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寝室，大小事都得我操心。校长、教务、任课教师，我常常忙得焦头烂额，但又必须细心，周全，这账目，那表册，一点都不能含糊。乡教办到瓦庙小学这段足有１０公里不能通车的山路，我不知跑过多少趟，顶日晒，冒风雪，更不用说。我的散文《苦辣酸甜小校长》在一家报刊上发表，还引起了轰动。在教学效果上，去年中考全乡评比我校名列前茅，我深深感到心血没有白费。苦辣酸甜，又是一年多，可每月还是挣８０元的代课工资，家里仍然一贫如洗。我清楚自己的处境，我的未婚妻也是计划外代课教师，我不知道今后会是什么样子，但只要干一天教育我就要忠于职守，尽心尽力。做一天“穷代课的”，我就要不辱“师”命。我希望《教师资格条例》的实施，能为我们这些致力于山区教育又被打入另册的代课教师带来些什么，让我们能更加专心地投入到痴爱的事业中去。
（记录：胥琰）
第五卷我的“曲线救校”之路
李兴亮，男，５０岁
新乡县小冀镇东贾城小学校长
口述时间：２００１年９月２６日
改善办学条件是中小学校长，特别是农村中小学校长的头等大事。同时，如何改善办学条件，校长们又各有各的办法。我的办法便是“曲线救校”。谈起“曲线救校”，我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我是１９７２年参加教育工作的，１９７６年当了校长。当时学校有５个班，５名教师，全是民办。房屋是旧房，桌子是砖垒的，凳子是学生从家里带的。教室窄小，地面潮湿，我当校长后，头等大事便是想方设法改善办学条件，我们村很小，只有１７２户，７００多口人。村里很穷，拿不出钱来，咋办？当时村里有３个废水坑，我将废水坑清了清，放上了水，养上了鱼。我们利用时间割草，掏茅粪，喂鱼，又带领学生在河边开了３亩多荒地，种上了棉花，红薯，玉米。另外还搞了个砂布厂。干了３年，这三样收入买了１００套桌凳，５００多本图书，一架风琴，还有其他一些教学设备，使学生们有了一个比较好的学习环境。
说实在的，在农村当教师很难，难归难，你要让我离开学校，我还真舍不得。当时我有个叔伯哥买了辆大客车，路线都定好了。他说：兴亮，你教学能挣几个钱？不如跟哥跑车吧。咱们分成也行，要不我每月给你开５００元，咋样？我毫不犹豫地就推掉了。
我们村比较乱，干部难当。在那１０年中干部就换了六茬。往县里、市里上访的、告状的常年不断，村里大字报、小字报随便乱贴，村干部们人心惶惶。这中间县里、镇里领导找过我四回，认为我为人好，素质高，让我出来当村干部。我说我舍不得学生。他们说那这样吧，你当支书，还兼校长，每月再给你补贴３０块钱，咋样？我说那也不行，一心不可二用，我没有干。
到了１９９８年，我的思想发生了变化。干了十几年校长，学校条件越来越差。房顶到处漏雨，村干部们老凑合：檩条断了给你换根檩条，房漏了给你换换房顶。我们前四任村干部，就给学校换了三次房顶。到１９９８年，换房顶也不管用了，墙开裂了，檩条断了，下雨时不是漏雨，而是往下流雨。如果再不想办法，不定哪一天就会塌下来，非砸着学生不可。当时我就有一种想法，为了彻底改变学校面貌，就非当村干部不行。手中有了权，我说盖学校，谁敢不听，这就叫“曲线救校”。
说来也巧，这时候镇领导第五次又来动员我当村干部，我二话没说就同意了。
