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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时间性的我不可能不和空间性的我搅混在一起；而我的空间性，用一种比喻的说法，即我的分子结构，可谓隐晦而绚烂，只有在我们明了了我的分子结构之后，历史才成为生活的历史，生活才成为历史的生活。当然，并非没有人关注过我的空间性。弗洛伊德虽然以他的本我（id）、自我（eso）和超我（superego）简化了我，简化了世界，但他的理论依然不失为一种理解生活的角度。更古老的人们，比如圣保罗，认为我由肉体、灵魂和精神构成。依现在的常识看来，此一观点虽灿若云霞却抵牾科学，因为科学需要证明，而灵魂没有证明。可是再想一想，灵魂真的需要证明吗？人类发明出这个词，自己就无法将它绕过；而多少人类活动却是围绕着这个可能无所指向的词汇进行的！也许我们错了，可是我们错到今天，并不比历史上任何时期的我们更糟糕，这其中原因究竟何在？看来我们有必要更进一步逼视自己，从镜面、从水面、从不可能。弗洛伊德关心本能，圣保罗关心信仰，而从存在的角度，〃我〃至少可以被区分为三部分，即：梦我（I…dream）、经验我（I…experience）和逻辑我（I…logic）。这三个我构成我的复数，但不同于我们（we）。三个我混合为一个我，但实际上它们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分歧。
11．梦有梦的语法，涉及无序、荒谬和审美。梦以欲望为核心，因而无法回避欣悦和恐惧；梦以忧郁为本质，因而梦中没有太阳和太阳所象征的普世繁荣；即使有时我们梦见了辉煌，那辉煌的背后也一定能够索引出笛卡尔谦卑的松果体。梦放荡而不负责任，在梦的疆域，道德有如老鼠，避开人的视线，我们可以把这看作存在的隐私，并因此将梦我视作传统意义上的小我。历史的教训是，小我不能被单独做大，一旦我们赋予它社会功能，社会就要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其直接后果是世俗理性被压制成一个怪胎。让我们看一看梦的活动方式吧：梦不是无，而是有，但却是假有。梦通过假有的图像一次性地把握事物。对于事物，梦只做反应不做判断，或虽做判断但只胡乱做出，故尔称不上判断。这种不合日常语法的思维方式难于理解，造成了梦的孤独特征，从而使疯狂和偏执成为可能。在梦中，做梦的人完全放弃了经验我和逻辑我，任由梦之舟东漂西荡。但是悖论也在这里产生：梦总是有所属，不属于张三，就属于李四。梦与经验几乎相互对立，经验有经验的准则：追逐利益，寻求安全。这是由我们的生存处境所决定的。生存在他人的梦我、经验我和逻辑我中间，我们感到艰难，不安全。在令人愉快的处境中，我们并不能强烈地感受到我们的存在。相反，是不愉快的处境将我们唤醒。这就如脸只有被打了耳光、吐了唾沫，它才显露其真实性；手臂只有在负了伤之后才使我们想起它来。然而，有趣的是，我们并不因处境糟糕而必然走向真理。经验从未放弃对事物做出判断的权利，但它判断的依据不是真理的正确性而是常识（尽管我们会追求道德的正确性，可道德的正确性有可能并不符合真理的正确性）。在某些情况下，我们甚至更加热爱错误。通常我们把对于经验的尊崇视作世俗理性，但经验并非理性而只是习惯；通常我们把经验我视作大我，但由于它受到经验的捆绑而难承〃大我〃之名。经验以其庸俗性、实用性和面对小恩小惠所展露的笑脸而为知识所排斥是理所当然。这样，逻辑便独吞掉思想的权利和思想的果实。在思辨领域之内它横行无忌，但由于它拒不接受经验和梦的坐标，它所得出的具有真理色彩的结论更多满足的是掩蔽了血肉之我的思维本身。这使得逻辑我有了荣登〃大我〃殿堂的资格。事实上它也正是这般行事的。但是逻辑我的高贵的身份并非没有问题：与通常的看法相佐，逻辑并不是思想，它只是一门知识，一种方法，甚至是一种游戏；思想不过被含吮其中。逻辑不买逻辑的账，一部部思想史就是证明。逻辑也不买世界的账，让我举两个尽人皆知的简单而相似的例子：希腊哲学家芝诺凭逻辑得出结论：〃阿基里斯追不上乌龟。〃在中国的《庄子·天下篇》中记载着21个名辨命题，其中之一是：〃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这两个命题都不符合事物的真相，但都并不有违逻辑本身。按照逻辑的逻辑，世界是被语言所发明，并在进入逻辑之后才获得意义。
