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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过来看看北京市的表现，规定了一百多个工种不许外来人口涉足。那好吧，你城市人不是不让我们进城吗？我们只有在上游毁林开荒，在土里刨食。最后造成发洪水，沙尘暴，反正环境恶化了大家一起遭殃。根据这种上下游的关系，城市人要向边缘地区的兄弟们伸一把手了。在一个环境共享的时代，谁也不能独善其身。
值得庆幸的是，1999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位姓崔的研究员终于写出了一份生态脆弱地区人口迁徙研究报告，开始系统地解决西北部地区贫困人口的生存问题。就在4月6日当天，首都经济圈的学者们又聚集在一起，旗帜鲜明地提出城市化已经成了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头等重要问题，要加速中国城市化的发展。
这个酒会散后，我在步出大厅时碰到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吴敬琏先生，他说他正要去香港参加中国石油公司股票上市的活动，但去香港的飞机因沙尘暴不能起飞，只好到大饭店来暂时过夜。回家后看电视，得知这一天北京机场有数百架飞机不能降落和起飞，这时我才意识到这场黄尘对北京的危害有多大。
1998年之后，中央政府终于明确地发出退耕还林的指示，计划在数年内退耕还林9000万亩。江主席还发出“再造一个秀美的西部山川”的口号。我在1982年就写文章呼吁的问题，历经18年才成为政府的行动，这说明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观的改变是极其缓慢的，这种改变也表现得极为被动。如果不是1998年的长江大洪水和2000年春天的沙尘暴，中国不会停止长江上游地区的森林砍伐，也不会对西北内蒙地区的环境问题引起注意。但我认为仅仅退耕还林还草还不够，还要退人！打破户籍管制，将人口从那些不适宜生存的、生态环境已经遭到严重破坏的地区退出，迁徙到其他地方。
中国农民已经是世界上人均占有资源最少的农民之一，再加上不能自由流动迁徙，就只能在原有的狭小生存空间中觅食。以宁夏西海固地区为例，年降水量只有150毫米，这种降水量的地区按联合国沙漠化会议确定的标准，每平方公里只能生存7…20人，但西海固的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高达110人，大大超过了国际界定的临界值。如此超负荷的人口在如此贫瘠的土地上“蚕食”，这一地区的生态环境只能万劫而不复了。
最近我的一个叫尹宏义的新华社朋友写文章这样说道，“This ancient land is exhausted from supporting a civilization for five thousand years。 ”用中文翻译过来就是：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为支撑五千年的文明而耗尽体力。这句话不仅从英文用词上还是句子意思上我都特别欣赏，它可以说揪住了中国的一个核心问题。我们历来为自己5000年悠久历史而自豪，但很少想到为了这漫长的历史，中国人付出了多大的代价！丝绸之路上的青草绿舍不见了，黄土高原上森林不见了，多少水草肥美的地方变成了荒漠。看一下当今世界上那些古老文明国家，没有一个不是落后贫困的发展中国家。原因何在？这就是为文明承担的代价和付出的代价。而那些年轻的国家，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正充分展示出年轻的青春活力。
