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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酒，他们相互之间经常骂骂咧咧，他们煮猪食，在集市买这卖那，在晚会上嗑葵花子，他们剁白菜，腌黄瓜，他们代马儿拉犁耕地，他们砍伐树木，手上都磨起了血淋淋的老茧，他们刨树墩，他们祈祷上帝又诅咒上帝，他们怎么能创造出这些财富来呢？他们是怎么白手起家、用村外四郊挖来的烂泥塑造出这么些稀罕的陶器的呢？那细颈的罐子，用指头一弹，就发出清脆悦耳的响声；那陶桶活象一只只正在吃草的绵羊；那悬钩弯成圈圈，象即将奏出动听旋律的弯管号角。那啤酒花的柔枝、紫罗兰、牛眼花、鸡脚花，这些色彩斑斓的图案又是怎么绘上去的呢？
我一把推开了那扇包着破布的沉甸甸的大门，跨进了板棚。进门就是焙烘车间。一座红砖砌成的大炉子正在冒出熊熊的火焰，一排排搁板上放着单色的陶器泥坯。泥坯中的水份在这个充满潮湿泥土味儿的闷热的南方气候里慢慢蒸发掉。谢拉菲玛姥姥在炉边做了多年，也许，正因为这个缘故，她才那么干瘪，皱纹才那么多，皮肤才那么黑。要说谢拉菲玛在非洲呆了半辈子，那是不会有人怀疑的。
现在，谢拉菲玛已经年老退休了，接替她做这活儿的是克里文季哈。她回过头来打量了我一眼，又看了看我的马枪，一句话也没说。在烧得这么旺的炉堂旁边干上半天，哪还有闲心多打听闲事！
大门的左面是第二座炉子，绘上图案、上了釉的器皿就在这里焙烘。我往右一拐，向一间大厂房走去，这间厂房跟焙烘车间隔着一块破帆布帷幕。我没有立即走进去，只是停止脚步，稍稍撩开帷幕往里观看。背着马枪，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来到这些忙得不可开交的人们面前，总有一点尴尬吧。
这间大厂房占了厂子一大半，是最主要的车间。由于场地太小，这里除了陶工和他们的木头转盘车外，还有上釉工、塑形工、压光工一起挤在一条长桌旁工作。这些活儿本来都是男人干的，可是如今偌大厂房里全是同一种颜色的头巾。
只有在远处的一个角落里，在陶工转盘车后面，有三个男人——谢麦连科夫和两个七十岁的老头儿，戈列努赫孪生兄弟。两兄弟干干净净，清清爽爽。他们在战前就已经退休了，现在又回到了厂里。
谢麦连科夫是个细高个儿，身材很不匀称。他穿一件不大合体的棉袄，袖子宽而短，勉强遮住他的肘部。相形之下，他那双手，特别是手腕显得特别细。他的左手只有三个指头，好象晃晃荡荡地吊在胳肢窝下面。
谢麦连科夫从小落了这个残疾。还在战前，这个厂就有整整十台转盘车，干活儿的都是周围有名的世代家传的能工巧匠，然而就在那时，谢麦连科夫在他们中间已经是顶儿尖儿了。难怪在法西斯统治时期，火烧鬼父子刚把厂子“过户”到自己名下，立刻就把这个陶工请到了厂里。有人说，谢麦连科夫从前当过教师，后来忽然爱上了泥土，就抛弃了原来的职业。
谢麦连科夫拱着他的驼背，目不斜视地俯身在陶器转盘车上。对他来说，周围似乎不存在任何东西。他那两只踝骨很细的光脚板，飞快而灵活地踩着转盘车下面的转轮。他微微眯着双眼，仿佛瞄着只有他一个人晓得的远距离标尺，把淡红色的湿泥团投在转盘上。
这团泥越转越快，陶工的两只脚飞快地上下闪动，最后变成了一片模糊的轮廊。这时，谢麦连科夫伸出他那只蟹螫一般难看的左手，三个指头全戳进那个由于飞速旋转仿佛变成静止皮球的泥团。大拇指在皮球上戳了个洞，一个孔；转眼间这个一动不动湿润发亮的皮球开始变大。三个指头好象在吸引皮球，让它往上长，刹那间长成了一个圆柱。这当儿，右手掌轻柔地拍拍圆柱，仿佛抚摸一样，而那三个指头的左手，更深地滑进孔里。圆柱的下半部渐渐地变圆，而上半部越来越细，越来越快地往上长。金属模一闪，把这团泥抿个溜光，仿佛加快了这只皮球的变形。
