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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等待苏维埃政权垮台，”一个民警纵声大笑起来。“苏维埃政权没垮在法西斯手里，也许，倒要垮在火烧鬼这个小子的手里！”
“他有什么打算？”古潘继续说道。“火烧鬼不是傻瓜。他本来可以加入什穆钦科匪帮，拚命往西波列西耶地区突围的。到了那儿，土匪就自在多了。但是他在等待着什么……”
“也许，他的相好拖了腿吧？”那个爱逗笑的民警说。
“不会的……他目前的处境顾不上相好了。这个火烧鬼是只狡猾的狐狸。”古潘转过脸来看着我，用信任的口吻稍稍压低声音说：“我有个想法，装甲运兵车其他乘员全死了，可火烧鬼却活着，这不是偶然的。你瞧，民族主义分子，这些个土匪，虽说同法西斯分子打得火热，可他们各有各的如意算盘。他们认为，既然德国人已撤退，就得把钞票抓在自个儿手里，来供养自己留在这一带的土匪和特务……好象就是这么回事。钞票完全有可能就在火烧鬼的手里。可是为什么他当时留在格卢哈雷村附近不走呢？我无论如何也搞不明白。也许，烧伤后，一直没有好……他此刻销声匿迹，行动规规矩矩，也不出来惹事，着实叫人可疑，他谨慎得很呀！”
“不错，他是很规矩，”我往阿勃罗西莫夫躺着的前室那儿一摆头。
“嗯，这种现成的机会，土匪是不会放过的，”古潘脸色阴沉下来，说。“搞掉阿勃罗西莫夫，他们不要冒任何风险。拿个共青团积极分子戏弄一番，这对火烧鬼来说……不过你注意，这个坏蛋并不想真的来干一仗！要不然，他早就拜访格卢哈雷村了……你瞧，光两个‘小鹰’就把他镇住了，他不想挨子弹。有这么个印象，他在执行一个很重要的任务……他不是光在避风头，而是在等待命令！，他沉思起来。接着又补充道：“总之，伊凡，你留在村里，把防卫工作搞搞好，坚持下去。等我们腾出手来，你那个火烧鬼就没几天好折腾了。他注定要灭亡的，无论从历史的发展来看，还是从实际情况来看，这是毫无疑问的！”
“我昨天到萨盖达奇内那儿去过了，”我说道。“他也是从全局看问题，有远见。可是阿勃罗西莫夫被他们杀害了。”
“我知道他被杀害了，”古潘生硬地说。他倒底把那只匙子折成了两段，一只手拿着柄，另一只手拿着勺。“去看他母亲的是我，而不是你，懂吗！为什么要去呢，我应该叫她来认尸……”
“干吗要认尸，为什么？”我说。
两位民警互相瞥了一眼。显然，我提了个愚蠢的问题。
“法律手续嘛！”古潘说。“我们干吗要用这么多的纸张把他们欠的债一笔笔记上吗？我们要同他们算总帐……血债要用血来偿。”
我耸了耸肩膀。在前线我们从来也没有要人家来认尸。同谁去算帐呢？
“给我，”我对那个还在摆弄转盘弹簧的法律维护者说。我把转盘里的子弹倒了出来，弯下腰从炉子后面拿出两个梭子，说“拿去吧！”
“你们的弹药供应倒不错呀，”古潘说。
“在我们林子里这玩意儿有的是……”
“你们林子里要什么东西都有的是……”一位民警说。“到你们林子里要长六只眼，前面一对，两边各一只，后面还要有两只……”
第三节
夜里，古潘久久不能入睡，不停地咳嗽，一直在床上翻来转去，我的那张木板床被他那沉重的躯体压得吱吱作响。我也没睡着。我同一个保卫人员躺在地板上，跳蚤跳上跳下，发疯似地向我们发动进攻。保卫人员一个劲地搔痒痒，还不时捶我的肚子，嚷道：“从左翼包抄过去！”。幸亏另一个轮到在院子里站岗，否则，他俩会发出两个不同的命令。民警嘛，神经都十分紧张：就是这样的工作嘛。
“局长同志，”我对古潘说，“您反正睡不着。您回答我一个问题吧！”
