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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在等他说话，但他一直没有进入主题，东扯西扯，谈到了蒋介石，又谈到了毛泽东、周恩来，问我见过毛泽东和周恩来没有。我说国共和谈时，我替中央社做采访，当然见过。
那时基辛格只任国家安全委员会顾问，并未兼任国务卿，办公室就在白宫里，原来是在最低一层，后来才搬上二楼。
尼克松又批评国务院的一些措施，认为有许多要改革，基辛格也点头赞同。他们两人都在搞鬼主意，召见我只是个姿态。
有人扣门。
“我非常感激你的支持。”这是尼克松第一次私下对我表示谢意，但太迟了，一切都太迟了。尼克松忽然说：“我请基辛格过两天再来看你。”
我们握手。
尼克松又按铃。白宫的摄影师进来。
一周后尼克松宣布访问大陆，基辛格爽约，他没有来看我，到北京去了。
现在让我简单地谈谈基辛格，他是一个谋士，也是洛克菲勒手下的智囊，当年肯尼迪上任时曾一度用过他，但他并未受青睐。他在尼克松春风得意之时一步登天做了谋士。他在纽约，经过洛克菲勒推荐，近水楼台，于是外交大权就落在他的手里。我一直到新政府迁入白宫后才见到基辛格。新旧政府交接期间，他约定一个时间来看我，说是尼克松如此交代云云。后来因有事不得分身，所以我们直到1969年初才初次会面。第一次他亲自到我的寓所来看我，这倒不是因为我们不喜欢在办公室谈公事，而是他要在周末才有空，有关越南的问题现在落在他的肩膀上，尼克松要他和我谈一谈。那时他正奉命到西贡去见阮文绍。
此外我的日历上又记着与基辛格会面的其他日期：1969年4月8日，星期二——下午5时与基辛格在白宫办公室晤谈。
1969年5月16日，星期五——会晤基辛格。
1969年5月17日，星期六－－在寓所宴请共和党领袖福特，客人有基辛格、中央情报局副局长克莱恩夫妇。
1969年6月2日，星期一——早上9时与基辛格在我住处晤谈。
1969年10月30日，星期四－－早上与尼克松总统单独在白宫会谈。后来，尼克松要基辛格进来，加入会谈。
尼克松上任后，基辛格“奉总统之命”到我的水门住宅来看我。他说：“总统要我来请教你，我们该如何处理阮文绍的事？”
我说：“我已和总统谈过了，他该去一次西贡，或是请阮文绍来华盛顿访问。”
他说：“总统没有对你说吗？他让我先去西贡安排一下，特别要我来看你，因为我们不信任国务院的人。”
他又问我许多有关越南的事，如到西贡去该送阮文绍什么礼品等。“送他一根鱼竿好了。”我说。
基辛格有点惊讶：“你是说鱼竿？”
我说：“是呀，钓鱼的鱼竿。”
又说：“他喜欢钓鱼，可惜鱼竿不灵，鱼都溜了。真可怜。”
他没听懂，也没再问，只自说自话：“噢，一根鱼竿。没问题，没问题。”
基辛格到华府来工作，还领了洛奇州长5万美元，在听证会上被询问到这笔钱，但不了了之。那时候，他还不懂如何穿着，短短的袜子、裤脚不够长，坐下来就有点寒酸相。但他很有办法，很会逢迎尼克松的圈内人，把每一位新贵都巴结得飘飘然。对于新闻媒体也颇有一套，今天给纽约时报一道特讯，明天又给华府邮报一个专栏。他最喜欢说的笑话，也就是他演讲时的开场白：“我的父亲假如还活着，一定不相信我这个从德国来的犹太孩子如今竟然是白宫的要人……”于是大家为这位来自德国的犹太移民鼓掌。
我记得一天晚上，我请几位总统顾问吃晚饭。吃饭时，尼克松打了两个电话到我家里找人，但是却没有一个是找基辛格的。饭后，基辛格开玩笑地对我说：“下次我到你这儿吃饭前，要预先与白宫总统讲好打个电话给我，免得别人都接到总统电话，而我落空。”纵使这是开玩笑，但也可显示当时他多么没有安全感。后来他开始与电影明星及来自巴黎与世界各地的女人频频约会，报纸就把他称为尼克松政府里的花花公子。有一天在宴会中一些单身朋友问我对他观感如何，我答道：“我喜欢绅士们穿的袜子能够遮住他们毛茸茸的腿。”说完这话，我注意到身旁的先生们，个个都开始注意自己的裤脚与袜子，看看毛腿有没有露出来。我哈哈大笑。