我看见转盘上出现了一只器皿。最令人惊叹的是，这只器皿就在原来的地方越长越大……几个手指象捏花儿那样把器皿捏了出来。整个过程前后不过几分钟。我屏气凝神地站在那儿，忘掉了一切。一只精致的细颈罐子在旋转的圆盘上发出湿润润的亮光。奇迹产生了……
但是看得出来，谢麦连科夫还有点儿不满意，他把转盘踩得更快了，手指的动作快得几乎看不出来。这一来，罐颈又稍稍变细些，罐身又变直些，形状象女人的大腿。接着，谢麦连科夫让转盘稍微停了片刻，把头侧向一边，仔细地打量自己的作品。然后又把转盘踩快，罐身开始拔高，变细；这个器皿变得象小姑娘的修长体形，显得分外轻盈，纤细。那纤细的腰形罐颈忽然笔直地向上绽开了一个口儿，我觉得，活象少女那对棱角分明、线条笔直而娇嫩的肩膀。
全部结束了。谢麦连科夫又踩动两三次轮盘，一会儿决，一会儿慢。踩完，指头在泥坯的发亮表面上移动几下，就伸手取铁丝，准备把罐子从转盘上切下来。这时他回过头，望着绘图工坐着干活的那张桌子，两只眼睛里闪过一种疑问的、甚至是抱怨的表情：“喂，怎么样？”他对作品能否成功没有把握，他需要人家的支持。
……这个罐子将来会由一个喝得醉熏熏的运罐工人运到奥任，卖给哪个老眼昏花的老奶奶，让她去存放引火的东西。谢麦连科夫这样激动、这样卖力，难道就是为了这么个罐子吗？
我循着陶工的目光发现了安东妮娜。她坐在那儿，依然戴着过去一直戴的那块黑披巾，把脸全遮住了。但是我从她那脖颈轻盈而优美的动作，从她那少女棱角分明、挺得笔直的肩膀的转动姿势，还是认出了她。父亲送去目光是向她征询意见、寻求支持的。
她转过头来，对他赞许地点了点头。谢麦连科夫松了口气，把罐子从转盘上切了下来。
我很想看看安东妮娜·谢麦连科娃如今出落得怎么样了。我记得，战前她还是个鼻子尖尖的小姑娘．整天同地那个漂亮的大姐姐形影不离；然而，走在秋播田里的那一个举止那么骄傲，步伐那么稳重、从容的人，决不会是一个尖鼻子的小姑娘呀！她用披巾把脸蛋儿裹得严严实实，仿佛故意躲避某些人的好奇目光，想把自己同这个世界隔开。我并没有理会这个，往前一冲，跨上几步，几乎跑到了厂房的中央，那儿象在新抹上泥的板棚里一样，散发出刺鼻的湿泥味儿。
这时节我才发现，不少女工放下了手里的活儿，抬起眼情望着我。我顿时醒悟过来，赶紧背背好马枪，摆出一副一本正经而又急迫的样子，迈开步子绕着桌子，拐弯抹角地往坐在转盘车旁边的谢麦连科夫的方向走去。
他刚刚又把一块料坯扔到转盘上，正打算把那只三个指头的手戳进去，象变魔术似地做他的罐子或者“百宝”盆的时候，我们两人的目光相遇了。他继续机械地在转动着脚下的轮子，但是那只手却僵在料坯的上空。我非常清楚地看到，陶工的手指在颤抖。他的眼眶下面由于操劳过度．有一快乌青斑。两只浅色的眼睛，由于脸庞过于削瘦、颧骨过于突出，显得出奇的大。此刻我在这双眼睛里看到了恐惧，那是一目了然、毫无掩饰的恐惧！
我们以前常见面。他见了我，总是皱着眉头，挤出一丝笑容。他一直在想自己的什么心事，他那些心事大概象转盘上那些设想的陶罐和陶缸那样急速旋转吧。我看，他根本就没有看到我，就象根本就没有看到大多数乡亲一样。然而眼下，我以新的身份，背着马枪来到厂里的时候……
谢麦连科夫转过脸来，看了一眼女儿，可是他的女儿正忙着在给陶桶绘画。她手里拿着的那只盛颜料的牛
角儿，不停地流出一股细而浓的绿颜料。安东妮娜不能抬起眼睛来，她在滚圆的桶身上描“牛奶头”的叶片儿。我看见了她那黝黑的纤细手指和流着颜料的牛角尖儿。图案花纹延伸到棕红色的桶身时，变得越来越复杂了。牛角里的颜料用完，图案也画好了。一嘟噜“牛奶头”悠然地贴在罐子上，粒粒“葡萄”显得青翠欲滴。
