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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西卡。马嘛，咱心想，就算了，马反正是国家的，迟早得还给国家……不过，当然喽，马也是挺可惜的，”波佩连科急忙作了纠正。“他们当场退出马枪里的子弹，把枪又还给了咱。‘骑上你的蹩脚马’，他们说，‘滚回去乖乖地坐在家里。’他们朝咱的背上捅了一拳，让咱记住……‘不过，别回头东张西看的，’他们说，‘我们不喜欢这一套！’”
“岂有此理！”我一拳头嘭地捶在桌子上。“这个事情你对谁说过没有？”
“向什捷勃列诺克汇报了。”
“他呢？”
“他嘛，咱这样想，”波佩连科又偏过身来，对我说：“跟谁也没有讲，他。怕咱挨整。他可是个好人呀！”
“为什么他们吊死他，而放回你，这一点你是怎么想的？”
波佩连科耸了耸肩膀。
“还不是阴错阳差，马缰绳拴在马尾巴上了。嘿，当时咱的心都吊在嗓子眼上了！”
“你是胆小鬼！”我差一点儿脱口骂了出来，可是看到昏暗角落里望着我们的九对眼睛，我话到了嘴边，又咽了下去。
波佩连科看了看桌子下面的那瓶酒，叹了口气。
“他们中间你一个也不认识吗？”我问道。
“不认识。他们不是本地人。不过，在村子里他们有眼线。”
“你为什么这样想？”
“他们为啥一直在村子周围转悠呢？总有人暗地里给他们弄吃的。你要知道，从来没听说有哪一家被抢过。他们的衣服也有人给洗，衬衫都干干净净，领子也不是油脂麻花的。”
“这个波佩连科倒挺机灵，”我考虑起来。“大概，他可以了解到更多的情况，可是他明白，知道得太多，有危险。要不，在树林里的路上碰到土匪，怎么会只在背上挨了一拳就没事了呢？为什么他们对他这么客气呢？兴许，不想激起居民对他们的反感吧！波佩连科家里有九个孩子，他如若被杀害，消息传开，准会震动周围地区。此外，波佩连科对他们来说并不太危险。什捷勃列诺克就是另一码事了，所以他们当场结果了他的性命。”
“哎，波佩连科，为啥什捷勃列诺克要到沙拉耶小林去呢？”
“咱是这样想的，他是到区里去，他有件要紧事。”
“什么事？”
波佩连科耸了耸肩膀。
“他为什么没有骑马去呢？”
“不知道……”
“什捷勃列诺克大概是想悄悄地离开格卢哈雷村，不引起人家注意，”我暗自思索。“可是，什么原因迫使他对谁也不交代一句就径自上奥任去的呢？”
波佩连科是帮不了我什么忙的。他叹着气，不时地打量着桌子底下。
第二节
九月的夜幕，八点多一点就把格卢哈雷和它周围的大片林区遮得严严实实。
月亮还没有升起，夜色漆黑，象一堵墙，似乎只要往前跨一步，就会撞得头破血流。秋雾遮住了星星，它弥漫着，膨胀着，栅栏外冒起一个又一个氤 朦胧的雾团团。间或传来 的狗吠声，从瓦尔娃拉的房子里飘出阵阵歌声。是妇女们在过她们的伤心节，今天是娜塔莉娅的忌日。我听到“你在哪儿，娜塔尔卡①转游了整整一夜……”这句歌词，才想起今天是什么日子。
【注 ①：娜塔莉娅的爱称。】
我记得，战前，在九月的这一天，姑娘们都去摘红莓果，摘了来，成串成串地挂在房檐下，搭在栅栏上，让它冻一冻，晒晒干，变得甜一点儿。老爷子的鼻子到了傍晚也变得血红，血红，可以与红莓果争妍。我觉得，战前人们是友爱的、愉快的、幸福的……但是法西斯匪徒来了，突然钻出了伪警察、民族主义者、土匪。
走到瓦尔娃拉的家门口，我停住了脚步。那里在唱歌……格卢哈雷村里有一大半妇女和姑娘都叫娜塔莉娅。怎么能不过这个忌日呢！她们唱起了思念三棵柳树的歌儿，一定是一边抹着眼泪，一边唱啊，唱啊……唱得不坏。唱高音的是克里文季哈和她的侄女，她们全家都是高嗓门。她俩在领唱，歌声飘出窗外，一直飞上雾霭弥漫的云霄，而瓦尔娃拉同不知哪个要好的小寡妇用有点嘶哑的女低音在为高音的两重唱伴唱，仿佛是从下面托着两重唱，生怕高音部的歌声飞得太高而跌下地来一样。
