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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甚直，此端可见彼端，盖其布置，使此门由街道远望彼门也……全城中划地为方形，划线整齐，建筑官舍……
全城地面规模有如棋盘，其美善之极，未可言宣。宣样一座城市显然有违管子的教导：〃凡立国都……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无论是马可·波罗还是谢阁兰，都不了解北京之所以是北京的意识形态根由。他们都被这不同于西方城市的富于工艺之美的人工之城迷住了，他们甚至还在这人工之城的基础上各自捏造出另一座北京。他们都没能解开他们头脑中有关北京的谜团，而他们的功劳恰恰在于
他们的失败之处，也就是说，他们扩大了有关北京的谜团。但我指出这一点不是要否定他们谬误百出的观察、想象和猜测：在今天这样一个土洋结合的时代，他们的工作或许可以成为我们展开想象的出发点。
初到北京的人很容易注意到北京这横平竖直的、气派非凡的、宽阔舒朗的皇家大道、并且很容易在这街道风格与北京人的性格、北京人的道德观念、北京人的文化产品之间建立起类比关系。他们往往不自觉地成为专制之美的拥护者，并且能够感受到创造历史的冲动。成都诗人万夏初到北京时，面对这皇家大道曾经从〃气〃的角度发出过〃三国演义〃式的感慨：北京是天气散，四川是地气聚，而江浙是水气浮。大将皆出在蜀地，可统一中国的还是由魏而晋的北方。他进而评述京蜀两地诗人：由于北京的气升天而散，故北京诗人虎豹行单；而四川的气落地而聚，故四川诗人鸡鸭行群。
我想是北京的皇家大道对万夏产生了强烈的视觉冲撞，才使他发出这大块切割的英雄豪杰式的感慨。其实北京自有它的迷魂阵。我本人就曾在一个夜晚，在西四那一带乱七八糟的小胡同里迷路到天亮。不过，讲究规划的皇家大道确是北京不容撼动的重要特色之一。即使千百幢高楼从四合院平房的废墟上拔地而起，然不得不遵循皇家大道的历史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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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我居住的城市（四）
作者： 西 川
四
说到新近涌现的高楼大厦，我就不由得要表达一下我对那个具有副科级品味的北京前市委书记、死猪不怕开水烫的贪官污吏陈希同的厌烦。他曾经要求北京每一座新建的高楼上都要加一个大屋顶，以体现现代化北京的古都风貌。这大概也算是个奇思妙想。于是北京就建成了一大批二三十层高的平房。这些高层平房，我操，有的像《封神演义》中的摘星楼，有的像《三国演义》中的铜雀台。幸亏这地主后来被锁进了班房，新建的高楼才不必非顶个大屋顶不可。不过，我对陈希同的厌烦现在已经消去了一半。这倒不是因为他如今正在班房里练哑铃，而我又记起了与人为善、得饶人处且饶人的原则。数日前，我很偶然地在创刊于1884年的《点石斋画报》中读到一幅画，画题《第一高楼），画的是美国28层高的摩天大厦和大厦使用的〃起落机器〃（电梯）。中国人居然在19世纪末就知道了摩天大厦和电梯！但由于作者没见过这两样东西，故尔凭借道听途说，外加自己的想象，把电梯画成了从楼顶屋檐下垂、挂在大厦外面的大吊篮；更妙的是那座摩天大厦，完全符合八十年后陈希同的要求：28层高楼（画面上只画出16层）加一个大屋顶这不是高层平房是什么？作者为了显示这平房之高，还用墨线勾出云带横贯楼身，整个一幅改良文人画！我由此推断陈希同有鬼魂附体，而且那鬼魂来自19世纪末。
