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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颗弹壳散在了全是灰尘的车前草草丛里。
原来，波佩连科并没有睡觉。他那歪戴着灰色小帽的脑袋，象烘干的陶缸一样，从栅栏旁稍稍探了出来。
看来，他对街上的情况早已经留上意了，他不可能不发现提着“什梅塞尔”的土匪……大概，他正在酝酿复杂的“军事计划”——逃到树林里去呢，还是钻到牛篣丛里。
附近的机枪声给了他信心，“小鹰”便从栅栏后面探出了脑袋。
“波佩连科！”我喊了一声。“这儿来！”
从土匪藏身的地方朝喊声打过来几梭子自动枪子弹。枪弹扑扑打在路上，腾起一股股尘土，子弹弹起来，发出令人厌恶的啸叫……这就是说，他们的同伙正从两翼，从菜田那儿迂回过来了，否则这三个家伙有什么必要开火，来引开我的注意力！我回了一梭子，装作上了他们的钩，同他们进行毫无意义，然而却挺热闹的对射。
“你站着干吗？”我对“小鹰”嚷道。“快到我这儿来！”
“不中啊！”波佩连科答道。“打得太凶呀！”
我又扣动了扳机。三枝自动枪哑了，我往前一冲，扑通一声，趴在波佩连科那道栅栏旁的粪沟里。头上飞过一串子弹。这是一串“什梅塞尔”打出的象斗犬牙那样又粗又短的子弹。啾－啾－啾……
从栅栏的缝里，我看见“小鹰”那张大宽脸煞白。
“咳，你呀你！”我说。“快到格卢姆斯基那儿去。你们在菜田两边掩护我。你在右，他在左。我不让他们穿过街道，别怕……”
“噢！”波佩连科哼了一声，便走了。
在村子那头，在火烧鬼那三个弟兄卧倒的地方，现在只有一枝自动枪在射击。大概，两个土匪加入了偷偷从房后包抄过来的行列。现在，一切都取决于波佩连科和格卢姆斯基的行动是否神速了。我不能扔下自己的阵地，给土匪腾出街道，让他们冲过去。
那枝“什梅塞尔”几乎不停地在射击，只有在换梭子时才停一停。我不再回击：让他们担点儿心，留点儿神。这当儿格卢姆斯基晃着双手，飞快穿过街道。我射出长长一梭子子弹为他掩护。
不一会儿，房子后面砰地响起步枪声。接着又是两下。格卢耶姆斯基开火了。他即使朝天开枪也行啊。他们知道两翼行动已被发现，就不会再向前爬了。他们也不是一师人马啊！
右面哒哒地响起自动步枪声，我们的什巴金式自动枪，是波佩连科！土匪们还击着，但是已经有气无力，只打短促的连射。让人感到，他们无心恋战了。
在菜田里进行对射的时侯，村子远处那枝自动枪不响了，在窥伺战机。我趁这个间隙，越过街道，朝前跑了一段。我旁边的栅栏上，好象挨了一鞭子，自动枪手稍稍打偏了。右面，在一片葵花杆的后面，我看见了波佩连科。他猫着腰，在打枪，不住地往两边观看。我把机枪支架戳在地上，朝班德拉匪徒藏身的房子之间的空隙和菜田里，打着短促的连射。
机枪换了地方，立即引起了他们的不安，他们认为，他们陷入了侧面的火网，几枝“什梅塞尔”哒哒的射击声渐渐远去。班德拉匪徒后退了，往陶器厂那边退去。
他们本来可以从村外，从菜田后面拉开散兵线，包抄我们，可是天已大亮，方圆几百公尺的庄稼地里，看得一清二楚。
如果土匪有明确的进攻目标，如果他们铁下心，要搭救克利马尔，那他们本来可以不惜牺牲，正面硬攻，再派个人穿过菜田，突到我们的后方。但是看来，他们不想冒险……自动枪的枪声渐渐远去，往陶器厂方向移动。一忽儿，这枝“什梅塞尔”响两声，一忽儿那枝叫两下。土匪们为了防备万一，还派了两个人断后。可是我们没人可以追击。我们打退了他们，就已经是胜利了！
一片沉寂。格卢姆斯基的马枪，在菜田里偶而还打几枪。波佩连科却沉默了，不过我在两旁之间的葵花杆里面看见了他那顶破帽子。好啊！我们这支部队人马太少……可到底还是守住了。
