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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冤！”肖志清说。
“那点冤？”周朴实说。
“周干部，我们这个案子是你办的，你是知道的，我们号称五、六万的盗窃价值，实际上摊到我们个人头上也不过几千元钱，如果真是各自得到了五、六万元死的也值。”肖志清说。
“你为什么不从你们四个人给铁路运输造成的直接损失上看？如果从间接损失上算远远不止这些。你们把偷来的值一百元钱的东西按三十，四十元钱销赃获款，为什么只算你们个人获款价值？”周朴实说。
“我们当初不知道会杀头的呀！”肖志清说。
“多新鲜。你不相信我们枪毙你的时候还有和你一样的人正在盗窃？”周朴实说。
肖志清低头不语。
他进一步地强调地说“你说说此时此刻外面有没有人和你过去一样正在盗窃？”
肖志清点头默认。
他继续说“法院判决你们是公开的，枪毙你们也是公开的，我就不谈电视、广播、报纸的宣传。以后等那些盗窃的人进来也会像你一样跟我说：我当初不知道会杀头的呀！”周朴实认为自己和肖志清该说的话差不多了，最后说“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周朴实今天好像无论如何也要和这几个经过他手被判了极刑的案犯谈一谈，其实他自己也说不清他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他就想这么做。他又走到关押武进号子的窗口。
武进是这五个被判极刑的人中最年青的一个人，他今年才满十九岁，也是这五个人中身材最瘦小的一个人。别看他人小，他可是这个盗窃团伙中的骨干人物，每次飞车撬门都以他为主。周朴实出现在他这个号窗口时，所有的人犯都先后站了起来，他也站了起来。周朴实忍不住地问道：“谁是号长？”
有人向站在门旁的一个高个子一指了下，那高个子急忙说：“报告干部，我是号长。”
“我有点奇怪，今天你们怎么都不按规矩喊起立。怎么回事？”周朴实问。
号长低着头不说话。
他又说“我在问话？”
号长有些不好意思地抬起头说：“前面的号子没有喊，所以我也没有喊。”
“就这么简单？”周朴实说。
号长一时不知所措，想不出更好的理由回答他的问题，动了动嘴，仍然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
他又说：“是不是因为他们几个被判了死刑心里有沉重感啊？”
大家都沉默地低头不语，都不知道如何解释这个问题。最后还是武进发了话：“你们打算什么时候枪毙我呀？”
“你不怕死吗？”周朴实知道他这人是个楞头青，当初他审理这个案子的时候有好多问题就是从他这个傻蛋嘴里问出来的。
“好汉做事好汉当，有啥怕的。”武进拍着胸口说。
“你他妈的也算是好汉？”周朴实没好气地说。
“二十年以后是条好汉。”武进傻呼呼地说。
“二十年以后你怎么样成为一条好汉呢？”周朴实说。
武进傻呼呼地站在床上不知道说啥为好。
他没好气地又说“就你他妈的这个样子，一百年以后也成不了好汉。”他说完后走到关押高秀芬的号子窗口前。
高秀芬坐在床上冷冷地看了他一眼，跟本就没有打算理会他。
他显的十分为难的样子默默地离开窗口，缓慢地走到关押郑重成号子窗口前。
郑重成嘻皮笑脸地望着周朴实说：“周干部。”
周朴实没心情与他说话。
号子里的几个人犯见到他自己觉地站起来。
郑重成又说“周干部能帮忙给他们几个兄弟传个话吧？”
“给谁传话？”周朴实说。
“给张长岗、肖志清、武进传个话。”
“你想说点什么？”周朴实说。
“跟他们说我郑重成出来一定会对的起他们的家人的，叫他们放心，我郑重成是一个绝对讲哥们意气的人。”郑重成说。
周朴实冷笑了一下走了。