在固化的二元结构和户籍制度下，中国正在不断失去的宝贵的生存空间。建国后50年来，沙漠化面积已近200万平方公里，几占国土面积的五分之一，并且仍以每年几千平方公里的面积扩展着。如此巨大的国土资源在流失，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在日益狭小，居然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引不起注意。这反映了我们的发展观是何等畸形！
＇3＇，文化影响。
二元结构导致的另一恶果是中国出现了明显的文化断层，一边是先进的现代文化，一边是落后愚昧的传统文化、封建文化和生活习惯。经济落后，必然导致环境落后、文化落后、教育落后和卫生落后。沙尘暴的袭击，已使城市人意识到周边环境的影响，但落后的中国农村“文化沙尘暴”，对中国城市带来什么危害和影响，这一重大课题至今无人问津。可以说，沙尘暴肆虐城市，仅仅是生态环境因素对城乡二元化体制度的一种报复形式。然而农村地区恶化的不仅是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更有文化道德和思想行为。愚昧低俗的文化以及在这种文化中生活的人，对城市文明和国家政治也是一大灾难和威胁。
今年7月23日晚，香港凤凰卫视播放了湖南一个农村搞丧葬活动录象镜头。在这个古老的乡村里，死了人要大张旗鼓地操办好几天丧事，要请和尚来念经，要出殡，要大吃大喝，要修坟墓。为了一个死人，不知要破费多少钱财。这对那些贫困地区的经济无疑是雪上加霜。办红白喜事的风俗至今在我国许多农村流行。历史学家和风俗学者们津津乐道地从中发掘历史，然而，我却感到了物质的浪费和精神的愚昧。如何打破这些迷信改变这些习俗？只有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通过移民社会和新型社区来移风移俗。
这些年里，我常从北京电视台的节目里看到劣质产品的暴光镜头。最触目惊心的是那些食品加工小作坊的卫生环境和条件，苍蝇横飞，臭气熏人。一些从外地来京的农民在郊区租一间简陋的小屋便开始制作肉食、豆腐等食品。在摄象机的镜头下，我们看到了如此不卫生、如此肮脏的生产环境。这种现象可以把它典型地归之于农村卫生标准进城。已经过去的90年代，是中国历史上可能都数得着的假冒伪劣盛行的时代。大量的劣质产品充斥社会，这是否与落后的农村文化有着密切关系，很值得人们思考。
愚昧落后的农村文化“沙尘暴”不仅在乡村蔓延，也时时影响着城市的生活和秩序。90年代初，就流传过一位女研究生还被人贩子卖掉的故事。2000年4月，公安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打击人贩子，解救被拐卖妇女儿童”的战役。拐卖儿童妇女的人贩子大都是农村人，但被拐卖的儿童和妇女不少是城市人。贵州习水县农民陈其富一家人，多少年里总共贩卖孩童50多人。1999年底，此团伙被破获，大批孩童从广东领回贵阳，许多失去孩子的父母前去通过化验DNA认领自己的孩子。罪犯正是贵州遵义农村的几个农民。
但面对猖獗的愚昧野蛮，人们除了谴责、痛恨，却很少深挖个中原因。社会肌体上的毒瘤是怎么产生的？为什么只生在农村，而不是在城市？大约是在1999年，北京电视台报道说，一个12岁的少女被卖到河北易县一个名叫奇峰村的村庄，并强迫生儿育女。14岁就成了一岁孩子的妈妈。这样的事情居然能发生，说明这个村庄村民的文明水平低落到极点。按理说，法律之外还有道德约束，任何一个村庄都有它自有的道德舆论约束。然而，河北易县奇峰村的村民却对拐买少女强迫为妻的行为不管不问。如此看来，贫穷落后的农村已经成了犯罪的渊薮，成了愚昧丛生、迷信横行的基地。在这样一个社会基础下，文明富裕的城市人能独善其身吗？
另据北京市公安部门的统计，北京市60％以上的刑事犯罪是由进城农民引起的。以笔者个人为例，几年来，平均每年买两辆自行车，有时一年被盗三辆自行车。由于生活水平不一样，卫生标准也不一样，农村人进城便要破坏城市人的卫生。看看北京市城乡结合部外地人出没的地方，痰迹遍地，垃圾遍地。
＇4＇，道德影响。
越是忽视冷落农村，农村越是落后。今天中国农村人的素质已经落后到什么程度，举几个例子就可以看出。一个是四川发生的给女人阴道上锁的事情，一位姓姚的个体医生为了不让与自己同居的女孩有外遇，残酷地将其阴道用铁锁锁起来。这种事情恐怕在奴隶社会也没有有过，居然出现在今天科技发达的中国。