在我瞪大眼睛望着安东妮娜的手指，等她转过脸来的时候，老谢麦连科夫已经稳住了神，背又拱得象一张弓，做起罐子来。那块没有形状的泥团已经捏出器皿的细脖颈，滚圆的罐身。但是此刻，这活儿在陶工手里总有点不大顺当。细细的罐颈一会儿偏到一边，一会儿又伸得太高，失去了和谐。我虽说不大懂行，也能感觉出线条的不匀称。但他无论怎么摆弄，再也不能使罐身象少女的健美而又光溜的大腿了。它又粗又笨，又方又正，仿佛车间里有马利亚斯老婆的形象在飞舞。谢麦连科夫用那双满是老茧的脚后跟煞住下面的轮子，用金属模子刮去罐子，扔到放正方形湿泥块的角落里去。
我径直走到谢麦连科夫的面前：“需要谈谈……”
他早有准备，赶忙脱下肮脏的细布围裙，拍掉棉袄上的小泥巴，垂下头，往出口处走去。我跨着大步，跟在他的后面；有许多好奇的目光，在送我们两人。连老眼昏花，白发苍苍的戈列努赫两位孪生弟兄也睁大了眼睛，盯着我们。走到帆布帷幕跟前时，我猛地回过头来……总算看清她的脸庞了！
这张脸庞在我的眼前只是倏地一闪，就象消失在小窗里面那样，消失在那块粗布黑披巾的皱褶后面了。我仿佛被什么东西猛地推了一下，于是我明白了，我不再瞅上她一眼，是决不甘心的。我没有考虑这张脸儿是不是漂亮，我还没有来得及弄清楚，我还不能在我的记忆里再现她的脸盘，只是那对眼睛深深地印入了我的脑海。不过，我还是不能断定它们的颜色和大小。我只知道，这对眼睛瞥了我一眼，眼光中有恐惧，也带着几分希望和哀求。我还觉得，在这短暂的一刹那间，我们两个人之间产生了某种谅解，一种不可思议的联系接通了，但马上又切断了。我触及到一个神秘的、陌生的世界。
第九节
“您带我上哪儿去？”谢麦连科夫问道。
他望着我背后戳出来的那枝马枪的乌亮枪筒，尊敬地称呼我“您”。在敌人占领的两年半时间里，人们已经习惯地认为，拿枪人就是拥有无上权力的主人，就是不容许违拗的政权的化身。我也应该懂得这个道理了。
不应该背着马枪到这个挤满了工人的板棚里来，象押解犯人那样把陶工带到院子里，我操之过急了。也许，古潘亲自指示我必需捍卫的法律，在怎么盘问人这个问题上有什么规定的吧。我第一次对这个神秘的法律产生了几分好奇心。
我摘下肩上的马枪，装作非常随便的样子放在院子里焙烘车间门口那堆圆木上。那些陶罐和陶缸在不远的地方闪着奇光异彩。
“难道我是带你吗？”我问道。“只不过想跟你聊聊……坐下来好吗？”
陶工乖乖地坐了下来。
“我要了解有关火烧鬼的全部情况。”
他打了个冷战。谢麦连科夫还是很害怕。
“咱啥也不晓得，”他两眼盯着地面，瓮声瓮气地说。
他的声音低沉而浑厚。电影里那些勇敢的北极探险者或者是站在远洋轮舰桥上的船长通常就是用这种嗓音说话的。他那只弯曲的手象折断的翅膀。一直在抽搐，仿佛在寻找支撑点。最后，胳膊肘撑在圆木边上，才算安定下来。
“一点都不知道？”
“一点不明白。”
“不可能。陶器厂过户到火烧鬼名下后，您是在那儿做过工的嘛。”
“是的。”他没有否认。“那又怎么样呢？”
我决定采取单刀直入的方法，激他一下。
“外面都说，火烧鬼隐藏在附近一带，”我开了腔。“这对大伙儿可都是个祸害呀！我们要搞清火烧鬼的全部情况，好捉拿他……”
我说到这儿，他抬起了眼睛，眼里流露出了忧伤的神明，似乎为我这条要断送在这么一件毫无价值的事情上的小命感到惋惜。当然，坐在他面前的并不是什么特殊人物，是翘鼻子的卡佩柳赫，身高一米七十四公分，浑身上下全是愈合不久的伤疤。
“怎么去捉拿？”谢麦连科夫疑惑不解地问。“谁去捉拿？”
“我们，”我说。“也包括您。我们人数还少吗？”
他摇了摇头，这个动作不知怎的有点老态龙钟的样子。
“他同谁可能有联系呢？”我问道。
“不晓得”