１９９８年１０月９号，我当上了村党支部书记兼小学校长。上任的第二天，我就召集村干部开会，当场决定捐资建校。办法有三条：一是发动群众捐资；二是村里筹钱；三是利用外边的关系，争取外援。我每天清早在广播里讲，少吸一包烟，少喝一瓶酒，有钱出钱，有物兑物，有力出力，为子孙后代办点实事。我首先带头捐资５００元，又动员我兄弟、叔伯兄弟捐资，并号召党员、干部带头。头一天，就收到捐款２０００多元。几天后，全村１７２户有１７１户捐了款，最多的一户捐了２０８８元。最后总共收到捐款２．４万元。村委会挤出１．８万元。按照我们预算，得近１２万。咋办？我就出去找同学，找名人。镇化肥总厂给我们１．５万元，京华实业公司给了９万元，太行振动股份有限公司给了１万元，总共１０个单位，给我们捐了６万多元。后来县里领导、镇里领导也捐了１万多元。这样一算，钱就差不多了。半年之后，一个总投资１３万元的新校便建起来了，我再也不用为孩子们的安全操心了。
当了干部，我这“曲线救校”的办法算是把学校救活了，那一年我还被评为省级优秀教师。我是支书，后来又是村委会主任，兼着校长。我不能扔下老百姓不管。我是既管村里又管学校，还担着课，身兼几职只拿老师这一份工资。村民们也很拥护我，３年来村里没有一个上访告状的。村里先后获县级“政务公开先进村”、“重视教育先进村”等荣誉称号。总之，县里开展的１０项评比活动，我们村获得了９项先进。
（记录：郝太斌）
第五卷电脑让我变得自信了
乔勇军，男，３２岁
新郑市观音寺镇一中教师
口述时间：２００１年１０月６日
我是个性格内向的人，不敢见生人。刚到学校时，给学生上课我都会脸红，更别说领导听课了，我不是腿抖，就是嘴抖。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我选择了一种很极端的方式来锻炼自己的胆量，那就是跳迪斯科。从在家里跳，到后来在大街上跳，慢慢地，我变得自信了，上课能放开讲了，课学生也爱听了。
然而，在１９９８年的河南省历史教学观摩研讨会上，我发现自己落伍了。别的老师已开始使用录像、投影等较为现代化的教学手段，而我使用的还是一台录音机。我有些自惭形秽，仿佛又看到了自己在学生那犀利目光中手足无措的样子。从那时起，我就暗下决心：要跨越传统的教学手段（录音、录像、投影）直接掌握现代科技——电脑，我要让自己的课成为最吸引学生的课。
不懂电脑知识，学。从那以后，只要看到报纸上有电脑方面的信息，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剪，即使是广告也不放过。如今，我已经剪了满满三大本电脑信息。
没有钱，想办法找钱。当时，我的经济来源有两个，一个是我的工资，每月几百块钱，另一个是母亲每天出去收破烂，一天的收入也就在１０元左右。在这种背景下，想买近万元的电脑几乎是不可能的。
为了挣钱，我想尽了办法。１９９８年、１９９９年那两年，每天凌晨４点都有一个人拉着一辆架子车，一趟一趟地出入观音寺一中，将学校的４个垃圾池全部清理干净，这个人就是我，为了买电脑，一天５元我不嫌少。
为了挣钱，我把收集到的时事消息油印成一本本知识小册子，拿到县城的高中去卖。为了不被班主任发现，我必须在１２点半之前离开教室。就这样，一天一个班，风雨无阻……
尽管我在做着种种努力，但相对于买电脑的钱，我的努力只能是杯水车薪。为了尽快买回电脑，我只有一条路——借钱。我找亲戚，找学校，找乡教办，找县教委，只要是认识的，只要是有关系的我都找遍了。１万元我终于凑齐了，其中三分之二都是借的。
为了买台我认为最好的电脑，我选择了北京中关村。１９９９年１月的一天，我在认真地把钱藏到鞋里，缝到内裤里后，出发了，我从没带过这么多的钱。
在中关村的一家电脑公司，我讲明了来意后，公司经理感动得连连说：“快，快为这位河南来的老师装机器！”主机，显示器，扫描仪……我看得眼花缭乱。看着自己梦寐以求的电脑就要在这里出现了，我的心怦怦直跳！
