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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设想一种错误的理论能够像自然选择理论这样成功地解释上述几大类事实。最近有人反对说：这种推论是不可靠的；但这正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用以判断是非的准则，而且也常为最伟大的自然哲学家所采用。”’
一种理论的说服力不取决于它能够解释多少件事实，而在于它能说明差别多大的不同类型的事实。达尔文的理论解释了大至鲸鱼小至细菌这样千差万别的生物起源与演化规律，这就使它比只能解释某种蚊类（哪怕有数以百万计的蚊虫）的理论具有更大的说服力。如果一种理论能解释差别很大的各种事实，则其具有威廉·休厄尔（William Whewell）（19世纪的科学方法论述家）所谓的“统一性”。休厄尔争辩说：“据我所知，历史上还没有一个例子说明凡具有这种‘统一性’的理论在以后被发现是虚伪的。”
此外，还必须保证这种理论不能仅仅由于找到少数几个与之相符的例子就认为是正确的；因为也可能有另外一些例子与该理论相矛盾。由于一般不可能考察所有的事例，因此最好的办法是将全部事例分类，首先考察某一类中的全部事例。这样至少可以排除在这一类事件中选取事例的偏见。但也有可能在所考察的一类事件中正好有其他的因素起主导作用；因此必须同时考察其他各类事件作为校核。如果真正能做到选择事件时不带偏见，更不是先有结论再去找理由，而且所选的事例在类型上差别很大，数量也足够多，则能够解释所有这些事件的理论很可能是正确无误的。
（六）
因此之故，读者对本书内提出的论点也不应当仅仅根据它们似乎可信并且与读者所熟知的事实相符合就轻易地接受。有许多过去流行的理论，看上去似乎很正确，广大公众也曾经深信不疑，但最后却仍然证明是错误的。所以，希望读者在肯定了本书内的论点能解释不同范畴内的大量事实之后，而且确信其中不包含本书作者为了自圆其说而自觉或不自觉地编造一些假设或“原因”，然后再相信这些论据的正确性。（事实上，我在提出这些论点时，也不知道它们能解释哪些历史事实；因此除了对我非常了解的读者之外，都不应对我盲目信任，而应当用科学的态度来判断这些论点是否正确，否则无法直接或间接地检验这些论点。）
最后，读者还应该鉴别本书所提出的理论与历史事实是否纯属巧合。
为了使读者不致误解作者在此提出的高标准是否有点过分，作者应该指出：任何有识之士在检验其他的理论时也将会采用同样的高标准。这些理论一般都是对有争议历史现象的肤浅解释，它们往往过分强调某国家、某地区或某历史时期的一些特殊文化或民族特点。总而言之，这类就事论事的解释一般都不免失之繁琐；即使理论本身并无错误，它们也不能触及事物的本质，不能说明最主要原因的由来，更不能据此提出改善局面的正确政策。
（七）
虽然我们主张只有既能解释许多不同种类的事实而又简明扼要的理论才是令人满意的理论，但这并不表明我们认为采用一种理论就能解释所有的事物，甚至不一定能解释其中最重要的事物。在认识论中从来不认为正确的解释必定是唯一的解释。有时一种完全正确的解释只能说明问题的某一部分（甚至只是很小的一部分）。这使我想起在飞机上写下这一段落时，听到驾驶员向乘客宣布的如下一句话。他说飞机对地面的相对速度取决于风速及风向。这句话当然是完全正确的，但远远不够全面：决定相对速度的更重要因素是飞机的类型（如采用喷气发动机还是活塞引擎等）、油门的大小，等等。
作者认为有必要在此强调这一点，因为阅读本书初稿的某些读者非常赞赏本书提出理论的简单明了，从而认为其他人提出的理论全都是错误的，或者误认为本书的理论已能解释这类事实的所有方面。事实上，作者并不企图在本书中对社会经济现象作出唯一的或完满无缺的解释，甚至对本书内所分析的具体事例也是如此。作者的希望最多不过是像福尔摩斯那样从一只不吠的狗身上去寻找线索：即对整个历史的理解提供一把钥匙。
