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遗憾的是，这种与克拉德尼物理图形（Chladni figures ofphysics）的类比是完全错误的“。上述的沙子模式尽管表明了振动过程，但并非该过程的一个条件；实际上，金属板的振动是由于两种力量的迭加而导致那种运动形式的。沙子与此形式没有任何关系；如果把沙子移走，金属板照常振动。因此，沙子是无法与痕迹相比的。此外，沙子和振动之间的因果关系是单向的（unilateral），当振动回复到原来形式时，沙子也回到其原先的模式。没有哪位物理学家会把克拉德尼图形称作记忆的例子。当一个目前的事件在不涉及到过去事件的情况下发生时，人们不能用此作为来自物理学的记忆证明的类比，而这恰恰是惠勒经常做的事情。正如我们已经见到的那样（见边码p。428），物理学知道记忆结果的实际类比，但是，为了对它们作出解释，不得不假设反应系统（即某种痕迹）内发生的的变化。
惠勒的其余一些论点均是以克位德尼图形为基础的，对此毋须赘言，因为它并没有补充什么新东西，仅仅重复着把一个过 程的一种结果与立即成为该过程的共同决定因子的一种结果混淆起来了。
如果在克拉德尼的金属板上覆盖着一种比沙子的份量
更重的粘性物质，那么，类比也许会更好些。在粘性物质本
身以一种稳定模式被安排以前，总是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
与此同时，鉴于粘性物质的重量，鉴于它并不迅速地跟上
由振动物体产生的力量，所以，它将共同决定这种振动，它
将成为一种真正的条件。当它随振动已经达到稳定的分布
时，它将在一种新的刺激下共同决定金属板的振动，从而决
定它自己的重新分布。
那么，惠勒怎样才能不用痕迹假设来解释记忆的效应呢？根据我对他理论的了解，他的理论忽视了一个要点。
“人们经常谈到下面这则故事，一匹马曾在一条乡村小
道上被驱赶前进，到了某处，因一张报纸被风吹起，马受到
惊退。大约过了三个星期以后，这匹马复又来到同一条路
上的同一个地点，它再次作出惊退的表现，但是此时却没有
任何报纸”（W．p．帕金斯，p．397）。“如果原先的经验设有
留下任何印象的话，那么马为什么第二次又会被吓退呢？
第二次被惊退的原因与第一次被惊退的原因恰恰是一样
的！一张报纸被吹起，于是马对整个情境（total situation）作
出反应。整个刺激模式诱发了反应，这种反应在特征上
是构造的（configurational）。同样的刺激模式，或者与此相似
的刺激模式，准备以它第一次产生反应的同样原因重新产
生一次反应……。如果用一个痕迹来解释第二次反应是必
要的，那么，用一个痕迹来解释第一次反应便也是必要的！”
（W．p．帕金斯，pp．398，399）
上面这段引言由于使用了“整个情境”，从而使之貌似有理。它表明当我们对这一概念进行批驳时我们的证明是正确的（参见第四章，边码p．158）。当有人问为什么马在其他路段不会受到惊吓时，这里，所谓的“整个情境”是，该路段使马不受惊扰，如果报纸恰巧不在马路上被吹起的话。因此，认为马在那个地方第二次受惊吓是与第一次受惊吓具有同样原因的话，那便是不正确的。为了使这一论点更加清楚一点，让我们来假设A、B和C而不是两次旅行。在A和C两次旅行中，关键地点X不发生任何情况，可是在B次旅行中，风将报纸吹过道路。在旅行A中，马通过X点时不受任何惊吓，然而在B和C中却受到了惊吓。这就证明X的“整个情境”，像在A和C中一样，对于马的惊吓是没有关系的，因为它在A中并没有引起马的惊吓。A和C之间的唯一差别是B先于C发生，而不是先于A发生。我发现，A和C中的行为差异是由于B的影响，也就是说，是由于B中的经验留下的痕迹，作出这样的结论在逻辑上是必要的。