1968年尼克松未进白宫之前，亨利·基辛格这个名字是名不见经传的，等到白宫发表了让他来做国家安全委员会顾问的任命后，新闻记者才忙着找有关这位博士的资料。有些人还问：“亨利·基辛格是谁呀？”但一登龙门，身价百倍，不到一年，不要说美国，全世界都在谈亨利·基辛格了。他被誉为“欧洲专家”，“亚洲专家”，“中东专家”，“东南亚专家”，“专家的专家”。当然，这位外交博士并不是没有料子，他为人聪明，做过哈伟大学教授，也有著作问世，而且又有洛奇州长做后台。入了白宫之后，受到新闻界的捧场，真是炙手可热。
尼克松用威廉·罗杰斯做国务卿。罗杰斯与尼克松相识多年，论交情当然要比基辛格深，但基辛格后来居上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后来罗杰斯挂冠，于是基辛格还兼任国务卿，一身兼两职，到后来有许多人对此表示不满，于是基辛格才放弃了安全委员会顾问之职而专做国务卿。这是尼克松第二任内的事。
尼克松宣布访问北京是1972年初，他有一个新口号，那是和平共存，还有以谈判代替对峙。他的外交路线有点近乎赌博性，一个素以反共知名的人来求亲共，实在使许多支持他的人大为惊奇，尤其是许多保守派的共和党人。但党内人都为了顾全大局，而且马上就要准备竞选，所以大家只好一致支持总统的外交政策，虽然对于他去北京朝圣暗中表示不满，但对外则是没有任何异议。
我也是和其他人一样在电视上看到了基辛格去了北京回来，为尼克松北京之行铺路。其时巴基斯坦的驻美大使夫妇与我相熟稔。他们两人在我家吃晚饭时，把在巴基斯坦做拉线的工作详详细细地告诉了我。
春秋岁月水门大厦与水门事件
水门大厦与水门事件
美京最有名的地方包括白宫、航天博物馆，五角大厦是全世界最大的办公室，可容纳5万以上的工作人员，但并不开放给游客参观。其次较为现代化的建筑物，要算是肯尼迪文化中心和与肯尼迪毗邻的水门大厦了。
水门大厦包括六幢，其中住宅区共有东楼、西楼、南楼三个单元，只能做住宅，不可以做办公室、做生意，即使出租也不可以超过1年，限制很严。住宅区之外另有一幢水门大厦酒店和两幢办公室。
水门大厦住宅区底层有游泳池、菜尝药房、美容院、健身房、点心店、花店，无论下雨、落雪、刮风，都不用开车到别的地方购物，下楼即可买到一切日用品，非常方便。这个办法后来成为许多建筑商的蓝本，例如今日台北新盖的大厦。
华府的华贵住宅多在乔治亚城区（George TownArea）即乔治亚城大学区，100年前，此处是黑奴的集中地，后来自人把黑人赶了出去，自己在那儿建筑豪华的住宅。水门大厦位于国务院与乔治亚城区之间，离开两地只有一箭之隔，许多官员与有影响力的权贵多住在这两个地区。
我在国外旅行，外国友人常问我关于水门的事：这是幢什么样的建筑？里面住了些什么人？1974～1975年，部分水门商店挤满了观光客）一车车游客来到我们这幢大厦，照几张相，买几瓶酒，好拿回家向亲戚朋友炫耀，表示他们已到了著名的水门了。
我有些朋友甚至问我要有水门标签的空酒瓶，留作纪念。
《大阴谋》一片拍摄期间，许多男女演员都暂时下榻水门饭店，到处都是摄影人员、电影明星。这些游客把冷饮瓶罐、包装纸、烟蒂扔得到处都是，可怜的水门居民，只好乖乖地交付清洁费用，对这种侵犯私人的行为，大家都拿不出什么办法。
下面谈谈水门大厦的来历及建筑情况：
