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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以后不久，在我14岁时，他有机会去地球。他的一些朋友要买一只小船，乘它直往地球。他们还需要一个船员。或者很可能他们并不是非要一个船员不可，而只是希望他同行。
那时我们刚刚搬回甘尼米德，而且我在大气站有一份工作。我们断断续续在那儿住了将近一年，我不想又挪动一次。
我写了一本书，描写戴维达夫探险队在遥远的太空的冒险经历。因为当时省下了一点钱，所以我想把它出版。（只要付点费，谁都可以把他的作品存人资料库并列入总目录表；至于是否有人会去读它则是另外一回事。但当时我企望会有某个读书俱乐部买下版权，把它列入该俱乐部的索引。）。
“是这样的，爸爸，你在地球和火星都住过，所以你想回去，可以在户外活动以及诸如此类。我呢，我对那些东西不感兴趣。我情愿呆在这儿。”
父亲细细地打量我，对于我的这种感情起了疑心。他有理由怀疑……因为，我后来才明白，我之所以不愿意去地球主要就是由于雅尔玛·尼德兰德在一次访谈录中说过（他在许多文章中也作过同样暗示）他不喜欢地球。
“你从未去过那里，”父亲说，“否则的话你就不会那样说了。相信我的话吧，地球值得看看。这样的机会不会很多。”
“我知道，爸爸。但这是你的机会，不是我的。”
他气恼地看着我。如今的世界孩子极少，每个人都被看成大人；而我的父亲从来就把我看得和他平等，已经到了一种难以形容的程度。这一刻他不知道对我说什么才好。
“船上会有你的位置。”
“但那得要你们挤出来。听我说，过一两年你还要回来进行太阳航行的，而我也总有一天会去地球。但在此期间我希望呆在这里。我有工作，还有朋友。”
“好吧，”他说，并转过脸去，“你有自己的主张，该做自己想做的事。”
我当时很难受。但是后来当我回忆起那些场景，明白自己干了些什么时，我心里的难受劲就更不用提了。父亲很累，当时正经历一个艰难时期，很需要朋友。那时他大约70岁，虽然努力奋斗，却仍然一事无成，他又精疲力竭。在那段时日里他几乎要完蛋了，我猜他自己心里也有这种感觉—一那时他还没有喘过气来。人们必须喘过这口气，才能体会到他们的故事非但没有结束，而是刚刚开始。但使父亲喘过气来的并不是我，或者我的帮助。而在我看来，这正是做儿子的职责所在。
就这样他去了地球，我则独立生活。
大约两年后我收到他一封信。他在密克罗尼西亚，太平洋中的某个岛上。他遇到过一些马科萨斯海员。有一些古老的密克罗尼西亚航船组成的船队，称为哇阿考卢阿，穿行于太平洋上，不但载客，甚至也载货。父亲决定跟着一个来自加罗林群岛的领航员学领航。那些人用的仍是古老的法子：不用无线电，不用六分仪，不用罗盘，甚至不用地图。
从那天起到现在，整整45年了，他就一直干着这一行。整整45年学习如何通过观察岸上移过的椰子树测定船行速度，记忆岛与岛之间的距离，观测星象，预测天气，在阴天的晚上躺在船底板上通过感觉波浪的起伏测定轮船的方向……我回想我们相依为命的那段短短的时光，真是活一段算一段，觉得他真的找到了他的归宿。
偶尔我会接到他从斐济，从萨摩尔，或从瓦胡岛寄来的短信。有一封来自复活节岛，里面附了一张一尊塑像的照片。信上说：“这雕像可不是赝品！”
这是惟一的一次，暗示他知道我目前正在干什么。
就这样我在甘尼米德呆了下来，住在集体宿舍里，并在大气站工作。
我的生活方式和父亲在一起时已经形成；除此之外我什么也不知道，因此我保持这个模式。同寝室的人就是我的家庭，这从来不成问题。
后来我的名字在搭车旅行者名单上排到了最前，使我得以搬到了泰坦。在那里我一边等待气象公司给我一份工作，一边加入了短工协会，做些扫街、推行李车、为飞船卸货等零活。
