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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而提高。劳动力需求曲线则是向下倾斜的，因为除其他原因外，报酬递减定律表明：同类的劳动投入愈多，由消耗单位劳动所获得的产出也愈少。
图中在两曲线相交的右方各点处，如B点，不可能存在非自愿失业；此处工人的休闲或其他可选择机会的价值高于B点，因而无人愿意在相应于B点的工资条件下受雇工作；同时，若雇主已在B点条件下雇用了工人，则也会发现他所获得的利益低于他所支出的工资。按本章开始时引用凯恩斯的说法，此时B点必须向左移动到两曲线的交点上，然后“工资的效用……等于就业量的负效用”。同样，如工人要求在A点的条件下受雇，则由于A点比劳动力的边际生产收益高得多，也不存在非自愿失业；不过此时雇主将认为工人不是想得一份工作而是想享受一份赠款，因为雇主所得到的收益远低于其支出。在C点也不存在非自愿失业，此时工资低于以其他方式支配时间的价值，从而无人愿意按C点的工资受雇工作。
还可以假设另外一类劳动力的情况，此时MRP曲线永远位于MC曲线之下，如图中MRP所示。在此情况下，此类劳动力所能创造的价值如此之低，以致没有雇主从雇佣这类劳动力中获得收益；当然，由于该处的工资也低于MC曲线，也没有任何工人愿意受雇。像这样的情况可能比非自愿失业更加悲惨，但它却并不属于非自愿失业范畴。我们都知道当病人住院时并不劳动，但也不属于失业之列；因为当人们没有生产能力，或其生产力如此之低，以致用极少的工资也无人愿意雇用他们，这就属于一个非生产性资源的问题，而不是生产性资源未被利用的问题——因此根本不涉及任何生产力的闲置。
只有在近似于三角形的区域MNO内存在非自愿失业问题。按此处的严格定义，只有受雇工人的劳动为雇主创造的收益大于工人所花费时间（计入包括闲暇在内的所有机会）的价值，才可能存在非自愿失业。
同样地，若工人由于相信辞去较差的职业而抢更多的时间去寻找更好的职业对他更为有利，这样造成的失业不属于非自愿失业。但所有人的经验都表明：现实生活中的情况是：已有职业的人更容易找到另一个职业，因此这种先失业再寻找职业的做法实属罕见。但无论此种“寻职”理论是否符合实际，我们认为该情况不属于非自愿失业；这时工人是为了使长期收入更高以便获得更大的满足而支出其时间。如果禁止这种自愿失业，则从长远看国民产出及福利肯定会下降；因为可以假定只有工人自己才最清楚他本身的利益与具体情况。另一方面，如果某个社会机构或公共政策使寻职所需的时间及成本增加，则这种额外的寻职活动是社会机构或政策所造成的，从而不再是一种产生社会收益的投资；因此，任何额外寻职造成的失业就属于所定义的非自愿失业之列。
设想在图1内仅有OX个劳动力受雇佣，此时按严格的定义将有XQ个劳动力非自愿失业；因为在OQ数量以内的劳动力都能创造超过劳动成本的边际收益。现在考察小三角形RVO，即高于劳动力的边际成本但低于劳动力边际产出收益曲线的区域。这一区域的面积代表社会损失：因为在此区域内工人劳动的成本低于其创造的收益。更重要的是：在此区域之内，失业工人与雇主之间可能通过谈判达成对双方均有利的协议；即在两曲线之间的工资条件下签订雇佣合同，将对双方均带来好处。因此，若存在严格意义下的非自愿失业，则一般有可能签订对双方均有利的雇佣合同。
在凯恩斯的“失业均衡”理论中，这种就业合同的签订同样会对工人及雇主双方均有利；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类合同的数量会愈来愈多，从而“失业均衡”事实上完全是一种非均衡状态。凯恩斯当时真正谈到了非自愿失业。现在所遇到的难题是，事实上凯恩斯的失业理论受到了致命的打击。在此作者愿指出更早发现凯恩斯这一弱点的其他作家如唐·帕廷金（Don
