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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我大概是个倔脾气，最讨厌姐姐管我，我不听她话的时候，她总是说：“我要告爸爸。”我知道父亲一定护着她，因为她是老大。有时候，我给逼急了，也会说：“我要告诉妈妈。”听了这话，姐姐会带着揶揄的口吻说：“啊！你见不到她的。”这是实情，母亲经常午夜12点以后才回到家中，很少起来吃早餐，她不是外出购物，参加宴会，就是在家里忙着接待客人，我一直到上了学，才逐渐认识母亲。她去世前几年，我们非常接近，在那短短几年里，我对她敬爱交加。
母亲认为，女人应该有女人的气质，随时随地像个淑女。
记得有一次我在母亲面前说一位穷酸表兄的坏话，她当即告诉我：“淑女应该居心仁厚。”接着她又说，“一个人的出处和成就，都是次要，要紧的是能把握人生的真义。”那时我还不完全了解其中的含义。但她去世以后，我常常想到她的睿智，和她生前对我的训示。
表面上，母亲一径是那么高兴愉快，然而现在回想起来，她并不是真的快乐，事实上，她即使在笑的时候，也有点悲哀的样子。中国有句俗语：自古红颜多薄命。母亲和她妹妹维德丽亚就应了这句谚语。母亲撒手人寰时，才45岁。阿姨死得更早，29岁就离开了人世。记得我13岁生日过后不久，母亲就病了，那段日子回想起来，恍若昨日。1937年到1941年，抗日战争早已爆发，但日本偷袭珍珠港是在1941年12月7日，因此，对其他国家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始于1941年冬天。
1937年夏，卢沟桥事变之后，日本进攻华北，我们一家从北平逃到香港，我还记得我们住铜锣湾金龙台。我们在香港安顿下来后，父亲单独前往美国新墨西哥州任中华民国驻新墨西加利领事。临行前，父母向我们解释，我们必须留在香港继续学业，待父亲在新墨西加利安定下来，就会接我们去团聚。日本侵占华北，陈廖两家的家产几乎荡然无存。我现在怀疑，当时父亲没有接我们去的原因，可能不在住处无着落，而是经济拮据所致。在中国战时公务员的待遇低得可怜。早几年，父亲从来不靠薪水维持8口之家的生计，抗战开始后，情况才有了改变，但那时候，我只是个孩子，对家中经济发生问题，毫无所悉。不过，从母亲那儿，我感觉得出，事情有点儿不对劲。我印象最深的是，母亲不断地从保险箱中取出她的首饰，却很少见她戴用，偶尔，我听见她在电话上和陌生人谈论某几样首饰的价钱，心中极为不安。
一个春天的下午，放学回家途中，我想着要母亲给我买一件和同班同学雪莉一模一样的绿外套，都种款式很特别，雪莉是我的好朋友，两人常常一同读书，一同做功课。
回到家，我听到一个陌生女人在客厅里和母亲谈话。那女人嗓门很大。她说：“陈太太，就是这个价钱了。这对钻石手镯很好，也难找到。不过这年头，有闲钱来买这样东西的人也不多呀，你将就这个价钱吧。”
其后我又听到母亲低声和那人说些什么，我站在门角，女佣要我走开，我死也不肯。
我无意中发现了母亲的秘密与苦恼。
幸好母亲忙着变卖东西，老佣人又因为我不听她话，在那儿生气，没有人注意到我，也就在那个时候，我暗地里下决心要做个好学生，努力求学，将来奉养母亲，永远不要做金钱的奴隶。当时，这也许只是孩子气的诺言，但是一直到今天，我在金钱方面，从来不愿孜孜为利，同时，对于那些锱铢比较的有钱人，常常为他们惋惜。
我照顾母亲、奉养她老人家的心愿，在母亲进医院检查身体时，就注定永无实现之日，她进医院还是好好的活人，出来时即被送进了殡仪馆，这一切就恍如昨日。还记得那天早上，上学前，我和平常一样到母亲房里向她说再见。通常，时间那么早，她都还在床上，但那天，她早起来了，正在收拾衣服，整理出一只箱子。我对她说：“我以为你只检查一天就回来了。”