装电脑的三个大箱子伴着我一回到家，电脑就成了我生活的全部。由于没有系统的电脑操作基础，电脑两次系统崩溃，一次硬盘数据丢失。每一次电脑出现问题，我都要抱着主机上北京维修。
那时候坐火车我也没经验，见车就坐，心里急啊！等到了北京才发现刚刚晚上１０点多，住最便宜的旅社一个晚上也要二三十元，为了能省点钱，我就抱着主机蹲在绿化带的草丛里。冬天的北京，冷啊，冻得实在蹲不住了，我就顺着一条路走啊走啊，也不知道会走到哪儿，就那么一直走，只要不拐弯我就能找到原来的地方，就这样一直走到天亮。说起来我去北京三四次了，但至今我也不知道天安门在哪儿！
我第一次将我的电脑用于教学，是２０００年４月在新郑市的郑韩大酒店给全市教师上的一节公开课。那次讲课在全市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新郑市的电脑辅助教学也由此开始推广应用。但我心里却系了一个不小的疙瘩：我的显示器太小，上公开课用的屏幕是从县城一所学校借来的５４英寸的背投电视机，需要４个人才能抬得动，并且效果还不好。没有屏幕怎么给学生上课？这种“需要４个人抬的屏幕”，我连想都不敢想。怎么办？“一个恶毒的计划”又在我脑海中形成——买投影仪。
当时，最便宜的投影仪价格也在３万元左右，困难还是没钱，不但没钱，此时的我还有一大堆外债。不过，这次我倒没有像上次那样为了钱而四处奔波，因为有几位关心教育的热心人向我伸出了援助之手。不久之后，一台先进的微型投影仪又被我搬回了家，用在了我的教室里。
２００１年５月，我在林州一中用多媒体辅助手段上的高一公开课《“一国两制”和祖国统一大业》引起很大轰动，许多学校纷纷邀请我前去讲学。
想想这些年来，如果不是对电脑辅助教学的不懈追求，我就不会有今天，不会自信地面对学生，不会自信地面对同行，更不会自信地面对生活！
现在的任务是继续钻研课件制作，建立课程资源库。当然，还有最主要的任务——还账。等明年我的经济状况好转一些后，我希望能买一台笔记本电脑。
（记录：侯军锋）
第五卷我为盛世歌唱
刘栋军，男，３１岁
济源市高级中学教师
口述时间：２００１年１０月１０日
话题得从我当教师的父亲说起。
大约在我上小学五年级时的一个星期天下午，在去学校的路上，拎着干粮袋的父亲不知道突然想起了什么，在对我进行一番开导之后，吟出似诗非诗的两句话：诗文留后世，文贵千古香。
当时，虽然只有１１岁的我，却已经生吞活剥啃完了大部头的《青春之歌》、《林海雪原》，把读书看得比什么都重要，所以也就记住了父亲的两句话。
由于受父亲的影响，初中毕业后我报考了师范学校。师范３年，正值８０年代中期，是文学狂热的年代，我和几个同学酝酿成立了一个“雏鹰文学社”。请老师搞文学讲座，编油印的刊物《雏鹰》，开诗文创作讨论会，干得轰轰烈烈。母校送走了一茬又一茬学生，但这个文学社至今却还依然办着，这可以说是“薪尽火传”吧！
师范毕业后我到了工作岗位上，忙碌的现实击碎了许多人的文学梦。我想，如果没有家庭的变故，我也许会和大家一样，与文学分道扬镳。
那是１９９０年的春天，厄运开始向我袭来——我父亲不幸去世，第二年饱受艰辛与悲伤的母亲，又撇下我们兄妹三人撒手人寰。掩埋了母亲，已近１９９２年春节。听着人家院子里传出此起彼伏的爆竹声，望着母亲的遗像和袅袅升腾的檀烟，两个年幼的小妹哭得痛不欲生。作为长兄的我，用被泪水浸透的衣袖擦干自己的泪水，又擦干小妹的泪水，心中一次次告诫自己：要挺起腰杆做人，脚下的路还长。