我喜欢这种工作，不久就变得十分强壮。
我通过一家寄宿旅社登出的行会广告找到了一间房，发现大部分房客也都是打短工的。大家在一起很合得来：吃起饭来热闹非凡，有时候聚在一起就闹个通宵……女房东非常喜欢这些人。
有个年纪大一点的房客，是个名叫安琪拉的女人，喜欢争论哲学问题……她称之为“交流思想”。在寒冷的晚上她会通过内部通讯叫上我们几个，把大家都邀到厨房里去。她会一壶接一壶不停地沏茶，然后用问题来刺激大家，通常是我和另外三四位常客。
例如她会这样提问：“你认为所有遇刺的美国总统都是被罗思克鲁克人杀死的，这一点可以完全确定吗？”
然后告诉我们约翰·威尔克斯·布思如何从燃烧的谷仓中逃出活了下来，改名换姓，然后射杀了加菲尔德和麦金雷……
“难道肯尼迪也是他杀的？”约翰·阿斯理问道，“你敢肯定你所说的杀手不是阿哈苏伊拉思吗？”要知道，约翰是个罗思克鲁克人，所以很自然就被激怒了。
“阿哈苏伊拉思？”安琪拉问道。
“那个永世流浪的犹太人。”
“你们是否知道他原先根本不是犹太人？”乔治问道，“他名叫卡托菲那斯，原是庞修斯·皮勒忒的看门人。”
“等一等，”我说，“让我们回到正题。布思是根据他的牙齿档案被验明身份的，因此他们在谷仓里找到的尸体肯定是他的。牙齿档案基本上不会失误。你整个论点从一开始就站不住脚，安琪拉。”
她每次都要争辩，然后我们会转而讨论证据的本质，现实的本质，同时一壶接一壶的茶沏好了又被喝光了。
我常以亚里土多德来反对柏拉图，以休谟来反对柏克莱，以皮尔斯来反对玄学派，以阿伦顿来反对多尔巴。
温暖的厨房里充满了我们激烈的争辩；大多数时候，我用经验主义、实用主义、逻辑实证主义和人文本质论等融成的大杂烩把其余的人一个个击败……或者说我自认为击败了他们。
这样直到深夜，我爬上四楼，回到自己的斗室，躺在床上，看着那些排满墙壁的书，便不禁怀疑起来：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呢？难道我们所有知识真的都来源于我们的感官的感知吗？
有一次，约翰·阿斯理为我们厨房这一伙人带来了一本书，名叫《第九颗行星上的六十六根晶体》，作者名叫西奥费罗斯·琼斯。
听完了约翰对这本书的介绍，我的话异常尖刻。我对琼斯的早期著作十分熟悉，而这本书的新提法对于巩固他的论点丝毫无补。
“难道你们看不出他在这一点上毫无逻辑可言吗？他必须反驳成百上千个科学家用成千上万条证据所描绘出的整个人类历史图卷，仅仅是为了确立一种可能性，即史前高度发达的人类文化的存在。即使这一点得到确立，也无法说明为什么他们这么多地方不去，偏偏去冥王星建一座神庙？我是说，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做呢？”
“对，但你得看看，他用了很多篇幅来证明冰柱非常古老。”
“不不不，那些都不是真正严格的日期确定法。计算一块碑石被流星撞击的几率？可不管几率如何都没有关系。事实是，在碑石建成的第二天它就可能被流星撞击，让概率见鬼去吧。它什么也不能证明。那些巨碑是大约三百年前火星人建起来的，是戴维达夫探险队所为。那时候只有他们才拥有去冥王星的手段。读一读尼德兰德吧。他把整个问题解决得非常漂亮。他甚至在韦尔日志里找到了建立这样一种东西的计划。有了这样的证据，你就不需要这些牵强附会的玩艺了。那纯粹是胡扯，约翰。”
于是约翰就会立刻反驳说那不是胡扯，而安琪拉和乔治还有其他人通常都会支持他。“你怎么能说得如此肯定，埃德蒙？你怎么能如此肯定？”
“通过分析我们掌握的证据，它合情合理。”
也不是说我对我外曾祖父的感觉总是那么好。
