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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的面积连延庆县的燕山山脉和密云县的水库面积都计算在内，为16807平方公里，而汉城只有604平方公里，北京市的面积是汉城的28倍。这叫什么城市？实际上北京市城区的面积只有不到1000平方公里，《中华工商时报》2000年7月26日报道说，北京市区目前总面积为1040平方公里，总人口为570万，与香港大体相等，但北京的城市建设用地为500平方公里，是香港的5倍。因此，按城建面积计算，香港的人口密度要比北京大得多。
实际上，北京市城区的面积今天连500平方公里也没有。不信咱们可以算算看，北京市的四环路刚刚开通，总长65。3公里，以此数除4，等于16。3，然后相乘，等于265，也就是说北京市四环路以内的总面积仅为265平方公里。即使如此，四环以内也没住满。相比之下，伊斯坦布尔、圣保罗、墨西哥城和德里的城区面积都在1500平方公里左右，比北京大得多。北京要发展成那种规模还差得远。
要是按四环路以内的面积和人口来计算，570万人口除265平方公里，北京市城区每平方公里的人口为21510人，远远大与汉城和东京的人口密度，更高于圣保罗和莫斯科这样的城市。因此，北京今后的发展前景是继续向郊区扩大，至少扩展到八环路那么大的范围，才能与世界当今的特大城市相比。
所以我认为，中国的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根本还不算什么大城市，之所以认为它们是大城市，完全是因“建置城市化”统计数字造城的。。北京在世界上只是一个中等城市，北京和上海根本不应列入世界十大城市之内。北京市的人口规模实际上连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都比不上。因此，北京根本不在人口需要控制发展的城市之列。事实的确如此，看看北京这些年来，城市拓展了多少，房子盖了多少，至今也没看出有停顿和放缓的迹象。其原因说穿了，北京还根本不是什么大城市。至于说上海，也大有开发潜力。象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城市都至少有20年的发展空间。所以，房地产业的企业必须看清这一趋势，在区域发展上做好规划。
象北京目前每年商品房的销售额在400亿元左右。每年的增幅平均大约为10％。有人估计，2003年北京商品房的销售额将达到600亿元，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20％。我认为这种分析和预测都是保守的。北京完全可以放开手来大干，只要放开什么户籍管制，北京市立刻可以发展到一定规模，北京的明天将更美好。
截止1999年底，我国城市数量666个，人口超过100万以上的特大城市32个，人口在50…100之间的大城市43个，人口20…50万的中等城市192个，人口在20万以下的小城市400多个，其行政区划内的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30。4％。目前，我国国民收入的50％、工业产值的70％、工业利税的80％都产生于这些城市，90％以上的科研力量和高等教育集中在这些城市。城市已成为高科技、通信、交通、金融、信息、教育的主要载体。有报道说，未来10年，我国将有1。5…2亿农村人口转移进城市。到2020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将达到50％。但直到今天为止，人们对城市的发展规律似乎并不是太清楚，对发展城市的手法也不是太清楚。建国后前50年，中国发展城市的方法基本是计划经济手段。今后几十年，中国发展城市的手段还能是计划经济吗？因此，我对一些专家仍然按计划经济那种方法得出的估算都半信半疑。重要的问题是：中国今后到底以什么手段来搞城市化？城市是怎样发展起来的？