三棵柳树垂首摇曳，我们的姐妹唉声叹息。
非常合拍。你真不相信这个泼辣的寡妇，这个闪着李子般大眼睛的酿酒女人会这样动真情。
青春如流水，一去不复回……
格卢哈雷村的妇女们在过节……可是，据波佩连科推测，她们中间竟有人在暗地里给土匪送吃的，给他们洗衣服。那么对这个女人来说，隐藏在树林里的那个人不是土匪，而是亲爱的朋友格里茨科或者帕那斯，就是战前那个穿着漂亮的绣花衬衫在舞会上嗑着葵花子，在手风琴伴奏下，唱“路上有个屎壳郎，路上行个黑衣俏姑娘，要是我是摩托车手……”小曲的那个人。
怎么，摩托车手？未免太……不，在沙拉耶小林里有人守候着什捷勃列诺克，并不是偶然的。有人知道。‘小鹰’一定会走这条路，所以设下了埋伏。但是这是谁呢？什捷勃列诺克为什么要这么急着上奥任呢？
黑暗之中，我旁边响起了嘿嘿嘿的声音：仿佛是谁给面疙瘩噎住了。我先是往后一跳，然后嚓地划着了一根火柴。我珍藏着一盒火柴，这还是在战地医院里用一把德国造的多用折刀换来的。
火柴的微弱亮光，照出一团麻絮。这团麻絮粘在一件破棉袄上面，棉袄的腰部束着一根虏获来的黄色电线。麻絮顶端奇迹般地顶着一顶士兵戴的光板无毛的灰皮帽子。我举着火柴细看，一直到火柴烧痛了我的手指。我终于发现，帽子下面蓬蓬的乱麻里，隐藏着一对乌黑的眼睛，闪着狡黠的光芒。再往下，有一张湿润而鲜红的嘴巴。
“格纳特？”我说。“你站在这儿干什么？”
“嘿、嘿、嘿，”格纳特放声笑了起来。
格纳特也完全可以对我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两个，村里的痴子和我，真是半斤八两。
“嘿、嘿、嘿！”格纳特又放声笑了起来。“妞儿们！嘿、嘿、嘿！娘儿们！过节！马—马斯科漂—漂亮的妞儿！马—马斯科漂—漂亮的娘儿们！嘿、嘿、嘿！”
应该说，“马—马斯科的“这个修饰语在格纳特的嘴里是一个说明质量最好的定语。当年，集体农庄曾用公家的钱送这个痴子到莫斯科去治疗过。格纳特从首都没有带回来清醒的理智，倒得到了一整套非常复杂的印象，就这样出现了夸奖人的修饰语“马—马斯科的”，这个印象主要是参观地下铁道得来的。
“砰！”格纳特在黑暗中说，这时夜色更浓了，因为那根发着微弱亮光的火柴头已经从我手里掉下去了。“砰，砰、砰！开枪！步枪！长官！”
他又纵声大笑起来。
我车转身，迈开大步，沿着高低不平的沙土路跌跌撞撞地径直往家里走去。我感到害臊，恨我自己不争气。为什么站在瓦尔娃拉的门口呢？我站在那儿有什么必要？十天还没过呐，就是在这么个黑漆漆的夜晚，我从这座房子走出来，发誓永远不再跨进这一家的门槛，甚至也不走近她家的门口。
我问当过土地纠纷调解人的萨盖达奇内同志：为什么作家都要说谎？为什么他们要把男女的床第之欢描写成爱情的顶峰，描写成那么好，那么美，不知何以名之的感情？莫非是所有的作家都串通好了，来愚弄一无所知的读者，给他们解解闷，或是来引诱他们？……写到这个问题，自己完全清楚是什么问题，为什么还要谎话连篇呢？如果大家清醒地看待这个问题，看得简单一些，不带任何幻想，没有什么奢望，不要求什么超脱自然的东西，那么他们在感受到这一切之后，就不会为自己感到羞耻，就不会萌生逃到天涯海角的念头，就不会感到这是一种巨大的、无与伦比的损失。我跟萨盖达奇内谈话时，又回忆起那一夜的感受：我是怎么从瓦尔娃拉那儿出来的，心里又怎么不是个滋味。虽然我应该引以自豪，我同别的男人一样，也是一个堂堂男子汉，但使我高兴的只有一点，只有一点：一切都过去了，过去了，我又一个人了，又无拘无束了，周围是树林、是田野，是能够使我产生真正生活感和自由感的一切。我还回忆起生平第一遭的那种事。当时，全师撤下来休整，杜鲍夫和库卡尔金带着我，他俩望着我，微微地笑着，交头接耳地嘀咕什么。两个人衣袋中塞满了酒瓶，库卡金手里还拿了一把吉他。他们说，都商量妥了，不必担什么心，而库卡尔金还没完没了地唱着：“……我们领来了他，你的心上的人儿……”库卡尔金真是个插科打诨的能手。