1966年，一家意大利企业公司买下石溪公园与弗吉尼亚大道转角处、面向波多马克河的一块土地，部分系向水门餐馆购得，计划在此建筑一套由多幢大厦组成的多元性建筑，包括住宅和办公的大楼，还有酒店。他们首先积极展开推广房屋出售运动，宣传极广泛。
建筑师莫瑞蒂来自意大利的罗马，另一位意大利的米兰人，塞奇则是开发部经理。两人都极端精明。
雾底计划公司接下了旧华盛顿瓦斯电气公司的原址，建造水门大厦。数年间这幢建筑已成为美国政治史的一部分，而且有一阵子天天在电视和报纸上亮相。
多元性大厦建筑在当时的华盛顿来说，还是一个相当新的观念，颇引人注意。但是房屋竣工之后，不尽完善之处很多，诸如屋顶漏水、水管堵塞、空气调节系统设计错误等等。
住户纷纷对房屋开发公司提出控诉，许多是花了大笔诉讼费之后，才在法庭和解，住户关心的是房屋将来转手的价值，开发公司则是担心讼案拖下去，免不了影响水门其他房子及新建筑物的销售。
1967年，我搬进华盛顿西北区弗吉尼亚大道上的水门大厦，我本希望在新环境中找到一点城市烦扰中的安静，结果是事与愿违。水门竟因政治祸端而世界知名。
搬进水门之前，我住在大教室街4201号。这是幢名为“塔楼”的高耸公寓建筑，虽然我对那里的管理很满意，但是左右邻居吵嚷不休，我夹在中间，那滋味委实不好受，偏偏冷气发动机又装在我住宅屋顶上，且就在我卧房上面。每晚我听着机器的隆隆声，不能入睡，等那声音停止了，隔壁电话铃半夜又响了，而且响个不停，没人接，那家的主人不是懒得接，就是从不在家。我打定主意，下回如果再住公寓，一定选顶楼，而且是这间，庶几能免受邻居干扰之苦。当我看到水门建筑平面图时，心想这下可以如愿以偿了，边间和顶楼使我不必担心受邻居骚扰。那时工程尚未开始，我付了订金。自己设计一层住宅，闹中取静，楼顶有白色的花园。以后几年，水门声名大嗓，是我最初没想到的。
塞奇是个很厉害的意大利人，我记得他给我那间长40尺的客厅装了个3个小壁炉，我要求更换，他硬是不答应，反复说了好多次，一点用没有。末了，我要他和他的助理在工地与我的律师汤姆·葛柯伦谈判。葛柯伦告诉塞奇，如果他们不把壁炉换个大一点的，就要控告他，塞奇终于低头承认他们弄错了。走出尚未竣工的公寓时，我无意中听到塞奇的助理对他说：“你为什么要向他们让步？也许她的律师只是唬唬人，不会真的去控告我们。”塞奇回答：“这你就错了，为什么今天你在这里做小工，而葛柯伦却能够有他的很高的成就，差别就在此。没有把握，不能随便吓人的埃”塞奇毕竟有他的一套，他绝不打没把握的仗。
东水门1967年最早完工，运输部长伏尔普是我的隔壁邻居。伏尔普入阁前是麻州州长，他与白宫助理艾立克曼与哈德门相处得不甚愉快，大家都称这两人是“官廷侍卫”。1972年，尼克松二度连任，伏尔普被奉派出使意大利做大使，离开了美国。
1971年，伏尔普与我在华府推出1972年运输大展，非常成功，我也因此认识了伏尔普的助理巴瑞·洛克，洛克办事能力特强。
助理国务卿欧文（Erwin）二世也住在同一层楼，后来他被任命为美国驻法大使。白天我们都上班去了。他的韩国女佣和我的佣人也就聚在一起聊天，我想他们对顶楼发生了些什么事，知道得比主人还清楚。法兰夫妇是顶楼另一对住户，法兰后来出使伊朗和土耳其，另外还有伍德博士夫妇，伍德是奇异公司副总裁。顶楼很大就只我们五家住户。
约翰·米契尔和他的妻子玛莎住在七楼，同一层楼的邻居包括联邦储备局局长勃恩兹，路易斯安那州参议员龙恩夫妇，密苏里参议员史迈顿夫妇。此外，参议员布鲁克、克拉斯顿、杜尔、汉森、贾维茨、瑞比可夫及其他国会议员、政府官员也多住在同一大楼。
米契尔与勃恩兹两人是抽烟斗的同好，有时你走进电梯，烟味扑鼻，那准是他们其中一人才用过电梯。
