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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风趣的邓小平和我开玩笑说：“你的舅舅有气管炎，你知道吗？”
我看着舅舅说：“他很好嘛！什么时候有了气管炎？”
邓老大笑：“他说，不是气管炎，是妻管严。你看他又抽我的香烟。你舅妈每天只给他3根香烟，他常常偷我的香烟，我不怕太太，我就是喜欢抽烟。”
舅妈说：“邓老你也过言了，我真管不着承志，他不听话。”
廖公苦笑，他说：“我是左右做人难，自从心脏搭桥后医生要我少抽烟，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埃”我们一边吃饭，一边闲聊。
邓老忽然对我说：“陈女士，你做错了一件事，你怎么可以帮助台湾把中国的产业双橡园给了台湾，我知道这是你和你的好友、那位总统参谋律师干的事，那位律师叫什么名字？”
我答说：“他叫葛柯伦，在华府很有影响力。”
邓老问：“他是共和党吗？”我答道：“他是民主党。”
邓老说：“那你是共和党，你们两人合伙干了这桩事，对不起自己的祖国啊！美国国务院都同意这是中国政府的财产，该归还中国。你们偷天换日的手段可大啊，我不能不佩服。台湾是怎么感谢你的？”
我想我该解释一下了。
我说：“邓老，这件事说来话长，除了双橡园的产权我们协助处理之外，台湾关系法也是第一次在我水门大厦秘密起草的，当时还有高华德参议员等人。我受台湾之托，也觉得要为他们留个面子，因此才义不容辞地挺身而出。当时不但受到美国国务院的阻拦，连台湾的外交部也不领情，因为他们办不到的事，我办到了。为了这件公案我真的受了不少冤枉，假如我当时知道这个后果，我就绝对不白帮这个忙。”
廖公说：“这是旧帐了，不算了，对不对？”
邓老说：“陈女士，你看你做好人，台湾不领情，还说是会议员高华德做的，是高华德的功劳。你以后可不要再做这些傻事，台湾人太忘恩负义了，你说对不对？”
我知道中国两岸的统战都做得很到家。对于双橡园复杂的来龙去脉现在不想再提了。总而言之，一句话，当年负责参与这个大计的人心中明白，若不是我，双橡园今天当是中国大使的公馆，台湾根本不能保有双橡园。这一件事台湾对我实在太不够意思了。
双橡园的后遗症也为我增添了不少麻烦，我不愿多讲。
后来舅父廖公说因为陈香梅对祖国的贡献，勿再追究，这才算了事。
邓小平对我私下的问话可见他对于台湾的情况很清楚。
我们那天的宴叙很轻松，也很随和，我对我舅父廖承志的随和、诚恳、关爱永记于心。他为了民族大义，为了一项忠贞的信念而坐牢9次，英国人的牢、日本人的牢、国民党的牢、共产党的牢都坐过了，尝尽了苦头，但始终意志坚强。他于1983年去世时也是两袖清风。他和他的父亲廖仲恺父子两人真是中国人值得学习的好榜样。
其后10多年的岁月中，我也有机会见到邓老，也和他的子女熟悉，尤其是大女儿邓林（她是画家）和她的夫婿吴健常（中国企业家）、大儿子邓朴方和三女儿萧榕，即邓椿，她曾在中国驻美大使馆工作。她也是《我的父亲邓小平》的作者，该书除中文版外有日文版、法文版、西班牙文版，由美国出版商经理，销路甚好。
邓林是一个艺术家摸样，穿着甚随和，我多次在北京的国宾馆钓鱼台和她独自见面。她说她的父亲就是喜欢和子女们同住在一起，而且对于孙儿孙女特别宠爱。
我在10多年来，除了中国的第一人物邓小平之外，对于胡耀邦等都有亲切感。其他如江泽民、李鹏夫妇、朱熔基、邹家华、李岚清、姜春云、李瑞环、丁关根、乔石、刘华清、胡锦涛、荣毅仁、钱其琚吴仪等北京领导人也有不少接触。军委方面如刘华请、迟浩田、徐信等人也在军事工业转为民用工业的研讨中和我们的机构有过接触。中国在以前苏联的影响下，大事整军，大家吃惯了大锅饭，是所谓“铁饭碗”，现在一时之间要全部改变换新实在不容易，这一个阶段使中国领导人相当头痛。一个体制的改革都需要一段过程。