西方驰来的大堆大堆的云团，从草屋顶上空掠过，有时掉下的几片弯曲的，象扳机一样的云块，几乎就挂在杨树那尖尖的树梢上。天已大亮，可是雄鸡翎哑口不啼，象是在等待这场战斗的结束。整个村子里的人也仿佛都死绝了，他们大概不是蟋缩在窗前的墙根下，就是钻到地窖里去了。格卢哈雷村的居民都知道，外面打枪时他们应该怎么办。
突然响起了手榴弹的爆炸声，一连三下，陶器厂上空腾起了一股硝烟和尘土。格卢姆斯基第一个清醒过来。他忘了自己在左翼打掩护的任务，从附近一户人家的栅栏门后面冲了出来。他拱腰曲背，几乎就是驼背。小马枪在他手里，变成了老长的三英分口径步枪。
“他们在干啥？”他还没有看见我和波佩连科，便对着死寂的街道大声嚷起来。“这是怎么回事，同志们，公民们，他们放火烧陶器厂啦！”
陶器厂屋顶上冒出一缕缕灰烟，是从屋檐下面渗出来的。格卢哈雷村的居民听见农庄主席的喊声，马上作出了反应，一个个脑袋从栅栏后面探了出来。
“他们烧工厂啦！”格卢姆斯基又喊了一声，便沿街道往陶器厂方向奔去。
他撒拉着两条罗圈腿，往前飞奔，甚至扔掉了马枪，免得碍脚。他绝望地挥动着双手。我看见谢拉菲玛姥姥从栅栏后面蹿出来，一只手拎着长裙，跟在他后面跑过去……几十个格卢哈雷村的居民，咋唬闹喊、争先恐后地往陶器厂奔跑。最可怕的是，一伙毛孩子，从成年人的腿下钻过去，一马当先地跑在最前面，大人们的急迫心情感染了他们。这会儿连波佩连科也按捺不住，他从葵花子田里蹭地窜出，跑得比谁都快。因为在那伙毛孩子中间，有他的那支“近卫军”。
喊也罢，警告也罢，甚至往头上开枪，都无济于事，任什么力量也阻挡不住往着火的陶器厂飞跑的人群。这群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正迎着六枝自动枪飞奔……
我抓起机枪，撒腿追赶他们，我心急如焚：一定要赶到人群的前面。一只备用的弹盘，在袋里乱晃，象个秤砣，敲打着我的双腿。Ｍ 渐渐地往地上坠下去……从战地医院出来后，我还没有练好正规的跑步呐。霎时，嘴干舌燥，肺里好象撒满了茶炊里烧得灼热的煤块，不行，追不上！
我喘着大气，往旁边的老爷府遗址跑去，从那儿望下去，座落在低处的陶器厂可以一目了然。我换了个弹盘，对准陶器厂的院子先打了一梭子，因为那儿有几个土匪的人影在晃动。
几个人影儿跑得更快了。人群渐渐接近陶器厂，黑压压的人流，沿着街道，滚滚涌去。
我不得不把转盘的子弹几乎打光了，全部倾泻在陶器厂里。我没有瞄准。谁喜欢子弹在耳旁呼啸呢？黑色的人影儿拉成了不规则的散兵线，在采泥场之间统来转去，慢慢地在树林的方向奔去。我数了数，一共七个人。在采泥场的边上，他们的轮廓非常鲜明。第七个是从哪儿来的呢？当散兵线靠近树林时，我又一数，只剩下六个了。大概，刚才是我的错觉，或者汗水使眼睛发了花。
散兵线隐没在两辆烧毁的装甲运兵车的后面，而后又象蛇一样爬了出来，一直爬进了树林。嘿，总算完全击退了。今天把他们打退了。格卢哈雷村的群众已经跑进了陶器厂的院子。房檐下面渗出来的一缕缕灰烟变浓了。可是我看见一个驼背矮个子站在院子中央，象乐队指挥那样挥着双手，人们的头上出现了钩竿，婆娘们已经拎着水桶往池塘和井边跑去，有人抄起麦叉子，爬上了屋顶，去把着了火的干草叉下来。
乌云压得更低，变得更黑，下起雨来了。这真是一场救命而，雨滴大，雨丝斜。我仰起脸，让雨点子打在干枯的双唇上。雨点子也打在脸颊上，打在眼睛上，冲掉了军便服上的粪水。我拎起机枪，蹒跚着往陶器厂走去。军便服上冒出一股股热气。
泥地很快就变得很滑。沉重的湿泥粘满了靴子……