从1969年初到1973年初，水门是权力的象征，人们甚至戏称东水门是“西白宫”。一大早，亮晶晶的黑色轿车已在外面等着，送男主人去上班和女主人去开会，参加社交活动。其他住户用羡妒的眼光望着他们离去，水门的民主党人其实比共和党人多，但那时候，共和党人要风光得多了。
米契尔当时担任司法部长（当时被视为是最接近尼克松的亲信）。自然受到相当的瞩目，他的太太玛莎走到哪里，新闻记者就跟到哪里，都制造不少新闻。女儿玛蒂也成为记者采访的对象，有关米契尔一家的新闻几乎天天出现在电视、报章杂志上。
同一幢大楼住了这许多政府要人，整天只见安全人员进进出出。米契尔和玛莎有他们自己的安全人员，随时保护，他们的电话号码也是每隔数周就换一次，频频更换的结果，有时连玛莎自己也记不起家里的电话号码。
围绕在尼克松周遭的权贵之士，如米契尔、艾立克曼、哈德门，过去从未在政府中做过事，这是他们第一次尝到华府权力的滋味。把大权交给缺乏政府行政经验的人手上，不但有欠公平，且易生弊端。我常想，如果米契尔对华府的一切，能有更深入的了解，或许可以有效运用他的权威，哈德门与艾立克曼亦不例外。哈德门一家人已另谋新生，艾立克曼已与太太离婚，他在美国的新墨西哥州做社会工作。这一场戏，每一个人的下场都好惨。
尼克松任内发生的“水门事件”就发生在一幢办公室的五楼，那是当年美国民主党总部的办公室。
水门事件说穿了是“偷听事件”。事发于1972年6月17日总统竞选运动如火如荼之际，位于水门办公大楼的民主党部办公室半夜里被人撬开了大门，企图装设窃听器。那几个家伙因为第一次没有成功，同夜又第二次再冒险入室，被守夜者发现报警，把那几个次流的密探一网成擒。水门案发后牵涉到白宫，而且引出来的枝节真是罄竹难书，美国、甚至世界的传播界对水门事件吵了将近10年。美国民众不怪尼克松是否直接或间接牵连，而怪尼克松事后的各项掩饰，因此有尼克松被迫辞职的悲剧下常这件事实在太可笑、太幼稚，而且使人费解。权力与财力的滥用，后患无穷。水门事件使尼克松失去白宫，几乎被审，还好福特总统是个好人，把他赦免了，使他不至于和其他官员一样遭官司缠身或牢狱之灾。然而10多年后的今天，尼克松卷土重来，到处演讲，俨然是国际事务的专家。
米契尔是我介绍他住到水门来的，他当年做梦也没有想到水门事件竟会使他身败名裂，遗恨终身。水门事件后他被判刑坐牢，出狱后搬到乔治亚城区和他的女友同居，并供职于一所律师事务所。1989年有一天在下班回家时心脏病发，送医院后就去世了。
尼克松从纽约来参加米契尔的葬礼。当年尼克松两次竞选失败时，米契尔把他从沮丧中振作起来，劝他从加州搬到纽约去，另起炉灶。如今繁华事散，新一代的权贵又有不少人住到水门大厦来，但这些人已没有当年的气派，抚今追昔，真有“屋廊人去苔空绿”之感。
米契尔的夫人玛莎个性爽直，她当然对大选的秘密有所闻，曾当着她丈夫大骂。水门事件发生后玛莎更为光火，地宣称要向新闻界透露尼克松的白宫丑闻，于是共和党的核心人士就大放空气说玛莎是酒鬼。玛莎和我是水门大厦的邻居，绝对不是酒鬼。
有些记者还访问水门门房，整整两年时间，每天晚上打开电视，荧光幕就出现水门大厦的照片。作为水门调查案新闻报导的背景，许多人不知道水门原来是由这么多幢建筑组成的，计有住宅大楼、饭店，及办公大楼。水门居民和水门案现唱—办公大楼毫无关联。
现在水门住户的生活已逐渐恢复正常，我真不懂当年民主党为什么选择水门办公大楼做他们的总部，因为水门的租金比其他办公大楼贵得多。我前面提过，住在水门里面的民主党员比共和党员要多，但他们都尽量避免出风头，许多共和党人士在看到报上新闻之前，甚至不知道民主党总部是在水门办公大楼内，我就是其中之一。读到水门案后才知道隔壁大楼就是民主党总部。
我想在这儿以共和党财务委员和共和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