Patinkin）等，他们一般采用其他方法分析这个问题；而且也正因为如此，许多优秀的经济学家一直试图为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寻求一个坚实的微观经济学基础，或者找出另一种宏观理论来代替它。但迄今为止，还不曾有人提出对凯恩斯非自愿失业理论的满意解释，至于非均衡理论也同样如此。
当然，在现实生活中，非自愿失业的工人与雇主都不可能获得完整的信息，因此，即使达成了协议，他们有时也许弄不清他们各自可能取得何种利益。这样，有些工人在一段时间之内仍然可能失业。他们与雇主同样需要花费时间去寻找，以便取得双方均认为合适的利益。但此时不一定有非自愿失业存在：因为工人可以一面从事自己并不满意的工作，一面寻找新的职业；或者决定停止工作而把全部时间用于寻找新职业。我们前已指出，这种投入全部时间寻职的做法，与投入时间接受教育一样，不能算是非自愿失业。有些均衡理论家把雇主与工人对MRP与MC曲线有不同的估计，由于他们得到的信息不同；但这只是一种随意的难以置信的经验性回答。因为这种对环境的不同估计决不会像第一次大战后的英国那样延续20年之久；也不可能像1929年到第二次大战前的美国那样欺骗如此大量的工人。为此，我们必须找出更为可信的与持久的原因，来说明是什么原因阻碍了非自愿失业的工人与希望雇工的雇主之间达成互利的交易。
（八）
经济学家很自然地会问道：在政府或其他机构中什么人有兴趣阻碍非自愿失业者与雇主之间互利的交换？总统与执政党显然无法从这种阻挡行为中得到任何的直接刮益，因为他们这样做就要甘冒失去工人与雇主双方选票的风险。日常生活中观察到的事实告诉我们：当权者都愿意宣传“和平与繁荣”或“形势空前大好”的政绩来争取重新当选。广大群众出于人道主义的同情心也不会阻碍这种互利的交易，而企业界则由于有额外的劳动力需求存在也愿意雇佣更多工人。
对阻碍失业工人与雇主达成互利交易感兴趣的主要集团可能是具有同样的或相互竞争的技巧的工人。他们在阻止达成这种协议的行为中会取得相当大的利益，因为当更多的工人进入同一领域从事劳动，必然会导致劳动力边际生产收益下降，从而使现有工人的工资降低。现有工人阻止这种相互有利交易的唯一方法就是组织成为卡特尔或院外活动集团，或更为常见的是，通过某种方式非正式地施加集体行动的压力。也具有同样利益的另一唯一集团可能是雇主垄断卡特尔或院外活动集团；它蓄意阻止双方达成协议的目的在于使工资保持在竞争工资之下。无视维持失业状况的动机的非自愿失业模型或宏观经济理论模型都不可能令人满意。
为了便于说明问题，以上论述只限于集中分析劳动市场，暂时假设在经济领域内没有其他卡特尔或政府的干预，而且在价格方面是充分灵活的。这些假设保证了雇主能售出其产品。当然，同样的论断也可应用于其他生产要素市场或产品市场，而且在这些方面的应用可能更为重要。在这些市场中，产品的需求曲线同样是向右下方倾斜的，而表示生产边际成本的供应曲线则向右上方倾斜。如果某一因素（例如某种价格过高）导致生产能力有所闲置，则在两曲线形成的三角形范围有取得对双方有利协议的可能性。再次指出，对阻碍买主与销售者之间达成互利交易可能感兴趣的唯一团体是那些从非竞争价格中获利的企业；而且它们只有通过组织卡特尔或院外活动集团或进行非正式的幕后策划才能实现此目的。
正如埃德蒙·马林沃德（Edmund Malinvaud）等非均衡理论家所证明那样，在产品市场内不能使市场结清（所谓结清是指进行了全部可能的互利交易）的价格，同样会引起其他产品市场中劳动力的失业或生产能力闲置。在本章的后一部分，作者将讨论分利集团同时影响生产要素市场与产品市场时的综合效应。根据非均衡理论家及作者在本章以下有关劳动力市场的分析不能孤立应用，而必须与其他生产要素及产品市场的类似分析结合起来处理。