他又垂下眼睛，盯着地面。我肯定，他知道许多情况。根本不必成为心理学家，就能猜到这一点，只不过是谢麦连科夫不会撒谎罢了。他在这方面很不在行。一个人把整个身心都倾注在罐子上，是永远也学不会耍滑头的。但是他还是拚命耍滑头。他有顾虑。要消除他的恐惧心理，迫使他吐露真情。我应该让他明白，他说了，后果固然可怕，但不说，还有更可怕的后果呢。但我能这么干吗？采取警察的那些措施吗？
“为什么火烧鬼要在格卢哈雷周围活动，您有什么看法？”
谢麦连科夫往两边扫了一眼。
“不晓得。”
“您说说，她上……”
我还是刹住话头，没有追问他大女儿的下落。我觉得，谢麦连科夫一下子紧张起来，他身上那只特别的、不听他使唤的左手从圆木上滑了下来，更深地藏到胳肢窝底下。他在等我把话问完，呆呆地等着。
“算了，”我说。“算了。我不再折磨您了。去吧，去做陶罐。”
我刚说完，他马上站了起来。
“如果我或者其他什么人再象什捷勃列诺克那样被他们用有弹性的电缆吊死，那您可以不必着急，”我在他的背后说。“这不关您什么事！您反正已经把知道的情况全倒出来了！”
做一个厚道好人的愿望同恨自己无能的心情交织在一起了。
谢麦连科夫的一只手做了个痉挛的动作，仿佛我最后那句话在他背上推了一下。他突然停住了脚步，回过头来。
“什捷勃列诺克临死那天到克罗特那儿去过，他们一起杀猪来着，”他说。
他消失在门后了，我耸了耸肩膀。我自己也知道，什捷勃列诺克到克罗特那儿去过。
九月的太阳廓清了留在陶器厂后面采泥场上的最后几团残雾，现在真可以说是秋阳高照了。无翅的红椿虫纷纷爬到一块圆木上来晒日光浴，游丝飘悠起来，摞在院子里的罐罐缸缸闪射出特殊的光彩。行，谢麦连科夫！我们不通过你来把事情搞个水落石出吧。你那可爱的小女儿……
但是究竟为什么他要提醒我：什捷勃列诺克在去奥任之前到克罗特家里去过呢？
第十节
我走到采红泥的采泥场。这一带在一九四一和一九四三年都进行过战斗。挖泥用的铁锹常常碰上弹片而蹦出缺口来。在一个采泥场的边上，停着两辆被我方伊尔飞机击毁的德寇装甲运输车。这两辆装甲运输车大概想在采泥场里躲避火箭炮，可是没有躲过。目睹烧毁的德国战车，心里真有说不出的高兴！在战争的头几年里，心中郁积了多少痛苦啊！看到此情此景，痛苦就渐渐地消失了。
有人说，在这辆战车的周围散落着许多烧剩的碎纸片，里面常常发现烧焦的纸币，我们苏维埃的纸币。大概，是从我们银行里偷出来的。法西斯匪徒运走这些纸币，总有一定目的，可是路上碰到了我们的强击机，这些东西都化成了一堆纸灰。
在那个年月，陶器厂也多次起火，可是战争没有能够使它停工，因为古老的陶器工业是不怕灾难的：它由大地自己亲自哺育。这种奥妙而不可消灭的陶器艺术，也象人类本身，是永恒的、永远生机勃勃的。格卢哈雷村的居民在这一带，在工厂旁边铁锈红的采泥场里开采红泥。要是大红的颜色看腻了，就到叶尔绍夫山沟里去采白的和樱桃红的泥土，使自己的罐子上更绚丽多采。战争虽说毁坏了周围的一切，可它给陶工们提供了一切必需的材料。炮弹衬圈里的铜放在炉子里烧，就会变成绿色的颜料。从打坏的汽车零件里可以弄到铬，一种黄色的颜料。做釉的材料也有，而且有的是，那就是碎玻璃和铅。至于用来描深格卢哈雷村图案花纹的志哀的黑颜料，也不必到老远的地方去找。这种颜料可以从铁匠的溶渣里弄出来，反正战争期间农村铁匠铺子的熔铁炉一刻也没熄火。我们村里的克罗特从来没有闲过……想必，是他给陶器厂熔铅，烧铜衬圈，收集熔渣。“且慢！我制止住自己。“克罗特！……”什捷勃列诺克临死前到过他的家里。还有谢麦连科夫这句叫人猜不透的话……克罗特！他供应厂里颜料的原料是从什么地方弄来的呢？院子里一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