有一次，干了一天涵管装车的重活后，我步行回家。干完活后我和其他装卸工一起喝了几杯啤酒，情绪很低沉。
经过一家全息商店时我注意到一个全息陈列橱窗正放映着一个公开讨论会，便停下了脚步。
全息中的人看起来像洋娃娃，我认出其中一个便是尼德兰德。我好奇地审视着他。他正在和一群衣着光鲜的教授之流讨论一件什么事—一—在大街上很难听清商店的喇叭……那些人个个看起来都和他差不多。
他显得威严，通身收拾得完美无瑕，小小的脸上专家式地皱着眉……他正准备纠正发言者的错误。
记得有一次我曾撩逗父亲：“为什么你好像并不喜欢外曾祖父，爸爸？为什么？他很有名气啊！”
但即使要让他承认不喜欢尼德兰德也得左说右说，更别提要让他解释了。
最后他说：“得啦，我只见过他一次，但他对你妈妈很无礼。她说那是因为我们打扰了他，可我仍然认为他本可以更礼貌些。她是他的亲外孙女儿，可他那种做法就好像她是缠着要几个零钱的叫化子。我讨厌这一点。”
我离开了全息商店橱窗继续往回走，一路上想着这件事。
当我回到自己破败陈旧的寄宿房间，看到那些肮脏的墙壁和锈蚀的窗户时，又记起尼德兰德穿着漂亮的衣服站在昂贵的火星讲台上的样子，心中有点不是滋味。
但是大部分时间我还是为有这样一位历史学家作为先祖感到高兴。我对他的书着迷，并作了深入研究。
在我布满书的房间里，有一堵墙的书架上全是尼德兰德写的书，或是关于尼德兰德的书，或是关于奥勒格·戴维达夫和埃玛·韦尔，关于火星星际飞船协会，关于火星内战以及其他关于火星早期历史的书。
我成了整个这一时期的专门学者，我最新发表的文章就是一些评论信，纠正讨论这一时期的文章中出现的错误，登在《火星历史年鉴》和《集锦》上。
这些信得以在如此权威的杂志上发表，使我深信自己是个江湖学者，是个短工知识分子，足以和任何大学里的专业人员分庭抗礼。
我踌躇满志，比以前更加努力钻研……涉足于一个我以前从未有过任何接触的领域，连最基本的资料也一无所知。尼德兰德对火星历史的改写影响甚大，而我则是他的追随者之一。
就这样许多年过去了，而冰柱，尼德兰德作出的解释，还有戴维达夫叛乱的惊人故事，一直都是我生活的中心。
我生命历程的一个转折点……可以说是我的天真幼稚的终结……发生在2589年与2590年之交的元旦前夕。
那时我已在泰坦气象公司工作了。黄昏时分我仍在上班，和其他人一起制造一场暴风雨。在喧闹的新城西蒙奈底斯的上空，电闪裂空，雷声隆隆。半夜时，两团巨大的火球就在圆形穹顶上空相撞，发出最后一声巨响，然后我们就下班了。
大伙赶到城里，准备玩个痛快。全班人马，一共有16人，先去了我们常去的雅克酒吧。
雅克把自己打扮成“旧岁”，而他的宠物猩猩则披红戴绿，挂着彩带，代表“新年”。
我喝了几杯啤酒，让人在鼻子底下捏爆各种不同药球，不多久就和酒吧里大多数人一样醉得昏昏然。
我的老板名叫马克·斯达，正在地板上翻滚着跟那只猩猩厮打。看情形他很少胜算。
一个临时凑成的合唱队正在吼着一首老歌：《我和她在火卫Ⅱ一家餐馆相遇》。
听到自己故乡卫星的名字，我情绪激动起来，开始唱起了一个复杂的和声部。
显然只有我一个人能够领略到这种和声的美妙之处，所以引起了人们大声抗议，坐在我身边的一个女人则把我推下了长凳以表示反对。
当我爬起身时她也站了起来，我就一把把她推到了我们身后的桌子上。那张桌子上的人对这位不速之客感到恼火，立即饱之以老拳。
我宽宏大量地抓住她的手臂把她拖了出来。
一脱离攻击她的人群，她便在我肩膀上狠狠来了一拳，还再次愤怒地扬起手臂。
我用小臂挡过这一击，一拳捅在她的前胸。但她手臂更长，也更加拼命。
我不得不一边抵挡她的攻击，一边迅速退却。虽说有两三次我出手打个正着，我还是看出自己不是对手。于是我一下溜进酒吧中的人群，转身从后门逃出去，来到大街上。