三天后的早晨。
周朴实准备好了审讯提纲正打算和老刘一起去看守所提审才接手的绑架案中主犯范涛时突然被张文革喊到他的办公室。他看到张文革一脸不高兴的样子便料到这次一定要受批评，但他又猜想不到自己在哪个问题上做错了，因而，心情很不踏实，他怔怔地站在张文革的面前等他发话。
张文革原本一副方长的脸上总是紧绷着肌肉，生气时的样子更加让人感到难看。他注视着周朴实严肃地说：“你前天晚上值班时在号子里跟李克明说了一些什么话？”
周朴实听他这么说，心里吊着的一块石头猛然落地。他原以为是因为郑重成或南山的梨花、贡昌的燕子那方面出现了什么纰漏，使得张文革的脸色这么难看。因而坦然地说道：“没说什么，只是因为他在号子里唱歌，我劝告了他几句。”
“这倒好，他绝食了，已经三天没进食了。看守所反映是你的问题。他要唱歌就叫他唱，只要他有劲就唱他的，这下好了，给看押工作带来了多大的麻烦。”张文革样子十分地严肃。
“我能再进去和李克明谈谈吗？”周朴实胸有成竹地说。
“你先去和看守所的管教商谅商谅。”张文革说。周朴实转身欲走时他又说“另外工务段的党委书记高秀芬关押在里面，这是由检察院反贪局专办的案件，我知道你和她是同学，在里面不要和她讲话，否则，你是自找麻烦。”
“谢谢科长的关心，我明白。”周朴实感激地说。
“去吧。”张文革仍然板着脸说话，在他的脸上很难暴露出内心世界，几年以来，他从不了解他，也无法了解他。他只感觉到他是一个沉府很深的人，是一个让人惧怕的人。
周朴实在看守所找到负责管理李克明监号的管教孙正伍同志。他谦逊地跟他说：“刘管教，我想和李克明再谈谈。”
孙正伍的形象非常近似张文革，脸上的肌肉早晚绷的很紧，不了解的人都会以为谁欠了他的帐似的，一脸的凶像。他冷冷地对周朴实说：“你这搞的好，李克明一连三天没有进食，我们正打算采取强制性灌食的办法。”
“别、别、别。不要采取这种办法，我想我能说服李克明。”周朴实说。
“哪我把李克明提出来。”孙正伍拿着钥匙站起来。
“不用把李克明提出来，我进去在窗口上和他谈谈就行了。”周朴实拦住他说。他把钥匙放在办公桌上和周朴实一同走进监所。周朴实走进铁门后停下，他极不愿意孙正伍跟他一起去，因为他知道刘正伍这个人的工作方法简单，语言表达粗鲁，如果他跟着去了成事不足坏事有余。便掏出香烟给他发了一支，再给门岗的看守员发了一支。说：“能不能让我单独和李克明谈？”
“咋不行。”孙正伍说。
周朴实便独自一人走上巡岗甬道，走到关押李克明监号的窗口前。
里面的人犯看见他出现在窗口便先后自觉地站了起来。
李克明在窗下挨着墙壁的床位上躺着，他的肤色原本就比较白，现在露在被子外面的一张脸如同白纸一般，眼堂深深地洼了进去，只见一对眼珠还在转动。
周朴实对几个人犯说：“把李克明拖到床铺的中央。”
有两个很听话的人犯拖着李克明睡在身下的褥子，把他拉到床铺中央，然后站到一旁。
李克明把两颗翻动着的眼珠转到窗前看了周朴实一眼后又把眼珠收回来摆正，望着天花板一动也不动。
周朴实看了他好长时间没有说话，他内心里一直在盘算着躺在床板上的李克明。在他看来李克明是一个弱者，他身后有年老的父母、儿子和一个瘫痪的弟弟，这是他最放心不下的第一。再就是他是一个重感情的人，从他有限的生活和所接受的教育程度上看，在他仅有的人生旅途中惟一使他的生命能产生波澜和想往的事物和人就是林秋妹，这是他弃而不舍的第一。这两个第一是他产生目前抵触情绪的根本。因此，他想以“情”来征服李克明。