以后生活的艰辛可想而知。白天，我一边教书，一边照料跟在我身边读书的两个妹妹。为了节省一点点生活费，我就趁课余时间到校外去挖野菜。虽然饭菜经常是少油寡味，但是我尽可能让妹妹感受到长兄的关怀和温暖。最难捱的是晚上——学生放学了，偌大的校园就只剩下了我兄妹三人，孤独和痛苦吞噬着我的心。我把自己交给了书和稿纸，以求得暂时的解脱。说也奇怪，沉浸在书中，我会忘记了孤独和痛苦；握起笔尽情地倾诉，我会产生一种不可名状的快感。就这样，在蜡烛一寸寸矮去后，我的文学底子与日俱增。我常常背着别人把稿子投到报刊，居然不时见诸报端，这为我这段苦难的生活增添了不少亮色。这段时间，我的教学工作也一直搞得不错，由小学调入了初中又到高中。
鲁迅说过：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我庆幸，我终于过了这一关。“苦难是一所大学”，对这句话我也深有同感。
我的创作成熟期——不知道可不可以这样说——大约在１９９７年以后，因为我受尽了苦难，所以一切美好的东西都能引发我的创作灵感。１９９９年，我的第一本诗集《王屋山的歌吟》出版了，我还陆续创作了缅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丰功伟绩的《盛世歌》，歌颂社会主义建设伟大成就的《祖国与丰碑》，为建党８０周年而创作的《镰刀与锺头撞击的美丽》等大型组诗或长诗。
有人不禁会问：你在艰难困苦中，为什么能充满激情地引吭高歌？这并不奇怪。一方面，正是因为历尽苦难，才懂得幸福生活的珍贵；另一方面，我也想让同样在苦难中的人看到光明，看到新生活的希望！
（记录：高军红）
第五卷这样活一辈子也值得
陈景义，男，６６岁
禹州市郭连乡夏庄小学退休教师
口述时间：２００１年１０月２０日
刘同花是陕西铜川的，他的丈夫是挖煤工人，被活埋在井下。她得的是冠心病，稍微活动一激烈就出不来气，家务活都不能干。儿子下岗，媳妇儿难相处，她在那边的处境很难。
我姐姐也在铜川，她们在医院是病友。我姐觉得刘同花虽然得了心脏病，但对人有一颗好心，也觉得我身边应该有个人照顾，就有意在中间牵线搭桥。
我因为“家庭背景不好”，１９５７年“整风反右”时受迫害，妻离子散，破镜到最后也没能重圆。１９８６年年底，姐姐把刘同花带到了我身边。
她的身体实在太坏了，见面时我不愿意。俺姐不断劝我，想着她的难处，她在原来的家里活不成，出来就是找救命的。她背了几床被子和几件旧衣服过来了，俺俩就结了婚。
别说干活，她的病严重时走几步路气都上不来。待我逐渐掌握了她的发病规律，情况才慢慢有所好转。她跟着我在学校，帮我洗洗衣服还能适应。每当天擦黑，我都会给她拉二胡，唱段戏，学校里环境很好。但好景不长，１９９０年她病上加病，右半边胳膊腿失去知觉，得了偏瘫，几乎成了一个植物人，连一个整句也说不了。
为照顾她，我每天晚上１２点之前不能睡觉，天不亮就得起来，给她熬药，找医生，经常拉着平板车送她去医院。大部分是去镇上的诊所，也去过县里的大医院，拉二三十里地，两个人在路上一句话都没有。记得那次雪过天晴，我穿着棉袄，拉的时间太长，里面的衣服都滴水，全部是汗。
村里人都说我找罪受，劝我把她送到陕西去。怎么说我们也相处了几年光景，这种事我干不出来。生活苦一点，但身边有个人，哪怕是躺在床上哼，我心里都感觉充实一些。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但都有生存的权利，既然是她的老伴，又是身边惟一的亲人，我就得负起责任来。她多活一天，等于我的生命就多延长了一天。再苦再累，我都没有嫌弃她，这是真的。
今年正月她离开人世，她跟我说的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