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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有等这起一个高尚的年轻生命夭折的悲剧的意义完全渗入公众的思想，它又被一种新的情感所吸收。就在同一天，汤姆·莫特莱克在利物浦因被怀疑跟这起命案有关而被捕。
汤姆·莫特莱克是个家喻户晓的名字，这条新闻无疑像一枚炸弹。那个天资卓越的演说家，从未害怕在公众场合发表激进演说，这样的人会去杀人实在是令人震惊，特别被杀的不是别人，而是一个将一身献给公益事业的可敬的中产阶级理想主义者。幸而这种骚动并没有发展下去，大家（除了少数工会领导）听到汤姆只是被传讯去参与审讯，并很快获释后松了一口气。
同天下午，在他自愿接受利物浦报纸代表采访时说，他把自己被捕完全归咎于警方对他的敌意和仇恨。
他来利物浦是去追查一个他很担心的朋友的下落，当他到码头上焦急地询问去美国的轮船什么时候离开时，在那里的警探们根据上层的指示，把他作为一个可疑人物抓了起来。
“尽管，”汤姆说，“他们很熟悉我的脸，就好像我的讽刺画像被挂得到处都是一样。当我告诉他们我是谁的时候，他们才懂得让我走。他们以为他们能让我哑口无言了，没错，我承认基于特殊巧合，我可能是会和那可怜人的死有些关系，对于他的死，我同别人一样感到难过。如果他们知道我刚从‘犯罪现场’过来，实际上就住在那所房子里，他们可能就不容我说什么了。”他语带嘲讽地笑了起来，“他们就是一群奇怪的傻瓜，警察就是这样，他们的座右铭是‘先抓人，再编造证据。’如果你在现场，那么你因此而有罪，如果你在别的地方，那么你因为逃走而有罪。哦，我知道他们！如果他们能找到把我扔进监狱的办法，他们早这么干了。幸好我知道在早上5点前送我去新门的车夫的号码。”
“如果他们把你关进监狱，”采访记者幽默地说，“不出一周囚犯们就要开始罢工了。”
“没错，不过那儿会有足够多的工贼去替他们的位置，”莫特莱克回应道，“因而这恐怕不值得尝试。请原谅。我对我的朋友太焦心了。恐怕他已经离开了英格兰，我得再做点调查；而且现在可怜的康斯坦特死了——可怕，太可怕了！我得到伦敦去出席审讯。我真的得赶快走了。再见，告诉你们的读者这都是警方的怨恨。”
“最后一个问题，莫特莱克先生。你是不是要在今天下午1点到2点间在圣詹姆斯会堂主持一个会议去抗议德国的入侵？”
“没错。但那些家伙在1点前把我抓走了，当时我正要发封电报，接着可怜的康斯坦特的死让我忘了这事。真糟糕！天哪，麻烦总是赶在一起来。好了，再见，别忘了送一份报纸给我。”
汤姆·莫特莱克在审讯会上的证词除了以上这些为公众所知的那天早上的行程外，并没有什么新的东西。载他去新门的车夫愤慨地给报纸写信说他早上4点半在弓区火车站接了这知名的乘客，那次逮捕是对民主的亵渎。他愿意提供一份关于此的宣誓书，只是不知道主要是关于前一点还是后一点。苏格兰场对宣誓书不感兴趣，因而2138号车夫再次回到他这个阶级的默默无闻的状态。
莫特莱克的脸苍白，长而密的黑发从他前额往后梳，他以低沉的声调作证。他认识逝者有一年了，在他们共同的政治和社会工作中经常碰面，并应他的要求，为他在格罗弗街找了房间。当康斯坦特决定要从他在贝斯纳·格林的牛津城众议院搬走以体验平民大众的生活时，那些房间刚好被出租。
那个位置很适合死者的需求，因为它离人民宫很近。他尊敬并仰慕凭真诚的善意感化了所有人的死者。
死者是一个不知疲倦的工作者，从不抱怨，总是有平和的心态，把他的生命和财富当作是一笔要用在帮助人类上的神圣信托。他最后一次见到死者是在他死前一晚上的9点一刻。最后一批邮件中的一封信令他担心他的一个朋友。他去向死者征求意见。死者显然受牙疼的困扰，他正在往蛀孔的牙洞中装脱脂棉，但他没有抱怨。死者对于他带来的消息也感到难过，他们相当激动地讨论了这个问题。