他一声不吭，只是伸手去拿挂在木板床旁的那件制服。打火机在手枪上嗤地一声，亮起了一点火光。
“拿火烧鬼……嗯，他们那号人，”我继续说道。“他们都是干什么的呢？我对火烧鬼的情况不大清楚。据说，他曾经当过兽医，专门阉公猪的……好，他也许，心里怀着什仇恨。可我们村的另一个法西斯走狗，克拉姆钦科，过去是饲养场的运料员。谁也没有得罪过他。他家孩子全都在上学……同大伙儿的孩子一样……为什么火烧鬼成了现在人人
怕，人人恨的呢？如果没有战争’他仍旧当他的兽医。我出在还不是要同他点头打招呼，也许在婚礼宴会上或者洗礼宴会上还能碰到他，同他一起唱歌呐。我不能理解！”
“法西斯主义嘛！”古潘说。
他全身上下烟雾缭绕，象一艘起了火的轮船。他那强壮的肺，呼噜呼噜地直吹气。这是一部早已用坏了的机器，毫无疑问，区分局局长睡不好，休息不好，而那个当保卫人员的民警虽然睡得不安生、不停地咋呼闹喊，可他毕竟是在睡呀。而且他做的梦清清楚楚，十分具体：战斗正在进行，应该从左边包抄过去。
“法西斯主义吗？”我反问了一句。有这么一种人，他们不论对什么事物都能下一个简短而又明确的断语，对他们来说，只要几个标签式的词语就足够用了。他们话一出口，就象板上钉钉。莫非古潘也是这一种人？“嗯，明白了，是法西斯主义。这说明什么……跳蚤让您不得安宁吧？我们这里的跳蚤都十分放肆。”
他哼了一声。
“法西斯主义是一种复杂的现象，”他开了口。“我可不是什么哲学家，不能讲得面面俱到……我只受过民警训练，请你原谅。”
他朝我翻过身来，那张干得裂了缝的木板床叽叽嘎嘎地响了起来。
“法西斯主义……你当然知道，这是最卑鄙，最凶残的资产阶级专政。帝国主义分子不依靠这样的专政，就对付不了工人阶级，对付不了革命！所以他们就拿起鞭子。抓起斧头，用尽一切力量来镇压，肆无忌惮地干坏事。他们枪毙人，绞死人，把人抓进集中营。他们对人要么极力压制，要么激起他身上那种阴暗的心理、兽心……比方说各种各样种族主义的感情呀，民族主义呀。”
“火烧鬼跟这个有什么关系？”我问道。“他算什么帝国主义分子？他是江湖郎中，狗崽子！”
“好吧，”古潘嘟浓了一句。“我来试试看，给你解释解释，这一点你是需要的。
他深深地抽了口烟。
“当然，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对火烧鬼来说是毫无作用的，”古潘说。“给他看这种理论等于给公羊看百科全书。不过你应该看到这一点。希特勒在夺取政权的时候，哪些人是他的基础呢？冲锋队、形形色色的黑势力。为什么呢？因为搞到了权，对他们这号人有利。这种权力是不受任何限制的，他们在这股浊浪中可以飞黄腾达。现在，他们的面前展现出广阔的天地。他们可以任意抢劫，而且受到这个无法无天的土匪国家的保护。你懂吗？可以杀人、可以折磨人、可以乘人之危、发财致富——所有这些暴行都可以作为功劳记在帐上，你懂吗？”
他声音嘶哑地咳嗽了几声。
“请原谅，我没把你熏坏吧？”
“没什么。”
“我这是为了驱赶跳蚤。兴许，跳蚤会受不了的。”
“受得了，”我说。“我已经用发烟筒熏过了。猫儿差点儿没呛死……请您继续谈吧。”
“好吧……我只能简单地给你解释一下，你也知道，我受的教育是道听途说的教育。你也明白，象歌里唱的‘我自己个辟了个小花园’。言归正传吧，法西斯主义。你知道吗，对这号人来说，好就好在它用权力来代替法律。凡是为这个国家效劳的人，都是这个权力的一份子。这个人似乎可以以国家的名义来决定，什么有利，什么不利。而实际上，他首先关心的是他自己，他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别后退，同志们！”那个民警突然嚷了一声。“从左面包抄过去！”