你看，我想象我居住的城市，一半是出于主动，一半是出于被迫。除了市中心那栖居着幽灵的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空屋以及那有着历史走向的皇家大道，一个旧北京基本上已经被一个新北京所替代。我并不怀念那个旧北京，因为我从未见过那个旧北京；而那些钢筋水泥的新骨董，根本无法唤起我回到旧北京的感觉。我只是在回味〃北京〃这个专有名词时，会幽幽然获得一种历史的纵深感，我因此而领会想象的乐趣，我因此思索我的天命所在。北京，一个词汇，除了它的方位所指没有大的改变，它的政治所指、经济所指、文化所指，乃至道德所指均已大不同于从前。我从北京的名与实之间看出了距离。而名与实，或称词与物之间的距离，恰恰是想象的巨大空间。名与实，或词与物，永远只能有瞬间的叠合。那叠合的一刹那，便是创造的一刹那，其余时间，名与实的距离越拉越大，这对想象的好处也越来越大，直到它们之间再也无法维持对称的关系，于是想象的琴弦绷断。
我曾经居住和工作在公主坟、王府井、崇文门、宣武门、蓟门等地。但是公主坟既没有公主也没有坟，王府井既没有王府也没有井，而站在崇文门、宣武门或蓟门的十字路口，则根本看不到古代的城门。那些实的东西早已灰飞烟灭，剩有一派空名咬住我头脑中〃有名无实〃的寂寥。这〃有名无实〃，多么富有诗意！而同样富有诗意的当然是〃有实无名〃。我有一位朋友，满族人，长相一如郎世宁《阿玉锡持矛荡寇图》中骑在马上、注目前方的阿玉锡。满清人关前，八旗主被封为亲王，又称〃铁帽子亲王〃，而他的祖上就是那八个铁帽子王爷之一。据我这位朋友讲，当年李自成在湖北九宫山并未如史书所记被地主武装杀死，因为负责押解李白成进京的就是他家祖上那位铁帽子王爷。半道上王爷与李白成喝酒，发现两人武艺竟出于同一师门，王爷便放走了李自成。回京后自己被皇上赐死，其后代被降为头等男。如今我这位朋友，头上既无那顶〃铁帽子〃，也无〃头等男〃的封号；他一副王爷相，却成了个赛马师，往来于北京和瑞典南部某城市之间，玩的还是他祖上的玩艺儿。他养着数匹高大的黑色的英国纯血马，个个膘肥体壮。骑在马背上，沉浸于〃有实无名〃的状态中，他心中的诗意海阔天空。
英国诗人柯勒律治有名诗《忽必烈汗》，前五行曰：
忽必烈汗在上都曾经
下令造一座堂皇的安乐殿堂：
这地方有圣河亚佛流奔，
穿过深不可测的洞门，
直流入不见阳光的海洋。
第一行中地名〃上都〃，原文Xanadu，上大学时老师告诉我们，那是柯勒律治为使声音悦耳，由Xamdu一词自造出来的。Xamdu，上都，即开平，忽必烈起家的地方，在今内蒙古多伦北的石别苏木。但我也看到有人把Xanadu译成〃大都〃，如果是〃大都〃，则指的是北京。可能是误译，但也不一定，因为Xanadu一词本来就是柯勒律治自造的，不一定非指上都。写到这里，我倒觉得，译成〃大都〃对我更亲切。但这难道真是一首写北京的诗吗？北京哪有什么〃圣河亚佛〃（Alph，thesacredriver）？其实柯勒律治本人大概也不知道他写的是哪里，Xanadu之名是他自造的，实更无从谈起，他就凭着他〃无名无实〃的幻觉，建造了一首幻觉之诗。而这首诗竟然比忽必烈的宫殿活得更长久。在中国也有类似的例子，李白在写《蜀道难》时并未走过蜀道，全凭想象展开奇迹。关于北京，我就想写一首这样的诗，我的难度当然比李白、柯勒律治更大，因为我生活在我想象的地方。有了这个念头，我对那些一般化的描摹、叙述北京的作品，就有些瞧不上眼了。
2000．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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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瞰世界诗歌一千年（一）
作者： 西 川
未来之过去论文第五辑
鸟瞰世界诗歌一千年
我内心相对的魔鬼告诉我，公元2000年并无特殊之处。以这一年作为结算年，作为欢欣鼓舞或忧心忡忡的借口实出偶然。世间有许多纪历方式：古代中国使用干支纪年，犹太拉比认为世界开始于公元前3760年，因此2000年为犹太俗历5760年，亚细亚的希腊人从公元前312年开始纪年，因为塞琉古一世于是年执政，故2000年应为塞琉西纪年2312年。2000年又是穆斯林出逃纪年的1421年；出逃纪年从先知穆罕默德由麦加出逃麦地那那一年算起。约在公元1650年，英国圣公会主教詹姆斯，厄瑟尔通过对《圣经》的反复论证得出结论：上帝在公元前4004年创造了世界（有点儿意思），因而2000年乃是基督救俗