我在路边石沿上坐下，松了一口气，觉得舒服些。
街上有很多人，大部分都是醉醺醺的。其中一人没注意到我，被我的腿绊了一跤。“嘿！”他叫起来，屈腿俯身，一把揪住我的衣领，“你好端端绊我一跤，搞的什么名堂？”
他是个大个子，胸部圆得像只桶，手臂很细，却十分强壮，他抓住我晃了几晃，于是我看到他皮下的二头肌像石头般地突起来。他长长的头发乱成一团，脑袋很小，身上一股熏人的威士忌酒味。
“对不起，”我说，试图把他的手从我衣领上掰开，但他揪得很紧，“我坐在这里没动，是你自己跑过来绊倒了。” 。
“是吗！”他喊道，又晃了我一下。然后他松开我，眼珠转了几转，一屁股坐了下来，迷迷糊糊地估量着眼前情势，随之往后挪了一点点，坐在水沟里的垃圾上，这样便不会再挡过往行人的道了。
我挪开一两尺离他远一点．可他摆手让我别动。他从衬衫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瓶子，笨拙地然而小心翼翼地打开它，放在鼻子底下晃来晃去。
“你不应该用那玩艺儿。”我劝他。
“为什么不？”
“它会让你患高血压。”
他眯缝着充血的眼睛看着我。“高血压比一点血压没有总好些。”
“那倒也是。”
“所以你最好也试试这个，怎么样？”
我不知道他说的话是不是当真，但决定还是不问清为妙。“我恐怕是应该试试。”
他慢慢地挨上我身边的一块街沿石。他坐着的样子像只蜘蛛。
“人必须要有血压，那就是我的信条。”
“原来如此。”
他在我鼻子底下晃悠那个瓶子，我立刻感到那刺鼻的味儿。他一直熏着我，直熏得我因为欣快异常加之缺氧差点昏倒。“老兄，”他说，“在除夕之夜大家都尽情疯狂。”
“老天，我弄、弄不明白。”我好不容易才说出一句话。
这时马克、伊汶尼和另外几个气象公司的工人从雅克酒吧飞跑出来。“快，埃德蒙，那只猩猩抓住了一个灭火器，说不定哪一下就会砸到我们头上来。”
我一下站起来时太急了，两眼冒金星，定了定神后才向我的新朋友打了个手势。他试图要站起来，但靠我们帮了一把才得起身。
他站着时比我们大家都要高上20厘米。我俩跟在我那群朋友后面跑，嘴里不停地说着话，可谁也没听对方在说些什么：酒精使我们过于兴奋。
这时有40来人，乱哄哄地一大群，从一个小街上跑了出来，一下把我们也卷了进去。
西蒙奈底斯到处都是来自加罗林·荷马斯的船员，快天亮了，而从穹顶反弹下来的喧嚣声看来，整个城市到处都在狂欢作乐。我这位新朋友的手臂只是因为和他巨大的身躯相比才显得有点细，事实上它们又长又有力，因此他总可以在身边保持一片空地。
我紧跟在他的脚跟后面，却被他的手肘在脑袋侧边撞了一下。几秒钟后我才醒过来，发现自己被他抓住脚后跟拖着，跟在马克和其他人后面跑。
“你从后面攻击我是什么意思，嗯？” 他吼道，“你不知道这样做很危险吗？”
“呃。”一个小瓶凑到了我鼻孔上。我头脑清醒过来，挣脱他的手，摇摇晃晃站起来，跟着他和那些气象人员挤出了一条条几乎水泄不通的街道。
黎明时我们来到了城的最东侧，在靠近圆穹边缘的一条宽宽的水泥台面上坐下。剩下来的气象人员还有七八个，仍旧笑着，对着一个长长的白瓶子喝着。
我的新朋友正在水泥路面上把一些小石子排成一个图案。
地平线上出现了一个白点，慢慢地拉长变成像刀锋似的一条线，切开黑夜：这是光环，土星马上就要升起了。
我的朋友变得有点忧郁。我对于晚上的闹饮说了一句什么话。
“运动。”他嘲弄地回答说，“运动，总是旧戏重演。经验丰富的老人和年轻的机灵鬼对阵。而年轻的机灵鬼，如果他真的机灵，当然我们既然称他为机灵鬼，他肯定机灵，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