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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还没取来，我心里直上火。说啥也不能误了孩子们上学！我不顾妻子的劝阻，穿了一双胶鞋，鞋里垫了些麦秸，带上一袋干粮就上路了。我清楚地记得那天是正月十七，为怕打黑，我特意起了一个大早儿，磕磕绊绊，又溜又滑地去公社，一路上不知摔了多少跤，把胳膊肘都磕得麻木了，直到月亮升起来才走到公社。回来时可就惨了，挑了几十斤重的东西，还要时刻注意保持身体平衡，别让摔倒了。摔着我没啥，我已经摔惯了，可别把孩子们的新书摔破了，弄脏了。我专门借了几条尿素口袋，把书里三层外三层包好，又在外面裹了一层塑料布。因为走得太慢，当天夜里就借宿郭庄的一个亲戚家里。等到正月十九下午到了学校，我的双脚也不知是被冻的还是累的，肿得胶鞋都脱不下来了，最后还是妻子用剪刀把鞋剪烂，才一点儿一点儿撕下来。看着我的一双裂着无数个血口子的脚掌，妻子抱在怀里哭得不成声。她说，为了这个学校你命都不要了吗？
真遇到过一回野兽。那是１９８３年深秋，在从公社回来的路上，过了郭庄，天已经黑了，还起了大风，山风吹着山林呜呜地怪叫。因为来的时候孩子正在发着高烧，我便急着往回赶。正当我一步紧似一步地往前走时，忽然，我觉得身后有东西，猛地站着脚向后一看，一团黑呼呼的东西向我走来，大约有十来步远。看见我停了，它也停了，听见它呼哧呼哧的喘气，我当时紧张得头发梢都竖起来了，第一个念头就是：狼。可定下神来，仔细一看又不像。这才想起手里还握着一个电筒，打开一照，松了一口气，原来是头野猪！这时觉得冷汗把衣服都湿透了。
就这样冬去春来，一年又一年，我挑着扁担在这条山路上来来回回走了３０多年，送走了２０多届小学毕业生。孩子们一个个长大了，成人了，成才了，我却老了。这两年，自从山里探出了荧石矿，拉矿石的车从学校路过，我便可以搭他们的车去镇里，去县城。
山里有了荧石矿，村里也开始变富了，从１９８０年开始，村里的孩子也出了大学生。米忠义考上了武汉工学院，许鸿立上了武汉大学，王运良上了郑州工学院，在３００多名毕业生中，有１６个人上了大学，也有的读了高中后出去打工挣钱。读书学文化还是给山里娃们扎上了翅膀，他们中的许多人如今要比我见多识广。去年曾有一个开矿挣了钱的学生，让我辞了这一月只有几百元工资的教学工作，去他的矿上帮他管账，我没答应。如果我去了矿上，肯定挣的钱比现在多，但孩子们没有了老师，再过几年，说不定村里又会出了新文盲，到了春节又得用碗底儿“盖”对联。
（记录：唐泽仓）
第三卷我当了两次逃兵
师永胜，男，２８岁
原阳县师寨乡南赵庄小学教师
口述时间：２０００年７月２９日
现今拖欠教师工资好像已不是什么新闻，哪儿按时发倒见报了。
去年从春节到麦收，学校一直没发一分钱，家里没有其他收入，就指望我这几个工资哩。那阵儿学校老师们都在谈论一所私立中学招聘的事，说是县电业局下面一个公司办的，工资有保证。
过了麦忙以后，工资还不见发，一气之下我决定到私立学校去。当时家里阻力可大啦，特别是俺爷爷，说我，人家都能过下去，就你过不下去？那你要是这样走了，过去上的学都白搭了，家里省吃俭用供你也白搭了。我也可矛盾，好几夜都没睡觉，走这一步也不知是对是错。试讲以后人家也没表明啥态度，叫回家等通知。到８月初给我家来了通知叫２０号去报到，可我不知道，家里人都没给我说，直到１８号才给我透露这事儿。到这会儿谁劝我也没用了，我带了两条被子，一包书，叫人给我送到车站。