首先要弄清城市的功能是什么，人类为什么集中居住到城市里，这些人靠什么来生活？具体说来，城市的兴起一与行政管理有关，二与商业贸易有关。古代城市就是统治者集中居住的地方，当然，统治者一般选择自然条件良好、商业交通便利、人口兴旺、水草粮产丰盛的地方居住。象中国早年的咸阳、洛阳、长安、开封都属于这种地方。统治者靠赋税供养和生存，他们也是根据收入能力来搞建筑的。象满人入主北京后，由于财政拮据，无力维持紫禁城的修缮，致使故宫内许多宫殿闲置破旧多年。而大唐盛年，首都长安大兴土木修建宫殿，由此带动了整个城市手工业、商业、学堂和宗教寺庙的繁荣发展。据测量，唐代长安城比今天西安市的建成区占地面积大6倍，由此可见唐朝鼎盛之一斑。
农业社会的城市往往与政治中心、商业中心和交通要衢有关。工业时期的城市往往与工业生产基地的崛起和商贸要地有关系。如美国的纽约便是典型。在中国的城市发展史上，还有一类城市是与国际贸易和交往有关，这就是近代以来沿海地区兴起的各大城市，如天津、上海、青岛、烟台、深圳等城市都与对外开放有关。但对外开放城市的兴起必须有个条件，那就是不仅要有外资还要有国内资本的支持。假如没有太平天国时期地主资本的支持，上海不会这么快地发展起来。由于天平军革命，致使大批农村地主携带资金避难上海，将土地资本转化为工商资本。
中国封建地主和封建官僚资本向工商资本的转化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有两次。一次是太平天国运动，驱赶了大批地主资本进入城市，第二次是辛亥革命，将北京等地一批遗老遗少的官僚资本赶入天津和青岛这样的殖民地城市。正是有了这两次革命性的驱赶，才促进了中国沿海现代城市的发展。上海、天津和青岛这三个典型半殖民地城市发展起来。
如果说上海、天津和青岛这样的城市除了居住功能外，还有很大的生产功能，那么象北京这样的封建都城就很难称得上生产功能了。解放前的北京，完全是个消费城市，连根钉子和火柴都不能制造，工人的比例只占城市人口的百分之六，还全集中在服务业上。之所以有北京这个城市，完全是因为它是封建统治者的居住地。解放后，中国的城市基本上在原先的基础上发展。新建的城市大部分是由于工业原因而诞生的，譬如攀枝花市、大庆市、东营市、十堰市、克拉玛依市等。总起来看，中国的城市还是以综合性的城市为主，纯粹的工业城有一批，但不多，并且这些工业城市往往面临着资源枯竭而衰落的威胁。
今后的中国，靠现有和原有的这些城市是否可以容纳得了未来20年内新增的3—4亿农村人口？从人口上看，如果2020年中国人口达到14亿，那么至少要有7亿人居住在城市里才算达到了50％的城市化率。7亿人口那就意味着比现在的城市人口要翻一番还要多。如果这些人都涌入现有的城市，那么今天这666个城市的规模就要膨胀一倍多。如果这666个城市的吞吐功能难以承载这些人口，那就要外建新城市来容纳农村人口。如此看来，今后的20年，中国要两条腿走路，一边靠老城市吸纳农村人口，一边靠建新城市吸纳农村人口。
关于建新城市，80年代和90年代，我国已经积累了经验。象深圳就是一个典型。未来的20年，中国能不能再建几个深圳？现在需要人们大胆的设想。如果没有大思路，没有大胆魄，中国的城市化运动是没出息，没希望的。深圳现在已经容纳了730万人，再建10个深圳才容纳7300万人，照着我们城市化目标还差得远。因此，中国今天要开始大胆设想了：有没有必要再来一波轰轰烈烈的造城运动，即后经济运动。
改革20年中国经济已取得了很大成绩，许多人要躺在功劳簿上睡大觉了，一些改革的闯将年龄也开始进入暮年。但中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体制改革不能停顿，要长江前浪推后浪。我认为中国今天的后浪就是“造城运动”。中国还要制造新热点，新亮点。中国今后如果要想将3亿农村人口转变为城镇人口，必须在新兴工业城市上下工夫，要开发兴建一些新型工业城市。
除了新兴工业城市，新型的消费和旅游城市也不可忽视。北戴河是典型的旅游消费城市，中国今后要在沿海再建十几个这类城市都是有可能的。例如山东乳山县的一处海滨正在形成规模。内地的一些地方也可以开发出有效益的旅游娱乐消费新城。但这类消费型的新兴城市在发展上有一定特点。什么特点呢？那就是需要富人资本，需要富余的资金流入。看看青岛那些小洋楼，都是当年有钱人的别墅，青岛的形成是典型的富人资本流入的结果。那么中国今后会不会冒出几个新青岛来呢？我认为只要政策放宽，思想意识开放，新型的消费城市还会涌出来一批。譬如海口市西侧海滨沿海十几公里长的地带已经成为豪华住宅区，实际上就是富人居住区。而青岛市的城市范围今天已经从胶州湾畔发展到崂山脚下，在早先老市区以东的荒野上又冒出了一个高楼鳞次栉比的新城市。如果中国今后在意识形态上更开放一些，对外开放力度更大一些，中国会出现一些新的开发城市。
