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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二年乔瑟夫·华尔总督被吊死时，旁观群众争着夺取绞绳，不惜用每英寸一先令的代价换取。一八七年，四万名群众聚集，只为了观赏两个杀人凶手的绞刑，许多儿童在推挤中被践踏死亡。并非每个罪犯都立刻断气或者如预期服刑，有些垂死景象骇人到了极点。有时绳索松脱了或者位置不对，没能迅速地压迫颈动脉造成昏迷，使得受刑犯开始剧烈挣扎，人们于是抓住他不停猛踢的双脚，将他往下拉扯，以加速他的死亡。有时候受刑人裤子掉了，在尖叫不止的群众面前扭动着赤裸的身体。在较早施行斩刑的时代，拒绝贿赂刽子手的结果往往是落点欠佳而必须平白多挨好几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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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黯淡的巡夜灯（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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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二九年，罗伯·皮尔爵士说服政府和大众，人们有在家中安稳睡觉、在街上平安行走的权利。于是伦敦大都会警察成立，总部设在白厅大道四号，它的后门面对着苏格兰场，也就是一座原本作为访问英国的苏格兰国王行宫的撒克逊皇宫的原址。十七世纪末，大多数皇宫都已倒塌倾圮，遗址就被拿来充当政府单位的办公室。许多名人都曾经服务于苏格兰场，包括名建筑师伊尼戈·琼斯、克里斯多弗·莱恩和一度担任奥立佛·克伦威尔拉丁文秘书的伟大诗人约翰·弥尔顿。建筑师兼剧作家约翰·梵布洛还曾经在皇宫旧址上盖了栋被强纳森·史威福特比喻成像是“鹅苺派”的房子。
少有人知道苏格兰场原本只是个地名而不是警察机关。一八二九年之后，苏格兰场才被用来指称大都会警察总部，一直沿用至今，尽管现在它已经改名叫“新苏格兰场”。我相信今后大家依然会认为苏格兰场的警察是一群福尔摩斯级的侦探，而伦敦那些穿制服的警员只是小警察。也许书籍和电影里头仍然会出现某个遇上棘手谋杀案的乡下警察，脱口而出那句陈腐的台词：“这案子该交给苏格兰场去办。”
从一开始苏格兰场和它那群穿制服的成员便受到民众的厌弃。警察被看作是对英国公民权的一种侮辱，让人联想起军法以及政府对人民的监视和迫害。大都会警察创设之初，他们竭尽所能减弱军警印象，穿上蓝色外套和长裤，搭配加了金属边补强的兔皮高统帽，以防哪个歹徒决意敲破警察脑袋。这种帽子还能在攀爬篱笆、墙壁或窗户时充当凳子用。
最初大都会警察并没有警探。出现一群蓝制服的警察已经够糟了，让一些身穿便服的警探到处刺探、逮捕人民的想法当然更受到市民的强烈反对，就连穿制服的警察都不满他们会获得较好待遇的事实，更担心这些便衣警察的真正目的是在警察之间搬弄是非并且打小报告。一八四二年建立警探部门以及一八四年代中期引进便衣警察的行动经过不少摸索，包括雇用不曾受过警察训练的高知识绅士的不智决策。很难想象这样的警探到东区去盘问一个拿铁锤敲破妻子脑袋或者用剃刀割破她喉咙的酒醉丈夫会是什么情景。
犯罪调查处（CID，CriminalInvestigationDepartment）直到一八七八年才正式成立，就在开膛手杰克开始肆虐伦敦之前的整整十年。直到一八八八年，舆论对于警探的观感依然没有太大改变，民众对警察穿便服或者使伎俩逮人也依然存有疑虑。警察不应该给市民制造陷阱，而苏格兰场也严格要求警探只有在犯罪频繁地区并且证据充分的情况下才能逮人。这个规定是强制性的，而非权宜之道，这也导致当开膛手在东区展开杀戮时警方延迟了发布秘密调查命令的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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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法庭中的医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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娄林恩医生在玛莉安·尼可斯的死因调查法庭中作证说，她的舌头有轻微裂伤，右下颏下方有一处拳头或者“用拇指强压”造成的瘀伤。此外，她的左脸也有一处圆圈形的瘀伤，可能是用手指头压迫形成的。