母亲说：“也许要好几天。”然后她搂着我说：“假如我要在医院待久一点，你会照顾家里和妹妹们吧？”突然之间，我觉得自己已经是个大人了，“当然，妈，您别担心。”接着我说，“也许我该留在家里，等您进了医院再走，或者今天就不要上学了。”她说：“不，你现在还是去学校，下了课再来医院看我。”
空气中仿佛弥漫着一丝悲凉的气氛，我觉得孤单极了，但为什么，却又说不出个所以然。如果当时我若是知道不到一年时间，整个家计和照料4个幼妹的责任，将落在我一个人肩上，我除了孤单外，或许还会不胜惶恐。
整整一天，我人在课堂，心不在书本，恍恍忽忽上了一节又一节的课，老师在上面讲，我心神不能集中，根本听不进去，只焦急地坐着等下课。4点钟，铃声一响，我头一个冲出教室，老师把我叫了回来，问我为什么这样没规矩。依照旧式传统，学生一定要等到老师下课后才得离开，我难为情极了，眼泪几乎夺眶而出，记得我转过身去，用全班同学都听得到的声音，吼着：“我妈病了！”就跑了出去。
从学校搭乘公共汽车赴医院时，我初次尝到了贫乏的滋味。我口袋里只有一毛钱，是从学校返家的车票钱，如果我要从学校坐车到医院，回家就得走路。我决定先走到医院，因为两相权衡之下，从学校到医院距离短，从医院到家距离要长得多。
我几乎是跑着去医院的，迎着冷风，双颊感到一阵阵刺痛，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跑——只知道急于见到母亲，我从来没有感到自己和她如此接近。人世间凡是能够有机会相爱的人，应该珍惜自己的幸福，因为一旦人天永隔，那就只有一寸相思一寸灰了。可叹的是，我们少有懂得珍惜每一刻宝贵的时光，春在怕愁多，春去怜欢少，这是人之常情。
走进医院，我直奔母亲的病房，她躺在床上，半醒半睡。
我走上前，向她请安：“妈，我来了，您好吧？”她回答：“我很好。
医生还要作些检查，得在医院再耽搁几天－－完了之后，就可以回家。”她接着又说：“不要担心，不会有事的。”她握着我的手，好像是向我保证，不会有问题，但她的声音却不能令人心服，我有个预感，她没有把事情全部真相告诉我。
30年代后期，大家对癌症所知不多，事实上，我敢说替我母亲治病的那些医生对这种病的了解也有限。如果没有战争，如果不是日本侵略中国，我相信父亲或外祖父一定会让母亲接受最佳的医护治疗，她的病也许可以治好，或许她不会这么早就离开我们。但珍珠港事件爆发前，中国战事己进行了漫长的4年，中国大陆上的人民在炮火下，奋勇作战，为国捐躯，各地都成了火线，触目皆是家破人亡的惨剧，儿童在饥饿边缘挣扎，伤员乏人照顾，人问凄惨，莫过于此。精疲力尽的士兵从战场穿过冰霜泥浆，一步步爬回家，但是回到家中，哪儿是自己的家？已不复可辨。外面的世界对这些好像一点不在意，让中国单独打它的仗战争夺去了我们的一切，包括经济援助。没有钱，要给母亲较好的医护治疗，谈何容易？在当时，简直不可能，唯一支持我们活下去的只有勇气与决心，它使我们相信希望在明天－－冬尽春来——黑夜之后即是黎明。
我一直伴着母亲，直到护士进房要我离去，他说：“小妹妹，天色已晚，你该回家睡觉啦。”我对她说：“我若回家，你会照顾我妈妈？”她说：那是当然，你别担心。”母亲笑了，对我说：“你长大了，不再是小孩了，因为我还仰仗你帮我照顾这个家呢。”我当时哪里知道以后的6个月，我会每天放学之后，就得到医院去呢？我从学校直接去医院，陪母亲一直到黄昏时分，有时我困极了，却不敢睡去，唯恐一合上眼，她会在我睡着的时候，悄悄离开人世。
那时我常想如果外祖父在那儿就好了，他一定知道该怎么办，但当时外祖父母还在北平，二老觉得自己年岁已大，精力已乏，无意离开老家，何况他们即使逃到香港，又何以为生？
所有产业投资都在大陆上，带不出来。当然，没有人会想到这场仗一打就是8个年头。抗战期间，沦陷区人民和外界通信几乎完全中断，一封信穿过敌人阵线，到达收信人手中，至少得要一年半载，多半时候，信件中途就遭遇变故，永远到不了目的地，投不到收信人。