到那儿头一天就开教师会，在会上校长讲的一番话给我印象很深，他说，咱作为教师，只要给国家培养人才了，他们真正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啦，谁也不会说他出身私立学校还是公立学校。他这一席话，叫我定住了心：反正是教学，只要咱从良心上对得起教师这个职业，在哪儿教都一样。分班后，我教一（４）班的语文，还担班主任。待遇？哦，报到那天说了，像教龄在６年以上的基本工资４００块钱，加上课时补助，补课费，还有班主任补助，５００多块钱。第一个月领工资是９月２０号，我最激动。在乡下学校每月３００多块钱还不能接时发，自己的价值好像没人承认。拿到钱我赶紧抽空送回家了，主要是想打消家里人的顾虑。
这私立学校跟我们乡下学校明显不一样，校长整天给我们讲，端人家饭碗，只能干好，不能干赖，没有后路。这根弦在脑子里绷得紧紧的。学生哩，在乡下都是三里五村的，说话也听些，这儿的学生比较捣些。我那班５０多个学生，有十多个是后来扩招分过来的，死活不愿在这班，让我费了不少心思。
班级工作刚稳定住，谁知这麻烦事就出来了。那天我去上课，前节课是政治，老师让抄了一黑板题，我到班上以后问学生抄过没有，学生说没有。我说那先不擦，让大家抄完。谁知这么巧，校长来听课了，他事前没有打招呼。我想，如果上自习吧，好像咱不尊重领导，就拿起课本讲魏巍写的《我的老师》。因为顾忌学生没有抄完题，讲课基本上没有板书。结果课后就被叫到校长办公室。他头一句就是：“你是不是秋生？你到底是不是冒名顶替的？”说见过我写的文章，在原阳县也有点名气，怎么连个课都不会讲。我给他解释，他认为那不是理由。背后，他对其他老师也好说我，好长时间我在学校都抬不起头。那段时间我看见他心里就害怕。多亏了副校长，他两天找我谈了三次。他说，师老师，我相信你的能力，现在你要静下心来踏实地干，干出成绩以后，别人就不会说啥了。
到期中考试时，我那班英语、数学都是年级倒查第一，但语文是第二名。这样一来，校长对我的态度是１８０度大转弯，在好多教师会上表扬我。可是紧接着他又交给我个任务，叫组织个文学社，一周出一期报。我跟他说要搞起来得从基础抓起，由老师讲课，学生也必须从平常积累一些材料，然后才能写成文章，这就不会一下子立竿见影。我和另一个老师出了一期油印报就停了，因为太忙，我把精力都放在我那个班上了。那一段班上也不断出事，有学生抽烟了，也有学生半夜跳墙跑回家了；因为是寄宿学校，还有学生星期六到街上看录相的，学生之间动不动有矛盾，还打架。反正好多事，我都得一件件处理。整天都忙得焦头烂额，没有闲暇去管出报的事，那半年我自己也没写过一篇稿子。这下校长很不高兴，到年底的一次集会上，就不点名地说，出一个刊物都出不成，要是在这儿不出力的话，随时都可以让你走！听了他这话，当时我心里就准备走了。在乡下闲散惯了，从没有被人奚落过。特别是最后到了期末考试，就是今年春节前，我那个班数学、语文、英语三科成绩全部倒查第一。结果出来时，我非常吃惊，我们三个老师都尽力了。我想这下校长肯定对我更加不信任了。
这时乡教办也知道我在那个学校了，打招呼让我回去，我走时是请人替我代原来学校的课。事情到了这种地步，虽然我非常舍不得我那班的学生，但还是写了辞职书。我把辞职书递上去，然后就去安排学生放假。学生都兴高采烈，他们不会想到要和老师分别。
安排完最后一个学生离校，把教室门、寝室门都锁好，我又一次背上我的行李，那是农历腊月二十三上午。走的时候最难受，我想我背走的不仅仅是行李，还有些是不清不白的东西；想正月十六开学时，我的学生见不到我会怎么样呢？我觉得自己非常残忍，为了自身的考虑却辜负了６０多名学生对我的期望，还有他们对我的信任。