她的颈子被割了两道。第一道四英寸长，从左下巴下方一英寸的地方，也就是左耳下方开始。第二道割痕也是从左侧开始，距离第一道刀痕下方大约一英寸，在耳垂前方的位置。第二道刀痕是“圆形”的，娄林恩医生指出。我不太清楚他所谓的“圆形”指的是什么，也许是说那道刀伤是弧形而非直线形，或者只是说它顺着颈子绕的意思。这道刀痕有八英寸长，切断所有血管、肌肉组织和软骨，轻微擦过颈椎骨，然后在右下巴下方三英寸的地方停顿。
娄林恩医生对玛莉安腹部伤痕的描述就跟他其他的说明一样不明确。左侧有一道锯齿状的割伤，“大约在下腹部”，肚子右侧有“三、四道”往下倾斜的类似伤痕。此外，腹部中央也有“许多道”伤痕，“私处”也被戳了好几刀。娄林恩医生作总结时说，腹部的伤痕已经足以致死，他认为那些伤痕是在她被割破喉咙之前发生的。他的结论是根据现场所发现的，颈部周围几乎没什么血迹。但是他忘了告诉验尸官和陪审团，当时他并没有把尸体翻过来查看。很可能他一直不知道自己忽略了——或者没看见——那一大滩直径约六英寸的血迹。
所有伤痕都是由左到右，娄林恩医生作证说。这让他得到一个结论，凶手“惯用左手”。至于凶器——这回只有一把凶器——据他指出是长刀刃、“不算太锐利”的器具，切割时用了“极大蛮力”。他又说，她下巴和脸上的瘀伤特征也符合凶手是惯用左手。他推测凶手用右手堵住玛莉安的嘴巴，阻止她叫嚷，再用左手连续戳刺她的腹部。在娄林恩医生的剧本中，凶手攻击玛莉安的时候是和她面对面的。也许两人都站着，或者凶手已经将她撂倒在地上，总之他掀开她的衣服，戳刺她腹部深达脂肪层和内脏的同时还有办法让她不尖叫挣扎。
这很不合理，一个像开膛手杰克这样精明、冷静又有智能的凶手，竟然会先攻击受害者的腹部，让她在蒙受极度惊恐和痛苦的当儿还有机会奋力的挣扎。要是验尸官针对一些相关细节仔细地向娄林恩医生提出质问，或许便会得到全然不同的关于玛莉安被谋杀经过的故事版本。也许凶手并不是从前方开始攻击她；也许他什么都没对她说；也许她根本没看见他的长相。
较常见的说法是，开膛手杰克都是先借机接近他的受害者，接着将她带往偏僻黑暗的角落，再迅速出手将她杀害。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相信这是所有开膛手案件共通的作案模式。我和无数人一样想象开膛手拿性交易作为借口，诱使那些女人跟着他走。由于妓女往往转身背对着顾客再进行性交，这似乎提供了绝佳机会，让开膛手能够趁她毫无防备的空当割破她的喉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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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法庭中的医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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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排除这是开膛手作案模式的可能性，至少适用于他的部分案件。我一直没想过这或许是不正确的，一直到二一年圣诞节我和家人到亚斯本度假的期间，有那么一瞬间我突然灵光闪现。当时我正在阿雅克斯山脚的出租套房里单独过夜。一如以往，我随身带了几提袋的研究资料，正翻阅着一本我已经看过不下二十次的席格画册。翻到他的一幅著名作品《懊恼》的时候，我停了下来。真是奇怪，我想，这幅画竟然被视为他最出色的画作之一，连伊丽莎白皇太后都买了他五个版本当中的一幅，并且将它悬挂在克莱伦斯宫，其他版本也分别由泰德美术馆等知名博物馆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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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夏夜（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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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莉安·尼可斯的尸体在人行道上被人发现的时候，她的眼睛是睁开的、茫然凝视着那片黑暗，她的脸孔在巡夜灯的微弱光焰下泛着苍黄色。
在查尔斯·达尔文所着《情感表达》一书里，睁大眼珠是一种伴随着“恐惧”的表情，达尔文认为它和“极度恐惧”或者“遭到凌迟的剧烈痛苦”有关。几世纪以来一直有个谬见，认为人死以前那刻的情感会凝结在他脸上。不过象征性地来说，玛莉安的表情似乎真的捕捉了她生前最后瞥见的——那个正在割伤她的凶手的黑暗身影。警方在报告中记录了她那双惊恐眼瞳的事实或许反映了当时街头那群蓝衣警察对于白教堂谋杀案逐渐升起的感受：那是个怪物，是魅影，却不曾——引用亚伯兰督察的话——留下“一丝线索”。