一个陪审员：这消息和他有关吗？
莫特莱克：同个人无关。他认识我的朋友，并且对他人的麻烦非常关切和同情。
死因裁决官：你能向陪审团展示你收到的信吗？
莫特莱克：我不知把它放在那儿了，如果先生您认为这有关系或者必要的话，我会说明这个麻烦是什么。
死因裁决官：他牙疼得很厉害吗？
莫特莱克：我说不准。我想不会，尽管他告诉我这影响了他前一晚的休息。
死因裁决官：你离开他是几点钟？
莫特莱克：大约9点40。
死因裁决官：你接下来干了什么？
莫特莱克：我出去花了差不多一小时去作些调查。接着我回来，告诉房东太太我会乘早班的火车出去。
死因裁决官：那就是你最后一次见到死者？
莫特莱克充满情绪地说：最后一次。
死因裁决官：当你离开他时他怎么样？
莫特莱克：主要是为我的麻烦担忧。
死因裁决官：除此之外你没看出他有任何异常？
莫特莱克：没有。
死因裁决官：在星期二早上你几点钟离开房子。
莫特莱克：4点25分。
死因裁决官：你确定你把大门关上了？
莫特莱克：比较确定。我知道房东太太是个比较胆小的人，我甚至把通常是拉回去的大锁的闩插上了。不可能有任何人能进去，哪怕他有碰锁的钥匙。
达顿普太太的证词（当然在他之前）则更为重要，并因为增添了达顿普式的废话而花了相当的一段时间。她不仅宣誓证明康斯坦特先生得了牙疼，还说对根本性治疗的漠视会使它持续一个星期。她对于死者最后几个小时的描述同莫特莱克的吻合，只是她担心莫特莱克在跟他为了一些在9点被送来的那封信上的事在吵架。死者比莫特莱克晚一会儿离开房子，但更早回来，并直接去了他的卧室。她并没有看见他走进来，因为她在厨房，但她听到他用房门钥匙的声音，以及他上楼的脚步声。
一个陪审员：你怎么知道那不是其他人？
证人：他从栏杆那儿往下叫我，用他可爱的嗓音说，“请确保在7点差一刻的时候叫我起来，达顿普太太，不然我就赶不上我的煤矿会议了。”（陪审员厥倒）
死因裁决官：你叫醒他了吗？
达顿普太太（崩溃）：哦，天哪，你怎么能这么问？
死因裁决官：好，好，镇静点。我的意思是你试着去叫醒他了吗？
达顿普太太：在我收房客的7年里，天哪，总是给予他们满意的。不然莫特莱克先生就不会推荐我，尽管我向天祈祷那可怜的先生没有——
死因裁决官：是，是，当然。你试着去叫他了吗？
但这时达顿普太太还没能冷静下来去解释这些，尽管她是睡过头了，尽管这其实没什么影响，她确实准时去了。一点一点地，可悲的故事从她嘴里被挤了出来——一个哪怕像她那样说出来也不会显得俗气的故事。她伴随着许多多余细节讲了，当格罗德曼闯进门去后，她如何看到她不幸的房客面朝上躺在床上，死了，在他的脖子上有一条裂开的鲜红伤口。她更坚强的同伴如何用手帕盖住那扭曲的脸让她冷静下来一点。他们如何徒劳地在床上和床下寻找凶器，富有经验的侦探很快为屋内的物品做了清单，并对尸体的精确位置和情况在受漫不经心的菜鸟打扰前作了纪录。她如何向他指出，全部窗户都是被紧紧锁上以抵御晚上的寒风；他如何在记下这点后困惑而遗憾地摇着头，打开窗户去叫警察，并在大雾中看到了丹泽尔·堪特考特，他叫他跑到最近的警察局并叫他们派一个巡官和一个法医过来。他们又如何留在房间里直到警察赶到，格罗德曼在这段时间内陷入沉思，时不时在有新想法的时候作一些笔记，并问她关于这个可怜的意志薄弱的年轻人的问题。当陪审员们问及为什么称死者“意志薄弱”时，她回答有一些她的亲戚写信给他向他乞讨，尽管，上天可鉴，他们比勉强过日子的她富多了。在代表亚瑟·康斯坦特家旁听审讯的泰伯特先生的追问下，达顿普太太承认死者像常人那样生活，并没有特别古怪的行为。他总是情绪很好，言谈乐观，尽管当然声音很轻柔——愿他的灵魂安息吧。不，他从不剃胡子，而是蓄着所有上天赐予他的毛发。