12．根据记忆，人们要么谈论一个魔鬼，要么谈论无数个魔鬼，这是统计学的耻辱。准确地说，世上的魔鬼既不多于三个，也不少于三个，即：以禁欲主义为敌人的梦的魔鬼、以理想主义为敌人的经验的魔鬼和以神秘主义为敌人的逻辑的魔鬼。当三个我各自独立，三个魔鬼便横冲直撞。但它们终有碰聚一处之时，这时它们各自的魔鬼性便由于碰聚一处而中和。三个魔鬼只是戏言，三个我之间的矛盾之处倒是显而易见。在这三者之间无法用等号连接。对于大多数感觉迟钝的人来说，〃我〃具有惟一性、完整性、可靠性，但这是一个虚构出来的我。由于这种虚构，我的复杂性被掩盖，世界的复杂性被抹杀，人们把注意力放在了简化的我与简化的世界的关系上。这种我与世界的关系表观为我与你的关系、我与他的关系。而现在，我们无法不关注我与我的关系，在我与我的关系中蕴含着存在的基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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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未来（五）
作者： 西 川
13．在圣保罗的三个我中，灵魂居支配地位。在弗洛伊德的三个我中，本我似乎更值得研究。在艺术家看来，梦我的价值怎样估计都不为过。在功利主义的社会，经验我高高在亡。……总之，各个我之间存在等级差异。换句话说，我的惟一性、完整性、可靠性是一个我在利益的支配下压制其他我的结果。指出这一点对我们清晰地认识历史和社会生活完全必要。我们由此可以进入对于过去未来的再判断：且不说过去对于未来的预设总离不开特殊的历史环境和地理环境，单从预设未来和预设者的关系我们就能看出预设未来的相对性：秦始皇的未来出自其经验我，孔子的没有未来的未来混合了他的经验我和梦我，千年王国是梦我的未来，乌托邦由梦我和逻辑我共谋而生，而乔治·奥威尔在对乌托邦发出冷笑时放逐了他的梦我。此外，不同民族侧重不同的我，不同的我有不同的过去。整个过去对于人类未来的预设五花八门，充分显示出判断的困难与盲目，是历史虚构了预设未来的神话合法性，面临丧失的东西总是弥足珍贵。先人的自相矛盾似乎在向我们暗示：如何预设未来，乃至我们是否必须面向未来，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那必将属于我们的未来是否能够满足我们全部的需要与渴求。
14．三个我本质上的平等关系造成人的自相矛盾。当我说出这句话时，我没有把〃自相矛盾〃当作一个贬义词来使用。它只是贴切地道出了人的思维与实践在现在、过去和未来的真相。逻辑本身的自相矛盾只是低级错误，但逻辑的任何一次失败、任何一道裂缝都暗示出三个我之间的各不相让、你争我抢。由于自相矛盾，我们无法胸有成竹地在思想、情感、道德、生存环境、技术水平、自然环境等诸方面全方位地预见未来；我们甚至不易确定自己是应该站在打着记忆烙印的平庸的社会秩序一边，还是应该站在粗野的，具有破坏性的，然而又常常是伟大的，并且需要付出代价的创造性劳动一边。这个问题在历史上从未得到解决，而且有可能根本没办法解决。人类的这一命运通常一边倒地要求个人立场服从于社会立场，而社会立场本身的自相矛盾又使得个人立场的牺牲变得毫无意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历史上一切悲剧的本质原因正是人类的自相矛盾。因此长久以来，人们倾向于抹去自身的矛盾性，在面向现实与未来时害怕自己脸上流露出困惑的表情，于是复杂的人生矛盾被简化为A与B、正与反、对与错，于是预测未来，并以预设的未来取代真正的未来，就成为人们一逞智力的高级娱乐，于是狂妄、偏见、压迫便在幻觉中产生。可是退一步想，既然人类的自相矛盾无法克服，尊重和理解这种自相矛盾是否就是必要的和必须的呢？