特殊利益集团的影响以及形成市场不能结清的价格的院外活动与卡特尔活动愈加广泛，则对同类工人以及资本回报率的变化就愈大。这种变化愈大，为追求更高回报率所花费的成本也就愈多。然而，这种额外追寻并不是一种用于收集信息的有效的社会支出，这种花费仅仅是由于特殊利益集团的干扰所引起的，因此也会产生非自愿失业。由于市场不能结清的价格与工资的出现，致使工人寻职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这就进一步加深了非自愿失业。
（九）
我们很快会发现，如果把上述方法应用到普遍均衡体系之内，将能得出相当重要的与可以验证的推论。不过，在此之前，我们必须回顾一下第三章内的第六条推论。该推论表明：分利集团引起决策的延迟、议事日程的拥挤与协商议题杂乱无章。我们还曾发现，在许多情况下，这些集团认为调节产量比控制价格更为有利。
这一推论可用于解释在某些社会中为何价格与工资均带“黏性”。特殊利益集团需要相当长时间才能一致通过协议和据以决策的法律程序。由于这种集团的全部重要问题都必须按此程序决定，所以其日程表十分拥挤。由于分利集团往往还要进行院外活动或与其他集团讨价还价，它还可能遇到议事日程同样拥挤的其他组织或机构，这样一来，交易日程表被挤得满满的。因此，受院外集团和卡特尔影响并决定的价格和工资，其变化过程可能很慢。一旦某项价格或工资被决定之后，它们不可能很快改变，即使条件发生变化，新的价格和工资对该集团是最优的也是如此。因此，是特殊利益集团引起了工资与价格的黏性。
许多事实证明，价格与工资向下变化比向上变化更缺乏灵活性。例如，马林沃德曾谈到：“普遍相信的一种特性，即价格下降的黏性大于向上升的黏性。”在作者的同事查尔斯·舒尔茨（Charles
Schultze）早期具有影响的滞胀研究中就是部分地根据此种假设的。但这样的事实确实令人迷惑不解。因为任何决策者，无论已获得多大程度的垄断权，都应当采用对其最优的价格；无论价格偏高或偏低，对决策者都同样不利。按此推理，如果价格对于任何原因都是黏性的，那它在各个方向上的变化都应当是缓慢的。固然每个方向都观察到勃性，但更多的观察表明，向下的黏性表现得更为突出与系统化。卡特尔或院外活动集团的决策迟缓，因此它们在提高或降低价格问题上进行决策时都同样需要较长时间，而且可能由他们在向上与向下各个方向调整价格和工资的决策过程将是同等缓慢。
由以上得出推论六的分析中，可以发现存在着一种非对称性。如果卡特尔内某一成员将自己产品的价格降到协议价格之下，则此行动将损害所有的成员，使他们的销售量减少或被迫削价。如果反之，该成员提高自身产品的价格，则其他成员并不受其伤害。另一方面，如果发生需求下降的情况，卡特尔可能宁愿选取一个稍低的价格以保持最大利润，但由于前述第六条推论所讲的原因，降低价格的决策将在一段时间之后才会实现。如果需求在均衡状态基础上略有增加，则每一企业均将稍微增加其销售量以便取得更多的利润，虽然这样做不如及时将价格调高后所能得到的利润那样多。现在再假设需求意外地发生了较大幅度的增加，此时每一企业均可以在较高价格下销售其产品而获得更大的利润。没有企业会反对其他企业将价格提高到卡特尔所协商的价格之上，因为谁都不会在这种膨胀的市场内遭受损失；于是，在短期内价格呈现上升的柔性。以上论点能否成立的前提是：垄断性卡特尔比购买者卡特尔更为普遍，而实际情况正是如此。有一种可用来检验比理论的推论是：在买方垄断的卡特尔中，出现的将是与上述相反的现象。