我给家里打电话说要回去了，家里人一听可高兴，一直提心吊胆怕我丢了公职。孩儿他舅开着“奔马”来接我，回到家我就喝醉了。整个假期我的感觉都不一样，我一直牵挂我的学生。再说自己出去一圈又回到原地儿了，心里很自卑，年也没过好。到正月十六那个下午，我心里光想去打电话，在人家院外转了好几圈，最后还是去打了，给副校长打的，问俺那班安排好没。他说安排好了，你放心吧。
放下电话，我心里很难受，回头看看，觉得自己当了两次逃兵：第一次从这儿逃跑了，想逃避一种平淡的生活；第二次是我自己放弃了，如果坚持下去，结果可能不会是这样。
（记录：李若）
第三卷要当就当个好军嫂
康晓燕，女，４６岁
新乡市第一中学教师
口述时间：２０００年８月１２日
能不能当好军嫂，我不敢说，但从我的内心讲，我真的想当个好军嫂。
我丈夫叫周纪良，他１９７０年当兵，１９７６年经人介绍我们相识，１９７９年结婚。我们俩都是江苏无锡人。他当兵后一直在沈阳军区工作。
咱们那代人和现在的年轻人想的不一样。我当时就想，我不能拖丈夫的后腿，要支持丈夫的工作。咱那时候想的还是很革命的。怎么支持？一是让他安心部队工作，不要想家。现在想想怪可笑，我们俩写信，没有什么卿卿我我的事。一写信，我说：“你好！”他说：“你好！”接着就是思想汇报，工作汇报，再接着我鼓励他安心在部队，他鼓励我好好教书。就这样，完了。二是我在这里要好好工作。因为我既是军嫂，不能有辱军嫂的名誉，又是人民教师，要为人师表。咱们那代人你知道，不怕吃苦，就怕干不好工作别人说。就说在学校吧，市一中是省重点高中，压力很大。你说你要教不好课，或者有什么事了，学校将你调出去了，你脸上光彩？我这人就是这，既然干就要干好，要么就不干。困难当然是有，我父母十多年前就都退休回家了。我有个儿子，这里就俺娘儿俩。孩子小时没人照看，特别是孩子有病时，我要上课，孩子可怜巴巴地在家待着。有时我有病就更没法儿。有时一两天连口饭都没得吃，结果我落了个浑身是病。有时候我就想，一旦我重病在床，连个打１２０的人都没有。那时候多想身边有个人呀。
刚结婚那几年我问：你啥时候能回来？他说：５年吧。等了５年他又说５年吧，我这样５年５年地一直等到现在，结果还得等。每年利用假期去他那儿一趟，他回来一趟。钱都花在了路上不说，结婚２０多年我们在一块儿的时间加起来不会超过５年。你要说不想那是假话。白天上课忙得不可开交，啥也顾不上想。等晚上吃过饭，孩子大了，跑了，家里就剩下我一个人呆呆地坐着，心里真不是滋味。特别是现在，小孩儿师专毕业要跑工作，我除了学校之外，外边没一个熟人，你能光靠学校领导？他爸要在这儿那该多好呀。
他在部队是个干部，要说我完全可以调过去。１９８３年呀还是１９８４年，他们那边的教育局、部队都很帮忙，要将我调过去，还搞教育。论条件，那里比这里好，房子三室一厅，在三楼。学校就在部队旁边，孩子上的学校也在部队旁边。当时调令都开好了，临走时我又犹豫了。这里有我的事业，有我的学生，学校领导、老师对我都不错，我真舍不得这里，结果没有去。后来那里的人说，还以为你在那里当校长呢，结果什么都不是。你要是过来，啥都有了。现在后悔了吧？
要说后悔，是也后悔也不后悔。后悔的是我没有常在他身边，没有让他享受过家庭的温暖，我们的青春是在两地分居中度过的。对他来说，我没有尽到做妻子的义务，不是个好妻子。但是我敢说，他在部队工作期间，我没有拉过他一次后腿，没有给他，给他的部队增添过任何麻烦。在这里，我的工作是尽心尽力的，是有成绩的，我和同志们的关系也是融洽的，没有给他丢脸，没有给军队的名誉抹黑，也没有给人民教师的名誉抹黑。虽然我在生活上、感情上失去了一些东西，但作为军嫂，作为人民教师，我感到，我尽力了。
（记录：郝太斌）
第三卷想要飞却飞不高
杜华国，男，５９岁
安阳县第二中学教师
口述时间：２０００年８月２３日
要说奋飞文学社在我心中的地位，跟你这么说吧，我对自己的子女讲过一个夙愿，百年之后，让我的遗体躺在奋飞文学社的社旗下……