或许我们应该稍稍偏离一下过去的世界观和道德观，忘记时间赋予孔子和秦始皇的权威，为我们的自相矛盾作出正名：多么奇怪，人类并没有因为自相矛盾而走到道路的尽头，或许自相矛盾正是人类的力量所在！我们且看人工智能只拥有逻辑，它绝不会甘心自相矛盾，因为自相矛盾对它而言无异于自我毁弃。倘使将来我们不得不和机器生活在一起，我们是否应该向机器保守一些人类的秘密？而自相矛盾，无论从好的方面还是从坏的方面说，正是人类的大秘密！在今日，赋予人类的自相矛盾以正面意义可能还为时不晚，预见到未来人类的自相矛盾也不是什么可耻的事。如果我们开始从正面理解我们的自相矛盾并相应地革新我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或许喜剧的时代就要来临。
四、未来是一个存在问题，应该从存在出发通过解放过去而解放未来
15．据《庄子·天下篇》，庄子的辨友惠施（约前370前310）有一道名辨命题：〃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意思是：太阳居中同时西移，事物活着同时死去。）惠施看出了世间万有的不确定性，同时将时间的流逝与生命的瞬间存在联系在一起。这正是我要表达的意思。时间现在与时间未来（一如与时间过去）之间的界线无时无刻不在向前推移。未来本是空无，未来本不被占有，但它朝我们涌来，被我们所接纳，被我们所占有，于是未来有了意义。因此，有关未来的问题，可以也只能被视作包含着种种自相矛盾的存在的问题。佛教徒对于未来可能另有看法。在佛教巴利文经典中有一部《未来编年史》。如果未来可以被写成一部编年史，那么过去这笔糊涂账是否就应该首先被彻底清理？但这又是不可能的。对于关注此生的人来说，对于走不出自己的迷宫的人来说，人就是他自己的坟墓。一个走投无路的人甚至可以用自己的死来否定未来。因此，与其说未来是一个物理问题，毋宁说这是一个人的问题，与其说是一个理性问题，毋宁说是一个情感问题，其中充盈着喜悦和忧愁、未知和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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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未来（六）
作者： 西 川
16．但是为什么人们总是再预设未来，不惜让后人看到一个个预言落空？这难道是人的本能所在？的确，人们需要未来作为对于心灵的安慰，但这并不是说某个预设的未来就恰好适于安慰普世的心灵。它至少剥夺了个人的血肉之躯感受未来的权利。的确，人们很难从预设的未来中摆脱出来，而信奉预设的未来凸显出存在本身所包含的荒谬。这并非预设未来的魅力永在，而是预设未来在历史上所获得的神话合法性能够淡化人们对于未知的焦虑。信奉预设未来的人们至少没有觉察出预设未来改变了时间的一般形态，也即，将时间的正序计时变成了倒计时。一般说来，大多数人同时使用着两种计时方法，并未感觉到倒计时有何危险之处。而且，可以说，正是与死亡、再生、革命、大灾难有关的倒计时赋予了我们思想的重量，但我们是否因此就可以默许倒计时的压迫性在适当的时候引爆人类的疯狂？我们已经眼见那么多政治迫害、宗教屠杀、道德欺骗、社会动荡，以及纯粹属于生理行为的侵略与征服，我们还要见识多少？
17．那么，何谓未来？未来被什么所决定？被什么所反驳？我们将与何人相遇？没有发生的事情何以对我们的历史存在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中国有500万巫婆神汉号称能够预知未来，给那些对未来充满恐惧或抱有希望的人描述未来成了他们的生计。但中国同时又有一种说法：命会越算越薄。因此人们最好安于对未来的无知和生存的盲目，并保存一份个人对于未来的感受力。我无意将预言未来的哲学家、科学家、政治家与巫婆神汉混为一谈，但我们在领会他们对未来的预设时难免不会留心一下他们的预设出自他们的哪个我。而据我的私见，从经验我出发，未来是死亡逼近的整个过程；从梦我出发，未来是猜测、想象、机缘和创造的空间。对于未来，逻辑我一向跃跃欲试，那就让它继续努力工作吧。