另一件值得关注的事是发生在广州的一起轮奸案。2000年大约8月初的一天，我的电子邮箱里接收到天则所传来的这样一篇文章，要我为此写评论。这篇文章主要讲述了一位湖南少妇的遭遇，她刚出广州火车站，就被人抢走行李。接着，警察来了，可警察不但没有帮她找回行李，反而认定她是精神病患者，并把她送进一家收容性质的精神病医院，投进关有数十名男人的屋子。在接下来的两天两夜里，她被众多暴徒轮奸了。这位26岁的妇女是湖南人，与珠海一家公司签订了小饰品代理销售协议。但在广州，一场飞来横祸彻底毁灭了这宗生意给小家庭带来的美好憧憬。 2000年7月16日，也就是那场飞来横祸发生一年之后，在几位热心记者的资助之下，已患有严重精神恐惧症的那位妇女由其父亲陪同从江苏专程赶来广州，在记者面前断断续续地讲述了1999年发生的那段刻骨铭心的经历。内容摘录如下：
那天（1999年7月11日）中午，我下了火车，一手提着一个皮箱，肩背行李包，胸前紧紧抱着一个布娃娃，随着拥挤的人流来到广州火车站广场。当时天正下着雨，广场乱哄哄的。突然，不知从哪里突然蹿出几个凶神恶煞般的人，几下就抢走了我的皮箱和行李。
我惊呆了，继而坐在地上大声哭喊。箱里不但有我的全部衣物和家用，而且还有向亲朋借来的4000多元钱。我今后怎么过啊！庆幸的是，胸前的布娃娃没有被抢走，因为怕出意外，我特意将8000多元缝在里面，时刻紧紧地抱着。
这时候，两位巡警走了过来，也不说什么，拉起我就走。我赶快拿出揣在身上的结婚证、外出务工证和珠海市的暂住证递过去，可他们连看都没看，顺手便扔了。随后，我被强行推上了一辆后厢封闭的警车。
警车把我拉到了公安局的一间临时留置室里。约一个小时后，他们话也不问，又强行把我拖上了那辆警车。我死活不肯上车，并大声申辩，但他们毫不理睬。最后连我想捡起放在留置室椅子上的布娃娃，也不允许。
大约黄昏时刻，车到了康宁医院。我被强行拽了下来，投进该医院二楼的一间房里。里面有几个老太太，也有很多衣衫褴褛的男人，个个身上散发着刺鼻的臭味。他们围着我，不怀好意地笑着。
天黑不久，那房间里的一个男人就在众目睽睽之下强奸了我。有很多人在帮他，还威胁要杀死我。我怕极了，只是一个劲儿地哭喊，但不敢作任何反抗。进来几个小时了，也没人告诉我这是个什么地方，简直就是人们常说的地狱！
过了些时候，几个男人威胁着我，把我挟持上三楼一间有更多男人的房间里。在那里，两个男人在几十个男人的起哄下，又分别强奸了我，直到我昏死过去。
究竟有多少男人强奸了我？我也说不清。当时他们强奸完我后，可能是看到我已经昏死过去，就把我推到房间的一个角落里。半梦半醒中，我已经没有任何知觉了，只是觉得又饿又累，同时还不断有人在我身上蹭来蹭去，我不知道那时是不是也在被人强奸。
第二天，来了一个说是医生的人，问我一些问题。我就把随身装在口袋里的电话号码本给了那位医生，请他给我丈夫家里打电话。次日凌晨，我丈夫找到了我。就在我丈夫到来的几个小时前，一个男人又再次在众目睽睽之下对我进行了强奸。有个人还抓了一把药丸硬塞到我的嘴里……＇见《中国青年报》文章“谁制造了惨绝人寰的轮奸案”，2000年7月26日星期三，本报记者林炜，《法制日报》游春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黄少焕。＇
这件事情被正直而敬业的记者们报道出来之后，在社会上好象没有激起任何涟漪，至多作为茶余饭后的一则笑谈，很快就过去了，只是天则经济研究所当时办的“中国评论网”上发出了几篇有深度和力度的评论。社会堕落到这个程度人们已经习以为常，这不能说不是中国的悲剧。
从这件轮奸案中，人们可以看出中国流动民工的悲惨待遇。说抓就是抓，说关就关，没有任何人身保护。广州火车站广场上的那两名巡警对于那位妇女的证件连看都不看一眼就给扔掉了。这种做法已经成了中国许多城市值勤人员的普遍做法。我第一次听说这种事情是2000年装修房子的时候，安徽的一位进京农民向我讲述过他遇到的这种事情，巡查人员当着他的面将他的证件撕掉，然后再问他：你还有证件吗？没证件了就要被抓到昌平筛沙子干活，挣够路费后打发人回家。