1995年海峡两岸已有多方面的接触，我们曾是开路的人，猛然回首，能无感慨。
第一次回中国大陆之后的3年（1983年），我和我的男朋友——美中航运董事长郝福满先生（Irving Kaufman），又领着北欧航空公司和一些欧洲航空界专家到还未建省的广东海南岛的最南唱—三亚市协助筹备三亚机场当时中国的海南既穷又落后，我觉得光是协助沿海的开发特区如上海、天津、广州、福州、汕头是不够的，海南是个宝地也是个宝岛。我说服了北京的中央政府考虑把海南建省，把三亚的军事机场搬到另一个地区。我和一些专家们7次从海口（行政区的都会）到三亚。行政区的主任是孟庆平，是矿业专家，文化大革命下放到海南就一直在那贫乏的地区工作。我们一见如故，每次我们大伙儿到海口就由他安排住在特区的政府宾馆，招待甚周到，派了助理和工程师等和民航局的官员陪着我来回于海口和三亚之间。其他人都在想办法赚钱，我只想为祖国做些有意义而且是基础建设的工作。
1989年6月底，一切都已就绪，北欧的贷款也要正式在瑞典签约了，然而发生了“北京风波”，北欧的三亚机场投资人全部退出，后来把一切转让给法国接手。我们贡献了5年的时光，近100多万美元的投资，还有无尽的心力就只好让别人去接手了。如今海南已大大繁荣，三亚机场亦于1992年启用。
前人种树，后人收果，现在香港地区人，日本人、欧洲人、澳洲人、美国人都有不少去海南发展。我们总算做了开发海南的开路先锋。当年和我们一同逃离香港入内地的两位工程师也曾参加这项艰苦的工作，也是义务的贡献，国内不少大建筑物也是他们设计的，值得骄傲，人生能得如此知己总该满足了。
春秋岁月开风气之先的大陆访问团
开风气之先的大陆访问团
我组团到大陆访问是1989年初，台湾方面报名的人不少，但后来备受各方压力而不得不放弃。
大陆之行的成员都可以自傲，着不是他们开风气之先，两岸的接触可能会迟一两年，因为没有人敢做开路先锋，开路先锋要有勇气，有胆量。第一次团员名单如下：罗焯、陈健心、陈雅芬、云震球、林士坤、刘北平、张慧文、谢明道、花宪章、顾大宗、刘传志、刘蔡淑美、许汝学、林仲言、筒文雄、黄成华、James E。Bronghton 夫妇、Lo Chin Yu、Morgam Chem等。副团长是朱伯舜与郝福满，领队晏明，顾问陈春发、刘春华，随团医师杨联胜，秘书张福贤，总务张中兴、刘水木。
我要北京当局给这些人最高的礼遇。我们住进钓鱼台宾馆的总统楼，总统楼是18号楼，比白宫还漂亮，除了接待国家元首外平时是不开放的。对各国退任元首和总理最高礼遇时也只招待住12号楼或第8号楼。但全体团员会住到18号楼，我和团员开玩笑说：“你们此生大概只有这一次住这幢宾馆，除非有朝一日你做了总统。”
团员们受到隆重的礼遇，如接受江泽民总书记和李鹏总理的款待，在人民大会堂、中南海留下了足樱当时台湾还有点醋溜溜的，为此许多成员不敢把和李鹏、江泽民合摄的照片带回台北。我想现在官民都有大陆热，见到王兆国、丁关根和唐树备就皆大欢喜了。真是此一时也，彼一时也。
这个团从北京到上海，也受到上海市的热情招待。当时上海市长是朱熔基，他设宴欢迎全体团员，又请外经贸正副主任沈被章和叶龙飞向团员做简报，交换意见。
汽车大王、上海工商联主委刘靖基老先生在他的会馆张灯结彩地接待我们一行人，而且请了不少工商界大佬出席，大家边唱边吃，好不热闹。大家称刘老靖公，是台北女企业家吴舜文的姐夫，刘夫人已去世。靖公家中收藏的古董与名画甚多，红卫兵大乱上海时被拿走了一部分，后来由政府追回。他的珍品使人目不暇接，我每次到上海一定先去拜望他，也藉此一饱眼福。