它的跃跃欲试并非没有道理，我们知道它是多么善于总结过去。只是这里存在一个小小的问题，过去和未来并不完全对称，有限的人文过去和现在看来几乎无限的人文未来之间的可比性微乎其微。有谁提前到过未来，事后又重返我们身边？而返回未来，不过是对于我们幻想中返回过去的戏仿。回望过去，我们在事件之间发现了（或建立起）必然性，我们因此把过去改造成一门学问，而未来以及如何送入未来却不是一门学问。即使我们相信努斯特拉达穆斯（Nostradamus）对未来的预言，我们也只是在梦中相信。即使我们相信由以色列数学家埃利雅胡·芮普斯（Eliyahu Rips）和物理学家道伦·魏茨腾（Doron Witztum）所发现的《圣经》密码：一切都有定数，我们依然不清楚那不时出现在密码中的〃顺延〃一词究竟是什么意思。〃未来〃是一个神秘的字眼。面对未来表示谦虚是必要的。这并非由于我们具备谦虚的美德，而是由于我们了解我们的有限性。
18．我从叙述记忆在与政治暴力、现代化暴力的抗争中怎样获得和维持其神话合法性，进入到讨论过去对于未来的预设。然后我从三个我的角度指明人类的自相矛盾，并以此剥夺了预设未来的神话合法性。最后，我把有关未来的话题纳入到存在的范畴。看来，正如尼采所说，一切价值都有待重估。但重估一切价值的前提是重估我们自己，这一点被尼采
忽略了。如何重估？难道我们没有因为指明人的自相矛盾，在剥夺了记忆的神话合法性的同时也剥夺了我们自己重估过去的权利吗！表面看来确实如此。但我们不是也同时获得了一个充满可能性的开放的未来吗？本文的目的不在于否定记忆的道德价值和人的判断能力，但是为了我们的生存更像人的生存，我们有必要把倾斜的我扶正，变三个我中一个我的不可靠的判断为由三个我共同参与的反应一判断，在梦我、经验我和逻辑我之间达成最低限度的妥协。三个我，三个魔鬼，如前所述，其中任何一个都可能独自推进到疯狂，而三个我之间妥协的成果有可能就是先人所谓的〃良知〃。我把这良知理解为世俗理性，它的工作便是阻止以一种可能性压制其它可能性，不再把记忆中对于未来的预设当作真理，而将它当作思想、情感、道义和想象力的演练。只要我们尊重人的自相矛盾，从我和我的和解走向人类的和解就是一件我们可以期待的事。这样，我们也就将真正的未来从过去预设的未来中解放了出来。
1998．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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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一架摄影机
作者： 西 川
面对一架摄影机*
80年代不写诗，就是一个很荒唐的人
我自己感兴趣的有好几堆事。当然我写诗嘛，所以诗歌是我的一堆活，肯定会经常想诗歌的事。另外一堆是文化的事，我自己实际上一直对东西方文化交流有兴趣。对明末开始的传教士在中国传教这个事情有兴趣。另外一方面呢，对于比如说乌托邦思想，乌托邦思想史方面也有兴趣。当然还有当代生活，当代生活和诗歌的关系。反正就是这么几摊事。
中国当代诗歌实际上在实验这方面跑得比较前，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吧。到了八十年代整个是诗歌的黄金时代，那个时候有点像文化大革命的大串联，我可以走哪儿吃哪儿，走哪儿住哪儿，只要是有人写诗的地方，就有朋友。我这儿也接待过好多人，后来我都招架不住了。我就在我的办公室门口贴了个条：〃自备饮食〃，〃谈话不得超过一个钟头〃，那些来的人里，其中有一些怪七怪八的。比如说上海那个时候有一个诗人叫孟浪，现在去美国了，还有一个叫默默，一个叫郁郁，他们三个人在全国旅行。那个时候我们还不知道上海有什么写诗的人，他们这么一旅行就把诗人全串起来了。这个地址呀，电话呀什么的乱七八糟的都串起来了。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就跟上海的一些写诗的朋友，比如陈东东呵，就建立联系了，有些还是很久以后才见的面。一开始都是写信，互相寄各自办的小刊物小杂志。而且孟浪他们这几个人呵，是一路走一路偷，偷书呵，各个书店里偷书。有一次在北京