我弯腰在拉格卢姆斯基的马枪时，脚底下一滑，象在冰上一样，一下子滑出了将近三公尺。我仰面朝天地跌在地上，望着膨胀而阴沉的天空，我放声哈哈大笑。雨点象小炸弹一般落在脸上。可是到了这时，我才开始感到，雨是冷的，湿淋淋的军便服被风一吹，变得冰凉冰凉。可是我让雨点淋着脸，尽情哈哈大笑。打退啦！
我们打退了火烧鬼！我活着，活着，活着！
第五章 第一节
“看样子，他们是想打昏她的，可失手了”，格卢姆斯基指着克里文季哈对我说。
她脸朝下，趴在烘炉旁边。裙子象个大平面三角形展开，铺在地板上。三角形下，伸出两条枯瘦如木杆的细腿，脚上穿一双破皮鞋。
烘炉过早地把人们烤干瘪了，身上起了褶皱，皮包着骨头，如同靴子上了楦椅子。我的姥姥谢拉菲玛也是这副模样，一身烤干巴的皮肤，两条细胳膊，两条细腿。
“开完晚会，该她接班，她就来了，”格卢姆斯基说，“她没要求调班……”
“派人去找瓦列里克吗？”我问。
“去了。”
“去家里？”
主席斜棱了我一眼，微微毗出两只大犬牙。
“去该去的地方……他们来陶厂于什么？来找啥？”他一说，“挖了两个大坑，为啥呢？”
雨水穿过房顶的 条，滴滴咯咯地落在烘炉上。草屋顶几乎全掀掉了。黄里泛黑的麦秸，散落一地，雨淋上去，直下热气。乡亲们脸烧得黝黑，手拿着麦杈，斧头和钩杆在院子里荡来荡去，一个个神情焦虑不安，瞅着那座烘炉，悄悄地说着什么。
雨水和钩杆拯救了工厂，更确切地说，拯救了它的四堵墙壁。厂房内的东西，给手榴弹炸了个稀巴烂。在这里，在这幢有四堵厚墙与几眼小窗的厂房里，冲击波猛烈地冲击着……几台转盘车裂成碎块，连粗大的转轮也没经得住。桌子上摆的各种陶器，还有昨晚摆上去的陶罐坯子，全部翻倒，一块一片地散落在地上，还保留器皿的形状。墙壁溅上五颜六色，变成了坑坑洼洼的调色板，有黄的，红的，蓝的，绿的斑点……这是为点什么呢？……无理性的野蛮破坏，莫名其妙的报复。
院子里一摞摞码得整整齐齐的成品陶器，现在变成了一堆碎片。陶瓮、陶桶、陶罐、悬钩、陶缸散碎了一地，颜色 丽的釉彩 闪光。旁边一堆麦 ，发着咝咝声和吡剥声。我捡起一块碎片——彩绘陶桶的侧面，上有一嘟噜复着叶片的绿油油的“牛奶头”。说不定，这嘟噜“牛奶头”就是安东妮娜用牛角勾勒出来的。她那纤细的手指，紧紧捏着牛角，花纹蜿蜒盘旋，时明时暗，而陶桶慢慢转动，把自己的棕红色侧面挪过来。这一天，我头一遭看到她的眼睛，我俩之间产生了相亲相近的深情，这是明白无误的。安东妮娜……安托莎。
我把一块陶桶的碎片装进口袋。
在不远的地方，在撒满碎玻璃和碎瓦片的一小块平坦的场地上，聚了一群老太太。谢拉菲玛姥姥举着一只槁黄的、瘦骨棱棱的拳头，点着林子，述说她对土匪们的想法。当然喽，她讲的不是文绉绉的“书面语”。
火烧鬼手下人到厂里来找什么呢？我也提出农庄主席刚才提出的问题。土匪们掘了两个大坑，一个在培烘车间，靠着炉子；一个在院子里，在陶厂边边上的 旮里。看来，他们挖了整整一夜。
这里埋藏着什么宝贝，怎么的？我想起了萨盖达奇内讲的话。他们找金子？荒唐……火烧鬼不会是幻想家，幻想家不会去当伪警察。到伪警局去的人，对物质财富和物质利益都有非常清醒的估计。
但是，他们一定是来找什么东西的！看样子，没有找到，不然，不会兽性发作，放火烧陶厂。谢麦连科夫跟他们找的东西有点牵扯，他们在袭击前把他带走了……可他们为什么要找安东妮娜呢？谢麦连科夫没对他们说出他晓得的东西，他们才决定采取了最断然手段吧？我想起了萨盖达奇内讲的话。“小女儿是最后的……”，那么大女儿怎样了呢？为什么谢麦连科夫不肯揭开那个秘密呢？
谢麦连科夫……他兴许就是一串人中的第七个吧？对，他们光抓住他，带在身边。可是钻进林子的一串人，婉婉曲曲，只有六个人啊。这没错，我看得清楚。