……土地纠纷调解人萨盖达奇内认真地听完了我的话。他之所以吸引人，首先也就是因为他总是认真地听人家说话，不管人家对他说什么。他的背后有几层搁板，上面摆满了书，书多极了。我脑子里不知怎的冒出了一个想法：这些书要是一下子倒下来，准会把萨盖达奇内埋在里面。书堆起一座金字塔，而这个土地纠纷调解人就象古埃及的祛老一样躺在塔的当中。叫人纳罕的是，萨盖达奇内这个小小的、剃得精光的脑瓜儿，竟然能够容纳得下这么多书籍中所叙述的全部智慧。
“总之，”萨盖达奇内说，“《罗密欧与朱丽叶》是一个巧妙的骗局……不存在炽烈的、忘我的爱情！如果一个成熟的男人有这种看法，那是很糟糕的。但是倘若你……我看不出有什么坏处！我希望，你能完全搞清楚。作家写的全是正确的，你说的那种感情确实是爱情的顶峰。应该有爱情，明白吗？造化把一切安排得这么巧妙，就是为了使假的东西无法存在。如若你体会了这一切之后，想跑到田野、树林里去，那你就跑吧！跑吧！这就是说，你经历过的那些东西不是真的，是虚假的。你不跑掉，那么，那些东西就会使你蜕化，使你变得非常庸俗。不要着急，别害怕……这一切还会出现的，出现的时候，你就不想往任何地方跑了。在这个时刻，你的田野和树林将会同你在一起，更确切地说，是同你们两个人在一起……那时你要善于评价这种感情！这就是幸福、巨大的少有的幸福，要珍惜它啊……
土地纠纷调解人萨盖达奇内是这样讲的。
“这是您……自己的体会呢，还是引用书本里的看法？”我问道。
他微微地—笑。他那剃得精光的头颅在闪闪发光，他的夹鼻眼镜在闪闪发光。萨盖达奇内说：
“我的一生之中只遇到一个女人，跟她在一起，我没有想田野和树林……瞧，这一切安排得有多么奇怪呀！只有一个！全世界只有一个。”
他没有回过头去，但是我不由自主地瞅了瞅这位调解人背后书架上放着的那张发了黄的照片。照片的下方是用金粉压出来的照相师的姓名，照片上是一位戴着资产阶级款式草帽的女人，她是萨盖达奇内的第一个妻子。真蹊跷，我耳朵听着萨盖达奇内讲话，眼睛望着戴着轻巧草帽的美妇人，可脑子里却想起了陶工谢麦连科夫小女儿在秋播田里走路的姿态。当然，戴草帽的女人和安东妮娜之间没有任何联系，只不过是眼前浮现出一幕图景罢了：一大早，秋播作物在瓦灰色的田里刚刚冒出一点儿苗苗，田间小径上有个姑娘挑着担子从泉水那儿走了过来。她身材修长，笔直，步子轻盈，姿态自然。我一看愣住了，身体里的五脏六腑仿佛全停止了活动，一片沉寂。秋播田，田那边的紫色林带，姑娘的体态——所有这一切仿佛都搬到我的心里，在深不可测的一个角落里凝结住了。
萨盖达奇内看到了我的目光。他不必回过头去，就知道我望着什么地方。他说：“她是一九一五年五月十六日因患伤寒在基辅郊区病逝的。”
第三节
走到栅栏门前，我停住脚步，想理一理思绪。我用拳头敲了敲额头，狠狠地敲了几下。我怎么也无法集中思想来考虑今后的工作。头脑里各种各样的想法纷至杂呈，实在太多了。
姥姥坐在油灯前等我，在补我的军大衣。
“你叫鬼拖到哪儿去啦！”姥姥埋怨我说。“外面黑咕隆咚的！牛奶都凉了。”
她把军大衣扔给我，便哽哽咽咽地数落起来：“哎哟，到了邪霉啦，独根独苗的，浑身上下全是伤，可他们这些没心肝的家伙还想把你往火坑推……明儿个正巧是你天使护神的节日，伊凡节。瞧，他们给我老太婆送来这么份好礼物——编进了‘小鹰队！’”