由于作者所提出的并非唯一的理论，因此不能采用众所周知的检验方法。在方法学的讨论中，一般认为必须发现一种或几种事实或现象（或者实验结果）与已确立的理论相悖，才能推翻该理论。然而，对于包含多种因素的现象而言，除非能进行非常完善的实验，并在其中确信并非由于实验的缺陷而是由于理论的错误才导致与理论相悖的结果，否则就无法用否定性的实验来证明该理论的谬误。鉴于在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中难以进行如此完善的实验，对历史事件更无法用实验进行模拟，而且无论自然界与历史本身更不可能提供与科学实验相似的理想环境，因而企图对某一理论作出绝对肯定与否定的结论是毫无意义的。有些哲学家与科学家曾经告诉作者：即使在物理学与自然科学中，有些理论也并不因为一次实验的负结果而被否定，而往往有待于观察到一系列的相反现象，并有了更好的新理论作为替代时，旧的理论才会失效。这样，要判断任何一种理论或假说，就必须弄清哪些现象会增加否定该理论的概率，哪些现象又能增加肯定该理论的概率。在以下两章内所阐述的理论正是如此：即使很难预见到何种事实可能会否定这一理论，也可以明确看到某些事实是否会对这一理论提出疑问，或需要观察到何种类型的事实才足以证明该理论的谬误。
鉴于历史事件包含许多因素，也可以设想：用于证明本书内所提出理论的那些历史事实，全部（或几乎全部）都是由于其他原因发生的。也可能是由于其他许多原因的巧合，产生了本书理论所预言的复杂现象。然而，本书提出的理论是如此全面与有力，同时又如此简明扼要，所以发生上述情况的概率是非常之小的。但仍不应忽视这种可能性。
由于多种因素的作用，可能使一种错误的理论被误认为是正确的，或一种正确的理论被误认为是错误的；因此，当理论只有一种证明时是缺乏说服力的，更不可能是全面的。本书中所提出理论的某些证明不够有力，读者可能会认为由于其他的原因也会导致同样的结果。但由于所有用作检验的历史事实都表现出同样的趋势，因此总体看来，其说服力远大于单独的证明。譬如说，我们早晨醒来看见窗外有一两片土地发白，可能不会想到究竟是什么原因；如果发现每一个树枝上和每一片土地都白茫茫一片，则肯定会想到是昨夜下了雪。
下面我们将进入全书最重要的一章，其中将阐明本书全部结论所依据的逻辑，从而使读者可以理解全书的脉络。
《国家兴衰探源》
曼库尔。奥尔著
第二章
逻辑方法
（一）
本书的论述从分析集团行为中的矛盾现象入手。一般认为，具有相同利益的个人或企业的集团，均有进一步追求扩大此种共同利益的倾向。因此，美国政治学科的许多学者长期以来都认为：具有共同政治利益的公民会组织起来进行议会的院外游说活动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全体人民中的每一个人均可归属于某一个或几个这样的集团，从而这些相互竞争集团所施加的压力汇总起来就决定了政治活动的进行。同样，他们还相信，如果工人、农民或消费者遇到垄断势力侵犯他们的利益，他们可以通过代表其利益的组织（工会或农会）来干预市场或要求政府采取保护政策，从而最终消除这种威胁。从更大范围看，一般认为整个的社会阶级将代表其成员的利益而行动；当然，这种观点中最突出的代表就是马克思的论点：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控制了政府并使之为本阶级的利益服务，但当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加剧到一定程度，而且其伪装被揭露之后，工人阶级就会起来革命以捍卫自己的利益，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总之，如果属于某一集团或阶级的个人之间的共同利益足够大，同时他们又都意识到了这一事实，则该集团或阶级将在某种程度上按照其共同利益采取行动。