团员中有3位上海人，他们离乡已久。朱伯舜还特地去看望90高龄的母亲，母子分离近40年，真是“少小离乡老大回”，感人之至。
下一站是福建，我们访问了福州和厦门。在厦门的鼓浪屿可以看到对岸的金门，现在两岸已无炮声，只有歌声。团员们本就已有人在福建投资，但未能亲睹庐山真面目，如今知道福建是个大有可为的地方，离台湾近而且言语又相通，一见如故，当然是理想的投资地点。那时的福建省长是现任北京对台办公室的主任王兆国，这人很有魄力，中央选他来担任这项工作具有双重意义。
最后一站是广州。
当时的省长是叶选平，他是叶剑英的儿子，广东人，在广东颇有建树。中央数度要调他到北京，他都不愿离开，但1991年3月间人大开会后仍然调他到中央做政协副主席。在他的晚宴中有人到台上唱“梅花”，叶省长年轻的秘书走过来说：“你听，这是国民党的国歌。”叶省长也很幽默，他说：“国民党的国歌我听过也唱过，这是梅花歌，你不要乱说。”
有名的粤剧花旦红线女被请来了，她亦善于辞令，她对我说：“叶省长有命我可以不来，但今日听说是欢迎陈香梅一行人，我不请自来了，而且要为大家唱一曲。”
那天晚上大家极为尽兴。
1990年我再度组团到大陆访问，正式开始了海峡两岸的交流。前人种树，后人乘凉，谁曰不然。
春秋岁月从亚运出发
从亚运出发
1990年9月，第十一届亚运会在北京举行，由于台湾选手准备参加，从年初开始，两岸有较多的接触，新闻报道也不再畏首畏尾。我虽是本届亚运理事，却一概不参加商业方面的事情。台湾选手终于可以到北京一显身手。
海外的中年华人，无论是入了美籍、英籍或加拿大籍，多少有些怀乡心结，这种怀乡病使许多华裔外国人即使功成名就，仍不免偶然会“想家”，这是一种“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家国忧思吧。家国忧思之外，童年的追怀每每与日俱增——除夕的爆竹、元宵的灯火、父母的恩情、师长的关注、青梅竹马的故事……历历宛如昨日，这更加深了海外中国人对故乡的牵挂与眷恋，这种无可奈何的心情或许就是许多海外中国人要回乡去“看看”的原因吧。
北京是我的出生地，我们住在东总布胡同16号，后来搬到贡院。我在孔德小学上学，孔德小学在东华门大街，离东安市场不远，现已改为27中学。
华盛顿是我单枪匹马、历尽沧桑的战场，有血有泪、有悲有喜，但更似一片浮云暂时停驻的地方。
台北是我婚后的小窝，也是我和外子离开大陆后的“家”。三四十年来，我在美、台之间来来往往，既非完全是圈外人，也不愿做圈内人，因为地方虽小，是是非非可大，即使是一片浮云，也可能被阴霾所掩盖。
我在北京度过无忧无虑的童年。1980年冬天，我第一次回北京，近乡情怯，抬头只见灰色的云、灰色的天，感慨之余作了一首诗：别时心情沉重；离恨浓似秋云；谁知又再相逢，不是一年，一月，竟如隔世——三个十年！
别时我是青春的双十年华，
再来时我已饱经变乱，
尝尽人间的世故与辛酸。
……
我的姐姐和姐夫住在台北，他们在美国华盛顿出生，是道道地地的华侨，两人都出自医科，当年随着民航空运公司自上海撤退到台湾后，一直留在台湾工作。我要去大陆访问，他们比我还紧张，担心会引起官方的不快。我说：“我这辈子好像从来都没替自己想过，一切都是为了奉献，一切都是为了‘别人’，而‘别人’又何尝设身处地替我着想。”
1989年8月，我自华府去北京。
我对北京的朋友说，台湾有许多理由不到北京参加亚运，但我想台湾有更多理由要到北京参加亚运，因为台湾非常讲究实际，非常重视参与国际活动，因此官话说完、人骂够了之后，最终还是一个字——“去”，然后再加三个字“我们去！”甚至大家抢着去。