“他受过震伤，”古潘解释道。“在咱们奥任公安局，现在数我最健康：气喘不算……火烧鬼看到，他的面前出现了他从前想也想不到的前景。他的本质是个刑事犯罪分子，卑鄙的恶棍，贪婪的野心家。但是这些品质过去没有敢表现出来，因为表现出来就要受我们苏维埃工农法律的应有惩罚……可是现在……只要能够顺应形势，只要成为这个巨大权力的一分子就行了！现在他可以欺压人、枪毙人、剥夺人家的财产——所有这一切都算他干的好事记在功劳簿上了，懂吗？当然火烧鬼这个人从本质来看，是个残暴之徒，残暴之徒加上利欲熏心、贪婪成性的坏蛋，所以法西斯主义对他来说象是蜜糖。法西斯主义就是这样为自己选择合适的干部。它象一块磁铁把各种各样的渣滓都吸引去了！”
古潘用指头掐灭了卷烟。他的指头真厉害啊！他就这么捏住还燃着的卷烟头，一下掐灭了，甚至叫也没叫一声。这双手长了这么一层石棉般的厚皮，大概干了不少活儿吧。
“民族主义，沙文主义，这正配火烧鬼的胃口，真是一张王牌。现在他可以抢劫和欺压白俄罗斯人，因为他们是白俄罗斯人；可以抢劫和欺压犹太人，因为他们是犹太人……可以抢劫和欺压那些泥腿子①，因为他们生在第聂伯河的那一边……他火烧鬼不是地道的法西斯分子，他是刑事犯，是土匪，是强盗，可是问题就在于刑事犯罪分子同法西斯分子是姑表亲。到了今天，他想掌权呐。你瞧，他现在也参加了班德拉匪帮，参加“意识形态”组织。这算是他干土匪的挡箭牌。但他的生活意义只有一个——为非作歹，恣肆专横、疯狂仇恨苏维埃政府。他火烧鬼还想在这儿当土皇帝，他想的多美！有一个问题你要记住：火烧鬼是法西斯的官方人员，当过伪警察局局长；在法西斯分子跑了，苏维埃政权回来之后，他当上了土匪。这是合乎逻辑的！可是有你这样的人挡着他的道。所以很清楚，你在捍卫苏维埃法律的同时，也是一个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最重要的战土，懂吗？”
我忘了跳蚤，忘了肚子里火烧火燎的隐痛。我翻过身来，看着古潘。我的心里确实有点开了窍：我在格卢哈雷这个小村子里干“小鹰”的差事，刹那间，换了不同的概念。在这个村子里，我开始体会出原来没有想到的巨大的意义。
“你的工作是非常光荣的，”古潘说。“你保护居民不受法西斯土匪的骚扰。不光是保护，还应该用你的一举一动给他们证明，我们苏维埃法律是强大的，坚定的，不徇私情的。三年来，这一带的居民受尽了法西斯的摧残。法西斯灌输给他们的思想是：强权出公理。就是这样！而你应该天天教育他们相信另一种思想。明白吗？比方说，你带着武器，这是权力的第一个象征，是比其他人优越的地方。可是你永远也不能滥用这份权利，来做危害他人的事。不能出于自私的动机，或者出于报复，或者还出于……因为，你是什么人呢？你是苏维埃的、我国人民政权的合法代表。所以这不光是‘小鹰’队的工作呀！可以说，你肩负的任务是党的任务，伊凡·卡佩柳赫！”
……大清早，青草和树叶还覆盖一层没有光泽的白露，古潘就带着他的两名自动枪手动身回奥任去。在放阿勃罗西莫夫遗体的四轮马车上，坐着夜里叫喊从左边包抄过去的那位民警。他睡眼惺忪，眼皮不时地抽搐着。古潘和另一位民警骑上马，还有一匹马拴在马车后面。
“你听我说，”古潘俯下身来，压低了声音对我说，“你想办法了解清楚，阿勃罗西莫夫来这里的消息是通过谁泄露出去的。我觉得，他们并不是碰巧才撞上马车的。这份‘计划’使他们感到不安。我怎么也弄不明白，为什么火烧鬼一直待在格卢哈雷村附近……这里面肯定有文章！”