本文系应《中国图书商报·书评周刊》之约而写，2000年1月18日在该报发表时有删节。原题《谁在高歌？难在低吟？》
历6004年，我们现在使用的纪年方式，是法兰克国王、加洛林王朝的查理大帝所定。他认为应从耶稣诞生那一年开始纪年，因择定罗马历753年为公元元年。
二
但是，我内心相对的魔鬼看来已激怒了我内心的绝对之神：公元纪年一旦被确立，与公元纪年有关的世界末日的日期便似乎被同时确定下来，怀疑世界末日的必然性便是怀疑神，怀疑神的秩序、法则和伦理。据《圣经·新约·启示录》第20章，基督将在地上建立弥赛亚王国，并在世界末日审判之前统治世界一千年。这样的千年王国论向所有使用公元纪年的人做出了巨大的心理暗示，仿佛人生在世不过是为了经由死亡进入永恒。这也成为所有预言家的幻象基础。而诗人们，不论西方诗人还是东方诗人，都在不同程度上自视为记忆的载体，因而自觉拥有面向末日或面向死亡的能力和权利。一个整数千年自然不同于其它年份，末世之思从19世纪末开始便愈演愈烈，爱尔诗人叶芝在写于1919年的《二次圣临》一诗中悲叹道：〃万物崩散，中心难再维系；／世界上遍布着一派浪藉，／血污的潮水到处泛滥，／把纯真的礼俗吞噬；／优秀的人们缺乏坚定的信念，／而卑鄙之徒却狂嚣一时。〃
三
对于时间终结的惶恐渗透在20世纪的思想、艺术和文学当中。但使我们稍稍安心的是，一个千年向另一个千年递进，在历史上已不是第一次。在第一个千年来临时，基督教世界也曾为之紧张。当时，甚至神圣罗马帝国的公牍亦使用〃兹以世界末日行将来临〃等语开端。信众情绪低落。恐惧，赶赴罗马的朝圣者络绎不绝。然而，那一年并未发生大的灾变，这把教会搞糊徐了。直到15世纪欧洲文艺复兴出现时，教会方醒转过来，指认人文主义者为〃敌基督者〃，先知萨蓬纳沃拉更在意大利的弗罗伦萨大肆焚烧艺术品与奢侈品。可是，人文主义者出现的时间并不符合基督教有关千年王国的预言。为此，教会只好牵强地说，《圣经》上所说的千年时光，应该解释为一年等于一年半！看来信念越笃定的人越有可能被时间逼到胡说八道的地步。
四
回溯这一千年的时光，回溯这一千年的世界诗歌，我仿佛重返一场大梦。诗歌记录下了这一千年的梦境，尽管许多诗人并不属于这公元纪历的序列，在回溯这…千年的世界诗歌时我感到困难重重：首先，我不能肯定我的识见已宽阔到足以与这一千年的时光相对称；其次，尽管我一向注意培养自己的历史概括力，但我对自己的历史概括力并不自信。第三，我所使用和我略知一二的语言极其有限，因而在很大程度上我只能依赖译文，而谈论诗歌译文与谈论诗歌原文完全是两回事；第四，个人趣味难免不影响到我对于诗人、作品的取舍，与其说我谈论的是一千年的世界诗歌，不如说这是〃我的〃一千年的世界诗歌。现在我已敛心静气，瞄准了这已然过去的一千年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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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瞰世界诗歌一千年（二）
作者： 西 川
五
那时，欧洲的社会风尚质野少文，即便是贵族也刚刚改掉使用绰号的陋习，开始使用姓氏。人民既疯狂又愚蠢。这疯狂和愚蠢又可归因于虔信。意大利翁布里亚的农民为了得到圣徒罗慕得的骨头，曾想尽办法要将圣徒杀死。那时，欧洲大陆东端的拜占廷帝国倒是热热闹闹，忙着与阿拉伯、伊朗和印度做生意。皇帝君士坦丁七世略有文采，其大著《拜占廷帝国及其邻近各国记》甫自杀青。再往东，昨天还在敬奉灶神的罗斯人由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一声令下，全部受洗，接受了基督教。比较而言，当时的亚洲文明已然灿烂得可以在中国的交州、广州、泉州、扬州住满了叽里呱啦讲阿拉伯语的商人，而在巴格达，则专门设有售卖中国货品的市场。阿拉伯人翻译，保存下来大量古希腊著作，这些著作后来在欧洲派上了大用。在中亚细亚，伽色尼统治者马穆德的宫廷盛极一时，诗人、学者人才辈出。其北部突厥人的塞尔柱帝国的文化同样发达：欧玛·海亚姆，塞尔柱帝国的宝石，不仅把押韵的四行诗体（与中国的四行绝句是两码事）写到登峰造极，还制造了星座表，改进了历法。