一个躺在人行道上、被割断喉咙、瞪大眼珠的女人，无论谁见过都不会轻易忘记。席格就忘不了，他比任何人都更清楚记得她垂死时的眼神。如果他记录的日期无误，一九三年他曾经画了幅一张女人茫然瞪视着的素描。女人看来像是死了，颈部有一圈谜样的阴暗线条。这幅画有个相当平淡的主题《维也纳女人头速写》。三年后他又画了幅类似的油画，一个裸女姿势诡异地趴在铁床上，命名为《NuitdEte》，意思是“夏天的夜晚”。玛莉安·尼可斯是在一个夏天夜晚遭到谋杀的。那幅素描中的女人和油画里的女人模样很神似。根据一张玛莉安·尼可斯在停尸房中由救济院院友曼恩和哈费尔净身完毕之后所拍摄的照片看来，这两个女人长得正像玛莉安。
停尸房照片是用一种大木盒照相机拍的，只能从正前方拍摄。警方准备拍摄的尸体必须立起来或者笔直靠在停尸房墙上，因为这种照相机无法以俯角或其他角度拍摄。有时候赤裸的尸体得用钩子、钉子或木桩钩住颈背吊起来。例如后来的另一名受害者凯萨琳·埃窦斯的照片，仔细观察便会发现她赤裸的尸体被吊挂着，一脚几乎是悬空的。
这些阴森可怖的照片只供作身份辨识使用，并不对外公开。一般人唯有亲自到过停尸房或者犯罪现场，才可能知道玛莉安·尼可斯的尸体是什么模样。倘若席格那幅以维也纳女人为题的素描画的果真是玛莉安·尼可斯死后的脸孔，那么也许他曾经到过现场，或者想办法取得了警方的档案资料——除非事实和我所了解的有所出入。就算席格曾经到停尸房去看过玛莉安，那时候她的眼睛应该已经阖起，就像照片中显示的。等到她被拍摄、供人认尸以及让死因调查法庭陪审团过目的时候，她的伤口都已经缝合完妥，全身密密包裹着衣服好遮住喉咙的刀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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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夏夜（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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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只有几张开膛手受害者的停尸房照片被存留下来。而国家档案馆所收藏的那些照片，不但小，分辨率又差，放大之后更是模糊。法医影像强化系统略有帮助，可是效果不大。至于当时和开膛手案无涉，或从来不曾有涉的案子，或许根本没留下任何照片。就算有，这些照片似乎也都失踪了。警方通常不会拍摄犯罪现场照片，除非受害者尸体是在室内被发现，再加上是警方认为极不寻常的案子，才足以劳动他们将笨重的木盒照相机给搬来。
今天犯罪案的尸体都是用多种摄影器材从各种角度拍摄多次，然而在开膛手犯案的时代，照相机是很珍贵的，配备有照相机的太平间或停尸房想必更加罕见。当时的科技还没进步到可以在夜间拍摄照片。种种限制导致任何人所能找到的关于开膛手案的视觉记录都极其有限，除非他浏览过华特·席格的画册或者看过博物馆和私人美术馆所收藏的那些席格“谋杀”画作和裸体画。撇开艺术和学院分析不谈，席格的裸体画大多数看起来十分残虐而阴森。
他的许多裸体画和女性为主题的画像都画了有许多黑色线条的裸露颈子，令人联想起割喉或者斩首。通常人物颈部周围的深色区域应该是用来表现阴影和层次，然而我所指的这些深浓的黑色线条却让人十分困惑，它们并不是首饰。既然席格习惯描绘自己亲眼所见的一切，这些线条到底是什么呢？一九二一年命名为《巡警》的一幅油画尤其神秘。一个女警眼珠突出，上衣领子敞开，露出颈子上一圈粗黑的线条。
关于这幅《巡警》我们知道的不多。据说席格是看着一张女警照片画的，也许是伯明翰警察局的桃乐丝·派多警员。她取得了这幅油画然后迁居到伦敦，在大都会警察担任女警，最后捐出了她的这幅真人尺寸画像。根据至少一位大都会警察署档案管理员表示，这幅画或许有其艺术价值，可是并不受欢迎，尤其是女性。我初次看见这幅画时它悬挂在一间上锁的房间里，用链子固定在墙上。似乎没人知道该怎么处理才好，也许这算是开膛手的另一种“哈哈！”——苏格兰场竟然收藏了一幅它始终没能逮到的历史上最残酷凶手的画作，尽管是意料之外的。
《巡警》并不尽然是向所有女性或警察致敬的献礼，也不像是席格有意跳脱他那诡秘、可怖幻想的作品。画中女警的惊骇表情和她的职业威严极不吻合，而且一如席格的典型风格，透着股病态和恶兆似的气氛。这幅741／4×461／4英寸的木框帆布油画是美术界灿亮画廊中的一面阴暗的镜子，少有人提到它，也少有它的复制品。