我们一到香港，就想尽办法和外祖父联络，但均属徒然。
我替母亲担心的同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外祖父，这或许是因为他老人家一直是这个家的支柱，无论直接间接，我们全依赖着他。外祖父那时对留在敌后，也许有点后悔，但是要离开沦陷区已经太迟了。一直到1945年7月，太平洋战事结束后，我们祖孙才在上海再度团聚。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里，妹妹们在做功课，佣人也在等我。两个佣人在我们家已经很久了，非常关心母亲的病情，妹妹们年纪都还小，懵然无知，我自然觉得没有必要把医院里的事情和她们讲，姐姐念护校，平常不住在家里，我虽只比妹妹香莲长一岁，却必须肩负起主妇的责任。
有段时间里，母亲的病况既未好转，亦未恶化。两个礼拜之后，我去见主治大夫，他是母亲的一个远房表亲，不过年纪大得多。他看到我一个13岁的小女孩去和他谈母亲的病情，十分惊讶，但是我告诉他，我还有个17岁的姐姐，也会和他谈。他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父亲呢？”我告诉他，父亲在新墨西加利任领事，不能请假回来，当时我对政府的战时法规不甚了解，但对父亲不能回来探望病中的母亲，心中有说不出的气愤。
母亲住院那几个月当中，主治大夫从来没有确切地告诉我们，她究竟得了什么病她吃不下，睡不着，身上觉得痛，整个人一天天消瘦下去。起先他们告诉姐姐和我，母亲也许得了胃溃疡，接着又怀疑内脏出了毛病，迟迟不能决定是开刀呢，还是不开刀。日子就这样拖了下来，日复一日，周复一周，月复一月。我永远没法了解，母亲在医院病了这么久，为什么父亲始终没有回香港看一看，难道工作真的那么重要？如果是为了钱，我相信他一定可以从朋友那儿周转一下，我在心慌意乱的同时，更觉得伤心不已，我们还只是孩子，就得负起成人的重担，战争再残酷，也不该消除人的感情啊！我这样想。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我才渐渐原谅父亲当时所做的和他没有做的一切。
母亲的身子愈来愈弱了，冬尽春来，但是春天并没有带来阳光或希望。那是一个没有花朵的春天，大夫终于告诉我们，母亲得子宫癌，动手术已经太迟了。我连那是什么病都不知道，这是我头一次听到癌症这个名词。母亲去世前一个月，已是奄奄一息，大部分时间，身上疼痛难耐，有时护士给她注射吗啡止痛，真叫人不忍卒睹，我想陪着她，和她一道受病魔的煎熬，却不忍见她痛苦万状的样子，有的时候，她痛得实在按捺不住了，会高声叫护士再给打一针，这时我会跑出病房，心中有无限的害怕与惊恐，而大人们让一个小女孩面对这一切人间的惨剧，又是何等不公与残忍！亲戚朋友未看看，又走了。唯有我，每天放学，就去医院陪母亲，我在病房里做功课、吃晚饭，等病人会客时间终止时才回家。我多希望有个人和我在一起，让我倚在他的肩头，哭诉心中的委屈，但是身边没有一个人，香港的亲戚朋友嗅到战争的危险，多半已到大后方——重庆或昆明——去了。
母亲死前一周，大部分时间已不省人事，我记得一个飘着细雨的午后，我带了一束她最喜爱的康乃馨去医院看她，她在睡觉，我坐在床边静静地陪着她。黄昏时，她醒了，仿佛知道我在旁边似的，向着我说：“宝宝，让我握看你的手。”我握住她的手——可怜全是骨头，她紧紧抓着我，好像害怕我会走掉，那一刻，她的神智很清楚，而且想和我说什么，但是声音非常微弱，像是耳语一般，我说：“妈，您休息会儿——别多说话。”她将我的手抓得更紧了，“让我说，过了今天晚上，我可能没法和你说了。”难道她已知道自己时间无多？难道她是要向我交代后事？生何其奥妙，死又何等哀伤，然而我们都将走上同样的道路。我仍记得母亲对我说的话：“宝宝，你就要14岁了——不再是小孩子，我走了之后，希望你能好好照顾妹妹。”我哭着喊：“妈；您不要离开我们。”她说：“宝宝，勇敢点，你会把这个家照顾好的。”接着，她又气喘吁吁地说：“我唯一的遗憾是不能看着你们姊妹长大成人，我真想念留在北平的外祖父母，再见到他们时，别忘了告诉他们我爱他们。”这是母亲最后一次对我说话，当天晚上，她陷入昏迷状态，再也没有醒过来。