1989年12月，我领了访问团自台北到北京。这个好事多磨的访问团是中小企业的开路先锋，虽然台湾有人表示：“我说不能去，就是不能去。”也有人落井下石，但团员们还是到了北京、见了江泽民、李鹏。团员们在台北从未受到如此的礼遇。
我没得名，也不要利。我的收获是一份自足；我并不自命为勇者；但绝不是弱者，我不曾向任何人低头，只要我自认为是正确又大公无私的事就该认真去做，毕竟生逢乱世，费解的事太多，既无需大惊小怪，也不必多求甚解。
第一次在民航局那座破旧的民航大楼见胡逸洲局长时，他说：“久仰了。”我想奇怪，何时见过面？
他笑说：“我是央行的，当年从香港驾机回国的机师之一，中国大陆称我们‘起义来归’，台湾说我们‘叛变’，而你先生陈纳德还帮蒋介石打官司，把100多部飞机扣留在香港。唉，一转眼30多年了！”言下无限感慨。
我本来想告诉他，我先生多么冤枉，两边做人难，到头来大家都不领情，他实在太天真了。自己把民航公司的股份卖掉替国民党打官司，3年下来，停留在香港启德机场的100多部飞机风吹雨打，只剩下了空壳子，而且香港政府不准这批美国公司的飞机运去台湾，只许整船运去美国，最后以废铁出卖，卖的钱还不够付律师费。当时台湾当局和吴国桢先生闹意气，吴国桢出国后我们才知道他要反蒋，蒋介石以为陈纳德同情吴国桢而生气，有两三个月不理他，弄得外子有点莫名其妙，后来我去找张群先生，他安排蒋介石接见陈纳德，才解了一个结。后来外子心情一直很不自在，不但白忙一场，还如此被误解。当年蒋介石派叶公超到香港，要陈纳德答应负责立刻把飞机接到台湾，以防全部被运去大陆，外子快人快语，一口答应了，没想到后患无穷，更没想到要打官司。
外子去世后，由于他在民航公司已无股份，我只好离去；离去是温和的说法，该说是“扫地出门”。外子一生喜爱航空，别无所好，假如他真的爱财，自大陆撤退时大可发财；他不但没有，还救济了许多医生、教士，我们到台湾后和大家一样苦。外子去世，我年纪轻轻的带着两个小女儿凄楚离开台北，那种心情，如今回忆起来仍不禁悲从中来。这就是“两航事件”留给我的灾难。
北京的民航局在老城区，那幢旧房子也真够破旧，4部电梯仿佛老牛拖破车，常常像快走不动的样子。有一天我问胡逸洲：“你们什么时候搬家？”他说：“搬到哪儿去？航空公司可以搬到新大楼，我们仍留在这儿办公。”
我多次建议他，民航局该政经分离，让各地区自组航空公司，不要全部由民航局负责，这样不但有竞争性，也可拓展航空企业的发展空间，后来他们接受了。如今中国有中国国际民航公司（总部在北京）、东方航空公司、上海航空公司（总部在上海）、南方航空公司（总部在广州）、西南航空公司（总部在昆明），厦门航空公司，西安航空公司等等。较大的对外国际机场以北京、上海、广州为主，其他的机场都在改建中。中国很需要一个合乎国际标准的机场，这一点也是民航局和胡逸洲局长努力的方向。
我和胡逸洲讨论过海峡两岸的通航，他期待两岸直航。
我认为亚运是个好时机，建议韩国和台北都能正视此事。汉城很精，马上行动，韩国选手从汉城直飞北京。
开幕典礼时看见大家一起来竞赛总是好事。胡逸洲说：“总有一天，我这个民航局长和那边的民航局长会坐下来谈谈的。”但愿如此。
春秋岁月我所认识的李可染大师
我所认识的李可染大师
《传记文学》1990年12月号，刘绍棠所编《民国人物小传》中有一篇李可染的传记，根据关国煊和林铭章的稿件，对李可染的一生有很详细的报道，在此我不再赘述。但我在他去世前两年开始与他和他的家人结交，包括他的夫人和儿子李小可及两个在日本读书的孙女（也在习画）。最大的憾事是，我未能完成他到台湾开画展的愿望。他的同行黄君璧老师（本人是君璧老师不成大器的学生）的门人吴休（现为北京艺术学院——又称中国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