我把格卢姆斯基和波佩连科叫到一边。“小鹰”身上那件棉袄全烧焦了，两条白眉毛给烟熏得黝黑。
“你也许马上就能学会打仗了，波佩连科，”我说，“你是第一个跑到工厂来的吧？”
“第一个。”格卢姆斯基证实地说。
“咱咋能落在人家后头？”
“你进村，观察一下，”我对自己的助手说。“再有，那儿，克利马尔还躺在谢麦连科夫家的院子里，盖了一条面粉袋，要把他弄出去。”
格卢姆斯基仔细地瞅了我几眼，他闪着一双细长、倔强的眼睛，下巴做了个旋转的动作。
“克利马尔……这么说……他什么时候出现的？”
“拂晓时分。”
“你在那儿干什么？”
“在院子里放哨。”
波佩连科吃力地从烂泥里拔着靴子，踉踉跄跄地向村里走去，瓦西卡和另外几个“近卫军”死乞白赖地跟在后面。
“咱们去瞧瞧装甲车，”我向格卢姆斯基建议，“也要看看采泥场。”
他从肩上甩下马枪，咔啦一声拉开枪栓，检查有没有子弹，而后他那眯缝着的眼睛又朝我身上一扫，目光停在我的军便服上，仿佛在研究纽扣是否各在其位。雨水把我身上最后一点热气都淋光了。
“你咋的直哆嗦？”格卢姆斯基问道，“湿透了？……你去弄一件帆布雨披，工厂阁楼里有，是给运陶器工人预备的。”
当我披着又硬又破的帆布雨披返回的时候，这位农庄主席无意中又说了一句：
“你咋穿一件军便服在谢麦连科夫的院子里放哨？”
我觉着他晒然一笑。格卢姆斯基龇开牙，你简直无法肯定他是笑，还是想咬你一口。
“算啦。”我说，“你关心的事太多啦。你还是说说，火烧鬼来陶厂为的什么？”
我们沿着泥泞的道路大步走着。路上的圆形蹄子印——这儿到远处采泥场运红泥都是用驴子驮——灌满了桔红色的水，密麻麻的雨点打在上面仿佛开了锅。肩上的机枪越来越沉重。
“瞧，这就是他妈的九五小阳春！”格卢姆斯基转过身对我说。
雨水顺着他那紧绷在弓形脊背上的粗呢短外套淌下来，犹如从屋脊上淌下来一样。他又斜眼看了看我那双被泥面团包裹着的靴子。
“你咋的，穿靴子在谢麦连科夫家放哨？”
“别婆婆妈妈了，”我说，“你眼下要操心的事还少？”
“不少，”他嘟嚷着说，“你可当心，你别伤她，安东妮娜的心啊，你想想，她再受不了委屈了。”
“一定伤，”我说，“我就是为这到此地来的……我一定要伤她的心。我并没白在她家院子里放哨！克利马尔是来给她送糖果的，他不想叫她伤心。”
“少见哪，这么好的姑娘！”他的口气已经不是那么严厉。“咱早就留心她了，你还在桌子底下爬的时候，咱就看出这姑娘有出息……”
雨噼噼啪啪，猛打帆布雨披，声音很大，压倒了格卢姆斯基的话语。我朝他靠近些，马枪的枪口，在他的驼背上一跳一跳的，险些儿戳着我的下巴。
“咱本打算娶她作儿媳妇的！”格卢姆斯基突然喊了出来，他摇晃着他那大如西瓜的拳头，不知在吓唬谁。“他俩是同岁，从小要好呀。战争爆发那年，两个都十五啦……唉！咱那时心想，快点儿长吧……不管咋的，也要给儿子定下这门亲事！”他脱口说出，“就是倾家荡产，也要娶……这样的姑娘，难找啊！”
他又摇晃了一下拳头。本来他大概会给儿子定下这门亲事的。有人说，他儿子塔拉斯很帅，一个呱呱叫的小伙子，而且挺勇敢，四一年竟敢往全副武装的德国鬼子群投掷手榴弹，这可要有点胆子！只是忘拉导火线了！才十五岁啊！
第一个采泥坑蛮干净，坑底下只有一把坏铁锹。雨水象一条条红褐色溪流，哗哗地淌入坑里。这儿的一切，全是棕色和红色，象泥土的颜色，甚至生长在矿坑斜坡上的款冬的叶子，也显得红彤彤的，它们本来吸足红土的灰尘，现经雨水一淋，焕发出红艳夺目的光彩。
我们踏着泥泞滑溜的小径向前走去，这条小径蜿蜒在一个仿佛被一块锯齿形的巨大弹片凿出来的大坑边沿上。
我们向两辆装甲车的黑糊糊的钢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