席格的某些画作的确就像他那些隐匿的房间一样神秘，然而不让这些画作公诸于世的决心却不单单是收藏者所有。席格本身对于那些画作是否可以公开展出的意见不少。即使是已经送给朋友的作品——例如《开膛手杰克的卧房》——他都可能向朋友借来参展，或者要求不得公开。他的某些作品或许也是他“有本事来抓我”游戏的一部分吧。他有胆量绘制开膛手犯罪现场的油画或素描，却不见得有勇气毫无保留地展出它们。当我们开始进行搜寻，这些不甚体面的作品也才相继浮上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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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年轻俊美的罪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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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区的居民多的是由于罹患肺结核、肋膜炎、肺气肿和肺尘病等传染病和疾病而脱离苦海的，许多儿童在家中或在工作时被烧死或烫伤致死。
饥饿也很要人命，还有霍乱、哮喘和癌症。许多父母和他们的小孩由于营养不良以及生活在污秽、害虫滋生的环境中，毫无免疫力可以对抗那些并不足以致死的疾病。稍一受寒或感冒便转变成支气管炎、肺炎和死亡。东区的许多婴孩出生不久便夭折，而在这里苟活的人们对伦敦医院也都不抱好感，总是尽可能回避。入院意味着病情加重，让医生碰触就表示快死了，这往往也是事实。长了脓疮需要截肢的趾头很可能恶化成骨髓炎，终致不治；准备缝合的伤口很可能感染葡萄球菌，还是难逃一死。
一份自杀案例的入院记录显示，一八八四年有五名男子试图割喉自杀，女性则有四人割喉，两人割腕。一八八五年被认定为自杀或意图自杀的女性当中有五名采用服毒，一名采用溺水方式。八名男子割喉，一名举枪自残，还有一名上吊。一八八六年有五名女性试图割喉自杀，十二名女性和七名男性服毒，另外十二名男性割喉或用刀枪自杀。
实在很难认定到底谁是真的自杀，哪些人是遭到谋杀。倘若死者是东区贫民窟居民，而且又有证人，警方往往会采信证人的说词。倘若一个习惯酗酒虐妻的丈夫将两盏煤油灯丢向妻子，她在一息尚存时告诉警方那完全是她的错，那么她的丈夫就不会被起诉，她的死也会被归为意外事件。
除非案情显而易见，否则很难判定某个案子的死亡方式和原因究竟为何。如果一个女人陈尸在屋内，喉咙割断，刀子就在身侧，那么警方会推断她是自杀。类似的推论，包括没有恶意的娄林恩医生的推论，不只让警方办案误入歧途——如果那真称得上办案的话——对于伤口形态或死亡的错误诊断和认定更会误导案子的判决。在娄林恩医生的时代，与其说他粗率，恐怕法医学还不发达才是导致他作出错误结论的真正原因吧。
要是他在玛莉安的尸体被移开、用急救车送走之后检查了人行道，他应该就会注意到菲尔警员发现的那滩血和干涸的血迹。娄林恩医生可能会发现血迹或者血流入排水沟的痕迹。当时能见度很糟，因此他也许该考虑将那液体吸取一些，首先判定那是不是血液，接着看血清是否已经分离。因为血液开始凝固时便会有这现象，这也可以提供另一项关于死亡时间的参考。
尽管测量犯罪现场的环境温度和尸体温度并非当时侦办死亡案件的标准程序，娄林恩医生仍旧应该把尸僵，也就是尸体硬化——因为身体不再制造三磷酸腺苷酸（ＡＴＰ，adenosinetriphosphate）供肌肉收缩之用——程度记录下来。娄林恩医生也应该检查尸斑，这现象是由于血液循环停止，受地心引力影响而沉积在身体某些部位的缘故。例如在上吊的案例中，倘若死者下半身转为紫红色，表示他或她的颈子只被吊住大约半小时。尸斑通常在死亡后八小时形成。因此尸斑不但能透露玛莉安·尼可斯的死亡时间，也能帮助娄林恩医生判断她死后是否被人搬动过尸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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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年轻俊美的罪犯（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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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艺术专家在这三封开膛手信件中乍看粗劣的字迹里辨认出专业画家的笔触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