他们很快驶出了院子。古潘急着赶回去，奥任可能会成为什穆钦科匪帮洗劫的对象，它的命运使他感到忐忑不安。四轮马车轻轻地在弹簧上颠簸着。他们用旧的粗麻布覆盖在阿勃罗西莫夫的遗体上，但是他的一条腿耷拉着，一只高筒皮鞋随着车子的节奏摇来晃去……为什么土匪不扒掉阿勃罗西莫夫脚上这只高筒皮鞋呢？他们住在林子里，沼泽地里，大概只有靴子才顶用吧。不过这只高筒皮鞋已经破了，后跟上缝的那根麻线也缝得很差劲儿。
第四节
“喂，波佩连科，他们不准咱们到防区去。”我对我的朋友兼助手说。
“小鹰”那张长着翘鼻子的圆脸，挤出了一付痛苦和沮丧的表情，波佩连科这个鬼东西真够狡猾的！
“有什么办法呢，卡佩柳赫同志，上级的话可不能违拗，”他说。“领导总是为下属担忧的啊！”
我俩全付武装，在村子里走着，腰上挂着手榴弹和子弹盒，波佩连科手里的马枪已经换上了一枝修好的自动步枪，我们威风凛凛地开始了每天的巡逻，好让因阿勃罗西莫夫被害而感到惊恐不安的居民们安下心来。两个男子汉这副披坚执锐的气概，按我的想法，应核能够使乡亲们产生信心和安全感了。
天气热了起来，洋槐树上被朝寒打过的枯叶纷纷扬扬地飘落下来。
“总的来说，巡逻这办法好，”波佩连科说。“政治上是正确的……咱的小把戏这会儿正从菜园里往家倒腾萝卜。咱的大车还没拾 好，车轴弯了，得去找克罗特……他克罗特准要狮子大开口。”
周围的大片林海泛出斑斑驳驳的秋色。黄绿色的浪涛，渐渐涌进格卢哈雷村居民从林海夺来的那块“弹丸之地”。我们就是这一小岛的主人。
“波佩连科，”我开口问道。“阿勃罗西莫夫准备上我们村来的消息，你对谁说过吗？”
“对谁也没说过呀！”
“你想想！”
“真的对谁也没有说……是奥任合作社的雅茨科转告咱的。而他是阿勃罗西莫夫亲自吩咐……”
“雅茨科这个人可靠吗？”
“雅茨科嘛？对，他不喜欢伪警察，他们杀死了他的兄弟。不，雅茨科是可靠的！……哦，他对我说了后，我立刻就上瓦尔娃拉家……”
“慢着，”我说，满脸胀得通红。这副腼腆劲儿真不中用，动不动象毛孩子那样红脸。这要到哪年哪月才能改掉呢？“你听谁说我在瓦尔娃拉家？”
“关于这种事儿，格卢哈雷村里可以提供十分灵通的消息，”波佩连科说，脸上漾开了一付得意的笑容。“谁穿着高腰靴咯噔、咯噔地上哪家去，哪个登着树皮鞋沙啦、沙啦地到谁家来……别的且甭说……如若有谁登寡妇家的门，那大伙儿甚至能知道他裤子上的纽扣是什么……”
“行啦，别废话，”我说。“说正经的……”
“既然您问到了，咱来解释：咱立刻来找您，直奔瓦尔娃拉家！”
“路上没对什么人透点儿口风吗？”
“一丁点儿也没有透。咱怎么，这点咱还不懂？”
“阿勃罗西莫夫同志通知说，他要来这里协助剿匪……”我回忆起那天的话。“坐马车来，请转告……”这些话听起来给人的印象十分深刻。阿勃罗西莫夫是区里来的，是个大首长，坐马车来，来剿匪！……如果火烧鬼的狗友们听到我们两人的这段对话，一定会惊慌不安，不会放过阿勃罗西莫夫。但是土匪并没有听到这个通知，听到通知的是瓦尔娃拉……瓦尔娃拉！不要急着下结论。说到底，火烧鬼完全可能是偶然碰上的。”
“波佩连科！”我问道。“你对瓦尔娃拉有什么看法？”
“什么什么看法？”说罢，不好意思地清了清嗓子，摸了下自动枪。“还不错，咱是识货的！挺壮实……正是好时候！”
“波佩连科！”我说。“你到哪天才能把你嘴里的面疙瘩吐出来呀？”
“您咋知道咱嘴里有面疙瘩呀？”他大吃一惊。“咱家面粉没得了，人家吃，咱闻香，可您还说嘴里有面疙瘩呢！”
“那你说话为啥不清不楚？我不是问你……呸，不是问这个……我问你其他方面。政治上的！”
“对瓦尔娃拉政治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