一个陪审员：她以为死者有在睡觉的时候锁门的习惯，当然，她不能完全确定（笑声）没有必要也把门闩上。门闩是向上移的，装在门顶部。她急着告诉大家，当她最初开始招房客时，那里只有一个门闩，但是一个她甚至不愿意称他为先生的疑心的房客，抱怨他离开时没法把门关紧，因此她花钱去修了一把锁。这个爱抱怨的房客很快没付房租就走人了。（笑声）而她早就觉得他会这样做了。
死因裁决官：死者是不是很紧张呢？
证人：不，他是个很好的绅士。（笑声）
死因裁决官：我的意思是他似乎很怕被抢劫？
证人：不，他还总是去游行呢。（笑声）我告诉他要小心。我告诉他我在狂欢节上丢了一个钱包。
达顿普太太回到座位上茫然地啜泣。
死因裁决官：先生们，我们一会儿就有机会去视察那间房间。
发现尸体的经过被乔治·格罗德曼先生更为科学地讲了一遍，他出人意料地再次踏足他早先的工作，就如同一个退休女演员“仅为此例”地复出那样引起人的兴趣。
他的书《我所抓住的罪犯》仅依靠其自身魅力从23版到了24版。格罗德曼先生宣称当被发现的时候，尸体还是温热的。他认为是刚死不久。他被迫撞开的门不仅上了锁而且上了闩。他证实了达顿普太太对窗户的证词；烟囱非常窄。伤口看上去像是被剃刀割的。没有在房间里找到凶器。他认识死者大概有一个月。他看上去是很诚实，很单纯青年，总是提人与人之间的兄弟关系。（经验丰富的老侦探在他断断续续讲述死者的热情时，声音不免有些颤动。）他认为死者是世上最不可能自杀的人。
丹泽尔·堪特考特先生接下来被传唤：他是个诗人。（笑声）当格罗德曼从11号的窗口叫他，并让他跑去叫警察时，他正在去格罗德曼家的路上，要去告诉他他不能再为他写作了，因为他正受手指痉挛之苦。不，他没有跑，因为他是个哲学家。（笑声）他跟警察回到门口，但没有上去。他对那种粗野的情感没胃口。（笑声）就一个早上而言，丑陋的浓雾就已经够他受的了。（笑声）
巡官郝莱特说：大约12月4日，星期二早上9：45，根据收到的消息，他跟兰尼米德警官和罗宾逊医生一起前往弓区格罗弗街11号，那里发现了一具年轻人的尸体，面朝上躺着，喉咙被切开了。房间的门被撞开了，锁和门闩明显都被强行撞过。房间很整洁。地上没有血迹。梳妆台上一本大书边放着一个装满金币的钱包。一个装着冷水的坐浴浴盆在床边，床上方有一个悬空式书柜。门边墙上有一个很大的衣柜。烟囱非常窄。那里有两个窗户，一个上了栓。它差不多离人行道有18英尺高。根本不可能爬上去。没有人可能从房间里出去再锁好门窗。他搜寻了房间里任何可以藏东西的部位。经过彻底搜查他也没能找到任何凶器，连死者挂在椅子上的衣服口袋里也一把小刀都没有。房子以及后院，以及邻近的街道都被找过，但仍然一无所获。
兰尼米德警官作了一份相似的证明，当然他是和罗宾逊医生和巡官郝莱特一起去的。
罗宾逊医生，地方法医，说道：“死者面朝上躺着，喉咙被切开。尸体还没有凉，腹部还比较温。死后僵硬开始出现在下颌，颈部和上肢。肌肉在受打击时收缩。我认为生命之火已经熄了2到3个小时了，可能不会更长，有可能更短。
毯子有可能使下半身在一段时间内保持温暖。伤口很深，从右到左有5。5英寸，经过喉咙直到左耳下的一点。上半部分的气管被切断了，还有颈部的血管。颈动脉周围的肌肉被割开。就像是伤口的延伸那样，在左手拇指上还有一个小切口。手抱在头下面，在右手上没有血。伤口不可能是他自己造成的。凶器非常锋利，譬如一把剃刀。伤口可能是一个左撇子造成的。毫无疑问死亡非常迅速。无论从尸体上还是房间里我没有发现任何挣扎的迹象。我看到一个钱包在梳妆台上，旁边是一本布拉瓦斯基女士关于神智学的一本大书。兰尼米德警官让我注意到门显然是从里面上了锁以及上了闩的。”