我尚不肯定我是否描述了惠勒的全部记忆理论。在他的第一部著作中（见边码p．273）有一段话，人们可以从中得到这样的印象，他把学习过程或者归因于化合物的发展，或者归因于积累。第一种假设已遭拒绝，至少对大多数记忆效应来说是这样，因为发展过程太慢，而第二种假设则相当于我们提议的那种痕迹理论，尽管惠勒拒绝接受这个名称。然而，惠勒的这种解释也许是错误的，或者不再代表他目前的观点，因为在第二本书中他写道（p．387）：“一种特定的经验不能由大脑模式来代表，除了刺激情境正在使模式得以建立以外。在刺激被移去的一刻，大脑模式也消失了”。在我们的理论中，对兴奋模式来说这是正确的，但是对痕迹模式来说就不正确了，而在惠勒看来，这些字里行间否认任何一种他所谓的大脑模式的持久性。
4．冯·克里斯的论点
对传统的痕迹理论的批判可以追溯到30多年以前。最早是由冯·克里斯（Von Kries）提出的，但他并不用此反对任何痕迹理论，而仅仅反对在他那个时代流行的并在此后继续流行的那些痕迹理论；几年以后，比彻（Becher）系统地阐述了这种批判。对于比彻来说，这种批判是对一切痕迹理论的最终驳斥，由此证明了记忆的生机论解释（vitalistic interpretation）。
关键的论点可用下述方式来提出：记忆效应一般说来无法追溯至个体的最初兴奋，而是可以追溯至记忆效应的形式或模式。我再认出了一首乐曲，它是我曾经听到过的，尽管当初由一支管弦乐队以G大调来演奏，现在却以F大调或B大调或C大调被人哼唱着。虽然声音不同，但是记忆效应仍然清楚。再现的情况也同样如此：如果我尝试吟唱或吹奏一首熟悉的乐曲，我再现的音调将极少与原作的音调一致。或者，一个人具有阅读方面的长处，他将或多或少不受他所遇到的原作类型或书法的支配，而且他还将能够书写，也就是用牙齿咬住笔杆笨拙地书写，像任何一个人可以尝试的那样去书写，尽管他以前从未尝试过那种特殊的书写动作。痕迹理论究竟能否解释那些远非例外的情形，而是典型的记忆效应的事实呢？
痕迹的重新作用
我们业已提出的假设比之冯·克里斯用其论点反对的旧的痕迹假设作了更充分的准备，以迎接这种困难。在我们的假设中，痕迹形成了“组织系统”，也就是动力的整体，它的模式像组织系统的材料一样是一种现实。为了了解痕迹系统的这一特性在多大程度上引导我们解决自己的问题，我们必须考虑，当这样一种痕迹系统被“重新激活”时将会发生什么情况，也就是说，在这种新的兴奋中进行合作时将会发生什么情况。为了保持一致，我们不得不作出这样的假设，即这样一种新兴奋发生的地点与痕迹系统本身发生的地点有所不同，而且为痕迹系统所决定。这种假设是必要的，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能够记得这种个别的回忆过程或再认过程，至少过了一段较短的时间还能记住，而不会丧失我们回忆或再认第一次场合的能力。这证明该过程在没有破坏旧痕迹的情况下已经留下了新的痕迹。与此同时，新的兴奋必须强烈地依赖正在讨论中的痕迹系统。很明显，按照记忆的不同功能，这种依赖必须能够假设大量不同的形式。在再认和回忆中，情况将有所不同，不仅表现为当痕迹系统为解决一个新问题而提供资料时情况会有所不同，而且在获得性技能的情形中也有所不同。现在，我们把自己限于前两个问题上面，即回忆和再认这两个问题上面。
由新兴奋引起的痕迹选择
由于我们已经强调过，每种新兴奋发生在一个新的地点，因此，痕迹系统的作用在这两种情形里都不是“重新兴奋”的作用。据此，我们的理论看来与大多数（或者全部）先前的痕迹理论有所不同，而且比它们优越，因为很难理解一种兴奋过程怎样才能在一个痕迹系统中被启动。但是，这种新的兴奋，既然现在正在发生，必须与一个痕迹系统相联系，既在再认方面又在回忆方面与痕迹系统相联系。于是，便产生了这样的问题，它就是联系的原因。这个问题作为下述问题的一个部分被提了出来，后者是指，目前的兴奋怎样从各种痕迹中选择出“合适的”痕迹。当我们讨论冯·克里斯反对传统痕迹理论的论点时，正是再认和回忆的作用这个方面使我们感兴趣。我们将追溯这种讨论，只要它与我们目前的上下文有关，而且我们将在第十二章里继续这种讨论（见边码p．597）。到那时，我们已经对痕迹作用有了更多的了解。