如果我们深入推敲一下上述假设所包含的逻辑，则不难发现这种论断无疑从根本上是错误的。设想一群消费者都认为某一商品价格的上升是由于某种可恶的垄断集团或税收所引起，或者一批工人意识到自己的工资低于应有的水平。试问：在此情况下，倘若一位消费者试图抵制此种垄断或去说服议员提出减税的议案，或一位工人试图组织罢工行动或争取议会通过最低工资法案，则其最有利的行为准则为何？如果这位消费者或工人花费几天时间和若干金钱来发起一次抵制活动，或组织一个工会，或向议员进行游说以争取更有利的立法，则他或她将牺牲一部分时间与金钱，那么，这种牺牲的收获是什么？作为个人而言，其收益往往是微不足道的。他最多也只能使原有的状况稍微改善一些。在任何情况下，他只能取得其行动收益的一个极小份额。这种集团利益的共有性本身就意味着：任何个人为此共同利益作出的牺牲，其收益必然由集团中的所有成员所分享。上述抵制行动、罢工或院外游说的成功，将为该集团的每一成员带来价格或工资上的利益，从而在一个大的集团内，作出牺牲换取集体利益增长的任何个人，都只能获取此利益的极小一部分。由于任何集体利益都将为集团内每一成员所分享，因此，对争取此利益毫无贡献的成员将与为此作出牺牲的成员获得同等利益。即使乔治对争取集体利益并不积极或根本不感兴趣，他也将同样坐享其成；因此，如果不存在上节内未提到的其他因素，则合乎逻辑的结论只能是：集团行为根本不可能发生。于是，这种显然矛盾的现象就是：任何大型集团，如果其成员都是有理智的人，就不会为其共同利益采取行动。我们在以后还要讨论：在何种特殊情况下这一逻辑不能成立。
有关这种矛盾现象的详细分析，读者可以参看拙作《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该书阐明了美国所发生的历史事实，完全可以系统地支持这一论断（其中考虑了该国全部有势力的利益集团）；作者所了解的其他国家的个别事例也全部符合这一逻辑。由于本书是《集体行动的逻辑》（以下简称《逻辑》）一书的续篇，而且大部分内容是前书论断的应用，因此，拟对本书进行认真评论的读者最好也参阅《逻辑》一书。对于不愿花费过多时间去阅读《逻辑》以及只准备略读本书的读者，作者将在本章前一部分扼要地重述一下《逻辑》一书的主要论点，以便他们理解本书后续部分；但在本章的其余部分中，则不拟继续重复《逻辑》一书的内容。
（二）
《逻辑》一书内的发现之一就是：从本质上看，各种机构的活动，如工会、行业集团、农会、卡特尔、国会的院外集团等（甚至一些无固定组织形式的共同利益集团），对其成员所提供的利益与国家为其人民所提供的利益性质相似。这些团体的集体利益（或集体商品），如果对其中一人有利，则必然会对其中的一层人或全体成员有利。政府在法律、社会秩序、国防或防治污染的措施将有利于全国或某一地区的所有人民，农会通过院外游说活动争取到减税措施也将有利于生产该种农产品的所有农民。同样，如前所述，工会赢得的工资增加也将有利于这一行业的所有工人。总之，每次院外游说活动所取得的立法或法令上的变革将为一层人提供共享的利益，而每一企业集团（即“卡特尔”）在市场或工业中所采取的提高价格的行动，当该种商品的供应量受限制时，必然会使所有经销商在高价出售中获利。
如果一方面是政府与企业集团运用其政治权力或市场权力，而另一方面其产品属于公共福利或集体的商品，这些产品理应有利于该集团或阶层的所有成员；因此，这两类机构也将同样出现前述逻辑上的矛盾现象：即这类集团的服务对象，即个人或单位企业，一般不会主动地为支持该集团的活动而作出牺牲。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如果仅仅考虑自愿与个人有理智的行为这两个因素，则无论是政府或卡特尔（以及院外游说活动）都不可能存在，除非这些个人有其他的动机，而不仅是为了分享这些活动所产出的集体福利。当然，世界上处处都存在着政府，而且经常进行着院外游说活动和建立卡特尔组织的行为。如果上述论断正确，结论只能是：政府与其他机构的存在并不依赖于它们的公共服务，而是依靠其他的因素。