但工业城市与消费城市在功能和设计上面肯定有不同的特点。这两种城市在规划和建设上都要有新思路。开发商要与政府进行大手笔的合作。譬如，北京的华远房地产提出了“建镇计划”，在北京的郊区建设包括社会行政区管理在内的新型城镇。目前，开发商与行政部门合作的项目在全国冒出不少。深圳华侨城就是一个有代表性的例子。实践证明，今后房地产建设已经不能停留在前些年小敲小打的规模阶段。中国未来的房地产业将孕育着新的造城运动和新的企业组织形势。有眼光的开发商必须看清这一趋势。
说到底，我认为未来20年的城市开发运动与前20年在方法上将有很大的不同，那就是计划经济将少一点，市场经济将多一点；不合理的管制将少一点，各种生产要素的自由流通将多一点。试想，当户籍制度打破之后，人民可以在各地自由流动、自由买房之后，中国的城市化将是一副什么景象？是计划者们所能驾御的吗？
市场经济更需要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如果没有这一条件，经济发展便会减速，增长便会受到影响。当前中国的经济问题并不仅仅是需要扩大投资启动的问题，而是更需要打通各个阻碍生产要素自由流通的关卡和障碍，通过流通刺激消费，譬如劳动力的自由流动，知识和技术的自由流动，人才和管理人员的自由流动。这一切所需要的就是打破僵死的户籍条例和各种阻碍人才流动的土政策，关键是打破冷战时期和计划经济时期遗留下来的城乡二元结构，关键是要有统一的国民待遇。今后20年如果不能以一副平等的原则来进行发展，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还会出现一些畸形。
例如，改革开放20年来，地处江苏南部无锡市境内的江阴县冒出一个为誉为“中国第一村”的华西村。此村一共380户村民，人口1500人，2001年的销售收入却可望达到40亿，比去年增加10亿。按人口平均的话，这个村的人均GDP要达到266万元，折合美元也要有30多万美元。这简直不叫村，可以称作高级经济发达地区，比城市还城市。看看住房就知道，每家花园洋房，居住面积在500平方米左右。三四口人住这么多房子这不是浪费吗？真是畸形的现代化！
就这么小小的一个华西村，有8大公司，58家企业。村长、总经理就是当了40多年支部书记的吴仁宝。改革20年来，这个村的集体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形成了纺织、钢铁、旅游等若干支柱产业。其中，纺织业年生产500万米面料、7万吨化纤、3000吨毛纱、20万套西服、20万件羊毛衫、50万件衬衫、10万条领带、3000吨针织染整、250万双羊毛袜，实现了洗、纺、织、染、整、服一条龙生产，是全国最大的村级纺织企业。令人惊讶的还有此村的钢铁产业，年生产30万吨线材、30万吨热轧带钢、10万吨带管、8万吨无缝钢管、1万吨不锈钢、1万吨法兰等。
由于有这等惊人的工业实力，此村成了全国旅游参观的热点，每年旅游人次超过100万人次。全村380户村民家家住上了400－500多平方米、水电气全通的别墅楼。此村每家村民的资产据说都在100多万元，最少的人家存款也有20多万，最多的人家存款有2000多万。
华西村眼下正在兴建新的别墅楼，外表是欧式造型，内里是中式结构，屋内一律中央空调，最大的别墅面积有600多平方米。村主吴仁宝自豪地说，“我们的新房子与世界上最好的比稍微落后一点。”
华西村的面积只有0。96平方公里。在这不到一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财富达到了高度的集中。但尽管华西村如此发达，也仅仅是江苏无锡农村中的一个小小角落，它与城市化无缘，与第三产业无缘。这样的工业化到头来有多大的社会效益？除了象传统的地主一样在原地发展，它的影响对整个社会来说十分有限。它的资源对现代化的贡献十分有限。特别是一旦将来情况发生了变化，这种孤立的发展，很可能也随着衰落下去。这就是吴仁宝整天提心吊胆的原因。这种被户籍制度遏制的发展难道现在还不值得我们注意和思考吗？这些资源本来可以发展出多少个新兴城市？衍生出多少个市民空间和公共领域？但这一切都被僵死的户籍制度扼杀净尽。村民仍然是过去的村民，文化仍然是传统的文化。这就是中国当代工业化的缩影。