六
公元1000年正是中国北宋的咸平三年。适其时，中国文化已经成熟到长出霉点，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改变了文化传播方式；国子监里的经史书版已有十余万块。庆历新政，始创太学，文人中讲究〃治平天下〃的正忙于改革，讲究〃修身〃的则将玄学带人儒学，视〃克制〃高于一切。这对〃克制〃的要求并非踏虚而来，因为商品经济的空前发达所招至的娱乐需求，颠覆或化解丁中国作为一个农业社会的发展动力，据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在北宋首都汴梁，〃举目则青楼画阁，绣产朱帘，……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八荒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疱厨。〃（但是宋官僚黄体方又有诗名描述汴梁曰：〃而后淤泥填紫陌，风前尘土障青天。〃明代瞿佑在《归田诗话》中说，这是因为〃街道无沟渠，又不用砖石瓦，遇雨则行僚纵横；而地迫黄河，风起则尘沙蔽日，不可开目。〃）这从一个侧面为我们解释了什么像欧阳修、范仲淹、司马光这类身居高位的大文人竟然也会写下〃寸寸柔肠，盈盈粉泪〃、〃酒人愁肠，化作相思泪〃、〃相见怎如不见，有情还似无情〃之类的情辞韵语。
七
中国诗歌至宋代已然老化。宋诗接续唐诗并不是宋人的福气。在高度抒情化的唐代之后，宋代诗人多少有些自卑。戴复古《论诗绝句》有言：〃文章随世作低昂，变尽风骚到晚唐。举世吟哦推李杜，时人不识有陈黄。〃诗歌写作的困境迫使诗人们向散文、向理趣寻找生机。最能体现这种转向的莫过于苏轼。其诗以儒家道德正视人生，以玄学精神理解永恒，嬉笑怒骂，横生绝相，表达了儒家文化所可能达到的精神自由。1127年宋人南渡以后，家国之思成了诗人们无法绕过的题材。陆游诗歌心焦语直，否则承载不动巨大的历史变故。这既成就了陆游诗歌的优点，也做下了陆游诗歌的缺点。宋代诗歌的中年气象集中反映在黄庭坚〃夺胎换骨〃、〃无一字无来历〃的诗歌理论中。他的理论后来遭到以禅人诗的诗歌理论家严羽的反驳。两宋成就卓异的诗人尚有王安石、杨万里、范成大诸人。宋代的文化功勋主要在词。词是富庶社会闲情逸致的产物，渊源可追溯至晚唐诗歌的内心梦幻和民间乐府。宋词本服务于歌唱，服务于生活方式，因而在语言上易于接受俚俗口语，使广义的诗歌语言得以胜出传统诗歌语言习惯。也因为它服务于生活方式，在宋词滥觞之际，大官小吏皆以女性为下笔处，在中国这样一个世俗的国度，感叹与女性有关的青春之不永，成了诗人们接近生命真相的便捷之途。在宋代词人中，柳永以其作品中的儿女情长、语多伤感最大限度地满足了市民阶层吃饱以后自伤自怜的精神需要。与柳永同屑〃婉约派〃的秦观，辞情相称，有唯美倾向，被认为是词坛的理想人物。而他的老师苏轼，做词则循另途，与南宋辛弃疾同称〃豪放派〃。豪放派几乎是逆时代风尚立起的写作风格，有心将艳情词章拉回正统的诗歌写作之途。尽管宋词以书写艳情为主，但从艳情的主角女人当中却走出一位独辟门径的李清照。其词原本清丽到弱不禁风，南渡以后，词境凄苦，每作哀鸣，写出了身为女人的无力与无助之感，深入到个人生存的晦暗之中。为了叙述的全面，我还应提及晏殊、周邦彦、姜夔几位，他们的清词小令向蒙小布尔乔亚称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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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瞰世界诗歌一千年（三）
作者： 西 川
八
文明高度发达的社会标志之一，便是艳情文艺的出现。女性成为文艺的宠儿并不意味着她们的社会身份有所改变，而是她们作为男性情欲的对象，终于可以为道德所接受。这在中国如此，在印度亦然。印度是一个宗教气氛极为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