姥姥抹着一把把眼泪的抱怨很快就过去了，随之爆发的是一阵阵的狂怒。
当我开始喝牛奶的时候，谢拉菲玛已经是怒气冲冲在责怪：“娃儿吃这个苦，做娘的不闻不问，叫她发双料的抖抖病吧。她那儿不打仗，脂油八成有的是，她同自己的汉子倒吃得肥头肥脑的！”
“行啦，谢拉菲玛，”我说，“别发火啦……多作孽！”
姥姥果然一下子安静下来了。“作孽”这个词儿一向对她具有非常大的作用。如果不算骂人这个癖好的话，谢拉菲玛过的可是严守教规的生活。她这一辈子干了多少活儿呀！
我把灯盏里的灯芯挑大了一点。格卢哈雷村家家户户用的都是这种灯盏，是铁匠克罗特用硬铝做的，每一只，卖二十个鸡蛋……我坐下来把马枪的枪闩卸下来，擦枪筒。杜鲍夫教导我们说：“一个战士应该信赖谁呢？首先是武器，其次是妻子，最后是指挥员。这种信赖是从哪儿开始的呢？是从熟悉开始的！熟悉又是从哪儿开始的呢？是从大拆大卸开始的。这对妻子和指挥员不适用……解散擦枪！”这几句话总要引起哄堂大笑。接下去擦枪的程序就不那么枯燥无味了。杜鲍夫这个人有条有理，同他在一起无论是在战斗前，还是在战斗的过程中，都是轻松的，保险的。唉，你现在在哪儿呢，杜鲍夫？……
我把枪闩的零件一样样摊在桌上，开始擦铁锈……我往黑洞洞的窗口看了一眼，在那块有裂缝的玻璃上，歪歪扭扭地反射出突突冒烟的火苗和擦亮的金属零件的闪光。站在街上，可以一目了然地看清屋子里在干什么。
我心里想象：在林子里的某个地方，在地堡里，大概，他们也坐在油灯前在擦枪吧。他们也在议论听到的消息吧；格卢哈雷村来了个新的“小鹰”，叫什么卡佩柳赫，二十岁。当然，土匪跟村里保持着很好的联系。他们正在决定我的命运。他们看我是了如指掌，而我看他们却两眼一抹黑呀。
看来，应该装个百叶窗。
夜里很不安生。快到十二点时，我经常被突然的疼痛痛醒，莫非动手术时医生把闹钟放在我肚子里了？这一次，浑身哆嗦得特别厉害。长途跋涉，大车上的颠簸，现在给我颜色看了。在这种时刻只能抓住一个解脱痛苦的想法：要熬过去，熬过去，到天亮的时候，一切都会好的，冷汗会消失，疼痛会停止，磨盘也会不再转动。
“你还想怎么呢？”我问自己。“从死神眼皮底下溜出来，还想不让它的爪子碰你一下，不让它留点痕迹吗？”
打仗打了两年半，我象涅仁①的黄瓜那样，完完整整、壮壮实实，甚至连震伤也没受过，大伙儿都认为我福星高照。但是，具冥之中那个最高会计处终于发现了错误，一下子给我算了整个战争以来的总帐，额外加上利息：一秒钟之间给我捅了三十来个窟窿。我们倒了大霉，德国人在黎明时分发现了我们全组五个人，打来了几枚“跳蛙式”迫击炮弹。碰到这种炮弹，你在单人掩体或者炮弹坑里也躲不开。这种鬼东西撞到地面之后会弹起来，从空中炸你。爱插科打诨的库卡尔金当场被炸死，而我和杜鲍夫都受了伤。“跳蛙式”炮弹炸的伤也很蹊跷：我摒住呼吸，正躺在炮弹坑里，弹片落在我的背上。所以我想，没啥大不了的，顶多擦破点皮，结果，弹片却飞到了肚子里面。“跳蛙式”炮弹就是这么厉害……杜鲍夫拖着我，我心想，这可真是福星高照了，浑身都淌着血，福个屁！
【注 ①：黄瓜产地。】
我到底还算是福星高照，如果不是杜鲍夫，谢拉菲玛姥姥早就给我做“四旬①了。他，杜鲍夫救了我两次：第一次是“跳蛙式”炮弹爆炸后，他把我从甜菜地里拖了出来；第二次是他给我出了个主意。他自己说话都很困难了。他的棉袄，象吸墨纸一样给鲜血浸透了，舌头也转动不灵了，但是他还是把要说的话说了出来。他说：“到了‘肚皮科’，记住，你要说，没过六个小时，没有超过，否则他们不会给你开刀的。你一定要记住，凡尼亚②，没有超过六个小时……”我记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