国家计委宏观研究院的一位农村出身的博士面对此现象写了一篇文章。他说，假如我不考上大学，假如我仍然是一个农民，我可能来北京打工，然后被抓去筛沙子。这就是我们中国农民的国民待遇。自从1958年户口登记制度出台以后，盲流收容所和遣返站一类的机构便成了中国的特色。1967年“五一”节我从济南来北京玩，回去时没买火车票，便在天津的遣返站与小偷和老右派一起被关了两天，直到身份查请后才得以回家。
看看广州增城这家盲流收容中心的条件，“不过是一个大房间，里面分成几间小房，其中有一间是女“盲流”住的。但所谓的几小间其实形同虚设，各小间房门没有上锁，更没有专人看管，所有的伤残和精神病“盲流”，不分男女，都可以在一大间内随便走动，共用一个卫生间……” 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导致被收容人员产生自虐心理。当一个人不能被当人对待时，他对别人也不会正常对待。收容所发生的轮奸案就是典型的这种心理发作。在这种空间里，人身上所有恶劣的品行都容易被诱发出来。
轮奸还是轻的。当社会低层人被压抑得过头之后，就出现了石家庄靳如超制造的惊天爆破大案，江西省芳林小学的爆炸事件，就出现了杀人、抢劫、放火、投毒、爆破等种种疯狂的报复。制造贫困、愚昧和残暴者，必然遭到愚昧和残暴的报复。
1999年，中国南部海洋上发生的一宗特大劫船杀人案，船上23名船员被13名歹徒残忍地杀害。作案者竟然是一伙20岁到25岁的农村青年。为首的一名主犯叫贾红伟，25岁，家住河南省南阳农村，高中文化，另一名23岁的男青年来自陕西户县农村。当劫船案发生时，公安破案人员一开始还以为这是一起职业犯罪，是富有经验的国际海盗做的案。当案件被侦破后，公安人员简直难以相信：残酷杀人的竟是几个刚刚出道的从来没有杀过人的毛头小伙子，并且一出手就这样凶狠。由于没有杀人经验，他们用了12个小时的时间才把23人活活打死。
＇5＇，心理影响。
当一个社会流行着身份歧视，存在着身份、地位以及人格的不平等，抵抗和报复便会油然而生。最近有专家统计，中国黑社会的人数已达到上百万人。我听到这一数字时首先的反映就是：其中农民的比例占多少？对此我连续追踪阅读了《深圳风采》杂志上一篇记叙湖南常德“9。1”银行抢劫杀人案的连载文章。直到差不多最后的一节，文章才提到张君团伙的家庭情况。2000年9月1日发生在湖南省常德市的抢劫银行大案，其4名罪犯都来自农村。为首的团伙头目张君，34岁，初中文化，常德市安乡县安福乡花林村三组人。团伙成员李泽军，29岁，初中文化，常德市安乡县化林村四组人，是张君的外甥。团伙成员陈世清，35岁，常德市安乡县安福乡潭子口村三组人。团伙成员赵正洪，29岁，小学文化，益阳市资阳区鹿坪针五喜村马井口组人。看，这四个人全是农民出身。这一伙人从90年代初开始作案，几年期间，他们已经杀害了28人，仅在常德这次作案中就枪杀了7人，打伤数人。今天在全国许多恶性刑事案件中，农民出身的人占多大比例？真需要安全部门统计一下。如果农民的比例相当大，那么就要问一句：这里面有没有报复心理的因素？
最近，潘多拉同志在《中国国情国力》杂志＇2001年第6期＇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深入探讨了“仇视心理可能会演变成疯狂的暴行”这一问题。文章认为，当一个人觉得自己从呱呱坠地那一刻起就被剥夺、觉得自己已无路可走的时候，那么，只要受到某种刺激，他就很可能在一气之下破罐子破摔。当他们在城市里感到有被剥夺感和被排斥感时，便会对“主流社会”产生刻骨的敌意和仇恨。
潘多拉同志建议社会要帮助农民从“流民”转化为城市市民。我认为这一建议应成为一个全社会的口号。平等对待农民进城，妥善安置农民进城，不能光用堵的办法。但遗憾的是，目前的现实是，“一些高高在上、自命不凡的政策制定者和城市管理者”仍然习惯于计划经济时期严防死守的老做法，想方设法地围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