浩大。洛克菲勒代表自由派，有钱也有势，但有些共和党人认为他走的是比较靠左的中间路线，不可能得到南部与西北部较为保守的选民的支持。尼克松论钱论势都不能与洛克菲勒分庭抗礼。但自从他自加州迁居到纽约之后，他也结识了不少有钱有势的人，这些人认为他大有可为，愿意做他的后台，帮忙他招兵买马。另外还有一人来头也不小，他就是当年的密西根州州长乔治·蓝尼。蓝尼于1959年被选为密州州长。在此之前他是美国汽车公司的老板。他们夫妇两人都是非常真诚的摩门教会（Jesus Christ of Latter－Day Sa1nts）教徒，不喝酒，不吸烟，严守星期日为安息日。他的夫人萝莲与我交情颇深，他们俩夫妇都曾多次到我家来。我很喜欢萝莲蓝尼，她是一位有智慧、有人格的杰出女性。她也曾竞选过参议员，1966－1968年间，她全心全力支持蓝尼竞选总统。
在民主党方面，一般推测都认为约翰逊会再竞选连任，所以在1968年初，民主党人大都支持约翰逊，但有两个民主党的参议员出来与约翰逊挑战，一个是明尼苏达州的麦卡锡（Eugene Mccarthy），一个是罗伯特·肯尼迪（RobertKennedy）。麦卡锡是反战最力的，他自名为和平使者；罗伯特·肯尼迪与约翰逊两人间的磨擦。是美国报界经常讨论的新闻，所以罗伯特·肯尼迪宣布他也要问鼎总统宝座时，大家并不惊奇。
但这场政治战的前前后后都与越战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这是美国人甚至越南人始料不及的。
约翰逊在1968年3月底那戏剧性的宣言中，宣布退出竞选连任，并在党人大致同意之下，把棒子交给了副总统韩福瑞，这就是因为受了越战的影响，这份压力实在太大，左派分子所造成的反战怒潮已有星火燎原之势，约翰逊是个聪明人，与其竞选失败，倒不如急流勇退。后来许多他的亲信又说他的引退是因为健康关系，这只是面子问题而已。不过约翰逊对美国的贡献是不可忽视的。
政治的斗争继续进行，蓝尼州长自越南方问归来后不久，宣布退出总统竞选，洛克菲勒在千呼万唤始出来后，不久又在当年早秋宣布无意问鼎。罗伯特·肯尼迪是在为翰逊未宣布弃权时就宣布竞选的，这对约翰逊固然是挑战，即在党内而言也有点越俎，很不幸罗伯特·肯尼迪的政治生涯比他哥哥的更短，真是昙花一现。他3月出山，声华四射，但同年6月1日，他在加州洛杉矶大使酒店演讲完毕，和他的侍从绕道从酒店的后门（厨房的过道）准备离去，就在那一刹那间，一个名叫沙哈的青年举枪袭击了他。那时群众还未散去，在一场混乱中救护车把伤者抬出去，但已太迟了，又一个肯尼迪死于枪弹。死时还未到50岁，遗有一奏和9个子女。
现在再看1968年的后半期。
在这后半期美国总统竞选已到了白热化。
8月民主党在芝加哥开大会，推出韩福瑞为总统竞选人。
7月共和党在迈阿密开大会，选出了正副总统竞选人，他们是尼克松和安格纽。
要了解这一时期的历史，该看看那些台上的主角。
尼克松做了美国总统，许多人对他成功的议论各有千秋。
但有两个重要关键，可以说直接或间接成全了他做白宫主人的愿望。一个是越战的打打谈谈；一个是越南领袖阮文绍和阮高祺和我的私人交情。
说来话长，现在只好先从尼克松说起。
1967年12月7日，星期四，我在日记上记着以下数点：
（一）尼克松约我去纽约会谈。在办公室内只我和他两人私谈。
（二）办公室会晤一小时余，讨论下列事项：
①他告知我他已决定争取共和党总统提名。
②请我在其竞选活动中帮忙，并负担一项任务。
③要求我以演说家及亚洲报纸的专栏作家身份，提供他有关越战的一切消息。
④请我代表他与亚洲各国领袖联络，尤其是韩国总统朴正熙及越南总统阮文绍。
（三）当天下午自纽约返回华盛顿，参加约翰逊总统夫妇为韩国总统朴正熙夫妇所设的晚宴。从白宫回到家之后，又接到朴正熙总统自其下榻的布莱尔宾馆打来的电话，他要我赴他处一晤，我请好友汤姆士·葛柯伦伴我一道前往。我们谈得很愉快，直到凌晨1时30分才告辞出来。
现在，再回到我与尼克松的会晤，在他办公室，我提出几个问题和他讨论。他认为越南问题将是两党候选人辩论的主题之一，因此急于要听取我对越南的意见。
我记得当时问他：“尼克松先生，你若当选，对结束越战有何计划？”
他说：“如果我如愿以偿获得提名，我希望以胜利来结束这场战争。”
我接着问：“你觉得如何才能达到此一目标？”
他回答：“我需要对越南的实际情况有更深入的了解，你也知道，我不能从约翰逊政府或国务院处获得完整的情报。
至于你，经常演讲亚洲事务问题，又得亚洲首领的信任，在这方面，一定能给我很大的帮助。我希望有更多正确情报，以便研判目前的情势，然后才可以讨论怎样对付越局。”
我问他：“你愿不愿意到越南去会晤阮文绍？”
他答道：“愿意，我实在需要和他面对面地谈一谈，我从未见过他。”
我对他说：“也许你应该先派一组精选的国会领袖到越南去，然后再计划与阮文绍会晤，这样你可以有时间研究全盘局势，越南战事实在比我们在电视或报纸上看到、听到的，要复杂多了。”他觉得这个意见很好，问我：“你认为这个代表团该由谁来率领？”