晚祷时，我常会问：“啊！上帝！我们的祈祷有用吗？”但是谁来回答我？此外我知道，自己需要母亲，远胜于她之需要我，我感到害怕，但是她已无法消除我心中的恐慌，母亲的大限之期将至，马上就要离开我们了。星期天早上，姐姐和我到了医院，好像母亲有意选中这个我们两姊妹都会在她身边的日子，她咕哝了几个字，但是我们都听不出她讲了些什么，几分钟之后，护士摸摸她的脉搏，告诉我们，她已经走了。姐姐和我跪在床边，不住颤抖，欲哭无泪。中国人常说，福乐遭天忌，我知道母亲不愿意死，我知道她不愿意离开我们，但天意如此，夫复何言？这是一段漫长旅程的结束，也是我生命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一章，母亲死了，我却必须面对许多可怕的明天。
以后的岁月里，母亲的死使我和外祖父母更加亲近，同时将我和父亲与继母的距离拉得更远了。母亲死后，我变得比以前更独立，不一定是我想要这样做，而是出于现实的需要。
亲戚朋友的帮助有限，姐姐和我必须安排一切丧葬事宜，结算医院的帐单，选墓地、墓碑，对一个像我这种年纪的孩子，那实在是一段痛苦又可怕的经历。失去母亲的打击，很可能使我变得愤世嫉俗，幸赖朋友们始终如一的关爱，我才没有消沉下去。有时候想起来，中国及其人民在长期战争中受尽日本军阀的欺凌，母亲能在战事进行到一半时离开人世，未始不是幸运，成千上万的同胞吃不饱，穿不暖，至少我的母亲能作永远的安息。
母亲去世后，我成了一家之主，每月靠港市300元，维持全家生计。现在我才知道，母亲为何要变卖首饰，6口之家，单靠3oo元微薄收入，怎能活下去？有件事我永远忘不了，妹妹香兰和我都想学钢琴，但家里一个月只能匀出10块钱缴钢琴学费，换言之，只能一个人去学，我决定牺牲自己，把机会让给香兰。日后，我的经济能力足够负担学钢琴的费用时，我却抽不出时间来了。
1941年，又有一项改变，我发现自己无法兼顾家务与学业，在父亲首肯之下，我和妹妹们都进了圣禄女书院住校。
每月每人食宿费50元，五姊妹总共250元，剩下的钱，每人分得10元——衣服、书籍和其他日用品都包括在内。那段时期，如何使收支平衡，成为每个月的一大威胁，我对自己发誓，有朝一日，我如果有了钱，再也不要做预算，我算是做到了。
母亲死后，我常在星期天做完弥撒之后，步行很长一段距离，去到母亲墓前。有时候，我的感情似已枯竭，空洞洞的一片，我总是驻足良久，不忍离去，我意识到，她的梦想和希望，已在不知不觉中传给了我。
晚上，躺在宿舍狭窄的木板床上——蓝色的床单，蓝白色的墙壁，我会思潮起伏，茫茫来日，何处是归程？
春秋岁月异乡
异乡
长天北斗
明月南楼
父亲在北平做过英文日报编辑，好像当时叶公超先生也在该报做事，后来又在北师大做教务长及英文系主任。父亲和叶先生都是留英学生，不过叶先生比父亲年轻，我们喊他乔治叔叔。父亲入外交部时，我们还是未入学的小孩。记得他曾到缅甸做领事，我们全家大小一同从天津乘船到印度再到仰光。那段任期不太长，好像是因为外交部没有经费，我们在那儿只过了大概一年，又转回北平。回北平后我才上小学。在北平东华门大街孔德小学上一年级。
我记忆中的印度、缅甸、马来西亚和越南像是一片动物园。也是英法人逞强称霸的地方。那是1930年左右。亚洲到处是殖民地。除了中国、日本和泰国（时称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