我们可以用两种方法从中寻找这些选择的原则；一方面，我们可以收集事实，从中产生我们的原则；另一方面，我们可以试着将这些选择原则用于我们目前的问题中去，正如我们先前发现它们在其他领域中起作用一样。如果第二种方法成功的话，将具有这样的优点，它从一开始便在一种更为宽阔的范围内正视记忆作用。用此方式发现的原则不会仅仅是记忆定律，而是既可用于其他事件又可用于记忆的定律。记忆将失去成为某种独特事物（即加到有机体非记忆功能上面去的某种东西）的特征，这一结果正是我们在本章引言中提议要达到的。
因此，我们将利用这一方法寻求熟悉的选择原则。寻求这些原则将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我们在第四章中讨论的空间组织可被视作就是这些原则。这些原则为我们解决下列问题提供了办法：如果通过一种视网膜刺激模式而产生各种兴奋，那么，这些兴奋中的哪些兴奋将被结合起来呢？人们看到了与我们目前问题的相似性：一个过程与某些其他过程相结合，但继续保持与其余的过程相分离，这里，一个新的过程与某些痕迹系统相互作用，但不是与另外一些痕迹系统相互作用。因此，对上述两种情况，我们可以应用选择概念。我们已经发现了等同性（e．quality）和接近性（proximity）定律，以及闭合律和良好连续律（laws of closure and good continuation）。那么，这些同样的定律是否可以应用于我们的新问题呢？如果我们还记得另一组事实，也即第五章结束时报道的那组事实「这组事实来自特纳斯（Ter…nus）的实验」，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答案也就得到了促进，因为在这些实验中，选择类型比起纯粹的空间组织来重相似于我们现在正在讨论的类型。在特纳斯的实验中，两种刺激模式彼此相随，以便产生一种行为模式的似动（apparent movement）。假如第一个模式由a1、b1、c1、d1等点组成，而第二个模式由b2、f2、c2、g2等点组成，其中数字是指时间顺序，而在其他方面，等同的字母则与等同的点相对应，那么，在某些条件下，兴奋点b2不会与b1 相结合，c2也不会与c1相结合，而是b2与a1结合，f2与b1结合，如此等等。这些条件是指由刺激模式产生的整个过程的那些条件。如果兴奋点f2在第二个模式中具有与b1在第一个模式中同样的意义，那么，这两个点便会相互作用，而不是“绝对地”相等的b2和b1的相互作用。因此，相继过程的相互作用被证明有赖于这些过程的整体特征，而“等同性”则必须被解释为整体内部功能的等同性。
如果我们把等同性定律应用于由兴奋而产生的痕迹选择问题，那么我们将期望这种等同性主要是整体特征的等同性。如果其余情况不变，一个过程便应当与具有同样整体特征的痕迹系统进行交流。 这必须是一个由同样整体特征的过程所产生的痕迹系统，因为我们假设痕迹以张力或应力的形式保持了该过程的动力特征。在我们的图43（见边码p．165）中，我们曾经证明整体特征的相似性在空间组织中具有这样一种整合效应。同样的效应也可以在更加简单的条件下发生，这可通过图99得到证明。图中相似的形状倾向于聚在一起。因此，如果某种整合能在一种兴奋和一种痕迹模式之间产生的话，我们将可以理直气壮地假设，动力模式的相似性是决定性影响之一。它将对冯·克里斯用来反对传统的痕迹理论的那些再认事实作出解释。因为该模式在广阔的范围内是不受大小、颜色和部位支配的，正如我们的再认不受这些东西支配一样。关于具体的再认过程，我们还可以讲更多的东西，但此处不是讨论的地方（见边码p。591）。