我推荐德克萨斯州参议员陶尔（Tower）及前任大使希尔（Hill），两位都是共和党资深党员。尼克松认为这两个人选都甚恰当，并嘱我继续进行此事。
我接着告诉他，我将有一趟亚洲之行，他建议我回来之后，我们再谈。分手时，他说：“我很高兴你答应帮我忙。”在当时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帮他这个忙把我害得好惨，而且惹来不少是非。
翌年初，尼克松打电话给我，与我谈他的竞选活动。电话是他亲自打到我家里来的，后来我在亚洲时，他要我尽速把事情处理完毕，返回美国，因他要再见我，商量要事。我知道他是真的想请我帮忙，我呢，则以很严肃的心情研究尼克松这个人。
为了多了解尼克松这个人，我到路易斯安那州梦洛拜访我的好友州长詹姆斯·诺尔（James A Noe1）。我有许多问题要问他，诺尔宦海浮沉多年，先是路州参议员，著名的州长休·龙恩（Long）去世后（也是被刺），由他出任州长。他在路易斯安那州拥有电视及广播电台，他的儿子詹姆斯早已在新奥尔良组织了民主党支持尼克松委员会，我知道诺尔州长会对我坦诚相告的。
一天晚上，用过晚餐之后，我们坐在火炉边谈天，我请诺尔州长告诉我“CheckerSpeech ”——“棋子演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现在尼克松决定再度出马：所到之处，人们都在谈论尼克松在艾森豪威尔政府担任副总统的那些年。关于这段插曲。有各种不同的说法，单只在我的朋友中间，对尼克松的看法就不一而足。诺尔说：“‘棋子演说’是尼克松政治生涯中的一大里程碑，在那次演说中，他使自己由艾森豪威尔的政治累赘一交而为其政治资产，那次的表演太精彩了。”
“请再讲得详细点。”我说。
“唔，尼克松认为那次事件是最严重的政治危机，他受到很大的伤害，一点不假，成败就在此一举。”诺尔继续说。
“1952年，东部共和党人士推举尼克松与艾森豪威尔搭档竞选，你还记得纽约州长汤姆·壮威（Dewey）吗？尼克松就是他推荐的，但后来发生所谓的尼克松经费丑闻案，摆脱尼克松不遗余力的也是他，那时，大家都视杜威为‘拥王者’。”
“整个事情是怎么发生的？”我问。
“你记得加州华伦州长吧？后来被艾森豪威尔任命为大法官的那个华伦？他是属于共和党内的自由派。”
“我见过他和他的女儿，他们夫妇和我在一些社交场合碰过面。”
诺尔州长继续说下去：“1952年总统大选有趣得很，事情是这样的，俄亥俄州参议员塔夫特（Taft）向艾森豪威尔挑战，加州的华伦亦插上一脚。当时，华伦是加州赴芝加哥参加共和党代表大会的首席代表，他希望赢得加州代表的支持，因为这缘故，他的立场就像是在赌博，如果艾森豪威尔和塔夫特竞争过分激烈，或形成相持不下的局面，则华伦就可在相互折衷之下，取得候选人的资格，有点渔人得利的野心。1948年，华伦曾以副总统候选人身份，与杜威搭档，那年，出人意料之外，他们败给了杜鲁门。因此，后来当东部人士推举尼克松出来与艾森豪威尔将军搭档时，他挺身而出，支持艾将军，此举使杜威和华伦的支持者大为愤怒。竞选期间，尼克松一些政敌悄悄地建议报社记者去调查尼克松一部分加州友人们为他募集的一笔特别经费，消息当然在竞选期间传了开来，尼克松身陷危境，百口难辩。”
“当时募集特别歉项是非法的吗？”我问道。
“不然，事实上，民主党候选人史蒂文生也有一笔特别经费，我还是赞助人呢，这其间的差别只是民主党全力支持史蒂文生，艾将军却没有给予尼克松全部支持。你们共和党的毛病在于自己人出了事，大家都不挺身而出为他讲话。”
诺尔州长又向我作进一步的透露：“安娜，美国的副总统向来没有什么分量，这你也知道，当记者问艾森豪威尔将军副总统尼克松负责作哪些决定时，艾克回答，‘如果你给我一个礼拜时间，我或许能想出一项任务来，我一时记不得了。’这两人一直不大亲近，因为个性不同，趣味不同。”
1968年，我被任全国妇女支持尼克松顾问委员会主席时，我曾邀请玛咪·艾森豪威尔出任荣誉主席，她对我说：“我喜欢尼克松，外子将他训练得很好。”
艾克在军中曾任高级将领，总是给人一种权威的感觉，他也很注意自己在别人心目中的印象。尼克松则不然，在海军只做过中尉，但他是一个经验丰富、深谋远虑的政客。他当选总统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华尔特里德陆军医院去朝圣，去探望病中垂危的艾森豪威尔将军。
诺尔州长给我看一本书，其中包括一部分所谓的“棋子演说”，现将尼克松演讲的一部分原文译介如后：“另外有件事，我也许应该告诉各位，因为如果我不说，有些人很可能以此诟病于我。竞选时，我们全家的确收到了一样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