对于国家政府而言，上述论点在《逻辑》一书写成之前就已被人阐述过：政府不是靠公民的自愿贡献而是靠强制性的税收来支持的。公众对这种强制往往并不太反感，因为多数人可能直觉地感到：集体利益既不能在市场上自由购买，也不会有任何机构会自愿资助，只能靠征税来支持；正如以上所述，每个人从自己向政府支付的份额中只能取回极少数量的政府服务，但毫无例外地可以享受由他人所支付的任何数量的政府服务。
对于通过政治的或市场的行动为其成员提供集体利益的其他机构而言，其情况不像政府那样明显易见，但也并不难理解。这类机构，特别是其中的大型机构，一般都不是依靠所提供的集体利益取得其会员的支持，而是由于它们有机会获得一种特殊的手段，即作者所谓的“选择性刺激手段”。选择性刺激手段系指该机构有权根据会员有无贡献来决定是否向其提供集体利益。
选择性刺激手段可以采用反面的惩罚或正面的奖励；譬如说，可以对不向集体利益作贡献的个人进行惩处或停止其权利。当然，国家税收是采用反面的选择性刺激手段的，因为凡属逃税的个人将受到补税与罚款的双重惩处。在现代民主社会中最著名的利益集团组织——产业工会——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靠反面的选择性刺激来取得支持的。在强有力的工会中，大部分会费来自工会工厂、会员工厂或代理人工厂，在其中的工人或多或少被迫或自动地交纳会费。此外，还可以通过非正式的手段达到同样目的；美国钢铁工会的前主席大卫·麦克唐纳（ David
McDonald）描述过该工会早期曾经采用过的一种手段。他写道，这种手段
“称为‘形象教育’，这是比较文雅的说法；实际上，更确切地说，就是采用工人纠察队收费。办法非常简单：由工会的区分部挑选一批收费员，一般都选身材魁梧的会员，手持锹把或垒球棒站在工厂门口，在工人上班时盘问他是否交纳了会费。”
正如麦克唐纳所谓“纠察队收费”办法一样，在罢工时采用工人纠察队阻止工人复工也是工会所必需的一种反面选择性刺激手段；虽然一个有群众基础而且地位稳固的工会所采用的纠察手段一般是非暴力的，这是由于所有工人都意识到工会有能力控制工厂的雇佣权，从而不敢违抗工会的旨意。但在工会运动早期的工会则不然，在工会与反对工会的雇主或反对罢工的工人之间，曾发生过无数的暴力冲突。
某些反对工会的人争辩说：由于许多工会会员是通过麦克唐纳所描述的方式被迫入会的，或由于受雇于法定的工会工厂而不得不加入工会的，因此多数工人并不想成为工会会员。塔夫脱－哈特莱法案规定：政府应组织公正的投票，以决定工人是否自愿加入工会。根据前述公共福利原则一节内所阐明的理由，即使非自愿交纳会费的工人也会投票赞成强制他交纳会费的工会（一般均以压倒多数票赞成），因此塔夫脱－哈特莱法案就以其毫无意义而寿终正寝。
工人一方面不愿交纳会费，但另一方面又投票赞成强制他交费的工会；正如纳税人一方面投票赞成提高税率，另一方面在私人事务上又尽可能设法逃税一样。根据同样的逻辑，许多行业公会通过隐蔽的或公开的强迫手段招收会员（例如，在建立了排他性律师团的各州内，律师必须参加该团体才许开业）。对于院外集团及某些类型的卡特尔也是如此，例如，有些政治家利用巧妙的方式迫使一些官员向他们提供帮助。
正如《逻辑》一书中多次举例说明那样，正面的选择性刺激也是颇为常见的，虽然它们容易被人忽视。美国农会就是一个典型。许多强有力的美国农会会员之所以入会，是由于他们的会费可以由农业组合的额外红利中代交，或会费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