我们必须推迟对回忆和再现进行讨论，但是，目前的论点在解释这些效应方面已足以克服存在于旧的痕迹理论中的困难。我们在这里仅需补充一句：我们的记忆痕迹说在某个激进的方面不同于旧的形式。我们先前曾看到，心理学家意欲把单位形成（unit formation）和形状还原为经验，也就是最终还原为痕迹。有两个原因使得这种企图在我们的假设中变得不可能。首先，我们必须把痕迹假设为构造系统，那就预先假设了产生痕迹的过程本身被组织；它们的构造因此无法成为痕迹的一种结果。其次，我们看到，由过程引起的痕迹选择（按照这些定律，一种兴奋与一种存在的痕迹系统进行交流）有赖于兴奋和痕迹之间的模式相似性，这再次意味着，一种兴奋在与痕迹系统交流之前必须被仿造，否则的话，它将不可能在众多痕迹中（这些痕迹始终留在有机体内）选择合适的痕迹。
迄今为止，我们仅仅考虑了等同性因素，尚未考虑接近性因素、闭合性因素和良好连续因素。但是，所有这些因素在兴奋和痕迹之间的关系中都发挥了它们的作用。如果其余情况均相同，则旧的印象要比新的印象在再认和回忆方面表现较差，这个事实尽管也有赖于其他因素，但是却证明了接近性定律。良好连续和闭合显然是有力的回忆因素。
组织定律应用的广泛范围
我们关于冯·克里斯反对痕迹理论的讨论比之仅仅捍卫痕迹假设做了更多的事情，它也把空间组织定律引入记忆的领域。然而，这些定律的应用要比我们迄今为止所讨论的具有更加广泛的范围。不仅兴奋和痕迹之间的关系由它们来调节，而且痕迹本身的命运也由它们来调节，单一的痕迹系统由于它们内在的应力而经历了许多变化，那些变化由于新痕迹的积聚而发生。我们后面要讨论的实验将使这些事件更加清楚地显示出来。
捍卫思辨假设
对于一位准备反对我的所有假设的评论家来说，他将指出，基于如此不充分的事实，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思辨呢？我应当这样回答：如果我想贯彻我的计划，并在目前尽可能地为有关的心理学事实提供系统解释，那么，我便必须以具体方式引入痕迹概念；该概念必须被充分地界定，以容许具体的解释。它必须正视存在于它内部的一切困难，并试图以下述方式去克服它们，也即以发展了的整个思维体系和我们迄今为止了解的事实去克服这些困难。我深信，在适当的时间，我们的假设也将改变，因为它们将与新发现的事实发生冲突。但是，我也坚信，如果没有一个假设体系（尽管它是刻板和具体的，甚至是思辨的），那么任何系统的研究便无法进行。当我认清时代的趋势时，勇敢而非犹豫应该成为我们的口号。
第十一章 记忆——痕迹理论的根据：实验部分和理论构建
实验证据：相继比较和时间误差；梯度的功能效应；冯·雷斯托夫的实验：回忆和再认的痕迹聚集效应。沃尔夫及其继承者的实验：个体痕迹内部的变化。痕迹理论的复燃：我们假设的不足——技能的获得；知觉的重组。一种新关系的学习。痕迹和自我。遗忘：痕迹的可得性。
实验证据
尽管前面一章的理论讨论试图与事实保持接触，但是，现在用实验证据给它们作些补充看来还是合适的。实验的事实服务于两个目的：一方面，它们为我们的理论结构提供更为广泛的基础；另一方面，它们使下面一点变得十分清楚，也即这些假设（就它们与可测试的事实相背离的意义上说是属于思辩的）已经证明对研究来说是富有成果的。这些假设业已取得长足的进步，这对实验研究来说是有影响的。我期望，今后几年的发展将为它们的启发性价值补充新的证据。
相继比较和时间误差
由于我们的痕迹（trace）假设主要以苛勒（Kohler）和劳恩斯泰因（Lauenstein）的研究成果为基础，因此，以他们的实验研究为开端看来是可取的。该研究始于一个偶发事件。博拉克（Bo－rak）于1922年在《心理学探索》（Psychologische Forschung）第一卷中刊布了一篇关于提起重物之比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