另外还有一个例子就是北京西南方向房山区的田村河。这是一个与华西村相同的富裕村，有兴趣者可去参观。
5，如何评价计划经济和赶超战略？
叙述完中国建国后50年来走过的路，现在有必要对这段历史作些回顾与评述。如何评价建国后中国所实施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当前的学界对此有完全不同的看法。肯定派有之，否定有之。并且，随着新左派的出现，肯定派意见几有占上风的趋势。有的学者居然把外国学者的观点奉若神明，一再搬用某些观点，例如一位外国学者在书中这样写道：
“在毛泽东时期，工业总产值增长38倍，重工业总产值增长90倍。从1950年到1977年，工业产量以年平均13。5％的速度增长；如果从1952年算起，那就是11。3％。这是全世界所有发展中国家和主要发达国家在同一时期取得的最高增长率；而且，中国工业产量在这个期间增长的步伐，比现代世界历史上任何国家在迅速工业化的任何可比期间所取得的工业增长步伐都快。＇ 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482－483页。＇
“在现在被谴责的‘文革十年’里，农村中、小学的注册人数引人注目地增加了，十年里小学的注册人数从大约1。16亿增加到1。5亿人，中学的注册人数从1500万上升到5800万人。” ＇ 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424页。＇
这种观点很是受到国内一些新左派学者的赞赏。甚至连杨继绳同志的书中也对当时中国经济的发展成就作了如下的描述：“毛泽东治国初期，国家经济迅速复兴。“文化大革命”前的1965年和1949年相比，钢产量增加了76．4倍，石油产量增加了93．3倍，原煤产量增加了6．25倍，水泥产量增加了23．8倍，粮食产量增加了72％。1965年，国有企业拥有固定资产1445．8亿元（按当时汇率约为1200亿美元）。即使把比较混乱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也考虑在内，其增长速度也是很可观的。从1950年到1977年，工业总产值每年以13．5％的速度增长。改革起始年代1978年和1952年相比，国民收入由589亿元增长到3010亿元，增长了4．11倍，财政收入由183．7亿元增长到1121．1亿元，增长了5．1倍。”＇见《邓小平时代》，＇
但是，这种发展战略的巨大代价便是悬殊的城乡差别、缓慢的城市化进程以及不平等的国民待遇。可能有人不同意我这种说法，有人会说，假如不用这种手段集中原始资本，中国的工业怎么能这么快发展起来？的确，如果不用苏联式的计划经济模式发展，那就只有用资本主义的方式发展。这种方式是可以想象出来，如在农村通过竞争，产生新的地主和商业资本，然后将资本转移到工业中来，转移到城市中来，最后再与国外资本相结合，发展成跨国资本和跨国企业。这种模式建立在私有制和国有混合的基础上，市场经济的基础上。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到底以哪种模式发展会更好？现在的确是个难以说清楚的事。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即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和强大的政治意识气氛中，后一种模式是根本不可能采取的。当时的中国，在军事上与帝国主义对抗，在政治上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敌视，根本没有国际资本往来和国际贸易的可能，只能在国内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独立自主地搞发展。也就是说只能在共产主义思想的指导下，通过搞公有制来发展经济。
现在从数字上看这种发展，成绩和效果的确不能说很差，但问题也是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