现在我们毕业班每年都有３００多个学生考上大学，那时候就少得多，一方面学生数量本来少，另一方面，学生的升学压力不大，所以说大家有时间去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８０年代初期，全国上下教学改革搞得轰轰烈烈，我认为学好语文最根本的东西就是激发学生的兴趣，让他们积极主动去学。我脑子里突然就蹦出了这么一个字眼——文学社。当时我带俩班，组织了七个办报小组，要求每小组一星期出一份报纸，以手抄报的形式出来。我利用课余时间给他们开文学讲座。记得学校的大礼堂刚刚建好，还是破破烂烂的，我就把学生带到了里面。我坐在中间讲，同学们围着我坐着，一边听一边记笔记。还特地选了个舞台后面不被人重视的地方，没想到讲着讲着学校党支部书记进来了。他说总觉得里面好像有人说话；我当时很尴尬，说搞了个文学社，还没出什么成绩，也没好意思跟学校讲。书记笑笑就出去了，倒是我出了一身冷汗。
我万万没有想到，我把手抄报寄到《语文报》报社没多久就得到了回音，１９８５年１月２１日《语文报》报道了我们奋飞文学社，社员的作品竟然成了铅字。那次报纸还没到学校，有个家是邮局的同学先看到了，就跑到我这儿来报喜。我们欢欣鼓舞呀，消息呼啦一下就传开了。当时社长徐娜乐得像什么似的，拿着报纸给这个领导那个领导去报喜，领导很振奋，说“咱二中竟然飞出了一只金凤凰”。
在学校的大力支持下，那几年文学社可以说是捷报频传，１９８５年，《语文报》举办了全国中学生文学社团“春笋杯”评奖活动，１０００多家社团参加，我们拿了第５名。有一期《中学生学习报》整个头版发表的都是社员的作品。成绩很多，毕竟都成了过去，这里我也不想光提这。１９８５年开始，连续好几年我都要带社里负责的同学到全国许多地方参加夏令营。１９８５年就去了太原，那时中国作家协会在太原有个黄河笔会，我与一些著名作家，如杜鹏程，贺敬之，还有河南作家苏金伞进行了座谈，合影留念。当时徐娜问了苏金伞一个问题：“您认为朦胧诗可取吗？”苏金伞说：“我认为诗里应该有朦胧的成分，不像写小说、散文那么直白，朦胧就是含蓄，显得有一定深度。”对这一番话我印象特别深刻，因为我以前一直对朦胧诗这个问题不清楚，倒是自己的弟子帮我找到了答案。“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要不是办文学社，我永远窝在这个小地方，很多道理都不会悟出来。
１９９２年吧，学校开了个会，教导主任在会上说许多班级的学生把其他科的自习时间占用了，用来办报纸，这样不可取，要求停止活动。我当时心里很受刺激，自习，自习，本来就应该自由支配，还把它定得死死的？文学社慢慢就销声匿迹了，我心里一直都很难平静，她就像自己的一个孩子，在我的眼皮底下一天天长大，又眼看着她夭折掉。后来学生经常找我，那个叫郜文强的不知到我这儿来过多少次，说把文学社旗帜拉起来吧，同学们会踊跃参加的；老师也经常找我，十来年了，前不久还有老师找我谈过这事儿。
我写的这本《中学生文学讲座》也是历史的见证呀，１１万字，到现在已经伤痕累累。起先是《中学生文学》杂志计划连载，后来听说因纸张涨价，《中学生文学》停办了，事情不了了之。后来郑州一家出版社的负责人说可以出版，不过要先交１万块钱，我哪有这个钱，也就没出成。９０年代教育部不是提倡语文搞选讲课吗，还跟我约稿写了一篇介绍《中学生文学讲座》的文章。我真希望能有机会让她面世。
我是一个极其普通的中学语文教师，普通到年近花甲连学校最小的官——教研组长也没有当过。不过我过得很充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