他望着李克明的眼睛诚挚但口吻严厉地说：“李克明。我前天来说了你几句不对吗？我让你好好的想想，你倒好，想的都吃不下饭了。凭心说，你进到这个地方以后和你接触的干部中最多的是我，最了解你的也是我，最想批评你的也是我。我到过你的家和你父母谈过，也和你瘫痪在椅子上的弟弟聊过，我更同情你那还不懂事的儿子。你父母跪在地上跟我说‘不要为难你，让你好好的去。’我激动地把两位老人扶起来什么也没说，难道我不理解你父母的心情吗？你自己说说看，你进来后对你所犯事的关键问题一直没有如实交待，我们为难过你吗？你倒好，自己为难自己起来了。”他说到这停顿下来点燃一支香烟后又说“你在监号里三不知地唱上两曲歌我倒是能够理解你，可你一天到晚没完没了地唱我就看不起你了。前天晚上我跟你说‘别人怎么看你’实际上是指林秋妹怎么看你。丢人不丢人啊！林秋妹为什么不像你这样呢？张长岗、肖志清、武进都判了死刑为什么不像你这样呢？因为别人还有最起码的人格！”他又停顿了一下，突然冷不丁地说“还不快坐起来吃饭！”
李克明两眼流着泪水一时不好意思坐起来。
他对站在一旁的两个人犯说“扶李克明坐起来给他喂饭。”两个人犯把李克明扶坐起来以后开始给他喂饭。
李克明张开口慢慢地吃进去。
他又说“我去林秋妹哪里看看，回来的时候要看到你把这碗饭吃完。”他走了，真的去看望林秋妹去了。
在以后的日子里，李克明每天都要唱上两遍那首自己编的词的曲子。
第十章 行刑
周朴实不管怎么说也算是和高秀芬同学一场，在他被分配到看守所工作时，他认为是在走逆境。在怀才不遇的时候多亏高秀芬帮助他才有了今天的工作，才有了今天施展才华的机会。为此，他一直在想帮高秀芬，但又无出力的条件和背景。他不知道高秀芬的父亲是怎么样运做的，其实高秀芬的父亲也根本不会向他透露运做的内幕。他看不起他也有一定的道理，他信不过他也情有可原。而他在看守所监号的窗口上又不能和她过多说话的情景时刻折磨着他，这情景使高秀芬会以为他这个人太不近情理，太不够意思等众多的不是。
这一天周朴实到检察院起诉科送案件补充材料时忍不住地走到郭建国的办公室坐了下来。他认为他和郭建国年龄相当，平时也很谈的来，说起话来无拘无束。因此，他选择向他打听高秀芬的案情最为合适。他在高建国的办公室坐了半天终于决定实话实说的好，他说：“能跟你打听一个案子吗？”
郭建国在周朴实进门后谈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时就发现他不象平时说话那么随意，心里就有一点琢磨不透他。当周朴实把话挑明了说以后，便大度地说：“那一个案子？只要我知道的。”
“这个案子是你们反贪局办的，就是工务段党委书记的那一个案子。”周朴实大着胆子说出来。
“这个书记叫高秀芬。”郭建国神秘地说“和你是什么关系？”
“高秀芬是我中学时的一个同学。”周朴实难为情地说。
“已经进入起诉阶段了。”郭建国说。
“这么快？谁在办这个案子？”周朴实说。
郭建国从抽屉里拿出一本卷宗放在桌子上，说：“你问的巧的很，我在接手这个案子。”
周朴实看着桌子上的卷宗心里也觉得有些凑巧，按他的意识真想把卷宗拿过来看看，看看里面的证据是否有有利于高秀芬的地方，同时也能看出高秀芬将会受到何种程度的刑罚。但他知道最起码的纪律规定，他没敢，也不好意思去翻看案卷。
这时郭建国又说话了“你一定是打听到这个案子在我这里才来找我？”
“没有，没有。”周朴实急忙解释说“这种事也不好张杨，本想请你帮我打听的。”
郭建国也没有给周朴实看案卷的意思，但他把话说的很实在“这个案子其实非常简单，她们卖了一百多吨旧钢轨得来的十几万元钱没有按规定入账，按她的话来说入了小金库的账。你也知道哪个单位没有一个小金库？小金库的账本一向都很乱，入了这个账也不算啥，问题就出在其中有七、八元的现金说不明去处，她后来交出了三万多元的招待餐票，还有三万多元钱说不出去向。”
“你这里认定了多少价值？”周朴实问。
“按理说应该认定七万多元价值，她拿出来的三万多元招待餐发票没有经过任何财务制度的程序支出，但这种案件上面要求的都比较严，所以就没有把这三万多元钱认定，只认定了那部分说不明去向的三万多元。”郭建国说。
周朴实觉得党组织对高秀芬这个人已经相当够意思了，他说：“她们卖钢轨这事严格的说也够罪了。”