一个陪审员：我不认为伤口不可能是一个右撇子造成的。我实在想不出制造这个伤口的人能如何进出。这个伤口很不可能是自己造成的。房间里似乎没什么外面的雾。
威廉姆斯警长说他在12月4号的清晨当班，格罗弗街在他的负责区域内。他没有看到或听到任何可疑的情况。雾也没有特别地浓，尽管让喉咙很难受，他在大约四点半经过格罗弗街，他并没有看到莫特莱克先生或是其他人离开房子。
在这儿的审讯暂时休庭，死因裁决官以及陪审团聚在一起前往格罗弗街11号，去检查房子以及死者的卧室。晚上的布告宣称“弓区疑云更浓了。”
第三章
在审讯继续进行前，那些被捕的可怜人们都被怀疑是无辜的而放走了，对于地方法官来说都没有一件是够得上起诉的。警方收集到的证据，就像这个季节采到的黑梅一样少而不成熟。大量低劣的样品被提供给他们，但里面一样好的都没有。警方甚至都没法造出一条线索来。
亚瑟·康斯坦特的死已经在每个家庭的壁炉边，火车车厢内，和酒馆内成为主要话题。逝去的理想家同太多的方面有联系。无论是东伦敦还是西伦敦，无论是民主联盟还是宗教团体，廉价客栈还是大学都受震动而激动起来。这是多么令人扼腕的事件！又是多么神秘的事件啊！
在调查的总结阶段给出的证据自然不那么具有轰动性。没有更多的目击者来向死因裁决官提供信息；剩下的只是死者亲戚朋友们介绍死者生平的证词。
他的父母已经去世了，可能这是他们的福气。他的亲戚很少见到他，也没有比外界听到更多他的事。没有人在他自己的故乡成为先知，哪怕他迁居，最好也是离开他的家庭。
他的朋友成分复杂，同一个人的两个朋友相互间未必是朋友。但这种复杂性使得他们合其来的叙述更为惊人。这是一个从未树敌，也从未失去一个朋友的人，这是一个无时无刻心中充满平和以及对所有人善意的人；这是一个不是每年过一次圣诞，而是365日天天带着圣诞的奉献精神的人；这是一个聪明的知识分子，将自己所应得的东西奉献给全人类，如同一个在人道的葡萄园中劳作的园丁，还从不抱怨葡萄是酸的；这是一个一贯快乐而坚强的人，他拥有对抗失望的最好办法，那就是忘却小我；当然他也不是在一片和谐中完全没有痛苦，这才使他更像是一个人。
他童年的好友理查德·埃尔顿，一个牧师，交给死因裁决官一封悲剧10天前收到的死者的信，死因裁决官大声朗读了信中的一些段落：
你知道关于叔本华（译注：著名悲观主义哲学家）的事吗？我的意思是除了现今对他的误解之外的。我最近试着去了解他。他是个喋喋不休但讨人喜欢的悲观主义者。他关于‘人类的痛苦’的论文读来相当生动。首先他对基督教和悲观主义的同化（这里在论文中提到了‘自杀’）像一个大胆的悖论让我头晕。但那里面是有道理的。众生确实充满了痛苦和苦难，人类是一种堕落的怪兽，一切都充满罪恶。啊，我的朋友，自从我来到这个翻腾着苦难和罪行的世界后，我已经消除了很多幻想。一个人的生命——百万人的生命——在腐败，粗俗以及文明的污垢面前又算什么呢？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就像恶魔的殿堂中一点微弱的烛光。利己主义太持久而生命太短暂了。最糟的是大家都太容易满足了。穷人不去追求舒适，而富人也不去追求文化。对一个孩子一便士的学费就占了她收入的相当部分的妇女来说，富有的我们已经习惯的事对她则是极大的满足。
工厂里的工人们是真正的保守分子。激进的工人们嫉妒他们的领袖，领袖间则相互嫉妒。叔本华肯定以前组织过工会。我忍不住感到他是作为一个哲学家而不是作为一个人而自杀。他还声称同佛祖有亲密关系；尽管金刚乘（译注：一种佛法）至少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