不同的工业中价格与工资的黏性不同，这也与本理论的论断相吻合。本理论认为，凡有特殊利益集团存在的工业部门，其中价格与工资的黏性更大；而且，根据第三条推论，凡企业总数很少的工业部门，由于容易达成协议，其价格的灵活性会小于企业数目众多的工业部门，因为后者若无选择性刺激手段就根本无法达成任何协议。依靠选择性刺激手段组织起来的大型集团，其决策过程甚至更为迟缓。
众所周知，通过集体谈判来制定工资的过程是非常缓慢的。在临时性的劳动市场内，如季节性零工、顾问等等，基本上不可能有任何劳动组织存在，从而其工资的灵活性特别大。同样可以发现，制造业产品价格不如农产品价格的灵活性大，除非政府受院外活动集团的影响而实行对农产品价格的控制。后一现象曾受到若干注意考察实际情况的货币主义者以及凯恩斯主义者的重视。货币主义者的权威之一，菲利普·卡甘（Phillip
Cagan），曾对此现象作过明确而客观的总结：
“虽然制造业的价格有时会大起大落，例如 1920－1921及1929…1933年商业萧条时期那样，但它们一般都很稳定。更准确些说，公开取得的价格数据并不反映在市场上不景气时暗中给的折扣与虚报的价格，所以实际成交的价格无疑比公开引用的价格波动的大。这两种价格间的差别将在以后进一步讨论。然而，这种差别还没有大到足以否定我们所观察到的大部分价格对需求并不敏感的结论。”
F．M．谢勒尔（Scherer）与许多别的经济学家也列举了许多数据以显示农产品价格的波动远大于比较集中的制造业价格。
本书内的理论还预言：非熟练工人与劳动生产率较低的工人失业率较高，这是与前面所列举对宏观经济理论的要求相符合的。正如第六条推论所述，分利集团一般倾向于争取到提高工资或价格的协议之后，故意让雇主或顾客决定此利益应当分配给那些具体的人，这样可减轻该集团在本身成员中分配集体行动所取得成果时的矛盾。当工资及薪金已被确定在高于市场结清价格的水平时，雇主将比在竞争性工资时选择和吸引更多有技术的合格工人，而生产效率低的工人可以发现，在这种高水平工资的条件下，雇佣他们对雇主是不利的。反之，如果水平低的工人能够自由地与雇主协商双方志愿的合同，则工资就能随劳动生产率高低变化，从而这些劳动生产率偏低但仍然有一定技术的工人就比较容易找到工作。受过较高级职业训练但其技术低于该职业中平均水平的工人，虽在该部门找不到工作，仍然可以在较低级的职业中找一个报酬稍低的工作；但毫无专长的非熟练工人就无法再向更低级的部门寻找待遇更低的岗位了。当然，其他一些因素也是很重要的。例如，某些拥有强大工会组织并享受高工资的建筑业与制造业工人，也会由于这些部门对景气循环特别敏感而引起就业的不稳定性。
（十）
第六条推论还可以解释在意外的通货膨胀或紧缩中价格与工资将如何受特殊利益集团的影响而变化。卡特尔或院外活动集团固然希望追求它们认为最有利的价格，但由于第三章内所述的原因，它们宁愿取得比较长期有效的价格协议或安排。美国的集体谈判协议是说明这一问题的一个非常明显的（虽然是比较极端的）例子：这些协议的有效期一般均为三年。
现在假设发生了意外通货膨胀或紧缩情况。在意外通货膨胀的情况下，特殊利益集团原来确定的垄断价格与其他商品的价格相比就变得不那么有利了，但该集团无法在短期内改变相应的协议或立法。由于卡特尔或院外活动集团仅能依靠制订垄断价格获得超额利润，于是非预期的通货膨胀使该集团得到的相对价格低于它想达到的垄断价格。这时，卡特尔的价格比原来预期的价格变得比较接近市场结清价格了。因此，在存在特殊利益集团的经济中，意外的通货膨胀反而使卡特尔化或院外活动集团所造成的垄断损失以及非自愿失业减少。于是，在特殊利益集团影响很大的经济中，其经济效率在意外通货膨胀时期反而比以前更高。
反之，在意外的通货紧缩时期，由分利集团规定的价格或工资会暂时高于该集团原来预期的水平，甚至超出它所理想的水平。这就意味着由于垄断造成的损失更大，同时相对价格远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