“那是当然，上面不让追究谁去追究啊！”郭建国说。
“她们卖的是哪的钢轨？”周朴实又问。
“还不是汉水北车站改造，施工单位是人家工程局，按理说拆换下来的钢轨归人家工程局管理，她老伙计好，把人家的钢轨弄去卖了。”郭建国说。
“她也算是够胆大的，这都够上盗窃罪了。”周朴实掏出香烟递给郭建国一支，自己点然一支后说。
“我想这事没那么简单，肯定是上面发了话的，要不借给她一个胆她都不敢。话又说过来了，这事出就出在她的一个‘狂’字。”郭建国说。
“怎么讲？”周朴实问。
“高秀芬这个人仗着在上面有一定的关系，调到工务段这半年时间什么都抓，这卖钢轨和小金库的事本来就是人家行政上的事，她一个党委书记还不是想抓权，这能不让人家在她背后打她小报告吗？人家都说她是江青。其实哪个段没有小金库呀，不姓你去查一下，每个段长都有不同程度上的经济问题，包括你们公安处公安所的所长，只要严格地查都够罪。这年头什么经费都紧张，就是吃喝招待费不紧张。只要你不要太狂绝对不会出问题。”郭建国说。
“你这案子有问题呀，一个是卖钢轨违法，再就是卖的又是别人的钢轨，这本身就构成两个罪名，你们只起诉贪污三万多元钱的罪，不是有漏罪的嫌疑吗？”周朴实说。
“这是上面定的，管他的呢。我们这些小人物也管不了。”郭建国说。
“问题是这案子明显不合法啊。”周朴实说。
“什么合法不合法，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嘛，你还没吃透这项基本原则。”郭建国说。
一九九三年四月五日。
在高秀芬退出三万多元赃款的条件下，汉江市铁路运输法院以贪污罪判处高秀芬有期徒刑三年。同年四月十五日送省女子监狱服刑改造。
一个星期以后。
周朴实选择利用休大礼拜天的时间来到省女子监狱入监队门口的接待室，这里有三个管教都是女同志。周朴实选择了一位看样子比较面善，又像能够当的了家的四十开外的女管教问道：“请问与犯人会见该办理一些什么手续啊？”
这位女管教果然像周朴实预料的那样友好地说：“看看你的身份证。”不像看守所的管教说话的语调那么霸气。
周朴实急忙把手里的提包放在进门左侧的墙脚下，从左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个黑色的皮夹取出身份证递给她。
女管教接过身份证指了一下她对面的一张椅子说：“你坐。”
他老老实实地坐下。
她又说“把你的工作证拿出来看看吧？”
他又从黑皮夹里取出警官证递给她。
她看了看说“我想你一定是警察。”
“你怎么看出来的？”周朴实惊诧地问。
“从身份证上就基本上判断出来了。”女管教笑了笑说。
周朴实也随之笑了一下。
她问道：“你来看谁？”
“我来看我的一位同学。”周朴实说。
“她叫什么名字？什么时间送来的？”女管教说。
“她叫高秀芬，送来只有一个星期的时间。”周朴实说。
女管教在花名册上翻阅了一会说：“按规定只能是近亲属才能会见。”
周朴实习惯地把手伸进右下衣口袋里摸了一下烟盒又下意识地把手拿出来，说：“来一次不容易，通容通容。”
“新来犯人的思想一般都不太稳定，我们在这段时间把队列和内务训练安排的很紧，你在会见时一定要谈一些积极性的话题。”女管教说话时周朴实一连忙地点头，女管教转身对另一年青女管教说“柯兰，你去把高秀芬带到会见室去。”那年青的女管教应声出去，她又把周朴实的身份证和工作证登记下来，在一张表格里写了一些什么后把身份证和工作证还给周朴实指着一个侧门说“你去会见室等着吧。”
高秀芬被那位叫柯兰的年青女管教带进会见室，会见室的中央是隔着一堵铁网，周朴实站在铁网的外面面对被带进来的高秀芬。高秀芬的情绪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